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90年12月19日（农历11月18日），是王峻岑先生诞辰80周年。转眼就到他逝世10周年的日子了，作为先生的子女，自有万端感触。
  父亲是在1982年6月21日刚完成一项紧张的工作，于23日犯病的，接连打针吃药不见好，7月5日住进医院。不想一住3个月，终因尿毒症，于9月30日与世长辞。他这样匆匆离去，实出预料。他1975年65岁时由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退休。在打倒“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振奋人心的氛围中，父亲自行安排工作日程，随即投入了写作、社会服务等多项活动，身体、精神都堪称极好。1980年参与筹备山东省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次年12月15日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走访会员、接待来访、编发学习、保健资料，为会员排忧解难，筹办医用科技英语补习班、高考补习班、老大夫诊所，真是席不暇暖、不遗余力。为配合有关部门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按照要求，从1982年5月7日发放调查表，到归纳整理填写报表，一直是在紧张中度过的。据台历上的记录统计，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竟走访121人次，接待来访49人次（不含来访未遇者），发函53封，并参加筹办即将在青岛举办的暑期微积分教材教法讲习班，计划与徐眉生先生共同撰写有关山东科普、科联、科协的历史资料。在那些日子里，他怀揣连年自购的公共汽车月票，冒着酷暑，奔走在泉城的大街小巷，上下五层楼如履平地。最后整理报表的几天，都是清晨四点钟起身，照例打扫了六家共用的庭院后，就将材料摊在桌上、床上，坐在旧藤椅或小板凳上，一气儿工作到中午，长达七八个小时，终于在6月21日将全部材料报表送交省科协。次日还又走访了9家，这真应了他1981年12月在省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过的话：把72岁当作27岁，追随大家永不掉队。一些好友曾多次劝他量力而行，他心里想的却是：“我没有白活着”。他每当下了公共汽车，大步走在马路上，心里高兴地唱着自己的歌：四化大厦添砖瓦，夕阳晚霞更美丽。
  父亲作为身历不同社会制度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几经波折，甘苦备尝，而对祖国的感情却一直不改。在旧社会，多少次的“五四”，照例在公园集会游行纪念；多少次的“五七”、“五九”，在愤懑中度过；“五卅”之后，罢课游行，他喊哑了嗓子，在街头演讲，临时写成活报剧组织化妆演出。父亲的生前好友严薇青先生回忆道：“1929年5月，孙中山先生的灵枢从北京运往南京安葬时，沿途各大、中城市都举行‘奉安’纪念活动，并结合进行革命宣传，当时……齐大附中同学在火车站和各街头演出了揭露反动军阀张宗昌祸鲁时代横征暴行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活报剧。……每次演出，群众反应都十分强烈。可是一直到50年代，我才知道剧本竟出于峻岑之手。”“1936年10月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济南，齐光中学立即举行迫悼大会，成为济南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公开追悼鲁迅逝世的学校。……峻岑先生就是追悼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还把会上的悼词、讲话、挽联等收进了《齐光校刊》，特为出了专号。”
  1948年济南解放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历任山东工学院、华北大学副教授，山东师范学院副教授、数理化系主任、数学系主任等职，曾任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山东科学普及协会业务部长，山东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山东省数学会理事，山东省科著创作协会理事，数届省、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1956年在山师院迎接新年的晚会上，他给学生演唱了从20年代到50年代每个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从“打倒列强”唱到“社会主义好”。历次政治运动，他都赤诚向组织交心，坦陈在建国前的经历。退休后的第二年，恢复高考制度时，他在家里义务开设数学辅导课，自己用纤维板做了个小黑板。有时一天来三四批七八个人，常常讲解辅导10个小时以上。他还热心向海外友人宣传大陆改革成就，多次为华侨寻找到亲人，盼望祖国统一。
  父亲193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在高校任教时一直教微积分等高等数学课。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山东师范学院需开设“中学数学教学法”课，在没有师资和经验的情况下，他毅然接下了这门常常不为人重视的新课。1953年开出专科教法课，进行了教育实习，1954年又开出本科教法课，并进行了教育实习，这门课在山东是开得最早的。“文革”结束后，他编写出《中学数学教材教法通论》、《中学数学教学参考资料》等讲义。退休后，他仍然关心和参加高师院校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活动及中学、小学的数学教学研究活动，继续为这门课的发展献心献力。