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宏济堂创业前后
  1.宏济堂总店北京同仁堂简史
  济南宏济堂药店，是北京同仁堂设在济南的分号。北京同仁堂创始于清朝康熙己酉年（1669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生产的中成药以制作精细、优质高效、货真价实而闻名四方，享誉国内外。
  同仁堂是由乐家创办的。乐家的族先原籍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人（今镇海县），乐家几代都是以行医卖药为主，走街串巷，古称“郎中”。到明代永乐年间，才由宁波迁居古城北京。清初，乐家第四代——乐尊育（1630～1688年），在清朝皇宫的太医院任太医院医士之职，职掌出纳文书，他利用职务之便，博览历代文书，收集了许多古方和宫廷秘方，而创办了同仁堂药室，建于北京前门外打磨厂新开路。后来其子乐梧罔继承了他的家业，于康熙壬午年（1702年）即康熙四十一年，在前门外栅栏路正式开设同仁堂药铺，经营中药。雍正年间（1723～1735年），同仁堂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制作的药品不仅取得了百姓的信任，而且获得了供应皇室用药的特权。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执政时期，同仁堂奉命直接为皇室制药，实际已经取代了御药房，由于乐家受到了清朝势力的支持，享有优厚的待遇，所以同仁堂经营加工中药的事业随之日益兴旺，名声也更加显赫。
  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刊的《同仁堂药目》详细记载了495种传统成药，并积累了大量的中药良方，这在继承中国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中最负盛名的产品是“同仁堂的十大王牌”如：治疗乙型脑炎的“安宫牛黄丸”，治疗痰火内发的“牛黄清心丸”，治疗关节炎的“虎骨酒”，治疗高热不退的“紫雪丹”，治疗中风不语、口眼歪斜的“苏合香丸”，治疗半身不遂的“再造丸”，治疗筋骨麻木的“大活络丹”，治疗神志昏迷的“局方至宝丹”，治疗神经衰弱的“参茸卫生丸”，治疗妇女不孕的“女金丹”等十种成药。这些名牌中成药，有其精绝的配方和独特的生产工艺，加工成品质地细腻、货真价实，疗效显著，深受广大病患者的欢迎。
  同仁堂也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从乐家几代走街串巷行医卖药到创办药室，从独自经营到出示招商，从乐印川（乐家第十代）自东自掌到他家族轮流坐庄，直到乐松生（乐家第十四代）经营同仁堂几经乱世，多有变故，只有一个不变，即同仁堂的招牌始终没有易户，就是只剩下孤儿寡母的情况下，乐家也是紧紧守住这块招牌硬是支撑下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家族内部的矛盾日趋严重，家族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据不完全统计，各房在轮流坐庄的4年中，都以同仁堂为经济基地，在企业资本金额上巧立名目，捞取资金归己所有，故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开设乐家的药铺、支店达47家。如天津达仁堂开设时，以同仁堂的名义，从南方购买药材运往天津，这样各房都为自己留有退身之地。但有一条就是不能开设同仁堂的字号，据查咸丰二年和同治八年《同仁堂药目》的官府告示中申令，凡冒同仁堂之名开设药室售药行医者一律治罪，所以乐氏家族开设的分号为“永仁堂”、“宏仁堂”、“乐仁堂”、“乐寿堂”、“达仁堂”、“宏济堂”、“居仁堂”、“怀仁堂”等。
  2.宏济堂的创设
