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瑞蚨祥简史
  （一）瑞蚨祥之由来
  章丘的祥字号买卖素有八大祥之称，实有十余个之多，其中以庆祥、瑞生祥、隆祥历史最久，而以瑞蚨祥、谦祥益发展得最大，最为驰名。它们的东家同出一源——章丘旧军孟家。据章丘孟氏家谱所记，其始祖为邹县孟氏，以后由邹外迁，至明洪武二年由河北枣强迁来旧军定居。最初家业甚微，以后经营小本商业，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置买了一些土地，一步一步地发迹了。
  孟家经商卖布不知始于何代。据传说，开始只是到处赶庙会做生意（俗称“京货棚”）。至清朝乾隆年间，传至孟兴智和孟兴泰（孟衍升之子），便大为发迹，由行商变为坐商，在北京设立了瑞生祥绸布店，在济南设立了庆祥布店。孟兴智即瑞蚨祥之祖，孟兴泰即隆祥、谦祥益之祖。孟兴智字睿斋，堂号强学堂。孟兴智有子2人，长子孟毓翰，次子孟毓翀。兄弟2人分家时各立堂号，孟毓翰称强恕堂，孟毓翀称学恕堂。济南的庆祥和北京的瑞生祥均由强恕堂分得，学恕堂分得现金，自在瑞生祥选人在北京开设瑞林祥绸布店，自此瑞林祥自成系统，此文不述。
  强恕堂继承济南庆祥、北京瑞生祥以后，锐意经营，生意甚为兴隆，在不太久的时间内，除在北京的瑞生祥开设分店——瑞增祥绸布店以外，又在济南开设瑞生祥钱庄，在天津开设瑞生祥土布批发庄，在济南、周村、章丘开设吉祥当、阜祥当和公祥当3个当铺：强恕堂成为一个拥有4家绸布店、1家钱庄、3个当铺的资本家了。以后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庆祥又在保定、天津、济南设立庆祥分店。
  孟毓翰有4子，长子孟传璐，次子孟传瑗，三子孟传珽，四子孟传珊。以后兄弟4人分家又各立堂号，依次称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这一次分家与上一辈分家不同，上辈传下来的庆祥、瑞生祥（包括分店）以及3个当铺都不分，为4房共有，各房每年从各个店号分取若干红利。
  三恕堂等4房中以矜恕堂这一房最善于经营。矜恕堂就是瑞蚨祥的东家。早在分家以前，孟传珊之妻高氏（章丘西关资本家高赤诚的姊妹）即以私蓄在周村开设万蚨祥锅店，后以400吊钱倒了一个卖布头的店底，连人也用了来，增添绸布业务。由于职工的辛勤劳动，营业竟然很好。但至1916年（民国5年），反袁军兴周村遭兵变，商店全被抢劫一空，万蚨祥亦未幸免。不过这时的矜恕堂已在济南、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城市开设了若干个字号，万蚨祥的被劫和停闭，并没有动摇它的根本。
  矜恕堂开设周村万蚨祥后，又出资2000吊在济南芙蓉巷开设瑞蚨布店，专门批发章丘辛家寨子一带出产的土布，即所谓寨子布。瑞蚨祥就是由这个瑞蚨祥布店发展演变而来的。
  矜恕堂由于历年自庆祥、瑞生祥等4房共有店号中分得若干利润，加以瑞蚨布店的逐步发展，就为开设瑞蚨祥积累了资金。同治元年（1862年）在济南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路南购买地皮，建起5间门面的楼房，开设瑞蚨祥缎店，将瑞蚨祥布店的全部资本和人员并入，这就是瑞蚨祥的由来。
  （二）瑞蚨祥的发展
  济南瑞蚨祥设立时，经营项目有绸缎、绣货和布疋，以销售布疋为大宗，零售兼批发。开业时的资金数额已无人知晓，但从外观来看规模不小。据其老一代的代理人说，瑞蚨祥在早期的自有资金并不充足，全赖瑞生祥、庆祥的支持（后面还有叙述）。由于它的门面宏丽，地处繁华，再加上善于宣传和经营有方，所以一开张营业状况就很好。
  当瑞蚨祥成立之时，太平天国军已退守南方，起义捻军也被清军镇压下去，山东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农村稍有余力者，都要置办一些衣物，这也给瑞蚨祥以发展的机会。瑞蚨祥设立初期，资本主义的竞争还没有达到激烈的程度，济南绸布业除庆祥、隆祥2家以外，还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字号。隆祥字号虽老，也有充足的资金，但经营方式保守，门面和内部设备陈旧，备货不能适应顾客需要，总是跟在庆祥后面亦步亦趋。庆祥也有些保守，而且门面矮小。瑞蚨祥是一个新兴的字号，不仅门面大，内部陈设新颖，而且备货充足，适应时令，所以开业不久即赶上并且超过庆祥和隆祥。
  三恕堂4房分家后对庆祥、瑞生祥等共有店号的管理，原是由老三孟传珽执掌。至老四孟传珊的少子孟洛川18岁时，孟传珽见其颇有心计，便将掌管柜上的重任交给了孟洛川。从此孟洛川以东家代表的身份常驻济南，还不断到京津巡视，俨然成了庆祥、瑞生祥、瑞蚨祥的总理。
  孟洛川掌权后，特别关心瑞蚨祥的发展，他经常从庆祥、瑞生祥抽调资金发展瑞蚨祥。瑞生祥是当时济南有名的钱庄，与山东地方官僚有密切联系（光绪二十年间，瑞生祥钱庄经理李汉与曹州知府毓贤是朋友，毓贤来济时就住在瑞生祥，后来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双方过从更密）。官场中经常倾轧排挤，他们对于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都讳莫如深，因此存款利息很小，但求为其保密。瑞生祥便以代为保密为条件，经常吸收这些官员的存款。孟洛川则时常将那些数目大、利息小的官僚存款自瑞生祥提供瑞蚨祥使用，瑞生祥经理则敢怒不敢言。章丘还有1家隆聚钱庄也很有名，东家李萼楼与孟洛川的二哥孟铭心交好，因此隆聚也经常供瑞蚨祥用款。这些外来存款，对瑞蚨祥的初期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又如三恕堂、容恕堂两房开支浩大，经常由瑞生祥和庆祥支钱，矜恕堂也跟着比支，花不了则存于瑞蚨祥。因此瑞蚨祥的资金日益充实，而瑞生祥和庆祥却日渐削弱。所以，孟家有“瘦了绵羊肥了羔”之说。
  孟洛川对瑞蚨祥和庆祥还采取扶此抑彼的办法。庆祥看到瑞蚨祥发展很快，颇为垂涎，也欲扩建门面，把买卖做好。孟洛川认为这样会削弱瑞蚨祥的优势，坚不允许。
  孟家对代理人很注重挑选：一是必须对资本家忠诚；二是必须有经营才能，既能代表资本家管理职工，又善于业务经营。孟洛川执掌店内业务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对瑞蚨祥的经营，他注重栽培本屋学徒，以便将来充当他的代理人；在人才缺少时也不惜从别的字号拉人。瑞蚨祥开业不久，他便从钱业拉来沙文峰任经理。沙文峰也是章丘人，对孟洛川惟命是从。他虽不精通绸布业务，却长于管理店柜。他为了鼓励职工更好地经营，除建立制度、增加经营品种、改善服务态度以外，还极力关心和改善店员生活。结果，很有效验，柜上的生意为之一振。
  瑞蚨祥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又在北京抄手胡同开设鸿记布店，批发章丘土布，规模不大；在天津竹杆巷开设瑞蚨祥土布发庄兼钱庄（以上2号的开设年月都忘记了）。
  至19世纪90年代，瑞蚨祥积累了更多的资金，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沙文峰代孟洛川到北京考察市场。北京是清朝帝都，达官贵人猬集于此，生活日益奢侈，高级商品销路日增，而且这时清室正崇尚洋务，洋货销路逐渐增多，利润优厚。沙文峰认为在北京开设门市经营绸缎洋货有厚利可图。经孟洛川同意后，于1893年在北京大栅栏购买地皮，建筑门面，设立北京瑞蚨祥缎店。据说开业时共有资金8万两银子，以鸿记发庄的经理张慎堂为经理，以跑外的伙计孟觐侯为副理。孟觐侯是孟洛川的远房族侄，年仅30岁。孟洛川用他担任副理，主要是因为孟觐侯的叔父孟鹤泉是北京瑞生祥的经理，孟鹤泉和瑞生祥同清室的许多官僚有密切的联系。孟洛川想通过孟觐侯的关系取得瑞生祥更多的支持。孟觐侯果然因乃叔的介绍结识了许多官僚（关于资方代理人与官僚的联系在后面叙述），吸收了一些官僚存款，营业很好，颇为赚钱。
  1896年，瑞蚨祥在烟台设立分店，生意也很兴隆。沙文峰被提升为济南全局总理。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即所谓“庚子事变”，侵略者点起一把大火，前门一带繁华地区的店号俱遭火焚，设在大栅栏的瑞蚨祥被烧成一片瓦砾，仅有一部分布匹被压在底下未被焚毁。济南瑞蚨祥金柜经理贾宝山曾听孟荫轩说，1900年北京兵燹以前，瑞蚨祥的全部自有资金共40万两银子。这场大火损失了一大部分，所以北京店号被焚的消息传来，孟洛川吓得瘫在椅子上。随后孟觐侯赶来请示善后办法，天津经理孟访溪也赶来共商大计。据说孟洛川表示不再干了，孟觐侯、孟访溪、逯秋圃（济南经理）却力劝孟洛川复业，并提出了复业的打算：济南、天津发货拨款大力接济，天津经理孟访溪保证在天津通过瑞蚨祥钱庄活动款子（后来天津共接济北京15万两银子），他们并主张先重修房子以张声势，一面设摊营业。孟觐侯也提出了保证，孟洛川方才首肯。孟洛川在受到意外损失后固然有所顾虑，但他并非不想复业。因为北京终究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复业就有挽回损失的希望。孟洛川所以迟迟不表示同意者，乃是对资方代理人使用惯用的一种手法——激将法。平日资方代理人每有建议，孟洛川即使心里赞成，也不立即表示同意，总是引而不发，乃至资方代理人再三请求并提出保证之后，方始首肯。这等于让资方代理人立下“军令状”。
  孟觐侯取得孟洛川同意后，立即赶回北京，从废墟中扒出布匹，交染坊复染，在天桥设摊营业。北京绸布业不少业户被摧残得无力经营，尚有力经营者也因大乱甫平而深具戒心，停止了营业。瑞蚨祥在天桥的摊子竟成了独一无二的专卖店，生意特别旺盛。由于济南、天津和申庄（瑞蚨祥的采购机构——下同）源源不断地发货拨款支援，北京有一些发庄见瑞蚨祥尚有力量，也大胆对瑞蚨祥赊销。因此，瑞蚨祥得以一面营业，一面重建门面，并有计划地清还客户存款。账册虽已被焚，但老管账员李梓封对于欠外欠内的账项大数都还记得。为了防止客户来收账，便有计划地主动还款。客方先还害怕摊荒账，纷纷前来提款，乃至看到又重修房子，又主动还款，也就放了心。于是瑞蚨祥又复兴盛起来。1901年新房落成，比前更为华丽，对顾客更有吸引力。重新开张后，正值慈禧太后自西安返京，慈禧及其宫女、太监、官僚等，在大乱中衣物损失殆尽，回京后重新置办，这又为瑞蚨祥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而且自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欧风东渐，过去轻易不出闺门的夫人、小姐也穿戴起来，走进社交场所，洋货很受欢迎，销量大增。瑞蚨祥适应市场的需要，扩大了营业范围，增添了新衣、皮货，增加了洋货品种，加以孟觐侯善于拉拢奉迎，所以第二次开张后不数年间，不仅恢复了旧时的局面，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入民国以后，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北京仍是政治中心，人稠物穰。孟觐侯又结交了一些新贵；袁世凯为筹办“登基”典礼，也在瑞蚨祥置办了一批衣物，如“衮冕”、象服和其他装饰品。加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趁机发展，也带来了市面繁荣，所以瑞蚨祥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异常迅速的。1903年至1918年先后又增设瑞蚨祥鸿记西号绸缎店、西鸿记茶店、东鸿记茶店和鸿记新衣庄，还扩充了皮柜业务。至此，北京瑞蚨祥在大栅栏共设立5个门市店。这些店柜的迅速增加，主要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与瑞蚨祥势均力敌的谦祥益坐落在一条比较背的大街上，看到大栅栏非常繁华，瑞蚨祥的生意发展很快，颇为羡慕，也想到大栅栏设店，屡次想在这里购地建房，都没有办成。原来瑞蚨祥深怕谦祥益进来分流自己的买卖，就千方百计地与之竞争，不让他在这条街上安点，时刻窥探谦祥益的行动，知道它要在哪里买房，就抢先买下，建筑门面，使谦祥益买不成地皮，无法插足。如为争夺庆乐剧院的地皮，瑞蚨祥竟至不择手段。本来谦祥益在先，已经讲好了价钱。瑞蚨祥知道后，四处奔走，想自己买下；但终因谦祥益与庆乐剧院已经谈妥，没有阻挠住；但瑞蚨祥把庆乐剧院门前的一块地皮以高价买下，声言如果开设其他字号，经营别的货品，可以免费使用这块地皮作为出路，如果开设布店，瑞蚨祥就在此建房把出路堵死。谦祥益见没有办法，只得放弃，到底也没有挤进大栅栏设店，以后乃转向汉口方面发展。
  济南瑞蚨祥于1904年在青岛开设瑞蚨祥缎店。1905年，天津瑞蚨祥在锅店街开设瑞蚨祥鸿记缎店分店，专营门市零售。
  1912年北京兵变，变兵南窜，天津竹杆巷瑞蚨祥与济南瑞蚨祥均遭火焚，但损失不大。事后天津瑞蚨祥自竹杆巷迁移到五采号胡同，济南瑞蚨祥于1914年重新建筑房屋后始行复业。
  1924年，济南瑞蚨祥在商埠经二路纬三路购地建房，开设瑞蚨祥鸿记分店，总店与分店同时增设金柜，经营金银首饰（详后）。瑞蚨祥鸿记开张后的第二年，张宗昌统治了山东。张宗昌的官府及其军政要员穷奢极欲，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一些珍贵东西和高级生活用品如黄金、皮货、首饰等，都成了他们的交际手段。他们买东西不问贵贱不惜重金，愈贵愈好愈买。因此，在张宗昌统治山东的3年中，瑞蚨祥一方面在军阀官僚身上赚得了一些钱，但是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张宗昌的摧残。张宗昌早就知道瑞蚨祥有钱，又加他的军法处长白荣卿与孟洛川之侄孟华峰结姻亲（见后），白荣卿在张宗昌面前大肆夸耀，更引起张宗昌的注意，正打敲瑞蚨祥竹杠的主意，适有章丘县长林正榜来文报告孟华峰侵吞地方公款（据说是诬告）。张宗昌即乘机向孟洛川问罪。孟洛川闻讯大惊，连忙携家避往天津。之后，孟洛川找孟觐侯出面调停。孟觐侯善于结交官僚军阀，张宗昌在北京时，孟觐侯即时常与之酒食征逐，张宗昌还给孟觐侯一个顾问的名义。孟觐侯便联络张宗昌的老上司王芝祥和张宗昌有桑梓关系的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以给张宗昌祝寿为名挂一节专车到济南向张宗昌说情。结果瑞蚨祥以拿出10万元了事，张宗昌给以自动捐献的名义，分期交款。自此孟洛川即长期留居天津未再回济南。
  张宗昌的另一暴政是滥发“军用票”，后来军用票一文不值，张宗昌的部下仍用军用票买东西，商家都不敢不要。瑞蚨祥只得把好货收藏起来，用一些布头应付门市，损失不大。可是吉祥当铺却葬送到军用票上。当户都以军用票赎当，结果吉祥当铺收进的大量军用票全成了废纸。吉祥当铺与济南所有当铺都同归于尽。
  在张宗昌失败去鲁之际，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商店一度停业，为时不久即行复业。以后，在陈调元、韩复榘统治时期，济南瑞蚨祥的营业也一直处在发展状态。
