山东省图书馆

我和许衍梁同志有50年的友谊。1985年冬他去北京看病，我特意去看望了他，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没过多久，他却一去不返，病逝于北京，而我和他这一面，竟成永诀，这使我十分悲伤。
  我和许衍梁同志相处，是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开始的。当时我是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的学生，他是该校历史教员，正教我们这个班。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学生们都投入了爱国救亡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许衍梁同志当时就是同情和支持我们学生救亡运动的进步教师中的一个。当我们“民先”队的代表要去北平参加全国“民先”代表会议而苦于无路费的时候，是许衍梁同志拿出了十几元钱，使我们的代表得以成行。这是我们当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所永生难忘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和许衍梁同志分别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我在敌人后方打游击，辗转鲁南各地；他和学校师生一起，向大后方流亡，在四川继续教书。十年过去了，到1948年，我参加了解放济南和接管济南的工作，又和许衍梁同志在一起了，殊途同归，倍感欣幸。有关材料表明，在大后方，他一直是支持学生救亡运动和进步活动的，并曾因此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
  济南解放后，我和许衍梁同志共同工作了14年，更加了解其为人，许多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尤其使人难以忘怀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1948年9月，许衍梁同志怀着渴望的心情，迎来了济南的解放。在战火尚未停息、零星的枪炮声还时时作响的时候，他就主动同我入城人员取得联系，并投入了医治战争创伤的战斗。在激烈的巷战之后，街上的尸体尚未来得及清理，有大批的伤员和受伤的市民急待救治时，许衍梁同志便约集了大华医院院长华子修大夫、齐鲁医院外科主任赵常林大夫，还动员了一批医务人员，很快在珍珠泉院内成立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第二战伤医院，由他担任院长。医院收容了大夫，大批战俘，他们有的在这里经治疗伤愈后出院，有的经急救处理后转送其它医院。这对及时清理战场，安定民心，迅速恢复城市秩序起了良好的作用。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许衍梁同志是那样欣喜地全神贯注于战伤医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他身着一件米色风衣，佩戴着红十字袖章，天天早出晚归，总是乐呵呵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以致后来竟病倒了。听人说，他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经常顾不上吃午饭，有时甚至一日只吃一顿饭。在解放后不久的日子里，他就是这样任劳任怨地主动承担了我们党组织委托给他的第一项工作任务。
  战伤医院告一段落后，许衍梁同志参加了在华东大学举办的高级知识分子读书组，吴富恒同志担任组长，他任副组长。
  （二）齐鲁大学是一所由美、英、加三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解放前的“齐大”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基地，也是旧中国统治者培养为自己服务的高级人才的重要场所。济南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害怕“齐大”落入人民手中，于1948年4月，在一次有孔祥熙、蒋廷黼等人出席的“齐大”校董会上，提出要“齐大”南迁。为挫败国民党制定的“齐大”南迁计划，我党即派人与“齐大”总务长杨德斋先生联系，要他设法阻止学校南迁。到解放前夕，该校大部分院系和师生虽已迁到杭州、福州，但经我党和杨德斋先生等人的努力，在解放济南时仍保留了一批人员和物资。解放后，留在济南的“齐大”虽招收新生复课，但学校的经费仍由外国教会供给，外国教士和教学人员仍操纵校政和教务。留在该校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极少数依附于他们的反动分子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对共产党所组织的各项活动均持反对或抵制态度。师生中的进步力量还较弱小，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有些人崇美恐洋思想还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负责人杨德斋面对怎样把学校维持下去，怎样组织南迁师生返回济南以保持“齐大”完整等一系列难题，甚感责任重大，一再请求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派人协助工作。
  根据当时的情况，市委考虑不宜马上派党员干部前往。考虑到许衍梁同志解放前是“齐大”的兼职教授，比较了解学校情况，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威信，便拟派他去“齐大”任教务长。这时许衍梁已是“华大”教授，就他个人来说，并不愿去“齐大”任职，但经组织说明理由，他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当时“齐大”的工作环境相当艰难，特别是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运动前后，少数反动分子蓄意寻衅闹事，他们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围攻许衍梁同志，甚至在黑夜里向他家扔石头。一向温文尔雅的许衍梁同志，对这种卑鄙行径和嚣张气焰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批判，有时甚至横眉冷对地拍案痛斥。在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工作效率，他一支接一支地使劲吸烟，为此妻子感到忧虑，对他进行劝阻，女儿还仿做纸烟，以假乱真。衍梁很理解家人的心情，在开怀大笑之后断然戒烟。
  后来，党组织又派王大彤同志到齐鲁大学任副教务长，专做党的工作。许、王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广大师生并肩战斗，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许衍梁也与王大彤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三）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后，他又参加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对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作了很多工作。
  1953年以后，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了济南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和我同时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我们俩在一个办公室，对案而坐，朝夕相处。看来，这是中共济南市委经过周密研究做出的安排，便于我们共同切磋，互相帮助既能。使他尽早具有在政府部门独立工作的能力，也有利于我在工作中学习他的长处，得到他的帮助。
  （四）1956年，我们俩同时又被选为济南市人民委员会的副市长，并由我担任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我先后分管政法、文教和财贸工作，他分管城市建设工作。以后为了加强对城市建设工作的领导（包括城市规划、园林、公用事业），又由我和许衍梁同志共同分管这方面的工作。
  （五）1961年，经中共济南市委批准，由市委书记李又邨和我作为介绍人，正式吸收许衍梁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典型，在《大众日报》上专门作了报道。
  （六）特别值得提起的是许衍梁同志同济南市城市建设尤其是城市建设规划的关系问题。虽然当时李又邨同志和我也都分管城建工作，但真正专职负责、孜孜不倦而又十分勤恳地致力于济南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却是许衍梁同志。从城建工作一开始，他就抓城市规划工作，对此项工作呕心沥血。他曾几次去北京、上海，请示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分别向华东和中央规划设计院汇报，反复找专家学者研究，几经讨论变动修改，最后拟定出济南市城市建设规划。我记得当时是我和许衍梁同志一起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向赵健民省长汇报并经他批准的。今天济南的旧南门改造，环城公园建设，几个泉群的开发利用，工业区、居民区的划分，大纬二路的拓宽，新天桥的修建等几个大项目，基本上都是按许衍梁同志为主的城市规划小组所提出的城市规划蓝图进行的。在济南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上，许衍梁同志是有功劳的。
  以后，我调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他都是头一批被斗、被关进牛棚的。他的处境比我更坏一些，他是最早被抄家并被办了“四旧展览会”的一个。后来，我们俩分别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是好的，他热爱党，尊重历史，对人对事都实事求是，从不哗众取宠，胡言乱语。这是他人生历史上一次最严重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后，他调到省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我调到德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3年。1977年，我调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任副秘书长，他也同时担任了省政协的副秘书长，我们俩又共同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纵观许衍梁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从历史上的“老左派”、“老进步群众”，后来终于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我和他相处50年，他既是我的贤师，又是我的诤友。在我们一起工作和相处的日子里，他待人以诚，肝胆相照，工作认真，勇于负责。许衍梁同志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在济南市城市建设特别是城市规划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成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这些老战友、老同志和济南市各界人士所永远不能忘怀的。
  注：作者系离休干部，原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