  宏济堂的创办人乐镜宇，系北京同仁堂的少东，其父辈衍、朴、椒、树四弟兄时期，继承祖上遗产，形成大、二、三、四房，形势上四房是同仁堂绝对平均的四大股东，而实际上同仁堂的经营大权则是二房的乐朴斋所掌握，三房的乐椒轩素有精神病，对于铺事不加过问，四房管理财政。清末，四房表面上虽没分家，实际上各搞本房的企业，但在北京同仁堂四大股权上，乐氏四房还有一线联系的，由于受资本主义经营规律所支配，乐氏家族的这些企业，不但要同外部同行业进行竞争，而且也要在他们乐氏家族内部进行竞争，如大房开设的宏仁堂、乐仁堂，二房开设的居仁堂，三房的宏济堂，四房的达仁堂之间的竞争很是激烈，形成大房与四房之间，二房与三房之间激烈的商战，大房的乐均士，颇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醉心于西方医药，鼓励子女多留学法国，主张用西药来改进中药。四房的乐达仁，曾游历过西欧，广开了眼界，颇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四房的乐荫林，在清末时期官运亨通，做了督查长，成了同仁堂的活广告。二、三房颇为保守，没被他们两家看在眼里。因此，哪个地方只要有宏仁堂、乐仁堂，紧接着就会出现达仁堂。二、三房之间，由于受其影响，两家也不相让，三房在济南开设了宏济堂，二房也来济南创办了居仁堂。宏济堂赔着本的卖，为的挤夸居仁堂，居仁堂出资人乐东屏终因竞争不过，与其和好。大房的乐衍林，他在南京开了同仁堂后，曾经主张各处的店堂一律改为同仁堂时，遭到家族内部的强烈反对，反对最厉害的为四房达仁堂，因为他们的分号最多。
  乐镜宇自幼潜心学习医药，熟识中药材的鉴别和炮制，在乐镜宇弟兄17人之中，惟有乐镜宇最不得父辈的欢心，时常受到父辈们的申斥，其叔乐朴斋曾指着乐镜宇说，不准你动草字头（指药字），你捐个官远远的躲开我，这使乐镜宇怀恨在心，受到刺激，不但没有灰心，反而更坚强了信心，非搞药业不可。光绪壬寅年（1902年），此时，乐镜宇已有30余岁，他便在北京捐了个山东候补道的官衔，自京来济南候补，当时的山东巡抚杨士骧与乐镜宇是故交，颇知镜宇对医药有所擅长，乃拨官款白银两千两，委托乐镜宇兴办官药局，为时不久，杨因成立官药局违犯满清律条被参去职，旋又调往直隶。同时官药局因经费不足，难以继续经营，势逼招商承受，将局中财产按价出售，镜宇遂不惜巨金缴还了官款，取得了承受权，乃于1907年2月创办了宏济堂，设于院前大街，（现今珍珠泉理发店东临），成为济南第一家京帮国药店，乐镜宇从北京聘请于润泉来宏济堂任经理。民国元年（1912年）6月14日，巡防营因闹饷哗变，在城内放火抢劫，工商业受害严重，宏济堂在兵变中被焚毁，嗣后即迁移院东大街继续开设，当时只以铺板外罩兰布权当柜台。
  3.创业初期的宏济堂
  初创时期的宏济堂，营业不振，职工不过十余人，每月工资七八吊钱，每天销货额不过几吊铜元，全靠借贷维持，外债高垒，其中向大德川银号借了银元有七八千元左右，所卖现金不足付息，只好东补西移，挹彼注兹，家族间也因经济关系亦时起重变，因为还不起债，也吃过几场官司。
  宏济堂由于交还官款，借贷的外债还不上，资金短少，许多珍贵药品如犀羚解毒丸，羚壳解毒丸等都无力购料配制，直到民国20年（1931年）左右才开始生产。民国3年（1914年）左右，此时期的宏济堂，人数已增加到20人左右，每天销货额在百余吊钱左右，每人工资约拿十余元。民国9年（1920年）宏济堂的营业情况逐渐好转，每天销货额达200吊钱（两吊六折合一元），职工的人数也达到七八十人，生产人员50人左右。民国10年（1921年）宏济堂还清了大德川的旧债以后，并大量的购置配药原料，资本逐渐积累，营业也日见发展。民国11年（1922年），每人月薪可得15.16元。自承办官药局以来至民国10年前后为宏济堂创办巩固时期，此时期已无倒闭之优。
  4.宏济堂的振兴和发展
  乐镜宇在基础犹未巩固的困难时期渡过后，他并未有灰心，一方面偿还外债，一方面苦心经营，不断地改善经营方法。因为乐家老铺所经营的品种，调配方法，大都一样，他考虑到如果不搞出自己的名牌药来，没有拿手的绝技，在激烈的商战中就难以经营下去。