  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4房至清末民初，其家族内的矛盾越来越深，以至对庆祥、瑞生祥等共有企业不得不分伙，到1934年全部分完。济南庆祥昌记分店和天津庆祥分归矜恕堂，矜恕堂便将济南庆祥昌记改为瑞蚨祥昌记，天津庆祥改为瑞蚨祥庆记。至此，在瑞蚨祥名下又多了两个店号。
  民国初年，济南瑞蚨祥还在东流水街孟家花园开设手工染坊，专为本店染青蓝色布，不对外营业。在经一路纬三路开设鸿记织布厂，有人力机17台，工人40余名，专织粗布与条格布，除供应本市销售外，还直接对外营业，是一个有独立性的工厂。但这并不意味着孟洛川有意向工业方面发展，而是因为原先矜恕堂在此处建筑了一大片房子，准备开当铺，后因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形势有变而中止。为了这片房子不致被军阀所占，才开设此工厂，厂内的工人有不少是孟家佣人的子弟。此外，泉祥共有9个店也是矜恕堂经营的。
  鼎盛时期的瑞蚨祥共有多少资本，除孟洛川一人外，别人均无从知道。就是济南一地的资本和历年的营业数字，因账册全部散失，也无可查考。这里只能提供一些它的固定资产的简略情况。瑞蚨祥的固定资产分为两大类，一是房产，一是生产设备。
  1.房产：全国解放以前，在各地的房产有五六十处，约计3000余间。
  这里只是统计的处数、间数和用地亩数，而它的房屋特别是门市房、库房等，和一般店铺房屋相比，不仅结构好，而且内外装饰也好，造价特高。如济南瑞蚨祥门市，都是用工字铁或卍字铁制的铁梁、铁檩、铁柱，都是缸砖铺地、铁包皮的门窗；库房都是石墙、铁门，北京库房的墙竟有7砖之厚。为了防火，每处房产都有水龙头、水龙带、水箱等全套消防设备，有专人管理。
  房产虽不参加流通过程，然而也是整个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经营。这些房产究竟价值多少，实难准确计算。若以上海瑞蚨祥3处房产的原购价作为一般价格计算其他各处房产的价值，那么仅房产一项即有836万余元，这在当时可谓数额相当巨大。
  2.生产设备：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各店室内的家具垫底。瑞蚨祥各店的设备都比较富丽。如济南店内所有货架子都是铁包皮，所有家具都是大漆推光，经理室、会客厅一律地毯铺地，古玩、古书、名人字画，琳琅满目。桌椅披垫都是大红呢毡，沙发若干，套子常换，中西餐具一应俱全，各种瓷器也都古色古香。北京各店的设备比济南店的尤为华丽：室内有暖气设备，掩饰货架子的幔幛，都是大红缎面绿绸缘，柜台台毯都是以英国丝绒织成的，楼上楼下都是用地毯铺地，家具都是用楠木制做，角灯、台灯、宫灯更是不计其数。
  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后，济南瑞蚨祥几个资方代理人和几位管理货架子的老职工，曾对济南3个店的资本作了一番估计，以1疋双龙白细布为计算单位，“七七”事变前其固定资产为32023疋，存货为188990疋，合计为221013疋。此外还有现金60万元，分存于银行、钱庄。当时双龙白细布每疋的价格为5.5元到6元，统按5.5元计算，其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即商品）共为1215571元，加上存银行、钱庄的60万元，则共为180余万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有较快的发展。济南绸布业从民国7年、8年起，有若干中小布店应运而生，先后开业的有隆义和、隆源永、丰隆公、茂晟永、鸿茂永、广成、天丰泰、美华、志兴成、丰和祥、聚盛永、仁和祥、裕聚、恒盛永、庆昌等四五十家。但它们的资金都很薄弱，多数没有力量到产地进货，而是自批发庄进货，即有个别业户到产地进货，数量也很小，花色品种不全，质量也差。而瑞蚨祥为了争取顾客，对大路名牌货如双龙白布，卖货时特地放大尺码，把价格定低，争取尽量多的顾客到自己店内买货。中小布店没有这种竞争力量，门庭冷落，少人光顾。因此，雨后春笋般设立起来的中小布店，营业没有多久即行歇业。十余年间，多数中小布店被挤垮，只剩下经文、山玉成、源兴成、福茂恒等少数几家，绸布买卖几乎完全为祥字号所垄断。
  瑞蚨祥的主要竞争对象是隆祥。如前所说，隆祥原先的经营方式非常保守，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看到瑞蚨祥的发展很快，受到刺激，也想改变原来的经营方式。1930年在瑞蚨祥鸿记的西边——经二路纬五路购买地皮，建筑楼房。一切效法瑞蚨祥，连房屋的图纸也效法瑞蚨祥鸿记。瑞蚨祥的资方代理人知道后连忙告知居住在天津的孟洛川。孟洛川在孟家一族中年龄最大，也是长辈。在相互竞争问题上，他常常摆出一副不与晚辈相争的面孔，其实他绝不相让。他常对代理人说：“咱不同他们拚，但也不能落后。”资方代理人根据孟洛川的意图，便采取跟而不拚的办法。隆祥筹备开业很有声势，瑞蚨祥对外不动声色，对内则多方设法应付。当时济南瑞蚨祥鸿记经理是曾在北京与同业进行过激烈竞争的史彤雯。他一方面安排全店人员将货物、橱窗、柜台整理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要求店员提高打算盘、量尺子的技术和改善招待顾客的方法，另一方面用本店人员或跑合人以顾客身份向隆祥买货，借以了解隆祥的进货、定价、尺码等情况，与之竞争。同时加速备货，一律按隆祥的价格和尺码卖货。史彤雯还增加了店员改善生活的次数，并且邀牙纪人同吃，以示关切。
  隆祥开业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的确吸引了大量顾客。据说头一天就卖出8300多元的货物。但绝大部分顾客都有一种好奇心和爱好比较的特点，既去光顾隆祥，又到瑞蚨祥看看，把两家做比较。顾客们看到瑞蚨祥店容整齐，有条不紊，花色品种比隆祥还全，价格也不贵，尺码也不小，觉得隆祥还不如瑞蚨祥。这样，隆祥的名声开张不久便渐渐降下去了。瑞蚨祥的名声却越来越高，终于占了上风。
  隆祥对在竞争中的劣势并不甘心，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35年，将院西大街老号的旧门面拆除，新建3层楼房，增添人员，充实货物，重新开张。由于规模在瑞蚨祥老号之上，在城里总算和瑞蚨祥争了个平手。
  1930年以来，资本主义竞争愈演愈烈，许多新的竞争方式如扎牌坊、登广告、敲锣打鼓大减价、大赠送等等，也自上海、天津传来。绸布业中小户在竞争中倒闭了，没有倒闭的也经营困难，勉强维持。几家祥字号买卖虽然资金雄厚，也受到一定影响。1934年史彤雯又回到瑞蚨祥，想出了一个统一价格的办法，召集同业各店开会，议定统一价格。这样做对祥字号企业更为有利，因为他们的进货价格低。小户明知如此，但如果再竞争下去更对自己不利，所以只有服从这一倡议。议价成立，竞争之风稍息。
  （三）瑞蚨祥的盛衰
  北京瑞蚨祥，至1929年即已发展到顶峰，以后由于国都南迁，北洋军阀官僚大都星散，清室贵族早已败落，北京人稠物穰的境界已有所逊色，市面趋于萧条。瑞蚨祥是以销售高级商品为主的商店，失去这些顾客，营业额自然大大下降，此后即把经营重点放在适应戏曲界、花界和过往客人的需要方面。以后奉军入关，营业略有起色，但并未恢复到以前的盛况。而且孟觐侯自北京瑞蚨祥中兴、升任全局总理以后挥霍无度，其亲信姚秀岩、李峨山等亦起而效尤，他们终日与一些军阀、官僚、清朝遗老在瑞蚨祥西栈朝歌暮舞，酒食征逐，有时一次宴会就花掉数千元。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北京瑞蚨祥自1927年以后几乎年年亏损，年终只好靠玩弄账册手法，暗中升值维持一定利润。孟洛川明明知道也无可奈何。因此资金日渐短绌，全赖拖欠申庄与向银号货款或由发庄赊购维持经营。1935年孟觐侯病故，姚秀岩瘫痪，孟洛川始令济南总理孟秀涵带12名职员，拨款30万元赴北平整顿。结果，孟觐侯的亲信叶星北（茶柜经理）调泉祥，刘鲁言调青岛，王启昆（会计头）调济南，刘仲林（绸货头）出号，还有其他资方代理人被调动，营业略见好转。
  1937年以前，济南、天津、青岛、烟台各店的营业都还不坏，维持着瑞蚨祥的整个局面。“七七”事变以后，整个瑞蚨祥一落千丈。
  1.资方之间的矛盾。
  孟洛川兄弟4人，行三夭亡，尚余其三，孟洛川为行四。长房的堂号为勤记，其子孟筑亭迁往天津后不久即死去，遗子1人孟星五。次房为俭记，有子2人，长子孟华峰（大排行老二），次子孟静宇（老六）。孟洛川为恭记，有子5人，死3余2：孟肄庠（老七）和孟建初（老八）。孟洛川虽然一生经营资本主义商业，但在家族中又保持着非常严格的封建家规。当全家还住在章丘时，他怕子侄们到城市不好管束，不能守成，便不让他们到城市里来，也不让他们与闻店务，更不让他们进学堂。他们读的是诗书，身居农村，孤陋寡闻。这时封建礼教对他们还起一定的作用，大体上还服从孟洛川的约束。1924年全家迁往天津以后，孟洛川仍想维持原状，全家住一个大院（自建的房子），一个厨房吃饭，一个账房花钱，不准迁出另居，不准经营私产。但是他的子侄们到了天津以后，眼界宽了，交游广了，再也不愿受孟洛川的约束了，矛盾越来越大。开始表现在家庭琐事上，后来就发展到分居、比支、争权。
  恭记这一房人口最多，开支最大，勤记、俭记两房觉得不合算，也比着在瑞蚨祥支钱，各立账房，花不了则经营买卖。孟华峰首先开设福英纸行，孟静宇也开设瑞昌祥银号。1939年孟洛川死后，他们更加比着支钱经营私产，于是瑞蚨祥的资金，由大家族的资本向小家庭资本分散。他们先后开设的企业有：
  勤记孟星五：隆记布庄、泉祥隆记茶庄
  俭记孟华峰：福英纸行、裕康布庄
  俭记孟静宇：瑞昌祥银号、慎兴布庄
  恭记孟肄庠：恭记商行布店
  独孟建初尚恪守乃父家规，未经营私产，因而对乃兄等大为不满。
  孟华峰等不仅比着支钱经营私产，还互相争夺瑞蚨祥的管理权。当孟洛川全家迁往天津以后，孟华峰、孟静宇就想干涉柜上的事务，取孟洛川而代之。以孟静宇野心最大，因上面还有乃兄孟华峰，还不敢公开干预。况且，孟华峰是嫡出，又是长子，孟静宇是庶出，嫡庶地位还有不同。因此他只能在背后操纵。资方代理人遇事须先同他商量，然后再报告孟洛川，否则就要遭到他的打击。孟洛川为了缓和家庭内的矛盾，遇事也同孟华峰、孟静宇商量。孟洛川死后，孟华峰等兄弟之间和孟华峰等与孟星五叔侄之间，争夺掌管店内权力的斗争更加激化。他们各树羽翼，各自拉拢资方代理人；而资方代理人也各找自己的靠山，因此，资方代理人中也形成了若干宗派。资本家家族内的矛盾引起了资方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资方代理人的活动又加剧了资本家家族的矛盾。恭记一房与勤俭两房的矛盾最大，俭记与勤记两房的矛盾较小。勤俭两房常常互相利用以打击恭记，恭记则常常借资方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以打击勤俭两房。如天津瑞蚨祥鸿记副理孟次尧是孟静宇的人，与经理孟少亭对抗，恭记孟建初则嗾使孟少亭拉拢店员把孟次尧赶走（以后孟静宇又把他调到济南），以打击孟静宇。俭记、恭记两房亲兄弟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孟洛川年迈不能管事后，不得不按长幼轮班管事。
  如前所说，孟华峰自青少年起就游手好闲，到天津以后更沉湎于烟色。资方代理人经常见不到他，如济南总理史彤雯（1936年孟秀涵升为全局总理后，史升为济南总理）1936年提议把鸿记手工染坊改为机器染厂，1938年又主张将存款收购棉花，以免遭伪币贬值的损失。应当说这两项主张是对瑞蚨祥非常有利的，但孟华峰竟听孟秀涵之言，说他胆大妄为，破坏孟家的经营传统，辞之出号。以后伪币贬值，瑞蚨祥在银行、钱庄的存款遭受很大损失（数目忘记了）。孟华峰掌管瑞蚨祥不到3年就死了。继而由孟静宇掌权，此人揽权而不敢负责，与资方代理人又有矛盾。不久孟静宇病死，孟肄庠掌权，但又有孟建初在背后对他掣肘。由于孟氏家族之间矛盾的激化和资方代理人矛盾的加深，所以瑞蚨祥的业务便日渐衰落。
  2.沦陷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瑞蚨祥的状况。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山东即遭沦陷。沦陷后的前两三年，由于社会游资都投向囤货，物价逐步上涨，但彼时尚有一定货源，日本侵略者尚未全部控制我省经济命脉，有些行业尚可苟延，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经济实行全面控制，各行业都成立了所谓“组合”，一切物资几乎完全控制在各种“组合”手中，商业货源日渐枯竭。绸布业最先成立了“纤维组合”，勒令各业户陈报存货，瑞蚨祥由于漏报货架零货，遭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劫掠，经理人被毒打。后来虽发还一部分，但损失不小。陈报存货后又限令定价，名曰“自肃价”，不得随意涨价，不得囤积不售，进销多少及其价格须逐日陈报。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自肃价”经常大大落后于市价，因此居民都向瑞蚨祥抢购。有一次居民见瑞蚨祥定的价格很低，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抢购，门窗柜台几被挤毁。瑞蚨祥不敢不售，几天以后大量棉布被抢购一空。进货方面的限制很大，须由各个“组合”配给，既不经常供应货物，又没有众多的品种和畅销货，却经常搭配一些冷背货，不好出手。绸货虽然可以到上海进点货，而又汇兑不通，须以物易物，因此卖下的货款常常多日买不进货来。伪币迅速贬值，物价急剧上涨，卖出货去立即买货尚恐不及，何况一拖再拖，存下的货币价值已大大降低，等买回货来数量已大大减少。就这样经常的低价售出，高价买入，流通资金便损失殆尽了。
  在上述情况下，其他商号可以灵活经营。如不能立即买回本行商品时可以买其他货物；也有的将资金调往内地如西安等处经营；有的则在物价上涨时贷款买货，搞投机活动；有的购买“纤维组合”人员，在配给品种和数量上得到优待，在配给时间上得到优先。这些做法，都不适用于瑞蚨祥：一是受经营传统和铺规的限制，经理人谁也不肯甘冒嫌疑和风险；二是当时的经理张玉甫耽于赌博，会计头单福五贪污营私；三则资方代理人被日本宪兵队吓破了胆，不敢大胆经营，所以济南瑞蚨祥的损失尤大。
  天津、北平、青岛、烟台等各店也都受到了上述种种摧残，损失较济南轻一些。一则由于这是些大城市或沿海城市，货源较多，“纤维组合”配给的麻毛织品较多；二则北平、天津店的经营比较灵活。如天津店在棉布被侵略者控制以前，即将本店的存货运往英国租界，变卖成其他货品。北平在发生了一次政治案件（见后）之后，同日人拉上了关系，在配给货上常常得到优待。如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行将失败之前，瑞蚨祥还以货款买了“纤维组合”的30箱毛麻织品。
