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1945年10月颁布了“收复区银钱业暂行管理办法”，并举办私营银钱业登记。敌伪时期有几家停业的银号，也提出申请复业。还有不少早在“七七”事变前已歇业的银号，也乘机申请复业，甚至出现买卖旧银号营业执照的情况。买到后，用原名称申请复业。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批准新银号开业，只准旧银号复业。当时银钱业一度活跃，申请复业继续营业的达60余家。
  在银行方面，1945年底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何思源来济接收敌伪创设的鲁兴银行，改组为山东省银行，由吴墉祥任经理，后来改为田叔藩。至1946年3月由刘铭善（原在重庆任上清寺中央银行支行经理）率领人员，乘飞机随带钞票来济，筹备中央银行复业。来济后，先兑换伪联银券，法币兑换联银最早是1∶9。1945年10月22日公布的对换比率为1∶5，这时中央银行尚未到济。原定1946年1月开始收兑，4个月为期，后又展期至6月底止。中央银行来济后，先接收日敌济南银行。随同刘铭善来济的有20多人，其中主要的有副理古质文、文书主任邵光裕、会计主任费同英、营业主任孙岳仙、国库主任姚莹、出纳主任杨〓、交换主任赵玉瑔等。其中绝大部分是山西人，又是刘一手提拔的亲信。惟副理古质文不是山西人，与刘有矛盾。刘来济后想提拔一工友陈某为行员，并假填姓名，为古反对，竟以此控告刘欺骗总行，因而陈某未得批准，最后被推荐到东莱银行去，另由东莱银行行长的儿子来中央行工作，作为交换条件。同时古某也被调走，换来副理刘缦卿，也是刘一手提拔的亲信。因刘是山西人，所以来济后，山西帮的银号很为得利。中央行的业务是发行纸币，代理国库，办理军队存款、汇兑、同业存款活期透支。只做过一笔军粮透支，由四联总处核放。管理行号存款准备金，核定行号（新建的）资本，办理票据交换等。当时主要是军款，由国库拨来，转存活期存款，再转往其他银行或银号。省政府公款则由山东省银行办理。中央行不做对外放款。票据交换最早只有6家国营银行（中、中、交、农、中央信托局、合作金库）参加，而后全市银行号均加入。票据交换及同业存款均归营业组掌管，遇有票据交换对轧不平，有欠款的银行号，这时就要求中央行帮忙等时间，直等欠款行号找军需弄到存款支票，来轧平为止，有时直等到深夜，这就是中央行对行号帮大忙的办法。所以，济南从未有一家行号因轧不平而被迫停业的。
  1948年解放前，大德通银号经理戴正卿所组织的鸿太永银号，常常早上开出空头支票提取现款，下午再送存支票补上，这实际是先付后收。当时现钞奇缺，早晚市价行情悬殊很大，从而获得厚利。早上见到支票，营业主任让营业员盖章提款，下午存入转账支票，先记存入，再记支出。这是经常的营私舞弊办法。
  1946年3月，中国、交通两行，也都由总行派人来接收。中国银行是周寿民，抗战前是代表中国银行驻仁丰纱厂的会计主任，这次来济前是四川万县中国银行经理。随同周来济的有襄理张维炜，营业主任吴绍唐，会计主任王鸿鼎，仓库主任颜树东和城内办事处主任周万明等人。来济后除接收了中国银行外，还接收了日敌正金银行，只不过接收了些账表而已。来济接收交通银行的是季琛，从此中、交两行均相继复业。同时在济的私营银行东莱、大陆、上海等银行也相继营业，同年下半年，国民党财政部为了控制地方金融，先后在济设立了中央合作金库，经理是陈以铮；中央信托局经理吴本仁，及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同时中国农民银行也在济设立分行，经理是李祖道，开始营业，但业务限于农贷，未得开展。至1947年12月济南市政府筹集资金，开办了官民合营的济南市银行，资金定为10亿元，官股5亿元由市政府拨付，民股5亿元由各区区长负责摊派。但由于货币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仅在筹备期间即用掉资金总额的1/5。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改革币制，由银本位改为金本位。发行金元券，以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元券1元，因而财政金融更加紊乱。
  至解放前夕。全市官办银行共有7家，地方银行2家，私营银行3家。银号在日本投降前，原有25家。由于国民党规定，凡在战前曾设立而无附逆行为，有证明文件者，均可申请复业。因此，先后共批准银号多达69家。其中尚有第一、第二信用合作社，也属银号性质，由国民党头脑人物组成，专为吸收军队存款，用以投机倒把的，但因货币膨胀，物价飞涨，开业不久即宣告停业。所以至解放前夕，尚有12家银行，59家银号。
  这个时期的银行号的业务，仍以存、放、汇为主。但由于官僚资本投入市场及游资充斥集中，致使一般银钱业务颇为活跃。1946年4月，国民党财政部颁布了《银行管理办法》（包括银号），规定普遍存款应以现款交存准备金，活期15％至02％，定期7％至15％；非经特准不得买卖外汇及生金银；资金运用贷放对象，以工商生产事业及对外贸易之运销事业为限。这时各银行号在中央银行按存款余额交存准备金，虽有比率规定，据当时主管人说：“并不按比率规定执行，差不离就算了”。
  1948年8月国民党币制改革后，山东省府曾颁布《银钱行庄存放利率限制办法》：1.依中央银行规定之利率。2.9月1日起放款利率不得超过月息10分；9月16日起放款利率不得超过月息5分；10月1日以后，应压低至《民法》第二○五条之法定最高利率（即年息2分）。但由于货币恶性膨胀，贬值越来越严重，物价飞涨不可遏止。所以存放利率虽有规定，无人执行，形同虚文。私营银钱业的业务非常活跃。官僚资本大都通过银钱业吸收存款，投入市场，带头投机倒把。一般工商业资金和社会游资，大都做黄金、棉纱买卖，囤积居奇，较之敌伪时期更加混乱。同时，在法币陆续贬值，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一般私营银钱业也都兼营了其他副业，借以保本，进而追逐更多利润。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欲严加管理，但各银号均设有“假账”或“两套账”，以备应付官府检查。当时的存、放业务，因受物价波动，私人们愿存货不愿存钱的影响，各银号存款吸收寥寥。当时的存款利率最高达30分，最低也在15分以上，放款（贴现）利率最高达51分，最低24分。由此可见，当时的市场紊乱，经济濒于崩溃，政局危在旦夕。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前夕，金融业同其他行业一样，人心惶惶，形同停业。许多银行负责人，本想逃走，但已买不到飞机票。解放军进城后，首先召集各银行的负责人，宣布共产党的政策，以安定人心。对原国家银行要求“办好交代后，留者欢迎，去者欢送”。政策宣布后，人心大为安定。所以各行办理交代，极为顺利。一般私营银行号也人心安定，等待人民政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