  他首先抓住了阿胶这一名牌产品，于1909年在东流水街办起了宏济堂阿胶厂，由阳谷县聘来当地熬胶工刘怀安等人。阿胶厂开办时设备简陋，仅有两口铜锅。乐镜宇鉴于当时药业行业中销售的阿胶都带有驴皮腥秽气味，他乃参考文献，苦心钻研，并与名医研究，乐镜宇的要求是产品质量高要压倒其他胶厂的产品，就不怕费工费料。他乃与胶工刘怀安等人研究，认为必须要在熬制上下功夫，精提精练，在熬制中延长了沉淀时间3～4夜，利用它一凉一热，才能蒸发出它的腥臭气味，另外必须撇净胶沫，因胶沫中虽有胶质，多属杂质不易提清；再则，对于原料必须选购纯黑驴皮，所用的副料如豆油、冰糖、绍酒等必求精良。经过了多次试验和反复试制后，终于研制出了新提制法（即九昼夜精提精炼法），清除了以往阿胶所具有的腥臭气味，制出的阿胶甜脆适口、味道清香、疗效显著的独家产品，有福、禄、寿、喜、财等12种型号，产品成色之佳与疗效之宏都超过了东阿、阳谷等地的产品，全年生产阿胶数量在数千斤之多。宏济堂阿胶在国内外市场上评价很高，曾于民国3年（1914年）获山东全省展览会最优等金牌褒奖。1915年获巴拿马国际商品博览会优待金牌奖和一等银牌奖，为山东阿胶夺得了荣誉。宏济堂在北京前门外大蒋家胡同设立了分销店，名“宏济堂参茸阿胶庄”，除经营阿胶外，还销售人参鹿茸、保赤散、保生丹等三二种成药。宏济堂阿胶在国内主要销于上海、广州、浙江、福州、安徽等省市，国外行销于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宏济堂阿胶出厂后，最初是借用了同仁堂的字号打开了销路，同仁堂并无阿胶生产，已形成销售宏济堂阿胶的惟一市场。同仁堂的其他分设字号，如上海宏仁堂、汉口达仁堂等店也都销售宏济堂的阿胶，当时阿胶市场几为宏济堂所独占。传闻日伪时期，在济南万紫巷住的一个日本人，曾从宏济堂购买了大量的阿胶运销日本，得到日本海关特许进口。自宏济堂阿胶美市以后，乐镜宇的族弟乐达仁（即达仁堂的出资人），不愿乐镜宇利市独占，曾试制过阿胶，制成以后，内有糖心，质量不好，销不出去。乐镜宇曾告诉乐达仁的制造方法，兄弟二人有过口头上的君子协议。就是互不相搅，有宏济堂的地方不设达仁堂。
  民国6年（1917年），适值河北水灾，山东瘟疫流行，当时清瘟解毒丸盛销一时，据说当时镇守使马良公布告捐定到宏济堂，大量购买清瘟解毒丸，每天能卖到两三千丸，每丸一百钱，此蜡皮的售价加倍，而买主多购此蜡皮的丸药，认为疗效好。当时生产人员不过五六十人，日夜加班赶制丸药（那时清瘟解毒丸的处方中有大青叶、牛蒡子，与现在的处方不同，现有配方是济南市统一配方），于是，宏济堂发了一笔大财，而且名利双收，自此，宏济堂的名声大振。
  民国13～16年（1924～1927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一度大用军用票，当时一般洋货铺、茶叶铺都在存货不存钱，宏济堂是存军用票，后来鲁系军阀占了上风，军票竟然一顶一使用，军票兑现，宏济堂反而沾了光。
  1927年左右，乐镜宇的次妻辛氏，以宏济堂内东的身份，结交了几位张宗昌部下军长姨太太，其中有王栋的姨太太，潘子和的姨太太等，在北阀时期，军阀张宗昌节节败退，这几位军阀姨太太在此情况下，恐怕他们贪污的款子受到损失，经内东联系做主，把部分资金存放到宏济堂使用，还有硬木椅子和瓷器等，也存放到宏济堂使用，从此宏济堂就富裕起来。
  二、宏济堂的经营
  宏济堂在经营上，仿效北京同仁堂，它所用的人员是从北京同仁堂聘请来的，所采用的选料、调配、炮制等方法都是遵循北京同仁堂之规定。并且特别注意商业的信誉，把信誉作为第一要求。为了取得好商誉，因此宏济堂很注意经营，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选料
  首先是狠抓药品的质量，认真辨别药材的真伪，严格掌握采购药材的标准规格，他很重视地道药材的选用。所谓地道就是要求产地、季节、货色真实。宏济堂的传统选料是不怕价高，但求货好，比如，对产地的要求是，人参必须用东北吉林的野山人参，当归用甘肃岷县的，陈皮用广东新会县的，大黄用青海西宁的，生地用河南怀庆的，白芍用浙江东阳的，丹皮用安徽芜湖的等。就是制药用的蜂蜜也是专用山东、河北省的枣花蜜，因为枣花蜜质量好，气味厚，色正味纯。如泽泻只要中段，白术要两头打戳。因为同仁堂就是以选用优良原料来保证调配和制作成药的质量。
  2.炮制
  宏济堂的药品种类繁多，膏丹丸散、饮片等无所不备，但它的特点是“遵古炮制”，它所生产的成药都是遵照北京同仁堂的配方进行炮制。就连技工和工人也都是从北京同仁堂聘请来的，它所生产的成药疗效好，还具有一整套精良的制药工艺技术。在成药制作过程中，宏济堂保持了“同仁堂”的老传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传统。一丝不苟地按配方规定制作。原料药该灸则灸，该泡则泡。从不敢省人工。贵重药品也不敢换用代用品，从原料进厂的挑选，分类保管到蒸、炒、灸、炖。从按配方投料到粉碎、研配。从合坨制丸到成品包装，都有严格的工艺标准和要求。所制出的丸药色泽鲜艳、香味浓郁，易于保存、久经不坏。
