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耀南（1901—1974）原名张星寿，字耀南，山东省长清县张夏镇纸房村人。耀南同志早在学生时期，就在一些进步书刊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在20年代曾立志实行“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后来，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离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孤立地去搞教育，搞实业，将是一事无成的。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经过不断的探索，30年代逐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于1937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游击队连长、营参谋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长清县抗敌后援会主任、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武装工作团团长、县长、泰西地区专员、山东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泰山林场场长、劳动大学校长等职。
  （一）
  耀南同志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祖父在山西洪洞县当过知县，父亲读过几年四书，也算得上是个书香门第。耀南8岁入私塾，12岁上初级小学，15岁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18岁时高小毕业。高小毕业以后，因家庭经济日益拮据，难以继续升学，但又认为要干一番事业，要强国富民，必须寻求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的机会，于是他考入了收费较少的济南教会学校——济美中学。但是，入学后学校要求学生读圣经，做礼拜，这使他大失所望。后来因为他拒不加入耶稣教，抵制读圣经、做礼拜，又联合部分同学闹学潮（这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造成全校停课，所以，不到半年时间即被学校开除。1920年夏，他又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山东省曲阜）。在二师学习期间，他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各种书籍。后来，在二师校长范明枢（当时是个民主主义者，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生的思想影响下，选择了“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道路，于1924年下半年，毅然舍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回到了家乡，准备捐资办学。
  （二）
  捐资办学，首先要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当时家中的主要成员是父亲、母亲、大哥和三弟。父亲思想比较保守，不易接受新事物，但他当时有病，瘫痪在床，对利用家资办学，思想上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母亲是个思想比较开通的人，因为外祖父是个贫苦失意的秀才，常年教书，对新事物较易接受，母亲受其影响较深，因此，对耀南办学，让贫苦农民念书识字，是支持的；大哥操持了几年家务，由于种种原因，家境越来越差，也想另找出路，摆脱困境；三弟年轻，对二哥比较崇拜，二哥往哪里领，他就往哪里走。这样，利用家资办学很快就成了他全家人的指导思想。耀南看到条件成熟，就趁热打铁，由自己家里出钱，出料，街坊帮工，盖了十多间草房作教室，并配之以桌凳。约了志趣相同的同学荆履安（长清人），李德荣（临淄人）、边理庭（莱芜人），加上他和三弟等五人作教员。招收学生五、六年级一个班，一、二、三、四年级各一个班，共180多人。招收对象主要是本村和周围几个村的农民子弟。教师不要薪金，但他们的吃、穿和零用钱都由耀南家中供给。学生一律不收学费，穷苦学生还可免费领到笔、墨、纸、砚和课本，有的甚至连吃、穿都供给。教学内容有别于庄里的私塾，不是五经四书，而是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课程。当地群众称之为“学堂”、念“洋书”。当时轰动了周围十几个村庄，受到了祖祖辈辈都念不起书的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他设想以自己的土地作基础，共同学习，共同劳动，联合农民发展群众教育，以教育为开路先锋，组织合作社，在山区发展农、林、果、牧、桑等，并设想首先从本村做起，再逐渐扩大范围，从实干中摸索一条与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但两年多的实践，证明了在当时的中国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自1924年冬季开始建造房屋，到1925年夏季正式开学，真正办学不到二年即负债2000元，正常的教育难以继续，聘请的教员也先后回了家，只剩下他和三弟继续半日劳动半日教学。从建校算起，一共两年多的时间，家庭已陷于破产，原有的80亩山地，卖得只剩下5亩，仍还不清欠债，学校只好停办。
  （三）
  学校的停办，遭到部分亲友和街坊的非议，什么“败家子”，什么“不知道天高地厚”，等等的议论都来了，家人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埋怨情绪。这时，耀南同志并不认输，只是认为自己没本钱，所以仍不改初衷，以“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继续探索为国为民的道路。
  1928年4月，蒋介石的队伍开进山东，他们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招摇撞骗。这时张耀南也曾对三民主义产生过兴趣，不久，他发动数千名农民参加打倒旧军阀县长的农民运动，因此被委任为县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他以为这样能替农民说话了，但是，国民党在长清掌权后，对农民取消苛捐杂税的强烈要求却置之不理，耀南多方奔走，四处碰壁，他看出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是一丘之貉，遂置县农会筹委会主任每月40元大洋的高薪于不顾，愤然离职到县立第一小学当了一名每月12元薪水的教员。
