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先父王翔千，生于1888年农历八月初二，明年便是他的百岁诞辰。他是中国共产党山东早期党组织的成员之一，又是坚持信仰、不懈地为党工作到全国解放以后的唯一的早期历史知情人。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留下更多的有关资料，现在我手头保存的除了他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之外，只有他在“三反”运动中所写的思想检查和接受批评意见的记录。他一再声称自己的工作无成绩可记述，但仅就已知事实，足以证明他在党的初建时期确曾有过重要的贡献。
  王翔千于1907至1911年在北京译学馆就学，毕业后到济南《大东日报》当编辑一年，后即回家乡兴办国民学校。他积极传播新文化，宣传民主思想，不但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子弟，而且在家庭中还争取他的大女儿王辩放了脚，进校学习，做男女平等的表率。1916年他重返济南，任法政专门学校文案。在“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中，他更以激进的姿态参加社会活动，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新派人物。
  在当时参加各种社团的先进分子当中，诸城县人是不少的。在上层人物中，有省参议员王乐平、主办《大东日报》的王静一等，都是我们的同乡同族，关系很密切。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有王志坚、王恩坚、王意坚，都是本家族的亲房近支（“坚”字辈是同一曾祖父的第四代），王甡林、赵振寰等是我们本村人，又是父亲的学生，王象午、王克捷、王纯嘏、臧克家以及徐步云（即陶钝）、孟超、李宇超等，也都是诸城人，山东建党初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尽美是莒县人，离诸城很近（现在他的故乡也划归诸城县属），这些青年人都参加过励新学会或后来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的活动。
  王乐平是当时政界的头面人物，国民党改组派在山东的首领。他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举办齐鲁书社，大量传播进步书刊，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励新学会就是在他的影响下，由济南一师、一中等各校的青年学生酝酿成立的。我父亲是教育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热心人，虽然他和王乐平是至交，也参加了励新学会等组织的活动，但他主要是和青年学生中最先进分子的思想相一致。励新学会的成员逐渐分化以后，他就和王尽美、邓恩铭等参加了以王尽美同志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办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学会）。
  我父亲在教育界有较高的地位和威望。在1916年诸城旅济学生会的第一期会刊上，当有人极力宣扬“道德救国”、“化除”“党见”等口号时，他在同期发表的一篇演说词中就讲到：在“天祸中国，了兹叔季”的社会环境中，要有“同心同德，互相磋磨，利不可图，害不可顾，势不可移，威不可屈”的气节，做“起已死之人心，扶将亡之病国”的中流砥柱。这表明他对青年人的殷切希望。在1921年1月《励新半月刊》第3期上，邓恩铭写的一篇《济南女校概况》的文章中提及：“《民治日报》上有一篇W·P的《女学生的特性》可以参考。”这里就是指王翔千写的那篇曾在女师学生中争相传阅、轰动一时的文章（他用的化名W·P是王辩名字的拼音缩写）。这也说明他那时已和王尽美、邓恩铭等志同道合。在以后他和王尽美等共同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他已经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1年“五一”节后，他和王尽美等组成劳动周刊社，创办《济南劳动周刊》，由他担任主编。这时已明确了刊物的对象是劳动者。
  关于济南在党的“一大”前有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小组包括哪些人的问题，曾经引起党史工作者的争议和探讨。不少同志认为，除参加“一大”的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外，王翔千也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其主要根据就是《济南劳动周刊》的创办。那时出刊的《济南劳动周刊》虽然至今未能找到，但1921年建党以后，至次年用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名义，在《大东日报》上以副刊形式复刊的《山东劳动周刊》，全文重新刊登了《济南劳动周刊》出版的宣言，声明办刊的宗旨没有变更，仍然是“增进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这就充分说明了1921年的《济南劳动周刊》是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刊物。那时我父亲不但亲自写稿编排，并且缝制了一个写有《劳动周刊社》字样的布包，装上刊物亲自到大街上宣传散发，这也说明他办刊物不是出于职业的考虑，而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有关材料记载，山东派代表出席中共“一大”是陈独秀写信给王乐平联系的。王乐平不参加，只向陈独秀介绍了三个学生。从我父亲和王乐平的关系上看，这事父亲不可能不知道。据王蔚明说，原来想推举王翔千去上海参加“一大”，王翔千认为王尽美他们去更合适，才决定王尽美和邓恩铭去的。
  据李达等人回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有5个人，我父亲也在内。段子涵回忆说，那时山东有个5人小组，筹建发展组织，他直接接触过并知其姓名的有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3人。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父亲在干部登记表中，一直填写自己是1922年由王尽美同志介绍入党。他在《山东共产党的发端》一文中确认有共产主义小组，但未说明参加的都是哪些人。据说山东的早期党员除王尽美、邓恩铭外，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1922年后才入党的，甚至现存的当时团员登记名单中，邓恩铭还在第二批加入的名单中。这说明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是通过个别联系组成的秘密组织，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纲领和章程等严密的组织形式。只是在1922年陈为人来山东整理登记成立直属支部时，大家才认为这是正式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张国焘回忆中几次提到，他从北京去上海参加“一大”路过济南时，曾在大明湖游船上和八个同志秘密会面交谈。交谈的内容都是问他共产党如何组织，有些什么条件等等。我们从他说的谈话内容中可以看出，这8人中有的已经成为成熟了的党员发展对象，但未必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