  宏济堂所制作的成药配方，多系来自于“北京同仁堂”，其配方有独到之处，它的配方来源很广，除了选用古典医书，民间验方，祖传奇方外，还有来自清宫太医院的秘方。这些配方都是中国几千年的医药遗产，经历代名医圣手反复实践、删减增添，使之结构更加严谨，配伍更加合理，疗效更加突出，可以说是集中了中药配方的精华，为宏济堂充实了配本，提高了药品质量。
  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刊的《同仁堂药目》中所记载的495种中成药的秘方，疗效和加工制作等方法，其中将近半数以上的配方是属于宫廷秘方，这些秘方绝非是同仁堂独创，而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当时收集的各类秘方甚多，生产的成药最多时达1170种。
  3.门市调配
  宏济堂对外标榜的特点是：选料地道，用料务真，遵古炮制，不计成本，利用所售药品的高质量与同行业进行竞争。各门市部调剂配方时，也非常认真讲究，营业员按处方称准分量，分倒在一张张的小纸片上，经查对员检查无误，遂包成小包。用毛笔号上药名（后来改进用印有药名功效的小纸签置于包内），最后用一张大纸包成金字塔型，处方叠置于顶立端，再以纸绳系好，颇为美观，药价虽较他店略高，病家乃乐于光顾。如有的营业员常听到顾客这样说“出去转转没办法，还得回到你处来买”，说明宏济堂的药品质量吸引住了顾客。同时，宏济堂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改进，例如，代客煎药，电话送药，赠送纱布、滤药器等，病患者颇为满意。过去济南中药店铺有设坐堂医生的习俗，而宏济堂则未有设立，它讲求的以信誉盈人。
  4.宣传
  宏济堂很注意宣传，在刚刚开业不久，乐镜宇就从北京刻来同仁堂老号生产的成药说明书木板一套，共有500多块，至到民国9年（1920年）宏济堂开设了西号之后，才在济南刻制出宏济堂自己的木板（也有500多块），尔后，就用了它自己的说明书，1923年又刊出《宏济堂药目》一书（详见附录），内容系宏济堂所制的膏、丹、丸、散、片剂等成药的简略治疗说明书，前面还刊有满清族遗老杨士骧、陆润庠为其作的序言（见附录），凡各地代销或批购他的药物，都赠送一本以收宣传推销之效。
  5.经营手段
  据宏济堂胶厂老职工谈，宏济堂阿胶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原因，根本的一条是配方用料不同一般。如用上等青毛鹿茸、野山人参、西藏藏红花等地道药材，驴皮都是从河北省束鹿县进的纯黑驴皮，不用杂皮。其次是不惜费工费料，以独具名牌而获重利。三是拉拢关系借发外财。宏济堂的前后经理刘瀛洲、张慎庭、钱宝亨等即属经商能手，又擅长联系钻营，当时宏济堂也曾凭借社会上的关系，增加了不少收入，每年的春秋两季，大摆宴席宴请军政要人和银行业的主要人物，来换取他们的资助和支持。如在1921年，宏济堂的资金不足，由经理刘瀛洲出面联系，在舜皇庙街栈房内请客三天，头一天是军政界主要人物，第二天是财物银行界主要人物，第三天是街坊邻居和店铺人物，请客完毕，好去银行借贷，同时也拉拢著名的中医，如王兰斋、杨砚农、孙桐轩、韦继贤等人，逢年过节赠送礼物。
  宏济堂自1921年彻底清偿欠债后，才得以大批地购进珍贵原料，资本逐渐积累，营业随之逐渐壮大。1922年左右，在榜棚街南口（现中药厂），购买了陈状元住宅的东侧院落40多间，后来把栈房由舜皇庙街迁移此地。1924～1928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乐镜宇把总店和支店都翻修成楼房。据说，只这一项就用了银子10万多，1934年时，宏济堂的销货额已达800～1000多元，为北京同仁堂销药额的三分之二，库存珍贵药品也日益增多，如上当归存到数百件，藏红花存过上百斤，这时已经积累了巨额的资金。此时期，宏济堂职工人数也发展到120多人。
