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由于蒋介石积极推行反革命的“戡乱”政策，大规模发动内战，横征暴敛，苛捐杂税，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遭受日伪八年摧残的济南泰康，盼望胜利后，能够得到重新发展业务的机会，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沉重捐税负担，交通阻隔，市场缩小，人民购买力急剧下降，再加上董振甫在企业管理上完全效法乐汝成的高压手段，导致劳资矛盾日趋尖锐（1947年董振甫去上海，济南泰康职工联谊会成立时职工联名写信去总公司痛斥董振甫的压制行为，董见风头不对，坚不回济，总公司又改派济南分公司会计顾久华担任了经理），泰康业务便逐步下降，最后只能勉强维持门市了。
  从抗战胜利到济南解放这三年之中，国民党的敲诈、摊派，花样百出，举不胜举，除了正式规定的捐税之外，还巧立名目，进行公开掠夺：
  （一）有一次泰康欠下了一期“自卫自治建教经费”的摊款，国民党竟然在一天早上派了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六七十人），将泰康四面包围，上门上锁，进屋之后先查户口，再查房间，又查各样商品、原料存货数量，最后查价格、账目，从早上8点翻箱倒柜一直闹到晚上6点，结果给加上了9个罪名：如户口不符，违犯治安条例；房间不符，偷漏捐税；货品不符，有隐匿资金，有账外经营；价格不符，有意偷税，如此等等，结果是摊派照缴，额外又处罚比原欠摊派经费多十倍的罚款。
  （二）经常的出工出伕，已经造成企业的严重负担，而后来又摊上出“商团”团员和“义勇警察”，对所出的人，不但要供应他们的食宿，而且各种名目的花费，都要企业负担。济南解放前夕，两个担任“义警”的店员，为了保全生命，双双逃走，防守司令部硬说是泰康放跑的，一定要泰康交出人来，否则即以军法论处。泰康又只好托人疏通，花钱贿赂，免于追究。
  （三）国民党绥靖区的官老爷们经常“光顾”泰康，他们买货当时不付款，总是在第二次买货时才付给第一次的货款。为了早向他们要钱，还得给他们搞好“关系”，一年三节得请他们吃饭，给他们送礼。
  国民党反动派多方面的压榨、掠夺，本已使济南泰康陷于严重的困难，但正在这个时候，乐汝成又从济南分公司抽走了一大笔资金。
  济南解放前夕，乐汝成指示顾久华，速将商品变价处理，将资金汇寄上海囤货，顾久华接连两次向上海总公司汇去伪金元券1万元，这个数字占济南泰康流动资金的70％左右。其实乐汝成抽逃这笔资金，并不是在上海囤货，而是另有阴谋企图。据说当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乐汝成看到大势已去，就利用与蒋帮的关系，搞到了运输船只，将泰康公司的贵重商品，装了1000多箱，运往台湾，乐汝成及其眷属，也同船潜逃。
  济南泰康因遭受国民党的残酷压榨，又为乐汝成抽逃了大部分流动资金，所以到济南解放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