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建厂经过
  1932年，济南成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成通纱厂）开始筹备。7月间，着手购买地皮、建筑厂房、购买机器和招聘技术人员；冬季机器陆续运到。大部分细纱机是从上海怡和洋行赊购的，货款三年以内还清。1933年初，基本建成纺场、铁工部和原动部三个生产部门。全厂有2000千瓦发电机1部，锅炉1部，纱锭14800枚和几部车床。
  成通发起人有苗杏村、苗星垣、王冠东等50余人。招股简章规定资本总额150万银元，每股100元，共15000股，发起人自己承担股金76万元，其余向各大商号、银号和殷实富户筹集。发起人虽有创业的雄心大志，但在短时间内筹集这么多的资金却甚感困难。据1933年在全国注册的153家工厂的统计，其平均资本额仅为15.9万元，可见全国各大工厂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
  招股简章规定，出资2万元者有资格当选为董事；出资4万元者有资格当选为常务董事。董事和常务董事，每年都有优厚的车马费。认股者可先交一半股本，这对吸收股金很有鼓励和刺激作用。
  成通的办厂方针是：多分股份，广泛招收；一边生产，一边继续招股；以利润投入生产，不断补充资本；扩大铁工部生产能力，尽量靠自力更生制造机器设备。这样经营了几年，生产有很好的发展。到1937年，资本总额已达到预定数额，股东达431家，其中桓台籍的276家，占7773股，苗姓占2112股。还有交通银行381股，寿光人491股，章丘人561股，历城人36股，即墨人279股，广东人235股。其余股东多为各大商号、银行、银号和棉布、棉花业的商人，农村地主和城市的律师等等。
  二、初期的生产情况
  1933年秋正式投产，开始时工人操作不够熟练，9月份以前日均产16支纱20件，每件成本40余元；9月份日产达到四十六七件，每件成本降到30元左右，到年底盈利6.8万元。1934和1935两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管理的日趋正规，生产总额有所增加，但因受美棉倾销的影响，年终决算每年仅盈利10万余元。1936年农村收成较好，城市经济也出现进一步繁荣。成通在一份报告中说：“入秋以来，新棉上市，价尚平和；然纱价之涨实出人意外。本厂遇此千载一时之良机，全体职员更能努力，奋发增加生产。按16支纱计算，每日产纱57件之多，每件消费仅30元之谱。迄今年年终总结所获纯利则达37万元，开近年来未有之新记录。”到12月份，纱价每件涨至268元。这是成通建厂后获利最多的一年。也就在这一年，韩复榘委托成通承租倒闭的鲁丰纱厂；但承租后经营情况仍然不好，自3月初至7月4日的4个月内成通经济损失数万元，不得不退租。1937年上半年，成通生产平稳，产量日见上升。“七七”事变后，形势动荡不安，人心慌恐，又加玉符河决口，工厂被淹，造成停机，损失33万元。但所产泰山牌棉纱销路颇畅，每件可得利润60余元。这一年的盈余为349488.97元。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成通铁工部自制了部分机器。铁工部的设备，除建厂时由成丰面粉厂搬来者外，又从本市德国洋行借来几部车床做样板。仿英式制成的第一台清花机虽不太理想，但可以使用，而成本只有进口货的一半。这无疑对企业家是一个鼓舞，他们组织技术人员和工匠们继续仿造钢丝机、粗纱机、细纱机等，后又着手制造发电机。到1937年，铁工部已能自制成套的机器设备。设厂后的几年间，铁工部与成丰面粉公司铁工部配合，为成通制造清纱机4800部，为筹建第二纱厂制造纱锭15000枚（第二纱厂未办成）。1937年底，成通有英制纱机38部，纱锭14800枚；自制纱机11部，纱锭4800枚；共有纱锭19600枚，职工1150人。
