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济南国货售品所缘起
  确切地说，济南国货售品所的真正名称应叫做“天津国货售品所济南批发分所”。这是因为天津国货售品所为了扩大营业范围，于1933年在济南设立了这样一个分支机构。它的设立和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呢？这要从天津国货售品所谈起。
  天津国货售品所是京津工商界耆宿宋则久先生创办的，宋先生于鸦片战争后生于一店员之家，他自幼在商店当学徒。当时，西方列强侵略我国，对我国肆意进行经济侵略，“洋油”、“洋火”、“洋烟”、“洋布”等各种舶来品充斥各地市场，致使我国民生凋敝，哀鸿遍野。宋先生目睹这一情景，忧心如焚，终日苦思冥想救民之计。经深思熟虑，他认为“杜塞漏卮，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是救亡图存的根本。于是他先后于1905年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火柴公司、报国公司，1912年创办了直隶国货维持会，1913年创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所，期望以此作为提倡实业推销国货的手段。宋先生创办天津国货售品所后，在商店内专售我国自产的各种工业品，商务繁盛，信誉日隆。适于此时，1921年我15岁时考入天津国货售品所，被分配在该所总务部作杂差。1931年我25岁时奉天津国货售品所派遣，与牛健亭先生一起到济南推销国产“抵羊牌”毛线。经过8个月的推销、订货，使我们对山东各地的商业情况有所了解，特别是对济南的市场情况知道的较多，于是我和牛健亭先生回天津将我们在济南工作的情况报告总所。当时我们两人都是天津国货售品所批发部的职工，对批发业务很感兴趣，认为在济南有设立批发分所的必要。于是我们向经理提出了这个建议，经理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决定在济南成立批发分所。
  1933年春，我和牛健亭先生来到济南，在普利门里保安巷3号租赁了一所有13间房屋的四合院，作为天津国货售品所济南分所的筹备处。天津所拨款5万元作为济南批发分所的流动资金。济南批发分所于1933年3月正式开业。牛健亭先生任批发分所主任，我任司账，王永明任推销员，另有职员姜品三、徐英台、张茂符、张统礼、窦文章、黄运庆、李炳仁、张书云、苗恒尧等，全所共10余人。
  二、天津国货售品所济南批发分所的艰难历程
  “国货售品所”既然是专门推销国产工业品的，自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嫉视和习惯势力的阻碍。因之国货售品所在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坎坷，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30年代初，爱国人士宋斐卿先生创办的天津东亚毛纺厂生产了第一批国产“抵羊牌”毛线，天津国货售品所便承担了在华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推销50万磅毛线的任务，山东分担的是20万磅，我和牛健亭先生承担了这一任务。我们的推销计划是：济南6万磅，青岛4万磅，烟台2万磅，胶济沿线各县4万磅，济南至徐州津浦路沿线各县4万磅。这个推销计划看来还比较切乎实际，但是在推销、订货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阻力。当时济南各大百货店销售的毛线只有两种，一种是西洋货，一种是东洋货。西洋货是英国的“蜜蜂牌”、“学士牌”，这两种毛线都是久负盛名的名牌；东洋货是日本的“樱花牌”、“海鸥牌”。从价格上来说，“蜜蜂牌”每磅3元左右，“学士牌”每磅1.8元；两种日本毛线每磅均在1元上下。据了解，日本毛线大都是棉、毛混纺，这种毛线无弹力；两种英国毛线却是花色繁多，质地优良。国产的“抵羊牌”毛线虽是纯粹澳大利亚羊毛所纺，但花色、质量都比洋货差。在这种情况下，推销实感困难。这时出产“蜜蜂牌”、“学士牌”毛线的英国博德运毛纺厂驻上海办事处，听说我们到各地推销国产“抵羊牌”毛线，即派人到济南、青岛两地，向销售毛线多的各大百货店施加压力，扬言该厂生产的“蜜蜂”、“学士”两种毛线暂不定批发价，待旺季到来再定价，但肯定比“抵羊牌”毛线便宜，如有订“抵羊牌”毛线的，该厂就不供应蜜蜂、学士牌毛线，以此来威胁各大百货店。但是，30年代的我国爱国工商业者已非19世纪末我国的工商业者那种惟利是图，他们大都已经意识到提倡国货是自己的天职，因此不为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所动。如济南祥云寿百货店经理汪志和、青岛谦祥益经理石品三，都曾对英国博德运毛纺厂推销员说：“你们供应我们毛线也好，不供应也好，我们一定要推销我们的国产‘抵羊牌’毛线。”他们的这一举动使外商非常震惊。结果，我们在山东推销“抵羊牌”毛线的任务比原计划超额3万磅。