  耀南同志到长清一小的第二年，即被全校师生推任为校长，在长清一小近10年的时间，他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他聘请思想进步的张梦久（本县人，济师毕业）、张子明（本县人，济师毕业）、张少辉（泗水县人，曲师毕业）、韩锡夫（曲师毕业）、边鹏翔（莱芜人）等教师任教。他主张学生应在德、智、体、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当时，他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九．一八”事变后，他邀请从东北流亡到长清的学生到校内作讲演，教唱如《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上演抗日戏剧，以此激发学生们的抗日救国热情。他善于作学生的思想工作。曾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学生从伙房里买了菜，因嫌给的少，便找伙房的师傅辩理，反而受到了师傅的批评，他感到委曲，躲在一边哭起来，正好被耀南同志遇上，问清原由，耀南同志说：“这点事，你觉着吃了亏，感到委屈，可是你吃了大亏为什么不感到委屈？”这个学生很不理解地望着他：“我什么时候吃了大亏？”耀南同志说：“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东三省，大肆屠杀我们的同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你怎么也没感到委屈？”一句话倒使这个学生猛醒过来。
  在长清教育界，他所在的一小，民主、进步、爱国的气氛最浓。他在长清执教近10年，被誉为“弟子三千。”在他的影响下，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抗战初期就投奔了共产党、八路军，有许多人成了我们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如张有壬（空降兵15军副政委）、石中白（铁道部群工部部长）、夏页文（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海舟（山东省农委副主任）、魏金三（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作战受重伤后牺牲），崔健（浙江省委副书记）等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耀南同志立志把学生培养成为爱国主义者，培养学生成为既有科学文化知识、又会生产劳动的有用之才。他推崇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提倡“教学结合”、“学做结合”，“学以致用”。他拜访了山东农学院园艺系教授吴耕文，在吴的指导下，他亲自动手和学生一道研究植树造林、养鸡、养蜂、养蚕等。在校内培植起桑园、果园、办起了养鸡场。除了配合教学以外，收入也很可观，主要用来补充教学经费的不足。
  学校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他们每周的第一天的第一节课是“纪念周会”，原意是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满清政府的辛亥革命，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后来，他利用这个时间讲国家的政治形势，向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每周周末的第二节课是“演讲会”（低年级是“故事会”），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宣传和演讲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学校每天的早、晚都要进行升、降旗活动。升降旗时，先唱国歌，后奏军乐，全体师生都要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学校规定，凡因故赶不上升、降旗者，不论是从事什么活动，听到升降旗的号音都得立刻停止，原地立正不动，面向升、降旗的方向，等号音结束方能行动。另外，还有严格的体育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是通过“童子军”活动进行的，有战地抢救伤员，战地包扎等科目，以做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的准备。
  学校有“选优栏”，选登各科优异成绩获得者的名字和事迹，以达到示范、鼓励、促进的作用和目的。
  学校有学生自治会，它领导学生参与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学校的事务和财务收支均向学生公开。
  由于耀南同志的治学严谨和对学生的极端负责，所以，长清中学每年招收的学生中一小毕业的占80％以上，名列全县11所小学之首，因此，长清一小在全县名声鹊起，耀南同志也因此深孚众望。然而，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举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耀南同志也更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组织学生阅读如《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写的《苏联视察记》、该报记者范长江写的红军长征通讯和《陕北之行》等进步书刊，探讨革命道理，启发进步思想，为发动学生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做了大量的思想准备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沿津浦铁路直驱南下，济南沦陷在即，长清县城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平津的大批流亡学生纷纷来到长清一带，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忧心如焚，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在长清已经积极开展起来。耀南同志因为经过10多年的实践，深深地认识到只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是救不了国的。大敌当前，只有首先打退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建设新中国。一天的下午，学校停了课，全校300余学生集合到操场，耀南同志讲话：“同学们！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家破人亡的灾难已不可避免，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学习了，唯一的道路就是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抗日救亡！”简短的动员结束后，接着说：“同学们，有愿参加抗战的向前一步走！”只听“唰”的一声，几乎是全部学生都向前迈了一步，气氛是那么严肃，声音是那么整齐，后面剩下的只是几个年龄最小的学生。接着是报名登记。从此，学校被迫停办。后来因为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报名后的学生暂时回家等候通知。耀南同志离开了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

注：作者系长清县政协社会文教文史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