  瑞蚨祥申庄也有一大批存货被日本侵略者的商统令强加以陈报不实的罪名罚了一大笔款，还将其存货强行收购，付给了一部分黄金（后被国民党政府收购），其余则开给一张分期付款的存单，拖延很久才付给一部分伪钞，而这时的伪钞已大为贬值，其余部分成了坏账。
  济南鸿记织布厂、鸿记染坊，由于没有原料而告歇业。管理人员分别安排在瑞蚨祥和泉祥，工人则被陆续遣散。
  瑞蚨祥还常常受到日本侵略者狗腿子的敲诈勒索。伪警察局设有经济科，是日本侵略者的经济特务组织。警察人员经常敲诈工商业户，稍有不从，即遭陷害，谁也不敢得罪他们。他们常向瑞蚨祥赊购货物，从来也没有给钱。有的甚至赊购货物以后，等价格涨了再将原货卖给瑞蚨祥，既得找钱给他，还得笑脸相迎。
  瑞蚨祥不仅在经济上受到严重摧残，其经理人和职工在政治上还受到残酷的迫害。1942至1943年间，店员焦玉德调往北平店，他给萃华金店捎了一个在黄金上印徽章的“痕子”，想仿此再做一套。不料在火车上被日本宪兵队查出，发现上面有国民党字样，认为有政治问题，到北平后把他押了起来，严刑拷问。与此同时，还捉去北平瑞蚨祥店员20余名。他们在日本宪兵队受尽了非刑，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店员焦芳林，在狱中两腿被烧烂，出狱不久就死了。济南瑞蚨祥鸿记经理高芑泉被日本宪兵队捉去，说他与国民党警察局长王达有政治关系，受了很多折磨。1944年，店员因工资低，生活有困难，而会计头兼办外跑的单福五却专横跋扈，营私肥己，更为店员所不满。其他资主代理人与单福五亦有矛盾，同店员一起反对单福五，单福五却勾结日本宪兵队将总理高俊亭、总店经理张玉甫、分店经理高芑泉、店员李清成与焦念祺捉去。单福五对店员尤恨之入骨，谎称店员有共产党嫌疑。日本宪兵队对店员严刑拷打，焦念祺被摔得死去活来。后来由经文布店资本家辛铸九和双盛太布店经理贾子彬等出面，向日本宪兵队活动，才把他们要出来。焦念祺受了重伤，出来不到3个月就死了。经过这几次事件，资方代理人都吓破了胆，早晨起来，一听见格格的皮靴声，就胆战心惊，以为日本宪兵队又来捉人了，天黑上了门，心才稍稍放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来了。警察还是旧人员，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可以经常遇到。那些税务人员天天到店查账，如果不开窍，不给他好处，查起账来就没完没了，还得给他行贿。
  使瑞蚨祥损失最大的是法币和金元券的贬值。法币自1946年下半年开始膨胀，先还是逐步贬值，后来即猛烈膨胀，几同废纸。法币崩溃了又出来金元券，每1元金元券兑法币300万元。这时物价瞬息数变，上涨幅度之大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袋面粉为金元券9元，即法币2700万元。而且这时交通梗阻，货源枯竭，瑞蚨祥的经营等于收市歇业，残存的一点货底，仅2年多的时间又损失大半。至解放前夕，流动资金已为数甚微。据1956年公私合营后一次劳资座谈会的回忆，折合双龙细布，总店为1595疋，瑞蚨祥鸿记为1144疋，昌记为985疋，共3724疋，实际已成了一个空架子，与“七七”事变前相比，约损失90％以上。
  （四）瑞蚨祥金柜之始末
  瑞蚨祥附设金柜，经营金银首饰业务，于1924年3月开始筹备，11月开张营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在中国大量抛售黄金，以致金价大跌。1919年金价每两由平时的三十五六两银子跌至十三四两银子。孟洛川以为良机难逢，令申庄经理孟星文自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买进一批黄金，每一金块为300～400两不等，共买了多少，已不得而知，但他贮藏起来的就近3000两。孟洛川死后，勤记、俭记、恭记3房于1941年才把这些黄金分开，各分900余两。瑞蚨祥金柜经理贾宝山于民国30年曾赴天津为恭记化金，将三四百两一块的黄金化为每10两1条，共花了八九百两。同时也为勤、俭两房各化了一小部分，故知之较详。俭记孟华峰、孟静宇兄弟2人将分得的黄金以及自己私蓄之珍贵物品存入英国汇丰银行。据俭记的仆人们说，存入时共为3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大烟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接收英美银行，对俭记所存的3个箱子，只发还了烟土，其余则予没收。孟静宇视财如命，骤失巨金，心痛万分，因而患了精神病，旋即死去。勤记将黄金藏在夹壁墙内，至解放后“五反”时期被店员揭发出来，才售给国家。
  孟洛川买到这笔黄金以后，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军阀、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日益奢侈，金银首饰成了他们最流行的装饰品和贿赂、馈赠、应酬之物。因此，金店生意非常兴隆。孟洛川对各房儿娶女嫁的事也要置办一些金银首饰作为聘礼或陪嫁，每桩喜事至少要置办十五六两黄金的首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增设的金柜。1924年从庆云金店拉来店员贾宝山负责金柜业务。贾宝山进店的头一年，年工资300元，第二年增为400元，年终再馈送200元，10年后又开了2厘股的份子。
  贾宝山进店后，首先到上海购货，买来黄金300两，当时黄金已涨至每两50元，共需15000元，还买到五六千元的珠翠钻石。金柜雇用工人六七名，徒工三四名，筹备就绪后于1924年11月开张营业。金柜的制成品多种多样，有手镯、戒指、项链、表链、耳坠、帽花、凤冠、银盾、银花瓶、银花插等等，还有金条、金元宝。制造金银首饰的工序是很复杂的，除本店工人完成主要工序外，还找首饰作坊加工。
  当时金店业所炼之赤金点九九八成色，即称为“足赤”。瑞蚨祥向以货真价实相标榜，设立金柜时亦欲在业务上独树一帜，争取顾客，特加工精炼，取名“炼赤”，成色的确与众不同，价格也高于一般，颇为豪门富户所喜爱。
  金柜开张不到半年，除置办炼金工具开支1000余元外，赚得纯利四五千元。第二年平均月销黄金200余两，白银300余两，年纯利为七八千元。金柜的实际占用资金不过3万余元，利润率竟高达资本额的20％以上。当张宗昌退却以前，其部下都以自己的“积蓄”抢购黄金，瑞蚨祥共卖出六七百两金子。韩复榘退走前亦大量收买黄金，瑞蚨祥又卖出七八百两。“七七”事变以前，金柜的利润年年都在七八千元。
  1942年，日伪警察局经济科以禁卖黄金为名，查封瑞蚨祥金柜，将贾宝山逮捕，其实这不过是土匪绑票而已（其他金店照常营业），贾宝山被关押10余天，经花钱赎出方启封营业。1937年至1944年以前，营业额尚称不少，每年都有利润。平日经常存黄金600两，白银4000两。1944年因会计穆鸿尧、李明实主谋盗卖黄金180两，穆李2人为缄众人之口，将盗卖黄金之款也分给经理张玉甫及其他会计人员一部分，形成集体舞弊案。资本家派总理李峨山来济查办，账房10余人惧而辞职，经理张玉甫至年底被辞出号。黄金也未追回，就此了事。
  张玉甫出号后，瑞蚨祥昌记经理孟锡九为总店经理，孟次尧为副理。孟锡九年迈，大权落于孟资尧之手。孟次尧利用职权营私肥己，而店里则坐吃山空。贾宝山不满其所为，遭孟次尧之嫉，于1944年向资本家建议结束金柜业务。资本家同意，瑞蚨祥金柜至此结束。结束时尚有黄金160两，白银4000两。
  二、组织管理
  （一）组织
  瑞蚨祥共有14个字号（不包括泉祥、鸿记染坊和鸿记织布厂），分布于济南、北京、天津、青岛、烟台、上海6个城市。最盛时期职工总数约千人以上。资方代理人有全局总理、地区总理、各店经理。实行分层管理。兹分述于后：
  全局总理
  瑞蚨祥这么多字号，并没有一个总管理机构，对各店的管理，是通过资本家的代表和全局总理来实现的。孟洛川掌握柜上的大权达70年之久，虽无名义，实际是瑞蚨祥的总经理。各店人员的录用、升迁与调动，年终结算，利润分配和转化为资本，店员工资的增减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皆最后决定于孟洛川。
  孟洛川对各店的管理方法，主要是通过旬报（详列每日营业额）、月报、年中约算、年终结算和号信等形式来实现的。他住济南时，对店务每事必问。他的书房里除账册外，没有其他书籍，经常以翻阅账册为消遣，将近年终，更是目不离账册，手不释算盘。各店的货架账（存货明细账）、账谱（结账清单）均为一式2份，一份留本店，一份交孟洛川。每年年终结算利润和按股分利时，孟洛川将本店报来的货架账命其子侄们审核，看是否符合他规定的划价原则（见利润分配部分）。孟洛川死后，其子侄辈掌权，虽也仿照原来的做法，但因他们都沉湎于烟色，管理只徒具形式了。
  除了东家孟洛川掌握所有店员的大权以外，还设全局总理，为孟洛川的助手。全局总理的职权因人而异。第一任全局总理是沙文峰。济南瑞蚨祥经理逯秋圃虽未定名义，但权力很大，实际是全局副总理。北京、天津第一个瑞蚨祥以及青岛、烟台瑞蚨祥都是在孟洛川同意下由沙文峰筹划设立的。沙文峰不仅管瑞蚨祥，还兼管泉祥。泉祥成立初期，曾在诸城红石崖购买地皮，在诸城南关购买房子，准备窨花（该地土质适宜于养茉莉花）。他不仅为孟洛川管理各号的买卖，还代他经营土地，孟洛川的账房人员，他也代为管理。不但在济南瑞蚨祥代表孟洛川向各店发号施令，还经常到外地巡视各店业务。那时还没有铁路，他外出行路、住店，都留心观察各地的风土人情、市场情况和年景丰歉等等。每到一店，一下车就将路上的见闻写信向孟洛川陈述并告诉各店，供各店参考。
  1916年沙文峰死后，北京瑞蚨祥经理孟觐侯继任全局总理。孟觐侯是北京瑞蚨祥中兴代理人，但他的资格较浅，且不肯走出北京。因此他的职权仅限于北京店。1927年以后，北京店的营业一落千丈，威信更减。孟访溪资格老于孟觐侯，在天津、北京各店代理人中有一定声望，也起到全局副总理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深居简出，失于检查，因而出现了天津瑞蚨祥的腐败局面，被调到济南，已有名无实，以后就吃了“自磨刀”（被迫自动辞职）。
  1935年孟觐侯死后，全局总理一度中缺，后以孟秀涵充任。孟秀涵曾赴北平整顿过瑞蚨祥，但不久因与资方少东发生龃龉而出号。孟秀涵之后为高俊廷、李峨山，都是昙花一现，以后为焦寰五，更是有名无实。
  地区总理
  济南、北京、天津都有分店，都设有地区总理。地区总理都是由总店经理兼任。济南总理先是陈吉仁（设分店以前无总理名义，京津亦同），后是孟秀涵、史彤雯。北京是孟觐侯，后为姚秀岩、李峨山。天津先是孟访溪，后是辛浥泉。
  地区总理是一个城市内各分店的最高经理人，分店经理每天早晨必须到总店向总理报告前一天的营业等方面的情况，分店代理人们称之为“上朝”。地区总理也常到各分店巡视业务。
  地区总理的职权是由总店与分店的关系决定的。分店有一定的独立资金，也单独核算，但不是完全独立的。首先，分店增添人员须由总店调拨，即使临时雇用一个外伙计，也必须经总店批准。第二，分店进货也是通过总店，开列进货清单交总店汇总向申庄要货，到货后由总店统一分配。最初是按售价付给分店，一切开支皆归总店，分店只是总店的一个销货门市部。后来因为这样不能发挥分店代理人的竞争积极性，才按进价付货，使其独立经营。第三，分店每日的销货额须向总店报告，卖货款也上缴总店，不直接同外界发生银钱来往关系（“七七”事变后有所改变）。青岛、烟台两店名义上是济南瑞蚨祥的分店，由于相隔甚远，它们在进货和对外等方面都是独立的。第四，分店的年终结算是报总店，由总店汇总再报全局总理和资本家，另附分店的账谱。青岛、烟台两店是一面直接上报全局总理和资本家，同时也报济南瑞蚨祥一份。
  年终到资本家中“写账”（分劈利润），是全局总理和地区总理参加，分店经理没有参加的资格。“写账”都秘密进行，每日算账结束，必将有关账册、单据封锁于账箱内，交资本家内宅专人保管，翌日算账再当众启封，一个纸条也不允许带出。孟洛川死后他的子侄们，就不这样严格了。
  各个门市店
  济南瑞蚨祥3个店在最盛时期共有210余人，其中总店八九十人，瑞蚨祥鸿记七八十人，瑞蚨祥昌记五六十人。由于人员多，业务复杂，其内部组织也很复杂。一个店的组织大体上分三层；每店都有经理和副理，各个营业部分也有头目负责，经理掌管全面经营业务和人事管理，副理是经理的助手；伙计和学徒直接担任销售业务。各店的组织基本上是相同的。济南瑞蚨祥的情况是：
  1.前柜——专售各种色布和白布，主要顾客是城市普通居民和乡村农民。设柜头2人，负责管理本柜台以内的货物和人员，也兼管售货。另外还有学徒6人，整理货物和帮助售货。
  2.二柜——专售各种花布、广货、呢绒（呢绒摆在楼上，归二柜管理）。设柜头1人，伙计和学徒4～5人，任务同上。
  3.绸货——专售绸缎、绣货。设柜头1人，伙计和学徒10人左右，任务同上。
  4.皮柜——专卖皮货。设柜头1人，伙计2人，任务同上。
  5.金柜——专售金钱首饰。设经理1人，伙计2人，工人，徒工10人。
  6.账房——账房兼司文书。设头目1人（无名义），伙计、学徒12人。其中前账桌2人专司售货收款，二柜账桌1人，专记赊销。
  7.售货员20余人，专司售货。瑞蚨祥的售货员，除金柜、皮柜固定在该柜台以外，其他售货员并不专属于某一柜台，他们接待顾客后就集中于前柜，在长凳上顺序坐着等候顾客。来了顾客，顺序起立打招呼。
  8.号房4人。设头目1人，伙计和学徒3人，管理货房和布疋的加工染色。
  9.后司人员12～14人，其中包括炊事员、杂役人员，也有一位头目。
  前二柜柜头之上还有2个头目：一个是前柜、二柜掌柜，总管前柜、二柜的营业（主要是售货）和人员，相当于营业主任；另一个是洋货头，专管前柜、二柜的进货。前柜二柜掌柜、洋货头、绸货头、金柜经理、账房头都归经理管理。这几个部分的头目都是份股掌柜，以前柜、二柜掌柜的份股最大，仅稍次于副理。皮货头是直属于绸货头，号房头基本上是属于洋货头。前柜、二柜柜头，皮货头一般不是份股掌柜，而是由资格老、能力强的伙计担任，号房头则是份股掌柜。这些份股掌柜或小头目，虽然也都有几厘股子，但他们仍是劳动者。
  除以上头目以外，还有“瞭高的”，一般是前柜4人，二柜2人，楼上3人。“瞭高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售货员售货，并监视扒手行窃。前柜“瞭高的”除以上2项任务外，还兼管一些杂务、传达和送往迎来。“瞭高的”也是头目，一般是小份股的老年掌柜，也有老年伙计，有时大份股掌柜也到前柜、二柜“瞭高”。性质和上述其他小头目一样，也是劳动者。
  （二）财务管理
  瑞蚨祥各店都有一定的流通资本。如天津瑞蚨祥和瑞蚨祥鸿记均为30900两银子（其余各店资本数字都不记得了），但各店实际运用的流通资本远不止此数。资本家除对各店投放流通资本以外，还有更多的资本以堂号存款的形式分存于济南、北京、天津几个总店，由总店统一使用。而且资本家每年分得的利润，开支以外的部分仍拨入存款户下，又转化为资本。因此瑞蚨祥的资本额，在1937年以前一般说是年年增加的。但它的资本总额（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究竟有多少，除孟洛川一人外，其他人是无从知道的。曾听申庄经理魏星文说过，在1926、1927年最盛时期，瑞蚨祥、泉祥各店在申庄的存款（流通资本的一部分）最多时曾达500万元，在当时来说，数目相当可观。瑞蚨祥在早期还依靠外来存款，自1911年以后本身逐渐积累了绰绰有余的资金，就根本不用外款了。