  另一次与帝国主义者的斗争表现在推销大华铅笔这个问题上。大华铅笔是由中国人投资在香港设厂生产的文具用品，当时被称为“二等国货”，虽属二等，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生产的。30年代，我国用的铅笔都是从西方国家输入的，西洋货中有德国的“施德楼牌”铅笔，日本货是“樱花牌”铅笔。当时日本人几乎垄断了济南的铅笔市场，因为他们的铅笔价廉物美；德国产的“施德楼”铅笔虽然质地优良，但是价格昂贵，我们的大华铅笔较日货价高，较德国货也便宜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销国产的大华铅笔，真是困难重重。为此，我们制定了一套推销办法：委托文具店代销，大店送5罗（12支为1打，12打为1罗），小店送1～2罗，卖出付款，卖不出再还给我们。有一次我们到芙蓉街教育图书社推销铅笔（该店是当时济南文具批发业首屈一指的大店，山东各地教育局和文具店均由该社供货），遭到了该社李主任的拒绝，其理由是：大华铅笔不易推销，它比日本货价高，比德国货也便宜不多。当时高档的日本铅笔不超过2元1罗，中档的1元左右，次品只七八角钱，德国货每罗4元3角，而我们的大华铅笔却是每罗3元7角。该店主任很抱歉地说：“不是我不愿代销，而是怕你们送来的货卖不出去，不好看。”当时我委婉地说：“先送5罗试试看，如实在卖不出去，我们再拿回去可以吗？”最后李主任终于同意试试看。当天我即送去5罗，并将价格降低了3角，按3元4角1罗发售。不料未出3天，李主任打电话叫我再送去10罗。当我问及那5罗卖与何处时，李主任说是卖给了博山和周村的文具店了。后来各地的采购员说：“既然有了我们国产的铅笔，为什么还要卖洋货呢？我们有责任推销国货。”由此可见我们的工商业者的爱国观念已逐步提高。
  1935年，因天津国货售品总所营业日趋兴盛，济南国货批发分所也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天津总所函告我们在济南设立国货零售分所。当时济南的“三友实业社”不愿继续经营，拟歇业倒闭。该社的5间门面原为瑞蚨祥绸布店所有，就改租给国货零售分所。开业年余，因我们销售布匹呢绒，引起瑞蚨祥不满，他们多次提出要收回房子，我们便将零售所迁移到院西大街，照常营业。
  三、济南国货售品所的沧桑巨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年底济南沦陷。售品所是专卖国货的商业机构，早就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痛恨，而今他们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货批发、零售两分所处境之难可想而知。1938年初，日本十几家商行到我批发、零售两店，强迫代销日货，我们当即将此情况电告天津总所请示，总所通知我们：自1938年起，国货售品所改为“中华百货售品所”，仍以销售国货为主，不到万不得已时不销售洋货，具体可根据临时情况见机行事。从此时起，济南两个分所便改名为“济南中华百货售品所批发分所”和“济南中华百货售品所零售分所”。名称虽改，但经营方法却始终没变，而且又增加了国产的化妆、搪瓷、橡胶、针织等商品。日本人对此大为恼火，他们寻找各种借口，多次传讯牛主任，强迫销售日货，甚至殴打本所店员。日本人的种种暴行和威胁，使批发、零售两分所的职员终日如待罪之囚，无法开展业务。在日军占领济南的8年间，济南中华百货售品所批发分所和济南中华百货售品所零售分所在日本的重压下，经营每况愈下，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已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抗日战争胜利后，两所创痛未复，且战火频繁，经营毫无起色。1948年济南解放，两所才萌生机，至1956年公私合营后，两所人员多分配在百货大楼及各大百货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