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济南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是到了近代，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过程中，她也必然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的影响和控制。她与根据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开辟的商埠（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是不同的，同时与青岛、烟台这些被强租的租借地也不同。她是由中国自行辟为商埠的，可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受侵略、受压迫、受奴役的特殊历史国情，就不能摆脱外来的一些因素，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济南自开商埠也是客观前提所造成的。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后修筑了胶济铁路，从青岛直到济南，沿线15公里以内的矿产资源也先后被德国掠夺。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城市，省级政权一些大衙门都在济南，山东巡抚就在这里，自然应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中心。办理外交与山东地方打交道，所以外人如到山东首先要到济南。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客观的需要，当1904年胶济铁路即将全线通车之际，由山东巡抚洋务派官僚周馥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以督抚的名义联名奏请清朝廷把沿胶济铁路的潍县、周村、济南三个城市联结在一起，允准自辟为商埠。奏称：“山东沿海通商口岸，向只烟台一埠，自德国议租胶澳以后，青岛兴造铁路，现已通至济南，转瞬开办津镇铁路，将与胶济之路相接，济南为两路枢纽，商货转输较便，拟在济南城内城外自开口岸，以期中外咸收利益。至省城迤东的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等语。可以想见，济南的开埠是有其深刻的背景。在各国强租中国沿海港口，抢夺地盘，中国逐渐出现被瓜分的危机，清皇朝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也必须抵制这种狂潮，所以先期把中国内地一些城市开辟为商埠，以便利商务，这是商埠自开的前提，并且自开总比被迫开放稍有主权独立的区别。济南开埠前因为经过甲午中日之战后的马关条约的赔款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后庚子赔款，两项都是数量过巨，使本来十分拮据的清官府财政危机更加突出，经济更为窘困。加上1901年清朝廷准备实施新政以来，各处需款紧急，清官府则千方百计挖掘财源，自开商埠，便利贸易，也是主要的财源之一。在外务部奏请允准济南开埠的奏折中也反映了这种观点。奏折声称：“臣等查泰西各国最重商务，每多辟口岸以便彼此通商，而为主国者得以设关榷税，即于筹饷之道，亦属有稗”。因此，自开商埠也有开拓财源的作用。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请批准，直隶（今河北省）的秦皇岛、福建的三都澳、湖南的岳州都已自开商埠。此后，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山东胶州人）也曾条奏过广辟商埠的奏请。对此，于这年7月间外务部的答复是“应由各省督抚详细查勘，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商埠之处，随时奏明办理”。申奏商埠的建议已不限于外务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其前身），而且可由各省督抚查勘奏明，但在申报过程中要报请外务部备案。这种奏请的自开商埠当然是“权其在我”。而通商口岸，或租借港湾则完全由外国侵略者决定。
  外务部在议复济南开埠中认为“济南开埠核与秦皇岛、三都澳、岳州自开商埠成案相符”。因而不能说济南商埠就是变相的“租界”。无容讳言，当整个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下，不可能不受到很大影响，这将在下面予以阐述。但是如果仅从法理上来说，自开商埠，确实保留了一定的完整的主权，说明它与租界、租借地是有区别的。
  自开商埠由本国自行决定，但必须经过清朝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批准方为有效。经过允准后还需要通知外务部照会驻京各国使馆查照，并咨行北洋大臣等预备一切事宜，参酌章程，定期开埠，妥为筹办。并扎饬总税务司（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海关制度）钦遵办理，说明开埠须有外交途径，并且涉及到税收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