  瑞蚨祥的流通资本是统一运用的，分店的买货款都交总店汇往申庄汇存。申庄是各店卖货款的总汇。各店进货也是绝大部分通过总店由申庄统一采购。分店向总店要货，总店向申庄要货，都不限于存款多少或有无存款。分店与总店、总店与申庄在账面上经常表现为或欠或存的来往关系。
  瑞蚨祥这种统一使用流通资本的做法，是一般商业资本家办不到的。这样做，不仅对各店的营业起相互调剂作用，而且还可以提高各店流通资本的周转率，提高经营效益，这是其一；其二，各店在申庄的存款往往要间隔一个时间开始支用，而支付手段又是汇票代现，因此又可以收取一笔汇兑费。不过自民初以后，瑞蚨祥、泉祥逐渐地各自积累了雄厚的流通资本，都有了剩余（两家每年都有存款利息收入），这种作用也就没有意义了。
  （三）工资
  瑞蚨祥的工资有年工资、月工资等形式，其他待遇也有若干名目。
  第一、工资
  1.年工资。内伙计一律实行年工资。学徒头2年，在1924年以前每年铜钱10吊，1924年改为每年5元，至1931年改为每年10元，1937年后由于通货膨胀，改为每年20元，一直至解放未变。学徒自第三年起开始增加工资（年终“写账”时决定增加，自这一年算起），以后除因特殊事故如犯了铺规或因病休养者外，都年年增加。增加幅度5～15元，多数是每年增加10～15元，个别有增加20元的。一般说来，工资最多增至200元为止，个别也有增至二百四五十元的，再多就是开份子，不再增加工资了。
  有人认为瑞蚨祥的工资较高，这是相对而言。1937年以前，年工资在100元以上者约占20％左右，大多数是五六十元至100元。
  瑞蚨祥增加工资的程序，年终先由各店经理（代理人）拟出一个草案，到资本家家中“写账”时，各地总理相互交流情况，对店龄、工种相等的店员加以平衡，营业好的店可以略高一些，最后由资本家决定。
  2.月工资。外伙计都实行月工资。济南店外伙计很少，也有实行年工资的。北京、天津则都实行月工资。半师半友入店的最低月工资，在济南为4元、5元，北京、天津为8元、9元。也是随着年限增加，增加幅度一般在1元左右，同样是增加到一年200余元为止。
  以上这种工资制度，1937年以前未曾改变。济南市工商联于解放后曾对瑞蚨祥鸿记职工工资做过典型调查，详附表三、四：
  从以下两表可以看出1937年以前职工工资的增加概况。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通货膨胀，物价日益上涨，职工工资不能不有较大的变化。惜瑞蚨祥的账册已全部散失，无可查考。这里只有刘焕庭1943年任申庄经理时所记关于申庄店员工资的一则笔记，尚可供参考。
  1943年的店员最高工资（韩觉生）约为1931年最高工资（附表四王锡珍）的6倍，但这时物价上涨指数恐已不止6倍。是年资方代理人的厘股分红，有1厘股者可分4095元，为店员最高工资的2.559倍；厘股多者就分得更多，超过店员工资的倍1924年瑞蚨祥鸿记代表性职工工资情况表（单位：元））=]数就更大。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店员的实际工资是在逐渐下降，与资方代理人的收入的差距也在增大。日本投降以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瞬息万变，瑞蚨祥的工资改为实物制，以小米折价计算（数目已记不清）。
  第二、馈送
  “馈送”开始实行于何年已无人记得。最初只“馈赠”对柜上有突出成绩和在经营业务上有一定技能的少数人，以后普及于除学徒以外的全体店员和后司人员。“馈送”数额一般是10～50元。对于记名（即准备提升为经理的亲信）人员的“馈送”是特殊的，记名第一年送100元，第二年送200元，第三年开份子。
  给普通店员“馈送”的多寡是以对店里多创盈利为主要条件，其次则是工龄的长短。自入店第四年开始，头几年一二十元，其后店龄愈久“馈送”也相应增加，但最多不过50元。
  起初只称“送”，至1931年在“送”字前面加了一个“馈”字。这一名目实行一两年以后又取消了，仍称为“送”。1937年因通货膨胀，又增加了一项“特送”。“馈送”实际上是变相的工资。一是它和工资一样从管理费中开支；二是除一、二、三年级学徒以外，人人都有，年年都有，店员都是把它列为自己的工资收入计算的。
  第三、其他待遇
  1.伙食。瑞蚨祥的伙食可分为日常伙食与节日酒宴两类。以济南店则言，日常伙食是每日2餐，10人1桌。早餐4盘菜（两样），2荤2素，每人1碗汤。晚餐4盘2碗，也是荤素各半，还有酒。饭食全为二等面馍馍或大米饭。每月有2次犒劳：瑞蚨祥在初一、十五，鸿记分店在初二、十六。北京瑞蚨祥还自设酱园，生产香油、酱油、醋等，专供本店食用。
  节日有酒宴，并有一套象征吉祥发财的饭菜谱。如吃鱼为“吉庆有余”，吃糕为“年年高升”，吃生菜为“生财有道”，吃韭菜馅水饺为“久而有财”等等。每逢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五月节、八月节等，都比日常伙食加好一些。
  2.川费。瑞蚨祥严格规定不准店员及资方代理人带家眷到设店城市居住，即使是本城人也必须住店。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从避免增加店内人员的家务负担、影响店的营业来考虑的。各店店员定期探家，发给川资。济南店的店员绝大多数是章丘人，距家较近，每6个月住家1次，假期20天。路费，在早期为每人每年铜钱10吊，1924年改为每人每年4元，1933年又改为每人每年10元，直至解放。原籍昌邑县、惠民县的伙计，每人每年外加10元。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地由于路途较远，对于假期和路费都另有不同的具体规定。如北京店对章丘人和山西人规定每年住家1次，假期50天，山东昌邑人则为1年半1次，假期两个半月。北京当地的每3个月1次，假期10天。路费也各不相同。
  店员住家多是在夏令淡季和春节期间，如因业务繁忙不能按期回家或延期来柜，则按铺规规定办理。
  3.婚丧方面的待遇。职工（资方代理人亦同）本人及其子女结婚时，照例以资本家或本店名义送喜幛1架（一般是花缎子12尺）；父母丧事则送蓝缎幛料1架，有时不送幛料则折价6元发给。这种赠送只限本人及其直系亲属。职工病故，如果死在店里，衣衾棺木以及运灵费用，全由店里支销；如果死在他自己家里，店里只送件幛料和少许吊仪，个别家境困难的，送几十元钱以示安抚。
  4.放假。每年6月轮流放假1日，谓之放“官工”（北京店放2天），春节休假5日（每人轮流值班2天）。放“官工”每人发给娱乐费2元。过春节每人发给守岁钱2元（后司人员发1元）。
  5.医药费。各地情况不一，前后变化也很大。济南店聘有常年中医大夫，医生费用完全由店里负担。药费，在早期也是由店里负担。约在清朝末期逯秋圃任经理期间，店员陆秀生因煎药干了锅把药倒了，又拿了一剂，逯秋圃于是将药费改为包干制，每人每年铜钱10吊，包括回家路费、洗澡费、肥皂、手巾、扇子等在内。北京店在1926年以前，药费也是由柜上负担，以后因有些资方代理人买补药往家里带，东家便改为诊费由店里开支，药费由个人自理。但有大病自己负担不起者，仍由店里负担。其他如天津、上海、青岛等店，也各有自己的规定，大同小异。
  6.用货。凡店内人员用店内绸布时，如果是现剪，一律和顾客买货一样，不折不扣。如果是买满15尺的绸布头，按8折计价；不足15尺的按7折；6尺以下的按5折。但这种照顾依份股大小和工资多少而有所不同：资方代理人每1厘股可以买15元钱的货，店员工资在100元以上者限买15元的货，工资不足100元者限买10元钱的货。在限额以内按8折收款，其超过部分按门市售价收款。职工日常需用的包脚布、腰带、腿带、枕头巾、包袱皮（最多2个）等，使用布头时可以写账，但必须由柜头代找，不得自己剪。找鸿记染坊染布，染价打五折，如染旧衣则不收染价。
  7.其他。为了招待顾客，茶是经常预备的，店员可以随便喝。水烟、旱烟叶也由店内供给，但不准吸纸烟。招待顾客要讲究仪表。为使店员面容整洁并节省出去理发的时间，店内设有常年理发师。店员每5天修容1次。
  （四）铺规
  瑞蚨祥的铺规，在继承其祖辈老号——瑞生祥、庆祥铺规的基础上，又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济南、北京、天津各店的铺规都基本相同，个别内容略有区别。
  瑞蚨祥的资本家对铺规极为重视，所有店员都必须遵守。济南瑞蚨祥的铺规是以宣纸打上朱红格用工笔楷书写的，并用镜框镶着挂在饭厅的正面墙上。对店员的一行一动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有违犯，轻则受到申饬，重则被辞退。瑞蚨祥的铺规分为序言、条文、结语三部分，约有20余条。现根据济南、北京、天津各店老年经理的回忆，一并整理介绍如后。条文排列次序和措词，可能与原文有出入：
  “盖闻生意之道，铺规为先。章程不定，无所遵循。今奉东谕，议定章程列后，望各遵议奉行，以图长久。如有违犯，被辞出号，贻误终身，悔之无及矣。
  1.柜上同仁不得携带眷属。
  2.因私事出门，必须向掌柜者请假，说明事故及去址，不得指东往西，出门时必须到账房写请假账、挂出门牌。假时不得过长，如因事不能回柜时，必须在上门前向号中声明。
  3.亲友来访，只能在指定处所（账房或宿舍）谈话，接谈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并不得招待亲友在柜上食宿。
  4.早6时（冬季7时）下门，晚10时上门。上锁后非有要事一律不得出门。
  5.不得长支短欠，顶名跨借。不得代客作保。
  6.同仁住家打行李，须经指定人员检查后，始得包裹。
  7.同仁住家须按住家次序，并经经理决定，到期即回。至期因事不能回柜，须来信续假，多住5天，下期即压班1个月；如因业务繁忙，到期不能回家时，压班1个月补假5天。
  8.春节放假，必须留人值班，顾客上门应予接待。
  9.摇铃开饭，不得抢前争先，菜饭由柜房规定，不得随意挑剔。
  10.同仁洗澡，下门去，早饭前回柜，不得借机游逛或下饭馆。
  11.同仁无论在柜吃饭或出外应酬，均不得饮酒过量，醉后发狂。
  12.同仁用货，必须由号中指定人员剪裁，不得私自找人；只能自用，不能代买。
  13.柜上同仁不准吸卷烟，以防发生火灾。
  14.不得代存衣物。
  15.同仁之间，不得吵嘴打架，如有违犯，双方同时出号。
  16.营业时间，不得擅离职守，不得交头接耳，妨碍营业，影响观瞻。
  17.严禁嫖赌和吸鸦片，违者立即出号。
  18.不准无故纳妾。如因无子息纳妾者，须事先声明，经考察属实后方准实行。
  19.对待顾客必须谦和、忍耐，不得与顾客争吵打架。
  20.同仁必须注意仪表，无论冬夏，一律穿长服，不得吃葱蒜，不得在顾客面前扇扇子，不得把回找零钱直接交到买主手里（要放在柜台上），并应尽量避免粗词俗语，不得耻笑顾客。
  21.不得挪用柜上银钱、货物，有贪污盗窃行为，立即出号。
  22.不得以号章为他人作保。此事关系至巨，无论何人不得违犯。
  23.柜上同仁，不得在有瑞蚨祥字号的地区开设同类店号和染坊，亦不得兼营其他业务。
  24.挑拨是非，猜忌倾轧，致伙友不和者，此为害群之马，应立即出号。
  25.结伙营私，要挟号中者，立即出号。
  26.同仁被辞出号，不得凭借他种势力逗留下去。
  27.调拨他处拒不前往者，立即出号。
  以上各条俱系省、京各店应有之定章。凡我同仁，概不准违犯。有股份者，更宜谨遵履行，方能为同仁之表率。如随便自私，或姑息因循，则章程为虚设，号务必日渐废弛，问心亦当有愧。号务綦繁，非一二人所能周及，须群众群力，严格执行，方免贻误。国家论功行赏，铺事亦大同小异。凡我同仁，慎之勉之。”
  资本家规定的这些铺规，把对店员的一切要求用条文固定下来，以保证自己生意的经营。其中有些条文（如第二、三、六、九等条）实在有损于店员的人格。如果店员违犯铺规，轻则受到申斥，或年终不予增加工资，重则被辞出号。虽东家之亲信亦不例外。如济南店店员孟广荣，既是孟洛川的本家，又是他的亲信，遇有婚丧喜寿之事，常代表孟洛川去应酬，自恃有后台靠山，不把铺规放在心上。一日与外伙计常××打仗，经理逯秋圃立即辞双方出号。孟广荣又持少东孟华峰的亲笔信回店复职，逯秋圃拒不受命，将其逐出，孟广荣终于出了号。非亲信者则更可想见。
  瑞蚨祥的铺规，随着局势的变化也有所变化。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铺规很严，店员终日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五四”运动以后，铺规的约束力渐渐变弱，如因私事请假不一定写请假条了，两人打架也不一定出号了。1928年，张鸣九蹂躏章丘，瑞蚨祥的资方代理人及店员家眷多迁来济南，不准携带家眷这一条从此打破了。如此等等，但这并不等于铺规已失去了作用。
  三、店内的阶层关系
  （一）内伙计和外伙计
  内伙计与资方的关系
  内伙计是指在本屋学徒的店员。内伙计的地位和与资东的关系，并不比非内伙计和学徒高多少，他们反而多了一层服劳役的担子。例如资本家时常办理婚丧喜寿之事（尤其是办丧事），都需要一批店员做杂务劳动，有时要用几十人。在章丘住家的伙计都要到资本家家中当差，不够时还要在各店里调人。当差的都是六七年以上而且是精明干练的店员。资本家们非常难侍候，当差稍有不周即被挑眼。有的因当差不好而长期得不到提拔，甚至有的被辞出号。所以，伙计们都把到资本家家中当差视为畏途。但也有个别人因当差好而得了东家的赏识和提拔。店员们住家也有许多忌讳，如坐车去赶庙会和资东的车遇到一起，会被认为是与东家分庭抗礼；店员家的马车如果稍好一些，穿的衣服好一些，也会遭到东家的嫉视。北京瑞生祥的伙计孟昭樽住家时，穿一件羽毛纱（并非高贵料子）大褂，被三恕堂少东孟锦如看见，以为一个伙计竟敢如此穿着，就命该店经理将孟昭樽辞退了（该经理也正在住家）。因此，章丘籍店员住家时，都尽量避着东家，不使看见。
  经理对内伙计，特别是对青年内伙计，基本上和对待学徒一样。内伙计对经理也是毕恭毕敬。有的经理如孟荫轩视伙计如奴仆，任意驱使，随自己的喜怒而为。如内伙计李英实的叔父是恒隆银号经理，与孟荫轩是烟酒朋友，二人因事翻了脸，孟荫轩便迁怒于李英实。晚上回来，怒气冲冲地令李英实立刻离店，不得稍停。这时已10点多钟，李英实已经搭好了铺准备睡觉，只得卷起铺盖离店。内伙计对于经理以下的股份掌柜（吃股份的高级店员）也是常怀戒心。因为他们多是经理的耳目，得罪了他们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因此，对他们也是敬而远之。
