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宏济堂在经营上，仿效北京同仁堂，它所用的人员是从北京同仁堂聘请来的，所采用的选料、调配、炮制等方法都是遵循北京同仁堂之规定。并且特别注意商业的信誉，把信誉作为第一要求。为了取得好商誉，因此宏济堂很注意经营，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选料
  首先是狠抓药品的质量，认真辨别药材的真伪，严格掌握采购药材的标准规格，他很重视地道药材的选用。所谓地道就是要求产地、季节、货色真实。宏济堂的传统选料是不怕价高，但求货好，比如，对产地的要求是，人参必须用东北吉林的野山人参，当归用甘肃岷县的，陈皮用广东新会县的，大黄用青海西宁的，生地用河南怀庆的，白芍用浙江东阳的，丹皮用安徽芜湖的等。就是制药用的蜂蜜也是专用山东、河北省的枣花蜜，因为枣花蜜质量好，气味厚，色正味纯。如泽泻只要中段，白术要两头打戳。因为同仁堂就是以选用优良原料来保证调配和制作成药的质量。
  2.炮制
  宏济堂的药品种类繁多，膏丹丸散、饮片等无所不备，但它的特点是“遵古炮制”，它所生产的成药都是遵照北京同仁堂的配方进行炮制。就连技工和工人也都是从北京同仁堂聘请来的，它所生产的成药疗效好，还具有一整套精良的制药工艺技术。在成药制作过程中，宏济堂保持了“同仁堂”的老传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传统。一丝不苟地按配方规定制作。原料药该灸则灸，该泡则泡。从不敢省人工。贵重药品也不敢换用代用品，从原料进厂的挑选，分类保管到蒸、炒、灸、炖。从按配方投料到粉碎、研配。从合坨制丸到成品包装，都有严格的工艺标准和要求。所制出的丸药色泽鲜艳、香味浓郁，易于保存、久经不坏。
  宏济堂所制作的成药配方，多系来自于“北京同仁堂”，其配方有独到之处，它的配方来源很广，除了选用古典医书，民间验方，祖传奇方外，还有来自清宫太医院的秘方。这些配方都是中国几千年的医药遗产，经历代名医圣手反复实践、删减增添，使之结构更加严谨，配伍更加合理，疗效更加突出，可以说是集中了中药配方的精华，为宏济堂充实了配本，提高了药品质量。
  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刊的《同仁堂药目》中所记载的495种中成药的秘方，疗效和加工制作等方法，其中将近半数以上的配方是属于宫廷秘方，这些秘方绝非是同仁堂独创，而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当时收集的各类秘方甚多，生产的成药最多时达1170种。
  3.门市调配
  宏济堂对外标榜的特点是：选料地道，用料务真，遵古炮制，不计成本，利用所售药品的高质量与同行业进行竞争。各门市部调剂配方时，也非常认真讲究，营业员按处方称准分量，分倒在一张张的小纸片上，经查对员检查无误，遂包成小包。用毛笔号上药名（后来改进用印有药名功效的小纸签置于包内），最后用一张大纸包成金字塔型，处方叠置于顶立端，再以纸绳系好，颇为美观，药价虽较他店略高，病家乃乐于光顾。如有的营业员常听到顾客这样说“出去转转没办法，还得回到你处来买”，说明宏济堂的药品质量吸引住了顾客。同时，宏济堂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改进，例如，代客煎药，电话送药，赠送纱布、滤药器等，病患者颇为满意。过去济南中药店铺有设坐堂医生的习俗，而宏济堂则未有设立，它讲求的以信誉盈人。
  4.宣传
  宏济堂很注意宣传，在刚刚开业不久，乐镜宇就从北京刻来同仁堂老号生产的成药说明书木板一套，共有500多块，至到民国9年（1920年）宏济堂开设了西号之后，才在济南刻制出宏济堂自己的木板（也有500多块），尔后，就用了它自己的说明书，1923年又刊出《宏济堂药目》一书（详见附录），内容系宏济堂所制的膏、丹、丸、散、片剂等成药的简略治疗说明书，前面还刊有满清族遗老杨士骧、陆润庠为其作的序言（见附录），凡各地代销或批购他的药物，都赠送一本以收宣传推销之效。
  5.经营手段