  三、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
  棉花的来源，既在本市各花行进货，又在产棉季节派人到产地如高唐、蒲台、博兴等地直接采购，保证了货源充足，降低了成本。在农村采购直接同农民见面，现款交易。成通对原料并不过多积存，一般只保持有20多天的用料，以免资金积压。到棉花紧张时就改纺霜黄棉（又称次白棉），以维持工厂的开工。
  成通的主要产品是16支纱。大约80％的产品售给本市纱商，其中20～30％为几家面袋厂购去；也运往兖州、邹县、滕县一带代销一部分，代销费为2％；还派人到临清、昌乐、潍县、高密、益都等地直接推销。由于青岛各纱厂的竞争，越是靠近青岛的地方成通的销货越少。成通16支纱的质量在济南纺织行业中居于首位，故销路很广，甚至连日本纱厂的经理人也感到惊奇。
  成通的发展，除国内外的机遇以外，经营者的主观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①边生产，边补充资金，盈利转化为资本。以苗姓为首的资本集团积极提倡酬金、股息、红利入股。如1936年12月28日召开的股东会议动议在西安设立分公司，所有董监事和股东所得之报酬、股息、红利在100元以上的都入做股金并当场发给股票，不满百元的部分发给现金。到1937年资本总额已大大超过预定数额。②多方延聘有技术会管理的人员，以自力更生的方法仿制和更新设备，不依赖进口机器。给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以优厚的待遇，鼓励他们勤于事业，努力钻研技术和节约材料。③依靠灵敏的信息。成通与本市各大厂商和外地许多厂商有广泛的交往，市场情况能及早知道，迅速采取购销措施。④依靠中国银行的大量贷款。⑤信守合同。如成通为复聚泰、同顺等面袋厂供应泰山牌粗纱，合同明文规定不论市场价格涨落，都按比市价低3％的价格提供，取得了顾主的信赖。⑥资方人员直接参加管理，尽量缩减非生产开支，减少非生产人员，千人左右的厂子各科营业人员不过20～30人。管理人员必选精明能干、业务娴熟者充任。随时总结生产经营中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沦陷期间被侵略者军管与“合办”
  1938年2月9日，青岛日商丰田纱厂代表山田等5人来到厂里，声称奉命接收成通。经理苗海南明确表示不同意。次日，侵略者特务机关长官召见苗海南说：“军部派他们到厂接管，是奉有使命，不得拒绝。”14日以后，山田等3人即催促原业主速做交代。成通业主曾托维持会顾问丰田从中关说，但没有奏效。2月19日召开股东会商讨对策，有的股东已去外地避乱，有的不敢露面。即使作出拒绝代管的决定，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顶住侵略者既定政策的推行。3月1日，在日军特务机关监督下，成通被日本丰田纱厂代管。
  1939年6月，侵略者又提出“中日合办”。成通业主虽一再拒绝、拖延，但侵略者的掠夺势在必得，又加汉奸政权为虎作伥，要想避免“合办”亦不可能，终于在1941年12月成立“合作”。对成通产业的估价曾数次反复。最后一次，包括地皮157亩、房屋694间、机器2万锭及附属各件、原动部2680HD透平发电机1部、棉花575382斤、棉纱586大件，以及各种材料等，经理人估价11589468.15元（伪币下同）。侵略者对此估价根本不屑一顾，勒令作价103万元，不足经理人估价的十分之一。苗海南认为作价太少，表示不能做主。矢本中佐说：“众股东不乐意？是阁下不乐意吧！……假如没有的话，又将怎样呢？限你5日订立合同，签字后召集股东追认。”在12月27日召开的董事会上作出的决定说“惟有屈从听命”。