  有的内伙计熬到一定年限，可以开份子，上升到股份掌柜。开份子很不容易，至少要有十几年以上的店龄，并有相当的能力、负一定的责任，还得遇到机会，最重要的一条是对经理必须俯首贴耳。上升的步骤：先由经理保举，资本家同意后在束金折子他的名下写一个“记”字，表示对这个人记住了，这是第一步。第二年如果不犯错误，再在他的名字下面写一个“名”字，这叫“记名”，这是第二步。第三年才开份子。在“记名”期间，是对他的考验阶段。资东和代理人为了考验他，往往加重他的工作负担，严格要求，出些难题，看他的耐性如何。所以在这个时期更要谨慎小心，一旦弄不好，不是延长“记名”年限，就是取消“记名”。经理在保举某人的时候有亲疏之分，先亲后疏。如果两个店的经理各有自己的子弟或至亲在店里，他们便互相先保举彼此的子弟或至亲，没有这种关系的，即使具备了条件，也不一定得到经理的保举。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开份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即使开了份子吃上一厘股，在营业不好的时候，比大伙计也多分不了多少钱，有时甚至不如一个大伙计的工资多。
  外伙计与资方的关系
  外伙计是指非在本店学徒出身的店员。祥字号各店都有外伙计，省外各店较多，省内各店甚少。民初时期，北京店雇用的外伙计达三分之一以上，天津店略少，占五分之一以上。济南店在民元前后的若干年内，用外伙计只有几名。
  外伙计都是在当地其他绸布店学徒期满了的，至少有五六年以上的工龄，都有一定的业务知识、较强的工作能力和经验，是绸布业的老手。他们离开原店号而到瑞蚨祥当外伙计的原因，大多是嫌原店工资太少，又加同业对劳动力的竞争，因而形成了这么一批商业人员。资东对他们当临时工看待，需要时雇用，不忙时辞退。资本家称他们为“踩百家的”。
  外伙计进店都是经棉布批发家介绍的。棉布批发家与绸布业各户都有密切联系，知道哪家用人，也知道哪家出人，为了讨好大户，故愿做义务介绍。介绍时先由棉布批发家写一个介绍条，上写姓名、年龄、籍贯、行店初学、介绍人姓名、要多少工资等项。瑞蚨祥同意后，即令介绍人送来试工，中意的留其吃晚饭，谓之吃“上工饭”，不中意的即告诉他改日听信，就算罢了。
  外伙计都实行月工资。特别是北京店外伙计的工资都高于同业一般字号，因此，招来了一批有能力的商业人员。但瑞蚨祥的业务特别繁忙，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别的字号，也有进店不久因干不了而辞柜的。
  早期北京、天津的店号大量雇用外伙计，主要是因为内伙计对京津人士的风俗习惯不熟悉（在民元以前，旗人是瑞蚨祥的主要顾客），而章丘人的口音又不为京津人士所熟悉。外伙计都是在当地字号学徒的，懂得当地人的习俗，有的还交往了一些熟顾客（有的买东西愿找熟人），多数人会说北京话，能说会道，长于接待顾客，善于招揽生意，所以瑞夫祥肯出较高的工资雇用他们。
  外伙计在店内是居于“客卿”地位，资方代理人对他们也很客气，称之为“×掌柜”，实际对他们并不信任。名义是大掌柜，总还离不开二尺半宽的柜台，所以又称之为“吃二尺半的”。雇用外伙计不必请示东家，解雇外伙计更可随意。外伙计在店内除接待顾客以外，对其他事一概不管不问。外伙计干长久的很少，有的只干几个月，有的干一年半载。也有很少数因能力超众、有耐性、资方优待他而干得长久和开了份子。即使这样，他也掌不了柜上的大权。如外伙计张梦九是北京店出色的能手，干了五十来年，15年上记名，19年得1厘股的份子，最后吃到2.5厘股，而职权则不过是一个“瞭高的”。也有个别外伙计能当上一个部门的经理，如北京皮柜经理刘静轩，济南金柜经理贾宝山都是由外聘来的，这是因为本店没有这样的专业人才，不得不使之负重要责任。
  内伙计、外伙计、资方代理人和资东之间的关系
  内伙计与外伙计同是受雇于资本家的劳动者。由于资东的不同对待，他们也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内伙计认为自己是资方的嫡系，高他人一等，对外伙计虽然口头上呼之为大掌柜，而内心实轻视之，认为外伙计只不过是一个店员，没有多大出息。外伙计则认为内伙计是些“皇亲国戚”，是凭关系吃饭，而自己是凭本事吃饭。双方互不服气。
  瑞蚨祥的内伙计从学徒开始，在语言上和行动上都要受严格训练，一举一动都有规矩，而外伙计则比较自由些。这在内伙计看来，外伙计有些不良习气，有些粗野，看不惯，而外伙计对内伙计的行动也有某些轻视。生活习惯不同，也是产生矛盾的原因。
  内伙计之间大多有非亲即友的关系和桑梓关系，外伙计则多是外籍人，这在双方的关系上也划了一道界限。所以章丘籍的外伙计和内伙计的关系就好一些。如济南金柜经理贾宝山是以外伙计入店的，因为他是章丘人，资方不把他当外人，内伙计也与他合得来。与瑞蚨祥有渊源的外伙计和内伙计的关系也比较好些。如济南店的外伙计尹成斋虽不是章丘人，而他父亲是北京瑞蚨祥的一个股份掌柜，资方因他父亲的关系对他的态度好一些，内伙计和他的关系也好一些。
  瑞蚨祥的劳资矛盾，主要表现在年终工资方面。每年各店经理向职工宣布工资、馈送情况时，总是先说一些今后好好干、争取下一年多增加一点收入的话。其实，瑞蚨祥盈利再多，在增加工资和馈送方面也有严格限制。因此，每年各店在向职工宣布工资情况以后，总有一部分人表示不满。但各部门资方代理人监视甚严，资方对店员还以多增加工资、提拔以及个别谈话等手段培养了一些亲信作为自己的耳目，所以职工都敢怒不敢言，但也有少数职工闹情绪，发牢骚。资方则利用他的保荐人或亲友对他“说服”，以缓和矛盾。
  1926年，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北京、天津先后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年底有一位吕和璧同志，据说是从武汉来的，在北京筹组店员工会。谦祥益、益和祥、瑞生祥都先后成立了店员工会。接着，瑞蚨祥皮柜店员通过外伙计董立三的联系，也成立了店员工会，店内设立了“中山堂”，董立三为工会主席。瑞蚨祥各店的外伙计、内伙计与学徒大多数都参加了工会。当时提出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生活、限制工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资方也加紧了活动，首先是瓦解店员，对皮柜以外其他各店的店员进行说服，有些想加入工会的不加入了，有些已经加入的又退出了。资方限制店员参加工会活动最突出的例子是皮柜店。旧历年照例是“放官工”的日子，店员都听戏去了，资方便派人把皮柜的货品和财物全部拉到总柜，关闭皮货柜。皮柜店员听戏回来，见货物已空，方知资东采取的步骤，斗争失去了凭借，生活也逐渐陷入困境，而当时政府又不支持。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捕共产党人，革命形势发生了困难，吕和璧、董立三同时失踪，店员更失去了外援，于是店员工会解散了。皮柜全体店员50余人，除个别者外全被解雇，其他各店的店员被解雇者也不少。天津瑞蚨祥各店虽未在本店成立店员工会，但各店都有店员代表经常到日租界某处开会，瑞蚨祥鸿记已经挂上了中山像，资方不敢过问。天津店的斗争也失败了，有的自动辞职回家，有的被资方解雇。济南、青岛和烟台等店传来工潮消息较晚，没有发生工运风潮。
  （二）学徒
  学徒之来源及其入号过程
  祥字号的学徒工没有明确的年限，因此学徒与伙计的界限不易划分。从名义上说，只要不开份子，无论店龄多久都被称为本屋学徒。从工作方面来看，进店两三年后，因为有新师弟进店，才不做扫地、刷痰盂等杂务劳动，如果没有师弟，则仍需做学徒的劳动。从工资方面看，进店第三年开始增加工资，五六年以后劳动所得相当于外伙计的最低工资，也就是说进店三年开始向伙计的地位过渡。学徒期间，柜上管饭和按年给一定数额的工钱。
  1924年前，瑞蚨祥处在上升时期，年年吸收学徒，最多时一次吸收100余人。1927年后每隔一二年吸收一次，人数也大大减少，每次不过三五十人。1937年后的10余年间仅吸收二三次，人数更少。
  祥字号的学徒绝大多数是章丘人，外籍人是个别的。资本家有意识的使用本地人，以为本地人有亲友连带关系，知底可靠。学徒进店都必须经过本系统的资方代理人或股份掌柜保荐（隆祥系统和瑞蚨祥系统由于双方有矛盾不能互相荐人）。外籍人也有因特殊关系而被荐入祥字号的。外籍学徒在生活习惯和语言上与章丘人有些不同，他们进来以后，往往干不长即告辞。隆祥系统除大多数为章丘人外，还有很少一部分桓台和长山县人，这是因为隆祥系统一度是女资东主事，女资东娘家是桓台，长山县也有她的亲戚，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祥字号的学徒大多数来自农村，其家庭成分大多数是中农，中小地主和富农次之，贫农占很少数。这是因为：第一，贫农的子弟大多念不起书，没有文化。祥字号的学徒，一般都念过七八年的诗书。第二，学徒出门时的衣服被褥都由自己家里供给，头二年工资很少，贫寒之家也供给不起。较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就更少了，因为他们都吃不了苦，即使被人荐来，也干不了多久即自动告辞。如清朝翰林曾任天津府正堂的淄川大地主邹振岳的孙子，进了隆祥仅7天，认为升到经理是很渺茫的事就自动告辞了。祥字号的其他店，也有相似的情况，能够坚持下来的是极个别的。
  祥字号吸收学徒特别注意家庭出身。对理发、修脚、吹鼓手、艺人等家庭的子弟，皆鄙弃不用，仆人的子弟也不能进祥字号。矜恕堂有1个由小镳师转为仆人的柴××，其子柴启峨在天津茶叶行学了几年生意，以后经人介绍到天津泉祥茶店当外伙计，被东家查出。孟洛川说：“这怎么行啊！如果在宴会坐席的时候，他老子在下面侍候，他怎么在上面坐呀！”从表面看，孟洛川是为柴氏父子着想，其实这是一句饰辞。孟洛川真正的意思是认为仆人的子弟没有与大家同席的资格。
  祥字号学徒进店必须经过如下手续
  保荐。吸收学徒都是在旧历年年终时期。每届年终，瑞蚨祥各店股份掌柜或代理人就开始荐人了。店员如果想荐人，必须托一位资方代理人顶名代荐（资方代理人不限地位高低），自己没有直接荐人的资格。外伙计由于是外籍人，荐人很难得到应允，所以荐人的很少。荐人时先用纸条写明所荐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及本荐人的姓名，名曰“荐条”，交本店经理转交地区总理。地区总理在年终到资本家中写账时，再交全局总理和资本家审查。资本家和全局总理首先问各店共需要多少人，荐举的共有多少。如果荐举的人数多于需要人数，则以荐举人的地位、情面而定取舍。荐举人地位低、情面小的就荐不上了。挑选以后，再写一总荐单。因此，有的小份股掌柜知道当年荐人多，估计荐不上就等到来年再荐。这种用人唯亲的特点，在隆祥、谦祥益也是如此，隆祥和谦祥益有句讽刺的话：“人情、势力、脸子好。”就是说的荐举人的人情、势力是被吸收的主要条件。
  1927年以前，瑞蚨祥和泉祥荐举人也就是保人，一身二任。1927年，由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孟洛川接受北京皮柜店工潮的教训，改变了办法。规定荐举人不能兼作保人，保人必须是有2厘股以上的份股掌柜或资方代理人，并须给柜上立保证书，学徒还要填写志愿书。保证书、志愿书都是印好的，由保人和学徒本人填写名字和盖章。这两种“书”的原本都找不到了，但内容大都还记得。保证书大意是对被保人的一切行为负完全责任；志愿书的内容大意是坚决遵守店内一切制度，如有违犯，情愿受任何处分和法律制裁。保证书和志愿书的内容虽不具体，但主要是限制学徒的政治活动和防止学徒携款而走等情事。因为学徒立了志愿书，就不敢进行政治活动和违犯铺规了。如有违犯，资本家就可以任意处分学徒；保人立了保证书，就可以使保人加强对学徒的管束，如有财物损失，资本家就可以要求保人赔偿。这种办法在其他祥字号店里还未实行。
  验看。1924年以前孟洛川住章丘时期，验看在章丘举行，时间是在春节后的几天内。挑选后由保荐人或住家的其他资方代理人通知应验者到总理家应验。应验人打扮得衣帽整齐，由保荐人或资方代理人领着去见总理（先是到沙文峰家，后来是到孟觐侯家），见了总理例须先叩头拜年，然后2人一行分批就验。首先是口试和“貌阅”，必须口齿清楚，应对有礼，必须五官端正，进退中节。不合格者即命人领出，合格者再写几个字看看，在一张大红纸上写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荐举人姓名。字要写得工整。口试时还问念什么书，如果是在学堂读书，十九不被录取。总理验看毕，即带领去见东家作最后定夺。东家验看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总理认为合格的，到东家那里去就没有问题了。对有“来头”的人即使条件差些也能被录取。
  应验人被录取后，再由总理带领向东家叩头谢情。进瑞蚨祥、泉祥是只向矜恕堂一房资本家叩头谢情；如果进庆祥、瑞生祥，由于这2个店是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共有的，则必须向4房资东叩头。因此，有的叩头竟达四五十个之多。进庆祥、瑞生祥、瑞蚨祥、泉祥学徒还只向成年的男东叩头，进隆祥、谦祥益、瑞林祥学徒，对东家的男女老幼即使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都要叩头。
  1924年孟洛川迁居天津后，瑞蚨祥、泉祥验看学徒的职权由总理代行，验看地点也改在济南瑞蚨祥。
  学徒向东家叩头谢情以后，还要回到总理家中叩头谢情，保荐人也要向总理叩头谢情，并在总理家中就餐后回家准备赴店。
  分拨。学徒被录取后向各店分拨。最早，瑞蚨祥是先令学徒到济南瑞蚨祥学习一个时期，然后根据每人的表现再分往外地各店。后来直接向外地分拨。分拨都由总店决定。优秀者分往北京、天津，其次是济南，再次则分往青岛、烟台。分到各店以后，面目清秀者分派于绸柜和二柜，一般者分于前柜，再次分于号房，写字好的分于账房。但上述章程仅用于一般人，有特殊关系的，如资东的近支人和总理的子弟，不论其条件如何，首先分配到大城市和好岗位。但父子、亲戚不能分到一个店里，也不能分到一个城市。
  入店仪式。学徒到店后，要举行入店仪式，名曰“敬财神”。仪室内摆上香案供品，由一位大师兄作司仪，先向“财神”行三叩首礼，再向经理、副理叩头，然后由经理训话。训话大意是要求学徒谨守铺规、尊敬师兄、与人和睦、好好地干。礼毕，即令部门头目前来领人，经副理面嘱部门头目好好教育。部门头目领去后，再介绍他认师兄，并命一位大师兄领着到其他部门认“大爷”（股份掌柜）、认师兄。从此，学徒就在本部门的头目直接管理之下学生意了。
  祥字号学徒并没有专人做他的师傅（北京店一般是如此），谁是经理，就跟着谁学，“敬财神”也就是行拜师礼。
  学徒生活及其在店里的地位
  在一般旧式商号中，学徒都要做一些侍候人的劳动，如给经理铺床叠被、提夜壶、打洗脸水、侍候吃饭等。祥字号的学徒则完全不做这些劳动。白天营业时间里跑前跑后的忙活，一有时间就站柜台。进店头两年只能站着不能坐下。初进店的都没有这个习惯，几个月以后才能锻炼出来。
  一年四季祥字号店都是晚上10点钟上门。先整理货架，然后搭铺（祥字号都没有宿舍，除少数上层店员和资方代理人有固定床铺以外，晚上都得临时搭铺），搭好铺以后，还要练习写字，因此最早要11点才能睡觉，忙时整理货架要忙到12点。黎明即起，先收拾好床铺，再扫地、擦柜台，下门后开始营业。夏天4点多钟起床，每天劳动十七八个小时。除吃饭时间坐一会儿以外，其他时间都是站着照应顾客或做其他营生。
