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父亲作古已经36个春秋了，每每念起，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犹萦耳边。
  父亲名联珉，字西仲，号黄鑫，生于1878年，卒于1955年，致力教育翰墨一生。他20岁进学为生员，便在普集村教私塾，边教边读，以待乡试。
  1901年，清廷诏令各省设立大学堂，州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山东除设了大学堂之外，还另建了师范馆（后改为师范学堂、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学科除了儒家的经学，还有英文、算学、教育学、史地、生物、物理、化学等。这引起父亲极大兴趣，一心报考。但条件必须年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举、员、生、监”为合格，并须有地方官保送。于是父亲同母亲商量，母亲当然是全力支持。1904年正式进入优级师范本科班。1908年毕业后回章丘任师范讲习所教员，为全县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小学堂教员，为章丘由两千年来的封建私塾教育过渡到近代学堂教育奠定了基础。1913年，父亲任县劝学所所长。所谓劝学就是动员民众送子女进学堂读书。当时，学堂正处草创之际，百姓称为“洋学”，认为洋学不如私塾，因此不受欢迎。但父亲认为办学堂是一种教育革新，所以，非常赞成并竭诚拥护。任期中，父亲跋山涉水，徒步奔波于全县，宣讲学堂的优点，鼓励乡民大办学堂。同时他又动员女子放足，男子剪辫。在反封建倡民主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1915年，父亲应聘去济南师范任教，之后，经同学王祝晨先生介绍，到曲阜二师教古文课。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进步教师和学生，特别是校长范明枢，使他的思想大为开阔。这时父亲对《向导》、《新青年》等刊物爱不释手，他不仅自己读，还极积介绍给同学们看。父亲离开二师又先后到青州四师、南京金陵大学、青岛礼贤书院、曹州中学等学校任教，他精于《五经》，专于古文，擅于诗词，因他长期在多处任教，故有弟子三千桃李满天下之誉。
  1925年，伯、叔相继去世，父亲又年近半百，遂告老还乡。但时代的激流和他造福桑梓的夙愿，使父亲寝食难安，于是在家乡办教育，培养人才，改变家乡文化落后面貌。决心下定，便开始筹建工作。父亲几经与于氏族人商量，最后决定伐卖祖茔十几株参天合抱的松柏树，当作办学资金；将毁掉偶像的空庙稍加维修，权当学校；又把当年父亲曾许给我们姐妹三人做私房田的二亩桑园献给学校当操场，于1926年正式建起了于家庄龙溪公学（因校址位在龙溪河畔而得名）。一切筹备就绪，便多方延聘教师，父亲深知欲造就出色人才，必须有出色的名师，他首先想到了自己在金陵大学任教时的优秀学生李文夏，于是致函邀约，来校任英文教员。其他教师如黄庆佑、张仁浦等，都是德才兼备学有所长的饱学之士。父亲身为校长又兼国文、史地课。学校设高、初级各一班，课程有国文、算术、英文、历史、地理、化学、物理、体育、美术、音乐等。国文课内加经书（即五经四书，经书由父亲选讲）。校内设孔孟堂，堂前有匾，上镌“文在兹”三字。每逢升学，师生衣冠整齐地列队拜圣（女生只行礼不跪拜）。这时我已11岁，同姐姐和两个嫂嫂在内宅读初小，由父亲授课。
  龙溪公学在父亲茹苦含辛的惨淡经营下，出现了同学勤奋向学、教师循循善诱、团结友爱、朝气蓬勃的局面。当时有“龙溪小学毕了业，强似进城念中学”的说法，因此，远近村镇的学子慕名枉道前来就读者日益增多。
  1929年，父亲又在我家的后院开办了一所女子小学，从周村聘来了一位女教师，名叫殷秀云，是青州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此人长得秀气端庄，心地也很善良，但不到一年她就离去。殷老师走后，父亲就把女校的教学任务放在了我身上。开始我以年纪小（15岁）、文化水平低不称职推脱，但我拗不过父亲，终于当了女教师，外人还称我女校长。所谓女校，只不过是龙溪小学中的一个女生班，这个女生班共有40名学生，分一、二、三、四年级，是个小学四组复式班。所有课程由我一个人负责，业务很忙，却很有意思。我白天教课给人当先生，晚上还得上班当学生一一到母亲屋里听父亲讲书。每天晚饭后，由两个嫂子陪我走进上房，并排坐在床沿上，两手捧着书（嫂子们也如此），父亲坐在对面椅子上，先给我讲《左传》，后再给嫂子们讲《论语》。他讲课从不看书，都是背讲。每晚正课（讲《左传》、《论语》）之外，还给我们讲时事、讲故事，内容多是报载新闻、史传趣事。记得一天晚上，父亲很兴奋，不象往日那么严肃。让我们温习了一下正课，就眉飞色舞地讲起了宋朝苏（东坡）大学士一家的故事，特别提到苏小妹，说他如何有才，能诗能词，常与哥哥诗词相嘲，她还出对难倒当时有名的诗人秦少游。言语中隐含着叫我要做苏小妹那样的女子，并给我易名为效苏。此事传到大哥那里，大哥告诉嫂子，父亲在考虑二妹的婚事了。他于是讲了苏小妹三难新郎（秦少游）的故事。嫂子高兴地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不禁愕然，心想：父亲是个严守封建礼教的人，怎么变得这么时新起来？这很可能是他老人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思想，受了“德”（民主）、“赛”（自由）二先生的启迪和影响而故有此举。不料被大哥言中，就在这年，父亲经我同意后给我订了亲。