  毫不例外，宏济堂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在取得了一定的信誉后，在经营中也有偷工减料作假骗人的时候。如1935年前后，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宏济堂为了追逐更大利润，就把所制丸散成药的珍贵药料（如牛黄、麝香、冰片等）按原配方的用量减为七成或八成，偷偷的降低了质量，同时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在马路上大撒传单，宣传它的膏丹丸散片各种成药及汤剂，一律按原价八折销售，从而使宏济堂大发其财。
  清末和民国初期，当时币制有所谓济称满钱之谈（49个子算一吊），宏济堂一律按满钱计算，与顾客经常发生争执，当时宏济堂的作风一向特殊，有使用满钱招致顾客不满的现象，但是由于宏济堂的牌子硬顾客也无可奈何。再则不开假发票，有的买10元的药让营业员开上20元，宏济堂则一律拒绝。宏济堂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有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招致大夫不满，因此，有些大夫的处方境开些牛黄、犀角、羚羊角之类的细料药，都指定到宏济堂去抓，宏济堂赔不起，只好通过关系向大夫们疏通。
  1935年，韩复榘在山东时期，京帮万年堂药店开始兴旺，宏济堂西号靠近万年堂，对宏济堂的影响很大。自万年堂开业后，其业务步步衰败，生意日落千丈，当时，有的经理建议宏济堂也应有准备，但乐镜宇说，大家的饭都要吃点嘛！这不便理它。时间过去几个月，宏济堂西号的生意已降落到百分之六十左右，过去西号有营业员12人，每人每天抓汤剂平均20服，自万年堂开张后，降落到每人每天只抓到1～2服汤剂。乐镜宇认为这样长期下去，损失太大，遂与经理们研究对策，丸散汤剂一律八折出售，并登报和印发传单，这样宏济堂西号的营业又恢复了原状。
  “七七”事变以后，宏济堂的营业开始衰退，抗日胜利后仍未好转，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日日加重，迫使部分企业破产、倒闭、歇业、逃亡。部分民族企业多方隐蔽资金或向外埠调拨。宏济堂也不例外，为了躲避重税，乐镜宇招集经理们商讨应付办法，曾用潘序伦所著之《所得税原理及实务》一书逐条进行研究，以便应付国民党人查税，既要保持药品的原有质量，还要在账面上作出合法的利润，只有作两套成本账，例如牛黄清心丸，原配方中的牛黄是一两，另外作一套假配方，牛黄写成二两，配制时仍照原处方投料，假配方是准备搪塞官差，从账面上查不出暴利的痕迹来，但是用两套配方必然出现账货不符情况，账面上会出现无存货，实际上有库存。所以只有在动用原料时，自己买自己的原料，把假作买原料的钱买了黄金，这样就避免了越卖越空，钱多货少的亏本现象。各地乐家老铺，都采用了这个办法，自然余出不少的细料来。
  1945年左右，宏济堂的经理钱宝亨与黄孟衡彼此之间不合，赵玉符则利用他二人之间的矛盾从中获利，独揽大权，把账面上溢出来的原料在普利门外皖新街开设了一处大成药行，经营中药批发业务，另请仲善亭、李岐山二人当经理。该行职工都是由宏济堂抽调的骨干，资方由赵玉符顶名，直至1948年济南解放后，钱、武等人逼走黄孟衡，武日如当了管理人，收回了大成药行的职工和货物、饮片约有数千斤，其他细料则荡然一空。
  抗日胜利后不久，宏济堂发生过一次被抢劫案，有天晚上10点左右，有两个陌生人叫开宏济堂栈房的大门，直奔栈房的总账房，当时账房内经理黄孟衡和会计贾玉民在屋，这两个人手持短枪，逼迫交出钥匙，当场抢去日伪准备票40万元左右，经四五天才破了案，这两个人是日伪特务，不久就被处死了，其中，作案引线人名叫刘永福，是被宏济堂解顾的一名职工。
  6.有关人物简述
  王氏：系乐镜宇的生母，在同仁堂衍、朴、椒、树4弟兄相继去世后，乐镜宇一代弟兄17人，在外面花天酒地无所不为，一切开支皆由同仁堂支付。乐镜宇的生母王氏看不下去，挺身干涉，于是便当了家，杜绝了非法开支；扩大了库存，积累了9万元的获本资金。王氏去世后，9万元的获本银成了祸根，由于乐镜宇的次妻辛德馨的挑拨，导致乐镜宇兄妹4人发生争夺家产的斗争，因为双方律师互相勾结，争夺家产的斗争延续了15年，敌伪时期，乐镜宇才把这笔款还给了同仁堂。