  学徒犯了铺规，轻则受到申斥，重则“砸锅”（被辞出号）。学徒最怕“砸锅”。因此，终日谨小慎微地埋头于业务，不多说话，不多管事。对于社会和国家的事更是不问不闻。学徒对资方代理人或份股掌柜的称呼，一律呼“大爷”，对店员即使比自己年龄小，也统呼“师兄”。
  学徒的劳动与学习
  瑞蚨祥各部门的物品花色品种极其纷繁，其中尤以绸缎为最。精通任何一门业务，都需要多年的实践。学徒进店，往往是一次分配定终身，长期从事于某一项工作；有时因工作需要调动一下，也多属临时性质。因此，瑞蚨祥的人员大多是专精一门，对其他部门的业务只是粗具知识，精通各部门业务的全材是极少的。
  学徒的学习主要是在大师兄的指导下，在劳动实践中学。内容有：一是敬烟、奉茶、洒扫，二是练习写字，学打算盘、量尺子、计算衣料尺寸、学对花和记暗码，三是整理货物。瑞蚨祥特别注重货物的包装与陈列。学徒对商品品种、产地、质量、用途等知识，都是在劳动实践中学得的。
  （三）后司人员
  祥字号各店都有一部分后司人员（炊事、勤杂），每店有六七位至十几位不等。一切粗活重活如打水、做饭、扫院子、送货、打包、服务、侍候经理、侍候开饭等等，都归他们做。后司人员吃饭一般是单开一桌，不和大家同席。炊事员称厨役。他们不是在册人员（不在束金折子），招用和辞退完全由经理决定。后司人员实行年工资，数额很少，主要是依靠赏钱，如号内向人送礼，对方照例开发赏钱，春节来拜年的也给赏。
  民元以前，瑞蚨祥还雇有“保镖的”，护送向各处送货，在柜上也做些杂务劳动。他们虽然比勤杂人员高一些，但也属后司人员。瑞蚨祥申庄还雇有一部分杂务人员，称为“公司人员”，多时达10余人，大多是无锡人，都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他们做扫地、打洗脸水、倒茶、包货、整货、号字头、送信、取款、送款等工作。
  （四）资方代理人与东家的关系
  祥字号是一种旧式商业，东家与资方代理人的关系与其他旧式商号有所不同。一般旧式商号，除出资人自己经营者外，都是经理领东，出资人为东方，领东人为西方，双方成立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与分账（分劈利润）年限。多数是3年一分账或2年一分账，也有1年一分账的。在不到分账期间，东家不得随意辞退经理，经理亦不得随意辞东。如果至一届分账期满，双方散伙，须清理账目，彻底清算盈余。这种经理称为合同经理。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对资东有相当大的约束力。因此，有因双方散伙而影响企业之存亡者。孟家祥字号则不然，它的总理、经理、副理等（以下称资方代理人）绝大多数是本店学徒逐步被提升起来的，与资东没有任何契约关系，可以随时辞退，即个别非本屋学徒出身的资方代理人也不例外。所以祥字号的资方代理人被称为水牌上的经理，一擦即掉。
  祥字号也有与一般旧式商号相同的地方，即分红的形式。瑞蚨祥各店（不包括泉祥系统）资方代理人都没有固定薪金，完全依靠分利润。如果因生意不好，年终无盈利可分（这种情况很少），则允许资方代理人在一定限度内长支（即预借），等来年分到利润后再补还，而一般店员则绝对不允许预支工资。
  旧式商号一般的合同经理都有经营管理用人之权，资东不常干预企业事务，合同以外人员的录用、辞退和提升，皆决定于经理。祥字号除外伙计和后司人员外，对店员的录用与提升，皆取决于东家，资方代理人仅可建议而不能决定。
  祥字号的资方代理人在业务经营上，也只能按照孟家的经营传统进行经营，遇有稍为重大一点的变革，必须事先得到东家的允许，即使增添某些业务以扩大营业也得向东家请示。孟洛川对瑞生祥、庆祥、瑞蚨祥各号一直是大权在握，多方干预经理人的经营活动。
  瑞蚨祥自创建以来，能在东家面前坐着讲话的，只有沙文峰、孟访溪、逯秋圃、魏星文、孟觐侯、陈吉仁6人，其他则只能站着“鞠躬如也”的说话。对少东也得毕恭毕敬，不能呼名，只能按他的排行称“×爷”，如“六爷”“七爷”等等。虽至亲、本家的长辈，对少东也不能以长辈自居。
  二次回号的资方代理人被称为“求再赏用”。瑞蚨祥各店都有一个束金折子，上列店内全体人员姓名，注明厘股多少、工资若干，学徒则注明店龄。据说这是为防止资方代理人私自用人或暗中增加厘股、工资等行为的。二次回号的资方代理人名下则注明“求再赏用”，以示区别。
  孟家对资方代理人的使用是这样：以瑞蚨祥为例，每年年终各地总理到东家家里写账时（1924年前在章丘，以后在天津），孟洛川对资方代理人的招待十分周到，有专设的卧室和新备的床帐、被褥，十分讲究，专人侍候。每日设宴，山珍海味，金樽美酒，非常丰盛。各样水果、茶点，应有尽有，时时更新。公宴以外，东家各房的少奶奶还轮流特制精美小吃如水饺、面条等，真是“恩礼”备至，使资方代理人受宠若惊，感恩图报。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矛盾，主要表现在利润分配方面。“写账”时，资方代理人希望多分红利，而孟洛川则采取种种方法压缩盈利数字，力图少分，因此常常引起资方代理人的不满。不过在1936年以前，一则因那时瑞蚨祥尚在盛时，生意好，资方代理人有较多的利润可分，且有后望。二则孟洛川那时还有相当大的驾驭力量，形成了一种束缚，即使资方代理人有意见也不敢反抗。所以矛盾没有公开化。随着瑞蚨祥的衰落和孟洛川驾驭力量的削弱，双方矛盾也就尖锐化和公开化了。1936年年底在天津写账时，孟洛川仍然采取以往的办法压缩盈利数字，双方发生争执。资方代理人在总理孟秀涵带动下，纷纷散去，把孟洛川闪在当场，很出乎他的意料。究竟孟洛川已进入耄耋之年，没有以前那样的统治力量了。结果，孟洛川退入幕后，让孟华峰出面并作了让步，才确定了这次的利润分配。
  （五）资方代理人之间的矛盾
  瑞蚨祥资方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派别之间、个人之间的互相争夺权利方面，常常和资东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例如：清末民初年间，有以沙文峰为首的元老派，如逯秋圃、孟访溪、魏星文、张振山、刘介眉等，都是拥护沙文峰的。北京瑞蚨祥中兴后，又形成以孟觐侯为首的北京派，与沙文峰对峙，并有压倒沙派之势。孟觐侯欲取沙文峰而代之。民国元年陈吉仁自北京调来继逯秋圃任总店经理后，对年迈的沙文峰非常轻视，时常加以戏弄，逼得沙文峰由总店迁至鸿记织布厂居住。又如申庄副经理刘介眉自上海调往北京店以后不久即被排挤出去。民初年间，全局总理的大权实际落到孟觐侯手里。陈吉仁担任总店经理后，孟荫轩被提升为副经理。孟荫轩是陈吉仁的外甥，野心勃勃。他自恃是资东的本家，飞扬跋扈，培植亲信，企图排挤陈吉仁。陈吉仁死后，孟荫轩升为经理，不久又升兼济南地区总理，野心更大了。首先排挤全局副总理孟访溪和鸿记分店经理史彤雯。孟访溪在总店住着休养，虽已有职无权，但终究是资格老而又有全局副总理的名义，对孟荫轩有一定压力。史彤雯为人倔强，人称为“史〓子”，不肯拍孟荫轩的马屁，但忠于职守，勤于业务。孟荫轩对史彤雯表面尊敬而阴实恨之。约在1926年，有张宗昌飞豹队的一个队员到鸿记分店买东西，打了史彤雯并捣毁柜台玻璃，激起了店员的义愤，痛打了该队员。不多时，飞豹队来队伍包围了鸿记分店。史彤雯因恃族叔史凤池是张宗昌的高级军官，并已取得了联系，所以很镇静地与对方军官据理交涉，并邀地区警察署长前来调解。大约这飞豹队的军官也知道瑞蚨祥不好惹，结果和平解决，店里包赔这位飞豹队员一件衣服（该队员衣服被店员撕毁）。孟荫轩将此事写信告诉孟洛川，说史彤雯胆大妄为，惹祸招灾，提议孟访溪迁居鸿记坐镇。孟洛川怕惹祸，接受了这项提议。这样，孟荫轩既排走了孟访溪，又打击了史彤雯，一箭双雕。以后，又令自己的亲信李文山（鸿记副理）对史彤雯百般掣肘，终于迫使史彤雯辞职。
  四、业务经营
  （一）发展概况和特点
  济南瑞蚨祥早期以经营土布为主，零售兼批发，绸缎的销货额居其次。可以说它是以经营土布起家的。早期经营的土布，著名的有章丘寨子布（即章丘土布）、大捻布、河北省大庄子布、宽灰布；后来还销售上海浦东一带的茹通布、灰印布、文奎布。
  随着洋货在我国市场的日渐增加，瑞蚨祥经营的商品品种也不断变化。1900年以后经营的棉织品，绝大部分是洋货（主要是英国货），土布成为附带的了。洋货销路广，利润优厚。约在光绪三十年间，瑞蚨祥派张振山、成芝庭、陈文轩3人东渡日本购货。除买来一批花布外，还有雨伞、钢精锅之类的商品。
  此后，不但洋货纺织品日益畅销，连广货（日用百货）也颇为社会上层人物所喜爱，北京、天津两店于1909年间先后增添广货和钟表眼镜业务，济南总店于民国3年也增添这两类商品。后来由于广货业务太零碎，占用人员多，无暇兼顾，又逐渐缩小广货而专管绸缎布疋。广货愈到后来愈成为一种附带经营的商品，只是为了便利顾客，特别是便利富家妇女和以广招徕而已。民国8年发生抵制日货风潮，济南瑞蚨祥取消广货业务，风潮过后又恢复。在马良、张宗昌祸鲁期间，军阀、官僚的护兵、当差在为他们主人购货之后，往往要求“场面”（向店柜索取货物），店里只好给点东西如袜子、肥皂之类加以应酬，甚感不胜其扰，不得不取消广货业务。京津店的这项业务在1937年以后也取消了。
  “庚子事变”后不久，孟洛川偕同张墨农赴广东购货，买来薯莨绸、草葛、承湘葛、祥云纱、哆啰麻等若干纺织品和一些著名的广东丸药如活络丸、六神丸、再造丸、牛黄清心丸、红灵丹、乌鸡白凤丸、宁坤丸等等。广东的祥云纱等货，销得很快，曾连续去采购若干次，已在广州置办家具、租赁房子，准备设庄。嗣因广东厂商纷纷在上海设庄销货，瑞蚨祥乃中止了这项计划，改由上海进货。
  1909年以前，北京的皮货生意为山西人所独占。1909年瑞蚨祥设皮柜后，极力经营，营业凌驾于同业各户之上，颇享盛名。济南总店于民国6年增设皮柜；1924年增设金柜，经营金银首饰业务。
  北京店在清末民初年间，还先后设立两个鸿记茶柜。这个时期，北京大茶叶店很少，鸿记的茶叶销路颇广，凡戏院、茶馆和居民群众都买鸿记的茶叶，门前常常出现拥挤现象，销货额在京城同业中占70％。
  瑞蚨祥向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为信条，备货齐全，以保证自己的信誉。经营方法有以下特点：
  1.凡珍贵的、稀有的、别家不经营的货品，我经营之。这种商品，为少数人所需要，价格昂贵，一般小字号无力经营，大字号又因其积压资金而不肯经营。瑞蚨祥则抓住这个空挡，依靠自己的雄厚资金，多方采购，独自经营。1930年以前，皮货中四五千元1件的貂褂，千余元1副的海龙领子，最好的皮货如金丝猴、玄狐、窝倒、白狐、白狐崽等稀有皮制品，常为京津瑞蚨祥所独有。济南店虽然销不动这种珍贵皮货，但600余元1件的葡萄肷、400余元1件的海龙领子也是惟瑞蚨祥所独有。
  这些珍贵商品，往往是某些官宦之人用以巴结上司的礼品。在民国十四五年间，有两个官僚同时到北京瑞蚨祥买金丝猴皮褥子，据闻是献给张作霖的。瑞蚨祥有1件最好的，2人都看中了，争着买，谁也不肯相让，结果瑞蚨祥又千方百计购来1件，满足了双方的需要。
  在绣货中，清朝时期之高级官服，别的店里也都没有，而瑞蚨祥则应有尽有。入民国以后，一些名演员如梅兰芳、荀慧生等人所用的舞台幔帐、桌椅绣花披垫、门帘等，也多委托瑞蚨祥代办。
  上述特点，不仅为一般字号所无，即祥字号的其他店也都不及。这可以说是瑞蚨祥所独有的特点。例如经营羊皮货，不过10％的利润，而珍贵皮货的利润最低在40％以上。
  2.定机货。瑞蚨祥经营的高级绸货都是到生产厂家定织的，谓之定机货。这种货质量高于一般。如别家出售的最好的蜀罗为11丝，瑞蚨祥的定机货则有13丝、15丝者。又如纺绸，一般是用四合成丝织，瑞蚨祥定机货则用六合成丝织，而且用上等丝，花样品种也多。民国10年前后，绸货中有一种“漳绒”很流行，原先是大团花，有些陈旧，瑞蚨祥改为小团花，后又改为阴阳花，取名“锦文绒”，很受欢迎。瑞蚨祥还独创了一种“高丽纳”，是用好洋绉或物货葛作表，中加衬绒，以白布为底，用丝绒纳成。这种货是供上层人物做秋冬之交的衣服用的。这些定机货质量高，花样新，但售价也高出一头。因为别家所无，所以也很有销路。
  瑞蚨祥销售的棉织品也有定织货。如民国十七八年间，北京一些中小业户生产的布，统称为爱国布，销路颇畅，但质量不齐。北京瑞蚨祥自出花样，规定质量，与一些厂家签合同定织，很受顾客欢迎。这些厂家的资金都较薄弱，愿为瑞蚨祥定货。
  3.自染色布。瑞蚨祥是以销售高级商品著名的商店，但布疋的销售也占很大比重。以济南店为例，到瑞蚨祥买货的顾客多系农村和城市平民群众，布疋的销售额一直处于优势。因此，瑞蚨祥对各种色布的经营从不放松。1930年以前，机器染厂不发达，阴丹士林等色布还很少。绸布业（包括批发店）所经营的各种色布，都是自买白布交手工染坊加工染色。瑞蚨祥为创自己的牌子，在各个时期经营的布疋都是采用优良布坯、最好的染料委托染坊精染并加盖自己的印章，决不为贪一时之利、与同业争一日之长短而轻易更换布坯与染料。1927年以前用英国货时，选用名牌货做色布布坯。至1927年间，日本的双龙、花鸟、大五福、龙头等市布已充斥市场，日货价格低，同业都已使用，但质量次。瑞蚨祥怕损坏自己的牌子，仍坚持使用英国货。北京瑞蚨祥西号首先以日货染了一批青蓝色布，遭到总店的申斥。以后英国货被日货排挤，日货垄断了中国市场，瑞蚨祥才不得不改用日货；但仍在日货中选用名牌，用优质染料加工精染，决不以次顶好。瑞蚨祥的色布，具有不褪色的特点。特别是青蓝色布的确与众不同，颇享盛名，销路很广，尤其在农村有很高的信誉，有些农民非瑞蚨祥的布不买。
  在白布的经营方面，由于经营者很多，名家都有，不能隐藏利润，瑞蚨祥就在价格方面创自己的特点，价格定得低一点，薄利多销，利润不过百分之几，有时甚至亏本。而自染色布由于质量高于一般市货，则垄断了市场，利润竟高达12％到15％。这样就可以把获利微小或不获利的因素消化在自己的营业当中，整个店号内还是有利的。
  4.瑞蚨祥的进货特点是：对主要商品到产地厂家或洋行直接购买，以争取批发价格；预期购买以争取季节差价；各店号统一采购，品种多，数量大，在价格、供货时间、货品质量等方面都能得到供货厂家的优惠，成本低，质量高。对一些主要商品还不惜积压资金采取增大库存量的办法，例如色布都存放3～6个月以后才出售，皮货、花布也是大量购存，不使缺货脱销，并任人挑选。这些都是一般中小商号力所不及的。
  瑞蚨祥从不采用大减价、大甩卖、大赠送、大折扣等经营方式。1945年以前也从不在报端登广告。它的“货真价实”是通过让顾客得到实惠来宣传的，比如对顾客的热情服务与招待，给顾客详细介绍货物的特点，无形之中顾客就起了义务宣传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比起自己的宣传来不知要大多少倍。抗战胜利以后，有些报社像募捐一样争取商家在报上登宣传广告，瑞蚨祥也登了这样的广告，但它的侧重点仍然在为店柜创信誉让顾客宣传方面。
  1927年以后，日本为争夺中国市场，以不断降低价格的办法向中国倾销棉布。双龙、花鸟、大五福等白市布每疋由八九元降至5.5元。在1927年以前，农村还有用洋纱织布的，也有自纺自织户，至此，农民自织完全被日本棉布挤垮，农民也都穿洋布，因而瑞蚨祥色布的销量大大增加。1930年后，机器染厂蓬勃发展，阴丹士林、纳富妥、安安蓝等机染色布和花色布（线呢、直贡呢、印花布等）大量出现。阴丹士林等色布不褪色，布面光滑美观，颇为城市居民欢迎，花色布更是畅销品种。因此，瑞蚨祥色布在城市的销路为阴丹士林和花色布所夺。但这种布是用机器重力轧平的，布被展宽展长，布面没有纤维细毛，布质显薄，农民认为不如手工染的布坚固耐穿，农民崇尚朴素，花色布在农村也销不多。因此，瑞蚨祥的色布在农村仍有广大市场。