  “合办”后的成通章程规定：资本总额270万元（伪币），中日各半，每股50元，共5.4万股。董事长由华方担任，常务董事1人由日方担任，董事5人——华方2人，日方3人；监察3人——华方2人，日方1人。实权操在日人之手，生产日渐萧条。到1944年5月，三田省三以“充军用”为名拆去纱锭10400枚，各种机器248台。1944年4月到1945年8月的盈利全被日方占有，原业主所据有的资金仅有2万元和小量物资了。日本投降后移交时，全厂能开动的纱锭只有5000枚。
  五、战后的惨淡经营
  被侵略者掠夺了8年的成通纱厂，已经奄奄一息。但众股东和经理人仍然认为抗战胜利后发展实业有望。成通先后从文德和大通铁工厂买了不少设备，如车床、刨床、钻床、电动机等等，后又从成丰面粉公司贷来30多部车床。铁工部工人增加到200多人，日夜开班赶制纺织机器。本厂忙不过来，还委托10多个铁工厂加工。1946年7月，成通生产得到初步恢复，全厂职工总数达到928人。到9月份棉纱日产量上升到20.5件，得纯利56537875.63元（法币，下同），银行存款697871080.30元。1946年全年产纱总数为5400件，总产值888525000元。到1947年3月，有纱锭14000枚，其中英国货8000枚，自制品6000枚，丰田自动织布机60台，平均日产棉纱30件，棉布70疋，每日生产用脱里斯棉花13000斤。至1947年5月，纱锭增至15000枚，年底达到18400枚。职工人数据1947年12月底统计为1182人。全体职员年薪总数为41.5亿元，全体工人年薪总数为63.5亿元，工人人均工资为职员人均工资的13.1％。
  企业虽然有所恢复，但在国民党政府纷至沓来的勒索和摊派面前，企业的经营者们却一筹莫展，发展实业的希望一步步成了泡影。1946年7月5日省政府训令成通拨给电灯公司煤炭500吨，拨给铁路局100吨；9月30日，济南双十劳军筹委会以劳军为名要去100万元。山东省革新运动委员会借蒋介石“六秩华诞”提出“献校奖学”，要成通捐献1000万元。1947年3月通过市商会搞劳军，要成通捐布鞋1056双，袜子528双；7月济南警察局福利指导委员会以筹募基金为名要去5000万元。1948年3月山东保安司令部要成通以平价售给无牌号12磅白布1500匹；新生报社记者硬向成通经理“借钱”，经理人说没有，记者把手枪置于桌上说：“不借就把这支枪卖给你！”吓得经理拿出8件棉纱，还得给他赔礼。当时工商业者有三怕：一怕官府来电话，二怕官府来信，三怕官府请客。为了躲开名目繁多的摊派，企业主管人只好推辞有病。苗海南曾发誓说：“子子孙孙千万别再办工厂了。”
  到1948年，生产已很不景气，时有停机之虞。纱锭虽然不少，但原料不足，不能全部开机。而中纺公司却在济南大量收购棉花，储存达3万余包。4月间，成通、成大、仁丰三厂联名向济南战时动员总指挥部和山东省建设厅提出将这些棉花挪借各厂的六点建议：“①借用或代纺中纺公司在济之存棉；②按‘配棉审校简章’规定，纱厂不足1月之需得申请配给；③查核本市存棉不够本市各厂1月之需时不准外运；④配给印棉及美棉；⑤严禁高价收花垄断市场；⑥减低税收。”得到的答复是“奉行政院令不准挪借”，“本市棉花来源畅旺，无须制止”。
  在原料没有来源、亏赔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三厂及山东裕鲁公司于5月1日组织了济南市各厂商联合收花处，又向济南当局提出三点建议：①济南三纱厂每月实际需花量暂定为140万斤，如每月收花量超出三厂月需量，其超出数由裕鲁公司及三纱厂各半分购。但各纱厂如不愿收购余额时，仍应交由裕鲁公司收购，统一外销。②暂以本办法公布日之市价为标准，不得再行提高，必要时，得由防守司令部拟定合理价格，强制收购交联合收花处，按规定比例分配。③本市经营外销之外商，先共同在防守司令部登记，并取具妥保。由本市外销物资，须经防守司令部查验，并须规定每月最低限度换回棉花1万包，运到后即填表报告，必须售给本市厂商联合收花处。如逾期不交花或到后售给其他厂商时，防守司令部得撤销外运执照并予以严厉之处罚。民族企业家们的这些要求直接违背官僚资本的利益，当然不会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同意。