  辛德馨：系乐镜宇的次妻，其人性格泼辣，聪明敏感，复精权术，在宏济堂中掌握一定的实权，她常说：“大丈夫可一日无钱，不可以一日无权。”在宏济堂创业初期，乐镜宇从北京同仁堂调来老职工刘瀛洲、张慎庭等人来管理铺事，生产、炮制、处方配本等皆悉同仁堂，自刘瀛洲调来济南后，刘某以辛氏出身微贱，而辛氏又看不起刘某，二人时常发生口角纠纷。刘某与金融界素有交往，通过关系可以搪账，创业初期的宏济堂，资金时常短缺，通过刘某的借贷，使宏济堂得以苟延岁月仅免倒闭。而辛氏善于奔走军阀之门，在张宗昌统治济南时期，辛氏以宏济堂内东的名义，拉拢军阀姨太太们，呼姐唤妹极为亲昵，借助于军阀的势力为宏济堂支撑了门面。乐镜宇的生母王氏，已不再管理同仁堂，知辛刘二人不合，曾屡次告戒乐镜宇不得解顾刘瀛洲（以见刘某虽身免辞职，但死后抚恤则甚微薄）。因此，乐镜宇又从北京调来黄孟衡和钱宝亨，刘瀛洲了解钱宝亨的情况，对他看的很紧，于是钱、黄二人串通一气，互相吹捧，在辛氏的挑拨下，刘某处处受到攻击。刘瀛洲去世以后，黄孟衡深得辛氏的信任，钱某产生了忌妒之心，并在报纸上写稿登出辛、黄二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后，迫使辛氏把铺权交给了黄孟衡、钱宝亨、张慎庭、赵玉符4人组成管理处，辛倚黄某为心腹，造成4人互相监督。辛氏对乐镜宇的后代管的很严，尤其是大儿子乐铁庵，素有精神病，自幼时就得不到辛氏的欢心，经常挑拨乐镜宇对其子进行毒打，他们父子之间的不和皆出于辛氏之口，直到1950年乐铁安死后，辛氏仍在说口中伤。
  钱宝亨：系北京市人，18岁开始经商，在清末民初办过报馆，清朝时期，参加过“铁血除清团”，被清政府缉拿。乐镜宇跟他认识是通过其兄钱宴林的关系，钱宴林在北京“宏济堂胶庄”任管理人。在北京时期，钱宝亨就是安清道义会的会员。安清道又叫“三番子”，“在家庄”，属清帮组织。“清帮”又叫“青帮”，是清朝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之一，它们的会员系流氓、赌徒、兵痞之辈，形成了一股黑势力，是一种反动的义会组织，钱宝亨自来济南后，借助于宏济堂的招牌，广收门徒，混成了清帮头子，臭名远扬，敌伪时期，日寇耳闻济南有个钱宝亨，特地来拜访成立安清道总会，宏济堂的武月如与其一丘之貉，同恶相济，互相利用。据说，钱某在百花村饭店吃饭时，叫饭店服务员到他家去取雨具，久等不来，公然拍桌大骂，仍不罢休，第二天纠集门徒假称摆宴席，把预备好的蝎子放到菜里，借机大吵大闹，砸碎杯盘，一哄而去。钱宝亨的罪行恶贯满盈，解放后钱、武二人被人民政府镇压了，这也是应有的下场。
  三、宏济堂的管理
  1.管理
  按照过去商业的惯例，企业东家（资方）和西家（经理即资方代理人）之间要订立契约，东家出资、西家出人，钱股人股共分盈利，非至资本亏蚀，资方不得要求散伙；散伙时须清理企业资产，并分得西方一股应得部分，乐镜宇开设的宏济堂则不按惯例。东西家之间没有契约，东家可随时解除西家工作，并且东家直接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乐镜宇就自任宏济堂的总经理。西方经理只负责企业中的日常事物。盈利分配，人事安排均须由东家决定。如宏济堂第一任经理沈锡五（原官药局的经理继任经理），就是以经营无状的借口被乐镜宇解除职务，后刘瀛洲又以与内东辛德馨有矛盾，而被辛氏的亲信黄孟稀和乐镜宇年青时在北京的昵友钱宝亨所顶替。
  1924年后，宏济堂生意最兴隆时期，在济南有三个门市部，一个胶厂，一个栈房。乐镜宇为了加强他对企业的控制，在栈房内设企业总理处（总账房），安排4个经理，都在总理处办公。当时的4个经理是分管总账的赵玉符、分管柜务的黄孟衡、分管外交的钱宝亨和分管生产的张慎庭。总账上还有两个干具体工作的职工，一管钱账、一管货账。另外还有一个专管进货的。此外，三个门市部都分别设有经理一人、查对员（当时宏济堂抓汤剂统是各包各号，即柜台上营业员按处方称准分量，每味药分倒在一张小纸上，再经查对员检查无错，包起小包，号上药名，最后用一张大纸把这些小包包在一起）二人、营业员、学徒、厨师和杂活工等。每个门市部20余人。胶厂有厂长和职工20余人。栈房（包括配制和仓库管理人员）共有40余人，5处总共有职工120余人。
  2.工资，待遇。