  （二）货物来源
  在上海市场发展起来以前，苏州是江南各地丝绸的集散地。杭州、南京、镇江、盛泽、湖州等地的较大丝绸厂，有的在苏州设有发庄，有的不断携带样品到苏州销货。至于一些小厂和个体户的产品，则通过批发商贩运至苏州销售。
  瑞蚨祥很早就在苏州设庄购货，称“苏州庄”。后在苏州王枢密巷自建楼房，前后两院，后院自住，前院住着镳局。当地人称之为“洋楼家”。瑞蚨祥以这个庄为中心采购各地绸货，同时也派人去上海采购洋货，称为“申庄”。以后上海市场迅速发展，丝绸市场由苏移沪，瑞蚨祥的采购点也移到上海，苏州庄日渐缩小，至1925～1926年间完全撤销。
  瑞蚨祥的申庄，最早只有一两个人寓居栈房，后在三马路兆福里租赁一处独院为址。1929～1930年间以30余万元买到天津路维庆里的3所楼房，机构有所扩大，庄内设有经理、会计、采购、厨师和公司人员，最多达20余人。与各店的联系方式除通过邮政局发信以外，还有自拟的密码电报。
  瑞蚨祥各店每年6月小结1次，名为约算，年终正式结算。每次结算都盘点存货，作出要货计划，开列品种、花色、数量的清单寄到苏庄或申庄，苏申庄根据各店的清单采购和发货。
  由于各店对货物的要求不同，各店每年两次派人到苏沪去与采购人员会商，当面交代购货的要求，而采购任务仍由苏申庄办理。花色简单的名牌货、大路货如洋货中的各种市布，绸货中的线春、熟罗、纺绸等则通过函电联系。各店与苏庄、申庄的联系每星期至少有两次班信往来，有急事则用自拟密码拍电报。
  对有季节性的商品如夏季用的纱、罗、府绸、漂布等，春季就要采购，秋冬销的夏秋就要采购。这不仅可以争取季节差价，还可以买“头水货”，挑选好的。
  有一种时髦货，花样、颜色日新月异，变化迅速。这个月是时髦货，下月就成了落伍货。进这些货要眼明手快，并控制一定数量，宁肯少购脱销，不使多购积压。所谓眼明手快，就是及时发现这些货的销路及时购买。为了发现时髦货的变化情况，瑞蚨祥的经理人不仅经常研究销货趋向，就是闲游到娱乐场所和公园，也留意观察各界人士的穿着打扮，以求自己的进货减少盲目性，跟上人们的需要。
  对于没有季节性和季节性不强的大路货是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购买。一些厂家和批发庄有时银根吃紧或积压过多而削价销售，瑞蚨祥往往趁此机会买货。年关是工商界的一个关口，厂家和批发庄也常有削价售货的情况，而瑞蚨祥则怕钱庄倒闭摊瞎账而急于提款买货，所以常常能买到一批廉价货物。如1927年，日本货大五福、双龙、花鸟等市布，不断降低价格，投机商人买空卖空，市场价格极不正常，瑞蚨祥对这些商品多是随用随添，只有遇到适宜的机会才大量购买。
  从1927年开始，上海的国产货直贡呢、线呢、花达呢、印花布等日益增多。绸布业到这些厂家采购多实行赊购的办法。根据习惯，有的在月中付款一部分，月底结清；有的给厂家开迟期照付的支票；而瑞蚨祥则一律付现款。各店销售的绸货和花色货脱销时由当地批发庄添购一部分，付款情况不同，北京、天津各店是月中付款一部分，月底清账，济南店是付现款。批发庄按一般售价给以九八扣，谓之九八找息。
  绸货的进货对象与方式
  瑞蚨祥在苏州和上海采购绸货，既与生产厂家直接来往，也从批发庄采购一些小厂和个体机房的产品。
  对软片货如线春、湖绉、罗、纺绸等，还买一部分练好的白坯自找染坊加工染色。收购白坯是看好花样、讲好价格以后，由货主送来验收。验收有一套严格手续，先一匹一匹地秤分量，不足分量者剔出；再逐匹验看是否有残，有残者剔出；再逐匹量尺寸，多么长多么重有一定标准，不合标准者剔出。验收以后交染坊加工染色。加工染色既怕蚊蝇污染，又怕冻，所以都是在春季或秋末冬初染色。使用机器炼染以后，才不受季节的限制。但机染品不如手工染品敦厚柔软，所以手工染品仍有一定市场。验收货品要在光线充足、没有烟火的室内进行，颜色稍有不匀或不足，即退回复染，复染不好由染坊赔偿。验货人很富有经验，验货标准十分严格。早期苏州庄主管验货的王漱芳，货主与染坊都称之为“王四小刀”，他验货有时戴上几副眼镜，所以人们又称之为“王四眼镜”。验货之认真严格，是独一无二的，其他验货人也从不马虎。因此，瑞蚨祥的绸货都高于一般业户。售价虽高一点儿，却得到了一部分顾客的特别欢迎，中上层人士购买绸货多以瑞蚨祥是顾。瑞蚨祥的信誉经久不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就在这里。
  瑞蚨祥之定机货，都是自出花样、自定规格质量，委托厂家照织，但并不订立任何手续，全凭口头信用。没有预交定金的规定，常常先付一部分现款给厂家买料。为防止厂家粗制滥造，价格不图便宜，但求保证质量。有的小厂为贪做生意，要的价格很低，有时瑞蚨祥还让厂方重新核算成本，另定价格。
  民国初年，杭州丝织业有维成、虎林、九成、振兴、日新、振丰、绮霞等公司先后采用电机织染各种缎子（俗称公司缎），花样新颖美观。瑞蚨祥与他们都有来往。他们也经常征求瑞蚨祥对产品花样的意见，出产新货经常先给瑞蚨祥创销。但瑞蚨祥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公司出产什么货就销什么货的水平上，还不断提出规格向维成公司定织，如“四板只小团花”维成缎就是很受顾客欢迎的一种。
  瑞蚨祥也自周村进一部分绸货，主要有单棱洋绉、常行洋绉、花丝葛、线春、二八小绸子等。早期周村一带的机户都是在集市上设摊出售生坯，买这种货，更要有眼力，买来以后再自找染坊加工练染。后来，周村机坊有了发展，瑞蚨祥就与机坊发生联系，并曾向机坊定织过双梭洋绉。
  绣货主要是来自苏州。产品有官服、被面、门帘、幔幛、桌椅披垫、屏联、喜寿幛、绣花镜、缂丝等等，种类繁多，花样复杂。前清时期，官服是瑞蚨祥绣货中的主要商品，有文武品级之分，质量高次之别。绣货主要是在绣货庄定货，有时也经“揽头”找绣户加工。以后在上海采购的湘绣，花样之多，颜色之好尤令人称赞，绣工不足之处辅以笔描，花鸟人物栩栩如生。在潍县收购的绣货，多属寿衣之类。
  洋货的进货对象与方式
  “洋货”主要是指机器生产的绵毛织品，不仅指舶来品，也包括国产货。1927年以前，购洋货主要是同英商往来，以销英国货为主。英商较大的洋行有太和、公平、太隆、公懋、好华、怡和、祥太、协隆、元芳等家。同德商礼和洋行以及美商洋行、波兰洋行也偶有来往。
  洋行销货有两种方式。一种称之为“叫卖”，如元芳、公平、怡和等几家大洋行在规定的日期内悬挂牌价，由洋行经手人（即专为洋行售货的经纪人，自洋行领取佣金）通知并引领买主看牌价，合意的当面成交，现款交易。买这种“叫庄货”，必须是购量较大，经手人才甘愿引领，所以到这些洋行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大绸布商。各大城市的采购人员在上海被称为“帮”，如天津帮，汉口帮，祥字号被称为祥帮，颇为洋行重视。瑞蚨祥是祥帮之首，因此洋行卖叫庄货时必先通知瑞蚨祥。
  洋行的另一种售货方式是经手人跑街出售，随时成交，现款交易，经手人天天与瑞蚨祥联系，瑞蚨祥可以先手买到好货。
  对于国产花色货，如直贡呢、线呢、花达呢、线哗叽、印花布等，是从上海厂家直接进货。与瑞蚨祥来往最多的厂家有上海的瀛洲、升新、达丰、大纬、天益、申新、大来和无锡的丽新等厂。各厂都有业务人员跑街，经常与客户联系。绸布业多数店号都是以赊销的办法向这些厂家进货，瑞蚨祥则一概支付现款，加以购量又大，因此各厂在价格、花色、品种诸方面都给瑞蚨祥以优惠。如各厂都是将货整箱出售，里面搭配各种花色，一般不让挑选；对瑞蚨祥则属例外，可以挑选。
  瑞蚨祥在上海与英商纶昌印染厂常有来往，1934年双方订立合同，纶昌产品在山东地区归瑞蚨祥包销，至1937年“七七”事变而废止。
  瑞蚨祥还附带卖一些潍县布、高阳布，都是由当地批发庄进货。
  1939年瑞蚨祥与上海白丽爱工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白丽爱工厂是山东恩县（旧县名。在山东省西北部。1956年撤销，划归平原、夏津和武城三县）人霍金铭开设的。霍金铭留学法国学纺织专业，娶法国人为妻，回国后开设白丽爱工厂，出产国呢和花达呢。其产品特点是以色绒用绸杼织（一般是先织后染），质量高，色泽好，颇受欢迎。白丽爱厂规模不大，产量不多。它的产品依靠瑞蚨祥、隆祥、谦祥益的推销而创开牌子。双方又有山东同乡关系，所以出货后大部分由瑞蚨祥、隆祥和谦祥益推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瑞蚨祥申庄曾通过买办商由洋行订购期货，后因外汇波动，买办商破产，瑞蚨祥10万两银子成为瞎账，申庄经理魏星文受到革掉股份的处分。从此孟洛川严禁各店以外币由洋行订购期货。
  皮货的进货对象与方式
  北京瑞蚨祥皮货店每年的采购量都很大，济南、青岛、烟台、天津各店进皮货多由北京店代办，有时也派人随北京皮店到张家口等地购货；高级皮货及北京皮店自做的皮货，则由北京皮店成批转给各店销售。北京瑞蚨祥皮店的货品，1920年以前主要来自张家口、山西交城县、河北省顺德府等地。张家口是东北、西北、西藏、内外蒙等地各种产品的集中市场，不仅有羊皮，也有各种细毛货。山西交城县是滩羊皮的集中市场，顺德是羊皮市场，瑞蚨祥从交城和顺德主要购进滩羊皮和普通羊皮。多是春季订货，夏季验收，交易对象是当地的皮店和皮局子。这种皮局子类似行栈，做买卖双方的居间人，从中收取一定佣金；也有的不收定金，但买货须经他的手。
  张家口市场的皮货没有一定的价格，须先开“行盘”作为公议的价格，然后才能成交。瑞蚨祥字号大，购量多，往往成为首先开盘者。付款的办法按一年四个镖期，于四月、七月、十月、腊月交款，实际是按季结账。在交城、顺德买货则是双方成交后，由买主开出本号或某字号迟期五日或十日付款的汇票。这种汇票，常常成为一种流通券。但一般字号的汇票流通性很小，不久就得付现；瑞蚨祥的汇票往往可以在外流通半年、一年才有人来提款。这对自己店资金的周转是非常有利的。
  1920年后，北京皮货业有很大发展，皮货、皮局子、皮货行栈日益增多。皮局子实际是皮货加工店，称为“毛毛匠”，不仅会拚皮子、做皮衣，还擅长整理细毛货。行栈是代客买卖。从此瑞蚨祥自北京进货逐渐增多，至1930年后即大部由北平进货。1937年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皮毛管制，加以西北各地的交通梗阻，外地货源断绝，瑞蚨祥乃完全由北平进货，数量已经很少了。
  入民国以后，前清之阀门、贵宅日趋衰败，家藏皮货多委托“背包者”出售。“背包者”就是一种流动的委托商，凡有珍贵皮货都向瑞蚨祥求售。这也是瑞蚨祥的珍贵的皮货的来源之一。
  瑞蚨祥还自做一部分羊皮皮衣。自做的皮衣，都是割皮去蚨，皮衣的上下前后，腋下及双袖，质量一致，毛色均匀，且尺寸肥大。而一般皮衣都是腋下、双袖部分用次皮，卖时使用手法，藏襟掩袖，欺骗顾客。所以瑞蚨祥的羊皮货颇负盛名，价格也高出一头。瑞蚨祥还从西洋洋行购买一部分狐腿皮，自做皮衣。洋行在我国购买狐皮，将狐腿割下不要，再售给中国人按磅计价。瑞蚨祥买来做成皮衣，称为“磅腿子”，质量低于狐皮衣，但价格也低。
  染色加工
  早期我国北方染坊以河北鄚州（今河北省任丘县北）为最著名，尤以染蓝色为最优。瑞生祥、庆祥早期都在鄚州设有染坊，加工青蓝色布。以后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染坊日益发展，祥字号就在当地加工染色了。
  瑞蚨祥的色布种类由简到繁，早期种类较少，1900年以后日益增多。有以漂布染色的光板色布，有以市布染色的毛板色布，这两种布又各有高中次之分。颜色更为繁杂，如光板蓝布有深蓝、浅蓝、缸靠、缸月、料半等等；毛板蓝布有佛青、正蓝、鄚正蓝、石蓝、毛月、毛蓝、月白等等；灰色与酱色有千灰万酱之称，其他各色也都有深浅之别。
  瑞蚨祥各种色布的加工染色，都各有一定的布坯。在采用英国货时期，细线光板色布，一级货用金洋线漂布，二级货则用1200号布。大线光板色布，一级货用蓝团龙漂布，其次用红狗、十八子等布。细线毛板色布，一级货用红鸡人枪，其次用花盆、月兔等布。用日货时期，一级毛板色布是用12磅和14磅细布，一级货济南瑞蚨祥是用双龙布，再次用花鸟细布。
  瑞蚨祥加工染色有两个特点：一是用优质染料。如染青布，在“七七”事变以前都是用最好的名牌煮青，决不允许染坊使用杂牌染料；而且别家染青布是用1.1斤煮青，瑞蚨祥是用1.3斤。二是工序细致，不容染坊有一点偷工减料。
  瑞蚨祥在委托加工染布任务时，都事先考察染坊的情况，了解其是否守信用和保证质量。济南店除自设鸿记染坊染布外，经常找其他染坊加工。由染坊到店库取货，店里对每一疋布都打铁印，以防被调换。店号的管货人员还经常到染坊检查，看其加工过程是否符合要求，有没有调换布料的现象。染后的验收尤为严格和认真。染坊都是在早晨送货，号房人员则在院内明亮处逐匹查验，即在严冬也不例外。颜色稍有不足或不匀，即做上暗号退回复染，以防染坊蒙蔽。由于验货严格，以至有的布返工达四五次之多，染坊人员还要遭到斥责。但在付款和染价方面则给以优惠。“七七”事变前，绸布业的染布加工费，一般是三节（端阳节、仲秋节、春节）清账，实际上都是拖拖延延，染价也一压再压，抹零去尾。瑞蚨祥则是另一种态度：染价情愿高于一般，不仅如期支款，有时还预付一部分。这样，染坊都愿为之加工。
  色布验收后，再交经常有来往的踹坊踹平，踹平后再验收。验收后还要晾干，以防发霉，一般要晾十余日。这些劳动主要由染坊、踹坊的人承担。色布晾干后，7疋一捆用布包好捆紧，谓之打“顶包”。捆得愈紧，布愈平整。捆好入库谓之“闷色”。这样可以使颜色全部渗透纱中，闷的时间愈久色愈深入，不易脱色。一般色布要闷3～5个月，青布至少要闷6个月，方取出销售。因此，瑞蚨祥的色布，色泽特别饱满均匀，布面光滑、平整、美观，手感有绵软、滑利、敦厚的特点。但加工这样的色布，需要有三套资金：一套用于门市销售，一套用于在染坊、踹坊加工，一套用于在仓库的闷色布。这不仅为资金薄弱的字号力所不及，即大字号也因不肯积压资金和费工太大，只是随染随卖，因而创不出牌子。如隆祥、谦祥益，资金不谓不雄厚，可是它们都不用这种方法，信誉也就比不上瑞蚨祥。
  （三）销货
  1.瑞蚨祥非常注意销售方法。门市销售是瑞蚨祥的主要部分。它采用一个售货员照应一位顾客的办法，自始至终服务到底。比如顾客在前柜买货后再上楼买货，售货员即跟到楼上，直至送顾客出门为止。这叫人盯人的办法。
  售货员给顾客取货，要先拿中次货，对货物特点作详细介绍，让顾客挑选，如果嫌次，就再拿好的。这样，使自己和顾客都留有余地；如果一开始即拿好的，顾客再要好的时就拿不出来了；在顾客方面，他本不想要好的而又不好意思说出，会使顾客受窘，这就叫“拿顶”了。在与顾客接谈中，要察言观色，猜度顾客的心理，第一次取货不中，第二次就要符合或接近顾客的要求，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达不到顾客的要求，不仅浪费时间，也会使顾客不满。也有的顾客想买东西，而对于花色、品种却没有一定的目标，这就要多搬出些花色品种来让顾客挑选，并作介绍。顾客如果拿不定主意，还要根据顾客的情况为他当参谋。这样，既能卖出货物，又会使顾客满意。