  从以上情况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全部名单虽尚难确定，但王翔千在小组之内，并已成为核心成员之一，这确是事实。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正式建立组织以后，由中国共产党济南直属支部发展为济南地方委员会、山东地方委员会，父亲一直是领导机构的成员，主要负责宣传工作。1922年他在法政专门学校的职务被辞退后，除在育英中学继续教课外，还在一中、女师和青州十中等各处兼过课。所到之处，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和发展组织。在女师，他曾在课堂上公开提出共产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让学生们举手表决，因而遭到校方辞退。但他在学生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和影响。还陆续发展了王辩、侯玉兰、王兰英、王玉纕等一大批团员和党员。在青州十中，他通过宣传教育，发展了李佃龙（云生）、刘俊才（子久）等团员，并和王振千、王懋坚等配合，奠定了青州团组织的基础。他在汝仲文等创办的《晨钟报》担任主编，使这家公开发行的小报成为党的喉舌，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曹錕贿选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共产党在保持组织独立性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产党人先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父亲以他的地位和名望，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要人王乐平、丁维汾、范予遂等折冲尊俎，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地方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立市党部时，父亲等当选为委员。国民党在三和街兴办育才小学作为党部活动的地点，事实上也为我们所掌握。有一个时期，学生上课全由父亲一人管着，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同志聚会接头的场所。
  当时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种群众性组织纷纷成立。如反帝大联盟，反基督教大同盟，济南妇女学术协进会，女界国民议会促进会等。父亲和王辩在这些组织中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会议的宣言、组织的章程等文件，大都由我父亲起草。1924年声援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1925年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济南都举行了市民大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父亲积极参加领导，担任济南市民雪耻会的文书委员，负责起草宣言、通电等各种文件。最近在青岛博物馆发现的1924年山东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总会成立的三个文件（宣言、简章和通知）就是父亲负责该会秘书部时亲笔起草的。
  1926年，迫于军阀反动当局的明令通缉，父亲不得不离开济南，返回家乡。据诸城党史记载，他在家乡相州镇领导了一个党支部进行秘密活动，参加的有臧克家等人。当时在诸城秘密工作的共产党人田裕旸、孙仲衢，都曾在我们家中住过。省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刘子久同志也和父亲接过头。据当时楼子村参加农民暴动的革命群众回忆，王翔千曾到他们那里视察过工作。那时相州镇是否有过支部，包括哪些成员，虽然尚待查清，但父亲和党组织保持了联系并进行着工作这确是事实。
  直到1928年底，由于王复元叛变，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父亲因为体力衰减，又对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工作方式感到不能适应，遂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此后，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坚定不移，并尽一切可能做对党有益的事情。王辩在外地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父亲曾多次寄钱帮助她解决困难。他还曾各处募捐，为王尽美同志的儿子王乃征筹集学费，并语重心长地告诫王乃征同志：“你什么组织也不要参加，还是去参加你老子的那个党。”在家中，他为我们姊妹举办了一个补习班。他自编教材，给我们讲阶级、阶级斗争的道理，讲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伟大和剥削寄生的可耻，并向我们讲述王尽美等去苏联的见闻。在读报时，他教我们从官方报道的字里行间分析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造谣和革命队伍大发展的状况。我和几个姊妹当时正上小学，在他的指点下初步树立了向往革命和准备为革命献身的远大理想。
  1933年以后，形势稍有缓和，他又先后到莒县中学、昌邑育秀中学和济南育英中学任教。在任教期间，他经常在课堂上大讲共产主义，讲学习苏联。并在课外组织读书会，指导进步学生阅读革命书刊。他还常写些他所擅长的讽刺诗文，如《纪念周，不如为娼》、《开广场》、《胡子歌》等，在学生当中传阅，启发大家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仇恨。在他的引导下，许多青年学生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后来投身于抗战，逐步锻炼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大姐王辩（改名黄秀珍）和姐夫赵志刚以及董昆一同志全家来到相州镇，奉省委指示在诸城建立了临时县委。父亲为他们安排食宿，并介绍关系，积极支持他们开展工作。我们全家包括八叔家人在内，兄弟姊妹10余人，先后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外出参加抗战。我们家成了开展敌区工作的重要联络点。
  赵志刚去解放区时，曾建议大姐给父亲接上关系，成立一个小组，掌握地方工作。但大姐恐怕因父女关系不好领导，便放弃了这个机会。她后来常常为此事感到终生遗憾。
  1945年家乡一带解放，父亲出任县参议员。建国后，又到省里任政协委员和省土改委员会委员。他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苦跋涉，终于看到了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的初步实现。
  到晚年，他回顾自己走过的曲折而艰难的道路，瞻望未来的光辉远景，常自比愚公，把未竞的希望寄托于后代人的努力。当我的大儿子、他的长孙降生时，他为之取名，并写了一首诗：“莫将填海笑愚公，子又生孙力不穷，为使将来成铁汉，取名便叫唤铮铮。”我也按他的意思写过一首诗：“愚公壮志敢移山，赖有儿孙代代传，莫恋安居图饱暖，卧薪尝胆越雄关。”
  父亲的一生，是刚正不阿为真理奋斗的一生。正如他自己写过的一句话：“利不可图，害不可顾，势不可移，威不可屈。”在他诞辰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深切怀念他，铭感他对我们后代人的教诲和指引，永远珍重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并决心将他的遗教化为鼓舞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注：作者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