  1931年，章丘县教育局将龙溪小学序列为章丘县第一学区区立第七小学，教员薪水每人每月17元，教育局发15元，不足之数由村杂税补齐。我和父亲只领15元，村上补的部分列入办学经费。我根据父亲的教导，每年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25至30元，给入学女生购买学习用品。
  龙溪小学改为区立第七小学后，大多数学生和群众仍不改口，还称它为龙溪小学。可见，龙溪小学的名字已深刻在人们心中。这期间，县督学马丹臣先生常带人来校视察，大受其褒奖。1934年春，省督学一行在马先生陪同下前来视察，并听了我的语文课（复式班）教学，随之在山东省教育月刊上进行了报导，我获奖金现洋60元。这份荣誉应归功于父亲的教导。父亲在治校育人上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有时甚至是很苛刻的。那时，我一人教着一个40名学生的复式班，三、四年级的学生每天必交的作业有日记、大仿、演草、笔记，每周一次作文；一、二年级学生每天必交的作业是写字、演草。不论什么作业父亲要求全部精批细致，按时收发，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有一次父亲检查我的作业批阅情况，发现作业本不全，日记有缺、作文批语简略等现象，便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一个教师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这是失职行为，也是对学生的不负责的表现，如此下去岂不误人子弟！”还有一次，我因故上课迟到，不料父亲正来听我上课。父亲把我叫到办公室，声色俱厉地说：“为何迟到？你是如何为人师表的？”我战战兢兢地立在一边抹眼泪。父亲缓下声来：“效苏啊！能当好一个团长，不一定能够当好一个教师，圣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今后在学生方面要处处以身做则，维护一个师表的尊严。”父亲既是我的家严、良师，又是我立身行事的表率。
  龙溪小学正在兴旺发达阔步前进的时候，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华北大地。1937年12月，日寇渡过黄河，铁蹄踏上了齐鲁大地，学校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父亲沉痛地对我们说：“中华民族决不会亡于日本，伟大的中国永远属于四万万炎黄子孙。”翌年2月，父亲的得意门生李曼村（章丘万山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央军委国防大学副校长，中纪委委员。）、宋乐生等聚众抗日，成立了“章丘人民抗日救国军”，父亲闻讯十分高兴。
  是年6月，名为抗日的国民党游击司令翟毓蔚部突然从于家庄绑走21名青壮年，经审讯其中2人不属于姓，遂放回，19名于姓者全被翟杀害，其中有我二哥于朱章，这年他才27岁，二嫂30岁，有1子名于正成。这次事件，翟毓蔚是冲我父亲来的，幸其未陷敌手。父亲经此打击，身心受到极度摧残，不久率眷迁居济南，闭门谢客，神游史海，间作诗词，生活十分清贫。许多故旧知交，特别是他的学生，不断前来问候，有的苦劝父亲去齐鲁大学任教，待遇优厚，以济乱世之困。父亲不为所动直言相告：“倭虏不除，誓不出山。
  抗战胜利后，父亲高兴地说：“我终于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了，我要重返课堂”。未几，国民党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父亲又陷入了五里雾中。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进入济南，父亲带病扶杖上街欢迎，他不禁失声叹道：“这才是劳苦功高的正义之师。”
  解放后，父亲因年事已高，无力再重返教坛，遂在家颐养天年。1955年旧历四月二十二日与世长辞。
  父亲在世77年，身历晚清、民国、北洋军阀、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时期，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始终不渝地劳作，他这种服务桑梓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精神，给家乡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将刻在家乡人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