  据宏济堂胶厂老职工谈，宏济堂阿胶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原因，根本的一条是配方用料不同一般。如用上等青毛鹿茸、野山人参、西藏藏红花等地道药材，驴皮都是从河北省束鹿县进的纯黑驴皮，不用杂皮。其次是不惜费工费料，以独具名牌而获重利。三是拉拢关系借发外财。宏济堂的前后经理刘瀛洲、张慎庭、钱宝亨等即属经商能手，又擅长联系钻营，当时宏济堂也曾凭借社会上的关系，增加了不少收入，每年的春秋两季，大摆宴席宴请军政要人和银行业的主要人物，来换取他们的资助和支持。如在1921年，宏济堂的资金不足，由经理刘瀛洲出面联系，在舜皇庙街栈房内请客三天，头一天是军政界主要人物，第二天是财物银行界主要人物，第三天是街坊邻居和店铺人物，请客完毕，好去银行借贷，同时也拉拢著名的中医，如王兰斋、杨砚农、孙桐轩、韦继贤等人，逢年过节赠送礼物。
  宏济堂自1921年彻底清偿欠债后，才得以大批地购进珍贵原料，资本逐渐积累，营业随之逐渐壮大。1922年左右，在榜棚街南口（现中药厂），购买了陈状元住宅的东侧院落40多间，后来把栈房由舜皇庙街迁移此地。1924～1928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乐镜宇把总店和支店都翻修成楼房。据说，只这一项就用了银子10万多，1934年时，宏济堂的销货额已达800～1000多元，为北京同仁堂销药额的三分之二，库存珍贵药品也日益增多，如上当归存到数百件，藏红花存过上百斤，这时已经积累了巨额的资金。此时期，宏济堂职工人数也发展到120多人。
  毫不例外，宏济堂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在取得了一定的信誉后，在经营中也有偷工减料作假骗人的时候。如1935年前后，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宏济堂为了追逐更大利润，就把所制丸散成药的珍贵药料（如牛黄、麝香、冰片等）按原配方的用量减为七成或八成，偷偷的降低了质量，同时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在马路上大撒传单，宣传它的膏丹丸散片各种成药及汤剂，一律按原价八折销售，从而使宏济堂大发其财。
  清末和民国初期，当时币制有所谓济称满钱之谈（49个子算一吊），宏济堂一律按满钱计算，与顾客经常发生争执，当时宏济堂的作风一向特殊，有使用满钱招致顾客不满的现象，但是由于宏济堂的牌子硬顾客也无可奈何。再则不开假发票，有的买10元的药让营业员开上20元，宏济堂则一律拒绝。宏济堂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有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招致大夫不满，因此，有些大夫的处方境开些牛黄、犀角、羚羊角之类的细料药，都指定到宏济堂去抓，宏济堂赔不起，只好通过关系向大夫们疏通。
  1935年，韩复榘在山东时期，京帮万年堂药店开始兴旺，宏济堂西号靠近万年堂，对宏济堂的影响很大。自万年堂开业后，其业务步步衰败，生意日落千丈，当时，有的经理建议宏济堂也应有准备，但乐镜宇说，大家的饭都要吃点嘛！这不便理它。时间过去几个月，宏济堂西号的生意已降落到百分之六十左右，过去西号有营业员12人，每人每天抓汤剂平均20服，自万年堂开张后，降落到每人每天只抓到1～2服汤剂。乐镜宇认为这样长期下去，损失太大，遂与经理们研究对策，丸散汤剂一律八折出售，并登报和印发传单，这样宏济堂西号的营业又恢复了原状。
  “七七”事变以后，宏济堂的营业开始衰退，抗日胜利后仍未好转，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日日加重，迫使部分企业破产、倒闭、歇业、逃亡。部分民族企业多方隐蔽资金或向外埠调拨。宏济堂也不例外，为了躲避重税，乐镜宇招集经理们商讨应付办法，曾用潘序伦所著之《所得税原理及实务》一书逐条进行研究，以便应付国民党人查税，既要保持药品的原有质量，还要在账面上作出合法的利润，只有作两套成本账，例如牛黄清心丸，原配方中的牛黄是一两，另外作一套假配方，牛黄写成二两，配制时仍照原处方投料，假配方是准备搪塞官差，从账面上查不出暴利的痕迹来，但是用两套配方必然出现账货不符情况，账面上会出现无存货，实际上有库存。所以只有在动用原料时，自己买自己的原料，把假作买原料的钱买了黄金，这样就避免了越卖越空，钱多货少的亏本现象。各地乐家老铺，都采用了这个办法，自然余出不少的细料来。