  宏济堂职工的工资很低。从经理到店员都不分红。个人主要所得是靠提成。职工提成是按每月生意好坏而定，如这月收进销货款1万元，则提出10％即1000元来，再从这千元中提出10％即100元，用所谓“神福”名义，归资方所有。其余90％即900元留给乐镜宇全家和宏济堂全体职工，按每人占“分”的多少，则由管总账和管柜务的两个经理，按各人进店年限和职务及工作能力而定。首先由东家乐镜宇拿头分（即五分），内东家乐镜宇的妻子拿四分，大少东乐铁庵，二少东乐绍虞各拿三分；其次是乐镜宇的大姑娘、二姑娘、大儿媳、二儿媳、孙辈乐芝田兄弟也都各拿二分。四大经理拿的是五分、四分、三分五厘不等。门市部的经理则拿三分或二分上下。查对员则是一分、一分五厘不等。营业员（指柜台卖药的）、学徒、干杂活的伙计则分一分、二分、五厘、四厘不等。这一制度，就叫“分批零钱”。宏济堂就是利用这个办法，使它的职工把企业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联在一起。
  另外，宏济堂还有一种“小账钱”，也叫“提成钱”。就是营业员（只限站柜台卖药的）当天经手售出的膏丹丸散片（汤剂不算）等20种成药，由门市部后柜人员列表记录在各人的名下。一天一清算，按当天谁卖的多少，提出提成钱来分归个人。一般每天可分到四五角以上，有时能得到几元。所以当时宏济堂的职工都愿意站柜台，据说在1926年前后，宏济堂的生意兴隆时期，一个站柜台的营业员，固定工资每月只有四五元之谱，而每天所得到的“小账钱”，积累起来一月可得三五十元不等。
  乐镜宇对企业职工的任用（包括营业员和学徒），多是从北京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开设的宏济堂阿胶庄里的伙计和学徒中挑选来的。所以当时济南宏济堂的职工和学徒，一般不犯什么大错误误，是不会解雇的。对有实际经验的老药工都很重视，如徐仲齐、贾显周、李敬山等人。宏济堂对职工的休假期规定二年一次，在家休息两个月，来回路费由企业发给。“七七”事变以后，改为一年休假一次，时间是40天，只发一半路费。
  四、宏济堂的分支企业
  1.总店：
  总店在院东大街23号，1920年前后，也就是宏济堂最兴盛时期，乐镜宇出资银元12800元购地2亩2分5厘3毫，修建两层楼房两座10间面积约530多平方米，其门面仿效北京同仁堂，据说全部房屋花了5万多现大洋，用的是北京的瓦工，砂石门面。另外有平房60余间（包括牛头巷住宅），济南解放初期（即1949年3月17日），本店有职工17人（包括徒工2人，杂工3人）。经理刘绍堂系河北省通县人，自15岁进入药店学徒，21岁时经人介绍到北京东四牌楼庆仁堂当店员，34岁时被乐镜宇调来济南宏济堂工作，到济南解放时年已48岁的刘绍堂经营中药行业已有30余年的历史，对中药行业颇有经验。
  2.第一分店
  一分店即宏济堂西号，开设在经二路纬五路375号（现今济南药店）开设时间在民国9年（1920年）8月，乐镜宇在修建总店的同时，出资银元9500元，购地1亩整，修建二层楼房2座，面积约440多平方米，修建样式与总店相似，另有平房13间。开业初期由靳佩三任分店经理，店员和学徒共计20余人，店规与总店相同，所售的丸散膏丹片和汤剂等一律都是由栈房提取和送，每日所卖的货款也按日送往总账房（那时栈房还在南门里舜皇庙街西头路南），由于宏济堂所售的成药和饮片货真价实，质量优良，产品地道，所以西号一开张就很兴旺。济南解放初期，本店有职工15人（其中职工11人，徒工1人，杂役工3人）。分店经理赵子厚，系河北三河县人，16岁进入北京济生堂当学徒工，35岁时来济南宏济堂，到济南解放初期年已49岁时，从事中药行业已达30余年。
  3.第二分店
  二分店设在经二路纬一路148号（现今宏伟药店），开设时间在民国24年（1935年）8月，乐镜宇出资银元18000元，购地4分7厘3毫，修建了二层楼房10间，面积470多平方米。开业初期杨心泉为分店经理，以后由武月如接任，武某自16岁入北平乐舜记学徒，30岁时来济南宏济堂。济南解放后武月如被镇压。1952年9月，二分店经理由刘绍堂接任。解放初期本店有职工17人（其中职工12人，徒工2人，杂役工3人），以上3个门市部的营业额均都在总店内，不单独划分。
  4.宏济堂制药厂