1981年6月他被选为山东省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他生前参与计划、联络的最后一个讲习班就是为中学新增的微积分课程而开设的，只是在讲习班如期开设之时，他因卧病未能亲往。在父亲生前的活动中，还有一项不容忽视的事，这就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科普创作。他是我国较早的数学科普作家之一。他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1936年2月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以后还在《新少年》《开明少年》《中华少年》《少年之友》《知识与生活》等杂志及《大众日报》上发表了共约60多篇作品，还出版了《数学列车》《大大小小》《数的惊异》《比一比》《图片展览》《整数运算》等6本著作，共约60万字。1984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重印《比一比》时，叶至善先生在7月17日撰文《怀念王峻岑先生》一文作为后记。后记中说：“抗日战争之前，我就读过峻岑先生发表在《中学生》和《新少年》上的数学小品，是专给初中学生看的，由我父亲（叶圣陶先生——引者注）领衔编辑。那时我已高中快毕业了，但却很喜欢这份刊物。峻岑先生的数学小品我是每期必看的，他那清晰的思路和活泼的笔调，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人们说数学既抽象又刻板，教人无法捉摸，难以亲近，峻岑先生却能联系少年们的生活，运用他们亲身的感受，来讲明白那些抽象的道理，还能随时把潜在的趣味发掘出来，呈现在少年读者面前。”抗日战争结束后，叶至善先生任《开明少年》编辑，约父亲为少年读者每个月写一篇数学小品，叶先生说：“回想那个时候，我刚发出前一期的稿子，峻岑先生就把后一期用的稿子寄到了，配合之默契使我至今十分怀念”。叶至善先生只与我父亲见过一面，那是1950年父亲到北京开会时特地去拜访的，叶先生说：“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可能只说了些感激的话。他大我七八岁，这是我凭编辑对文字的语感估计到的；可是看面容他比我想象的老得多，他的前额已经秃了，瘦削的脸庞，戴一副近视眼镜，跟他的作品的那种敏捷活跃的格调，似乎不相匹配。当教员真是辛苦，容易把人磨老，何况他不知餍足，不知疲倦，还要通过他的文字，把所有的青年和少年都当作他的学生。我送峻岑先生出门之后，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曾经这样想。”叶至善先生还讲到，不久与我父亲断了联系，他说：“真正的原因是我对待作者的态度渐渐变得冷漠了，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使我感到跟作者的交往尽可能少一点儿好，免得给对方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想起曾经对作者如此冷漠，心里总感到内疚，这不是做人的应有的态度，更不是当编辑的应有的态度。”文章至此嘎然而止。先生在字里行间喧腾着的那火热的真情，以及严于解剖自己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父亲如在天有知，当会与我们一起热泪泉涌，不忍掩卷。其实，这本《比一比》的重版，正是叶先生基于如下考虑而力主促成的，“重印他的曾经遭到无理指责的著作也是落实政策，而且比落实其他政策更为重要更能使他安心。”叶先生感到惋惜的是，这本书出版时，父亲早已去世；讣告几经转辗到他手时，追悼会早已开过，他连唁电也来不及发了。
  在华东纺织工学院任教的李绍宽先生，是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首批博士之一。他在《我赶上了头班车》的文章中对中学生活有如下的回忆：“我在初三，偶尔看了一本书，《数学列车》，是用故事的形式讲述微积分的基本思想。又有机会听到数学家谷超豪的一次数学报告。这两件事，使我大开眼界，感到数学园地中还有许多未知数，从而激发了我读书的热情，由此奠定了我从事数学研究的基础。”（见1984年7月30日《中学生报》）。中国科技大学张景中先生也讲过，“读《数学列车》使我决心考数学系。”（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30周年纪念文集）。正如重版《比一比》的责任编辑陈效师所说：“王峻岑先生可以说是我国数学科普界的一位开拓者。他的文笔很有独特之处。据我所知，现在很多数学家、科普作家，就曾在少年时期拜读过他的作品。他不愧为我国现代科普创作的引路人。在40年代所写的这本《数学列车》，将高深的微积分讲得轻松流利，引人入胜，写得诗意盎然。书中提出的“变为常态而不变是一个例外”的观点，是符合客观的辩证观点的。书中还顺便讽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不过，父亲早在建国初就著文公开检查存在于书中个别地方的不妥之处，尖锐地批判感叹人生无常的消极情绪，及单纯追求趣味的作法。到1981年他又一次公开讲过这类的话。退休后一直筹划重新修订，也征求到许多专家的修改意见，但终未如愿。
  父亲对于不易被人看重的科普创作，一向怀有深厚的感情。1981年春召开的山东省科协“二大”上，他以与我母亲方铮（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从事过教学、资料、科普等工作，1971年去世）两人的名义，将组织上补发的“文革”中错扣工资2000元全部捐赠给省科协，作为山东省科普创作评选奖金的基金。钱数的确不算多，尤其在今天看来；不过，在当时，在我们这些一直过低工资收入生活的人看来，它却是个不小的数字。
  1977年重阳，父亲曾登上千佛山顶并写诗一首：“生平从未登山顶，而今毅然攀高峰，路滑坡陡须持杖，年老气衰力不从。只缘欣逢重阳日，不到顶峰誓不停。”父亲为祖国的繁荣富强，“鞠躬尽瘁，俯首甘为孺子牛；老当益壮，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兄弟姊妹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