  民族工商业者还对配给外棉抱有希望。1948年7月间，印度棉花两次运到天津6000包，但全部为中纺公司和全国棉纱布管理委员会所占用。8月5日山东省工业会在给济南各厂的通知中说：“上海报载，关于美援棉花现经美援棉花委员会决议，由国内各厂换取纱布，行销南洋各地，更与土耳其有输往棉纱协定。本市各纺纱厂亟应将成品情况早日向上级反映，准备我会员之产品驰骋于国际市场，俾与工业先进国家作一角逐。”但这只是画饼充饥，根本没有运美棉到济南。
  六、用工制度和职工待遇
  建厂时在济南各街道和附近农村张贴招工广告，13～30岁女子为招取对象，入选者多为15～25岁未婚者。应征人很多，聪慧者入选后发给临时入厂证，称临时工友，先试工三天。试工没有工资，厂里供给食宿。试工期满，再考验其智慧能力，如有愚顽、懒惰、暗疾及其他不合工厂习性无法训练者，即予以辞退。考验合格者，填写自愿书和保证书，发给工折，方准在厂内食宿，转为养成工。养成期3个月，养成期内不能随便退厂，如要退厂需由保证人缴纳训练期间的津贴。养成期满经考验合格后为正式工友，依各人的能力发给工资。
  工资分计件和计时两种。计件的如成包、摇纱，计时的如铁工、保全。1933年，计时工工资最高者15元，最低3元，平均7元。发工资时工房将工人应得工资于2日内登记于工折，以便工友自行考对，发工资以后即将工折中的此页留作收据。以每人每月6％的工资留作储备金，扣除两天的工资为保证储蓄金——前者为婚丧生育和伤病使用，年老方可支出；后者年底发还，如遇被开除则行充公。
  工人一律在厂内食宿。早晨4点起床，随即开饭，5点半上工，劳动12小时，中间有一次吃饭时间。伙食费每人每月3～4元，由厂方负责。主食为通粉馒头，每日有二餐熟菜，早晨有稀饭或粥。沦陷期间，生活水平显著降低，以三合面、荞麦面、橡子面充饥，粗黑牙碜，且有霉味。战后职工生活大致恢复战前的水平。
  1945年10月23日，苗海南对成通职工8年间的辛劳表示慰问，请准山东省党政接收委员会，给全厂职工加发3个月薪资——职员、组长每人得30428元（伪币），助手、班长及普通工人得5871元。
  在日伪统治时期，对铁工部和仓库的工人已实行小米津贴的办法，1945年12月曾宣布取消，但因物价飞涨和职工的要求，仍然继续实行并普及到全厂职工。每月小米津贴入厂3个月以上者为40斤，1个月以上但不满3个月者30斤。以每月10日和25日的小米市价折款于15日和30日发放。1946年10月成通给山东省政府建设厅的一份报表载：“9月份工人工资（粮食津贴加工资）男工最高为118513元（法币），最低为16757元；女工最高为37350元，最低为15855元。”这个月份的面粉价格为每袋（44斤）2.45万元。
  奖惩办法主要是提倡出全勤，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1946年9月的办法规定，奖励方面：①凡工人1月不欠工者赏工资15天；②欠1天者赏12天；③欠2天者赏9天；④欠3天者赏6天；⑤欠4天者赏3天；⑥欠5天者不赏。征罚方面：①欠勤超过10天者除名（因事因病请假者除外）；②每欠勤1天，扣其津贴十三分之一。据1946年的一份材料，一级工每月工资2113.02元（小米津贴不在内），而精勤奖就有1219.05元。
  年底实行年终双薪的办法，较好年份加发1～2个月的工资。1947年因生产萧条而发生工人罢工。经过劳资双方几次交涉，最后决定每人加发400万元。若按1948年1月份物价折算，二等机制面粉每袋50万元，可买8袋面粉；2月份即上涨到每袋105万元，不足买4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