  1945年左右，宏济堂的经理钱宝亨与黄孟衡彼此之间不合，赵玉符则利用他二人之间的矛盾从中获利，独揽大权，把账面上溢出来的原料在普利门外皖新街开设了一处大成药行，经营中药批发业务，另请仲善亭、李岐山二人当经理。该行职工都是由宏济堂抽调的骨干，资方由赵玉符顶名，直至1948年济南解放后，钱、武等人逼走黄孟衡，武日如当了管理人，收回了大成药行的职工和货物、饮片约有数千斤，其他细料则荡然一空。
  抗日胜利后不久，宏济堂发生过一次被抢劫案，有天晚上10点左右，有两个陌生人叫开宏济堂栈房的大门，直奔栈房的总账房，当时账房内经理黄孟衡和会计贾玉民在屋，这两个人手持短枪，逼迫交出钥匙，当场抢去日伪准备票40万元左右，经四五天才破了案，这两个人是日伪特务，不久就被处死了，其中，作案引线人名叫刘永福，是被宏济堂解顾的一名职工。
  6.有关人物简述
  王氏：系乐镜宇的生母，在同仁堂衍、朴、椒、树4弟兄相继去世后，乐镜宇一代弟兄17人，在外面花天酒地无所不为，一切开支皆由同仁堂支付。乐镜宇的生母王氏看不下去，挺身干涉，于是便当了家，杜绝了非法开支；扩大了库存，积累了9万元的获本资金。王氏去世后，9万元的获本银成了祸根，由于乐镜宇的次妻辛德馨的挑拨，导致乐镜宇兄妹4人发生争夺家产的斗争，因为双方律师互相勾结，争夺家产的斗争延续了15年，敌伪时期，乐镜宇才把这笔款还给了同仁堂。
  辛德馨：系乐镜宇的次妻，其人性格泼辣，聪明敏感，复精权术，在宏济堂中掌握一定的实权，她常说：“大丈夫可一日无钱，不可以一日无权。”在宏济堂创业初期，乐镜宇从北京同仁堂调来老职工刘瀛洲、张慎庭等人来管理铺事，生产、炮制、处方配本等皆悉同仁堂，自刘瀛洲调来济南后，刘某以辛氏出身微贱，而辛氏又看不起刘某，二人时常发生口角纠纷。刘某与金融界素有交往，通过关系可以搪账，创业初期的宏济堂，资金时常短缺，通过刘某的借贷，使宏济堂得以苟延岁月仅免倒闭。而辛氏善于奔走军阀之门，在张宗昌统治济南时期，辛氏以宏济堂内东的名义，拉拢军阀姨太太们，呼姐唤妹极为亲昵，借助于军阀的势力为宏济堂支撑了门面。乐镜宇的生母王氏，已不再管理同仁堂，知辛刘二人不合，曾屡次告戒乐镜宇不得解顾刘瀛洲（以见刘某虽身免辞职，但死后抚恤则甚微薄）。因此，乐镜宇又从北京调来黄孟衡和钱宝亨，刘瀛洲了解钱宝亨的情况，对他看的很紧，于是钱、黄二人串通一气，互相吹捧，在辛氏的挑拨下，刘某处处受到攻击。刘瀛洲去世以后，黄孟衡深得辛氏的信任，钱某产生了忌妒之心，并在报纸上写稿登出辛、黄二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后，迫使辛氏把铺权交给了黄孟衡、钱宝亨、张慎庭、赵玉符4人组成管理处，辛倚黄某为心腹，造成4人互相监督。辛氏对乐镜宇的后代管的很严，尤其是大儿子乐铁庵，素有精神病，自幼时就得不到辛氏的欢心，经常挑拨乐镜宇对其子进行毒打，他们父子之间的不和皆出于辛氏之口，直到1950年乐铁安死后，辛氏仍在说口中伤。
  钱宝亨：系北京市人，18岁开始经商，在清末民初办过报馆，清朝时期，参加过“铁血除清团”，被清政府缉拿。乐镜宇跟他认识是通过其兄钱宴林的关系，钱宴林在北京“宏济堂胶庄”任管理人。在北京时期，钱宝亨就是安清道义会的会员。安清道又叫“三番子”，“在家庄”，属清帮组织。“清帮”又叫“青帮”，是清朝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之一，它们的会员系流氓、赌徒、兵痞之辈，形成了一股黑势力，是一种反动的义会组织，钱宝亨自来济南后，借助于宏济堂的招牌，广收门徒，混成了清帮头子，臭名远扬，敌伪时期，日寇耳闻济南有个钱宝亨，特地来拜访成立安清道总会，宏济堂的武月如与其一丘之貉，同恶相济，互相利用。据说，钱某在百花村饭店吃饭时，叫饭店服务员到他家去取雨具，久等不来，公然拍桌大骂，仍不罢休，第二天纠集门徒假称摆宴席，把预备好的蝎子放到菜里，借机大吵大闹，砸碎杯盘，一哄而去。钱宝亨的罪行恶贯满盈，解放后钱、武二人被人民政府镇压了，这也是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