  宏济堂制药厂（即宏济堂栈房），地址在榜棚街25号，1922年左右，乐镜宇出资在榜棚街南口购买了陈状元的住宅一套，原购价银元13500元，占地面积6亩零5厘。以后逐渐有扩大，共建有房屋100多间，其中仓库84间，宿舍23间，经理张慎庭系河北通县人，经营中药业40余年，初建时有职工30多人，加工少量中成药供本店销售，济南解放初期有职工55人。宏济堂的中成药生产，历来是工商一体，前店后厂，加工制作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等供本店门市销售；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宏济堂药厂开始出现生机，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1952年8月25日，该厂由“宏济堂制药厂”更名为“宏济制药厂”同时购置和增添了不少新式机器和设备，对原中药制造进行了改良，并增添了新药的制造；对厂房也进行了改造，房屋设备营业室6间，厂房93间，宿舍14间，定员62人（经理、厂长6人，职工10人，工人37人，徒工9人），经理仍有张慎庭继任。1955年5月开始生产中药片剂，这时宏济堂职工增加到162人，宏济制药厂发展到87人（其中工人83人，资方4人），生产方式仍以手工为主，制造各种药品。1955年8月公私合营后，经清产核资，拥有资金279，120元，厂房面积200间，居济南市中药行业的首位。
  5.宏济堂阿胶厂
  宏济堂阿胶厂，厂址在东流水街50号，开设于1909年。宏济堂经理乐镜宇，在宏济堂开业不久，基础犹未巩固的困难时期，为了搞出自己的名牌药来参加商战，不惜一切代价，乃出资银元4.215两，购地2亩8分1厘，在东流水街修建了宏济堂阿胶厂，共建厂房36间，营业室7间、宿舍9间，所生产的阿胶品种有福字胶、禄字胶、寿字胶、财字胶、喜字胶、精研胶、嘉禾胶、墨锭胶、极品胶、亮十六胶、亮三十二胶、小龙板胶、黑十六胶、黑三十二胶等品种。熬胶的原料驴皮多由河北省束鹿县辛集镇购进，该厂有长期技术工人二三人，临时季节工人十五六人，每年旧历八月十五日后，临时季节工来厂整理锅炉，开始复工生产，至次年五一节左右返回农村去做农活，这些工人都有合同条约规定，到时候必须来厂生产，每年约生产阿胶15000余斤，其中给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等加工阿胶5000斤。济南解放初期，钱宝亨任该厂经理（后被人民政府镇压），有职工（包括季节工）10余人。人民政府对阿胶业非常重视，据老药工回忆，胶厂每年熬胶七八万斤，就熬胶烧的木柴来说一年之内就能烧掉20来万斤。1952年同义堂阿胶改用煤炭代替木柴试制成功后，宏济堂阿胶厂于1955年3月改进了新胶锅炉3个，每料胶由用木柴燃料费28.60元，改煤炭后只用燃料费10.80元，节约燃料费60％多。
  五、公私合营前后
  济南解放后，宏济堂老东家乐镜宇已年逾古稀，常住北京老家，由其子二少东乐绍虞任宏济堂总经理，1953年9月初，乐绍虞在北京病故，乐镜宇委派其长孙乐芝田来济正式接任总经理事务，为资方全权代表。宏济堂原有7名资方经理，1954年又增添了乐芝田的私人秘书阎梓良为资方经理。1955年在宏济堂工作48年的张慎庭因年老提出退休。1955年7月，经人民政府批准宏济堂纳入公私合营企业。从此这个年近60年历史的济南市著名中药老店走上了新生的道路。当时核资额近28万元，康元祥任公方经理，乐芝田任副经理。1956年2月，济南市的中药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生产、零售管理体制有了改革，济南市药材公司按照行政区划设立了各区的药材区店，各按区划进行了统一领导。对部分药店进行了调整和撤并，对济南市45家小型的制造兼零售的企业合并为4个厂，即宏济制药厂、永昌药厂、良一药厂，济南阿胶厂。1958年7月1日，隶属宏济堂的3个门市部归济南市药材公司所属，自此，厂店分家。1957年7月18日，宏济堂阿胶厂与天一堂阿胶厂合并为“公私合营济南阿胶厂”。1957年在黄台修建了新厂，不久又并入宏济制药厂，阿胶制造迁移黄台，此时期阿胶最高年产量已达30万斤。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3倍。
  1960年3月16日，济南市的4个中药制造厂家又合并为“公私合营济南宏济制药厂”。1966年9月更名为“济南人民制药厂”，1968年10月23日，将济南人民制药厂阿胶生产任务移交平阴阿胶厂。1980年4月，济南人民制药厂又更名为“山东济南中药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