  有的顾客本无意买东西，只是看看，对这样的顾客也要做到百问不厌，百拿不烦，和颜悦色的照应，使顾客不好意思不买一点。这一次一点不买，还拉他下次再来，而且还能让他出去做义务宣传。还有的顾客先周游各家看看，然后确定在谁家买，对这样的顾客，如果照应得好，也会使他乐意在这里买，生意容易做成。
  顾客选好商品以后，先检查一下布面有无残损，有残损则剔出；量好尺寸后，还要和顾客叮一句，尺寸无误，免使顾客浪费料子，多花了钱。顾客买齐货物以后，即算账收款，对于收找数目，都要一一说明，并将找的钱理得整整齐齐，放在桌上让顾客自取，以表示礼貌，将货点清包好交给顾客。
  有为儿娶女嫁来买东西的顾客，自己往往想不周全，特别是新发户，既想置办得好而周全，却又不知买些什么，售货员要根据顾客的情况为他当好参谋。
  瑞蚨祥对售货员的要求是：应当卖上而卖不上不行（找原因），但不能硬要顾客买。如顾客看好货以后却无钱买，售货员就应当说：“这货我给您留着，下次来买不晚。”给顾客找下台台阶，好出门。绝不能说讽刺话。如顾客的钱不够了，则命人随顾客去取。
  儿童来买货，尤须注意问明对于花色、品种、尺寸方面的要求，如果他说不清楚，或让他回去再问，或派人到他家中问明，回来再剪。对耳聋眼花的老年人买货，也要问明再剪，并凑近他的耳朵问话。对残疾人如盲人、跛子，进门出门都要加以扶持；对盲人除详细介绍商品外，还要让他用于摸摸，临走时要扶持着送出大门。瑞蚨祥的这些做法，目的在于多做生意，既可让在店看货的其他顾客看到这种服务态度，又可让这些童叟和盲人顾客代为宣传。也有的顾客买衣料而不知需要多少，就为他计算用料尺寸，售货员都有半成衣的技术。店里还设有成衣部（一般不收外来料子），如果顾客愿在店里做，就领他到成衣部量尺寸，定期取衣。
  有的为别人代买衣料，而不知买什么颜色花样好，售货员要问明用料人的年龄、性别、爱好，代出主意，一般能使人满意。
  瑞蚨祥还利用绸布头裁剪成鞋面和做成纽扣零售，还剪一些绸条以备顾客镶衣边之用。
  瑞蚨祥售货一向言不二价，概不抹零。在早期执行得非常认真，即使顾客买几十元的货物，极少零尾不够，也要派人去取。遇有特殊情况，也必须经过经理点头才能去零。后来由于各商家的竞争，不准抹零的规矩也不十分认真遵守了。
  在张宗昌统治济南的时期，一些军官买货少给钱，瑞蚨祥也不敢硬顶，便暗中加价。这些人买货往往以贵为好，如买皮衣，已经给他拿来最好的，他还嫌不好，便取一件同质量不同颜色的给他，暗中加上几成价，他却欣然买去。一直到解放前夕，对这种顾客都用此种方法照应。
  瑞蚨祥对货物成本和零售价格，制有五套暗码：“①瑞蚨祥交近友，祥气招远财；②心田辅百世，义理助千秋；③诚纯守慎切，敏善就正习；④恭从明聪睿，肃义哲谋圣；⑤汉泗淮汝济，恒衡岱华嵩”。这五套暗码是统一制定的，各地店柜可以自由选用。济南各店常用的是第一、第二和第五套。这些暗码主要是用于绸货和皮货，布货因价格比较公开，则用明码。
  瑞蚨祥非常注意对顾客的礼节，顾客一进门，前柜“瞭高的”首先站起来打招呼，售货员也迎上前来。如果遇有特殊顾客（如达官贵绅），“瞭高的”即指定长于辞令、娴于礼节的售货员或与该顾客熟识的售货员接待，有时经理还亲自出面接待。
  对一般顾客，售货员也不能一见面就问买什么，而是陪着顾客浏览，看顾客停在哪个柜台观览，才让他坐下，问用点儿什么。在售货员给顾客取货的空隙，“瞭高的”要陪着谈话，以免冷落。
  店里还设有烟茶招待顾客。烟分上中下三等，茶分二种（北京店三种）。对一般顾客在生意成后敬之以次烟，对达官贵绅等特殊顾客，落座后即敬以上等烟茶。
  夏季营业室内备有电扇，楼上有冰箱。顾客买东西多而坐得时间久，还敬西瓜、汽水等冷食品。农村人为儿娶女嫁买东西，一般都需要较长时间，至吃饭时还以酒饭招待，使之安心买货。
  陪顾客谈话也分别不同对象，以不同语言谈不同的内容。和农民谈话要谈农村情况，套交情，使他感到亲切，生意就好做成；对官绅就得斯斯文文。
  顾客临走，售货员要送到前柜，“瞭高的”站起点首送行。对特殊顾客，要由售货员提着货，部门掌柜陪着直送出门外，看顾客上了车，将货递上，车子开了，售货员才退回，就像接待贵宾。
  总之，瑞蚨祥是把顾客当作“财神”看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信誉第一，顾客至上”。售货员要以能与顾客拉上交情、使他下次还愿意来买货为好手。决不允许同顾客吵架，谁如果这样做，就是违犯铺规。即使对于无理取闹的顾客，也要耐心对待，化乖戾为祥和。
  每年春节，由一位股份掌柜带着一位学徒拿着字号名片到常有来往的各巨宅拜年，并给各宅的小孩及其佣人留代岁钱。各店门口还悬灯结彩，陈列鲜花，桌椅披垫俱用大红呢毯（北京店是用绣花铺垫），自大门至店室内金碧辉煌，芬芳馥郁。至元宵节则备烟茶果品，邀请巨宅女眷莅临观灯，并任人入内游览。元宵节过后，设宴招待男宾，谓之“请春酒”。仲秋节备烟茶招待贵宾，门口摆上高大的棕树和桂花。这些活动，都对本号的买卖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2.送货上门。这主要是对阀门、巨宅而言。各店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象。北京店在前清时期送货的主要对象是王府、贝勒府。与恭亲王府的来往较多。入民国以后，各个时期大军阀、大官僚都与瑞蚨祥有来往，如段祺瑞、靳云鹏、梁士诒、曹锟、徐世昌、张学良等公馆，都常叫瑞蚨祥送货。何应钦驻北平时期亦常光顾瑞蚨祥。济南店交往的对象有大官僚南城根李家、南门里陈家和金家，大盐商有萧家、东城根李家等。给这些宅门送货，都是用一种取货的摺子，要货时写在摺子上，三节清账。至张宗昌统治山东时，送货的对象主要是张宗昌的公馆。张宗昌有20多个姨太太都住在督办公署（即珍珠泉院内）东楼，所以称为“东大楼”。其次是财政厅、警察厅、军需总监祝仞千公馆。在韩复榘统治时期送货对象主要是韩复榘公馆、其次是张绍堂（韩之秘书长）、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等公馆。跑这些公馆的都是富有经验、长于辞令的店员，跑哪个公馆都有固定的人员。给这些公馆送货，大多数是他们来电话要货才送，有时他们也来人看货，看好以后令人送去。在办妥一笔生意后，店里还需给当差人员一定的“底子钱”，但这部分钱已经计算在货价以内。
  3.外埠函购。民元以后，邮政业务发展，外埠多有慕名来信购货者。瑞蚨祥为适应这些顾客的要求，印有“行单”专门寄给来信问价者。收到来款后，即依款额和购买物品名称予以邮寄。每逢有了新货，也常常与顾客通信联络。
  五、利润和分配
  （一）盈余结算
  年终结账时，要隐藏一定数额的利润，谓之“打厚成”。瑞蚨祥隐藏利润主要是在存货盘点的价格打折方面，其次是账面上扩大开支，以减少资产价值。
  1.存货打折扣。把存货分为“架货”和“路货”两类，盘存价格各不相同。每店都有一本存货明细账，称为“架货账”。年终结账时，将“架货折扣划价，“路货”按进价不动。
  “架货”是指保持价格不变的一部分货物。“架货”的盘存价格由于历年的折扣积累和早期物价较低，都比当时的进价低得多。店柜历史愈久，其存货价亦愈低，即“厚成”愈大。东家为保持“架货”价格不被升值和“架货”总值不减少，每年年终结账时，要求本年的“架货”总值一定不得少于上年度的总值，而“架货”总值内的每一商品价格，只能低于不得高于上年度的盘存价格。如果旧存货某一商品没有了，则以其他商品代替，换算成该旧存商品的价格。“架货”在划价的基础上再打八折（广货、新衣、黄金是打五折）。总店由于历史久，早年积累的“厚成”大，在打八折的基础上再打六六折。总店的“架货”最低额，在早期是5万两银子。清末民初国家规定以0.648两银子折银元一元（一元银行为7钱二分，按含纯银90％折出），变为银元数。估计总店的“架货”打六六折以后，不过为实值的30％左右。
  瑞蚨祥的全部存货，在首先填足“架货”最低额以后，其余存货即作为“路货”。所以瑞蚨祥的“路货”，不只是在途中运输的货物。“路货”在“架货”账上即按原进价不动，结账时对“路货”的总值在账谱上打八折。
  在盈余结算上，资本家总是要求多折扣，尽量压缩盈余，而资方代理人则相反。因此，每年临近年终，经理即嘱咐管货人员尽量少进货，以减少折扣差价。在结账以后再大量进货，因此每年年终，某些商品常有小脱销现象，所以这时常由当地批发庄进货。但申庄进货不打折扣，所以申庄仍照常买货。
  零货折扣。凡是动了剪子的不论还有多少尺，都算零货。盘点零货不用尺量，而是用大秤过重量（软片绸货和布货），过秤时往往用大秤一撅，零数不计，按斤划价，价格比整货更低。这样，零货不仅在价格上打了很大折扣，而且数量也有了折扣。这部分零货隐藏的利润占着相当大的比重。这种用秤盘点的作法，不是资本家规定的，开始是管货人员因零货的品种数量繁多、量尺太费工夫（须在一个晚上点完），得到经理同意后才这样做的。后来孟洛川怕资方代理人从中作弊，命各店的零货盘点仍须用尺计量。
  甩货。甩货是把某些滞销的货从账上甩掉，不列为存货。如果明年卖了，也列为营业收入。这种做法也不是资本家规定的，开始是有些资方代理人为了平衡盈亏，保持年年有一定盈余，面子好看，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一种办法。作法很灵活，营业情况好就多甩一点，不好则少甩，甚至把上年甩掉的再列入账内。后来这种做法成了习惯，管货人员这样做了，有的经理还不知道。以后被孟洛川发现，资方代理人遭到责问，甩货账也公开出来。
  2.巧立名目，提备用款。如早期曾提出过一笔备补鸿记染坊亏损1503.76元，还提过一笔备修窨房款15037.59元（以上两笔都是银子折的）。“七七”事变后，还提过备递申款汇水40万元，以及备付税款若干元。这些备用款，大都未曾使用，以后转入东家的积累。
  3.房产以外的固定资金，如家具及一切生财设备，购置时都从管理费中开支，不列为资产。瑞蚨祥各店的设备极其豪华齐全，是相当大的一笔资产。但各店账面上都没有这笔财产；只总店的账面上欠着10两银子，包括各店的设备。
  4.瑞蚨祥的房产。瑞蚨祥每设一店，都是首先购买地皮，建筑店房，还购买一些附属房子（如栈房）。购建费由柜上支出，归为资方借支，以后由每年房租中递还，修缮费也由房租中支付。
  5.资本家家庭账房人员的工资由店内开支。孟洛川全家在章丘乡居时期，账房办事者4人；迁居天津后，家族内部分歧迭出，纠纷加深，各立门户，分设账房，账房人员增加到10人之多。这些人员只为东家家庭服务，不管柜上的事务，但工资都由柜上开支。其中还有2人有份股：马茂堂1.5厘，柴树智1厘，也是从资方代理人的人力股中分取。对东家的这种做法，代理人们并不满意，但都敢怒不敢言。
  6.东家用货的情况。东家用货多是高级商品，数量不受限制，价格予以优惠：金银首饰只收成本，其他均按9折。各房每年的用货量都不小。“七七”事变前有一年勤记孟筑亭为孙女办嫁妆，陪送的衣服、木器、首饰等就由店内支付两万元。
  （二）利润分配
  瑞蚨祥的利润实行统一分配。年终将各店的盈余数加以集中综合，按资七人三分成。“资”包括东家的固定投资和流动存款，也包括资方代理人的部分存款和公存、顺带和顶本。代理人的人力股又分若干股。人力股的总额没有绝对限额，随着代理人人数的增加及其份股的增加而增加（有的开了份子，有的增加股份）；也随着代理人人数的减少而减少（有的病故，有的出号）。瑞蚨祥在早期有多少股已无人知晓。1930年前后共为20个股左右，后来增加到22个股，每一股分为10厘，共为200厘左右。资方代理人共有100人左右。有10厘股的谓之正股，瑞蚨祥自有史以来吃10厘股的只有沙文峰、孟觐侯、孟访溪等几个全局总理，其他全局总理不过七八厘，地区总理不过五六厘，一个店的经理一般是三四厘。
  利润的分配方法是先以利润总额÷资本总额（包括固定投资和存款），求出资本利润率，谓之几分利。资本分红即以此利润率乘其资本和存款，从7成中分取。资方代理人的人力股分红，则以人力股总额÷3成的利润总额×本人的股份。兹将其“顶本”、“公存”、“顺带”等形式介绍如后：
  顶本。顶本是资本家给代理人的一种假设资本（在早期一份顶本为500两银子，后改为500元）。顶本是人力股的辅助成分。厘股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过度增加。店员开份子以1厘起码，给资方代理人增加份子以5毫为起码，这是一般的增加幅度。对于工作表现特好而又为资方信任者，一次才能增加1厘，这是个别情况；对于工作表现虽好而又认为不够增加厘股条件的，则增加顶本。厘股与顶本都不是年年增加，也不能同时并增，因此资方代理人的厘股与顶本不是一致的，有的厘股多而顶本少，有的顶本多而厘股少。1万元顶本为整份，拿整股整份的只有沙文峰和孟觐侯2人，孟访溪是整股而不是整份（顶本8000元）。顶本和实际资本一样，从7成中按利润分红。顶本又是东家拢络代理人的一种手段。顶本在资本总额中占很小比重，不过百分之几。东家付出的代价有限，却有相当大的作用，它使资东一方与代理人一方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孟洛川死后，顶本改为实扣，即在代理人的红利中扣下这部分钱而成为实际资本了。顶本的名目从此取消，改为“顺带”。“顺带”，资方代理人可以自由提出。
  公存。资方代理人在柜上有限度的存款谓之公存，可以随本分红，和“顺带”是一种性质，只是名称不同。在早期，每1厘股可以有500两银子的公存，后改为500元。代理人如果还有余款，可存于“众寄存”科目，取相当于银行活期存款的利息（年息6厘）。东家规定公存款随本分红的目的，在于防止代理人拖欠长支，有保证金的意义。“项本”改为“顺带”后，“公存”就并入“顺带”而无“公存”这一名称了。
  瑞蚨祥在各个时期的利润及其分配情况，因无账可查难做详细介绍。只有个别资方代理人尚记得本人或某人在某年的分红数字，以此可以推知其一定时期的利润概况。记得董玉良1927年为1厘股和1份顶本，共分得红利1000元，孟景山1厘股1份顶本，1931年分得红利580元。在以后的数年中又分过780元、330元、216元（这3次忘记是哪一年了）。1927年北京瑞蚨祥尚在鼎盛时期，利润也最高。此后国都南迁，北平瑞蚨祥的生意一落千丈，利润下降，上面的几个数字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如以1927年和1931年的两个分红数字来估算，也可以看出瑞蚨祥的利润额的概数。1927年1厘股分红1000元，以190厘计算（那时厘股可能少一点），资方代理人的3成为190000元，以3除之，每成为63333元。1927年分账的利润总额约为60万元。1931年1厘股分580元，以200厘计算，资方代理人的3成为116000元，以3除之，每成为38000余元，是年分账的利润总额约为380000元。
  “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大片国土沦陷，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人民购买力显著降低，瑞蚨祥实际上年年亏损，再也不能维持以实物为基础的原则，只有靠吃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