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济南的药材大会始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记载，但据老药工说，清初即有此会。清朝中叶，济南药会就已繁荣兴盛，估计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药会的会期，以前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开始（药王诞辰），以后各地药农、药商多自动提前赶会。1931年，济南市国药业公会成立后，由公会与各方面协商，改定为农历三月二十日开始，会期一般为十天到半个月，主要以进货多少和天气的变化而确定会期的长短。
  药会地址，以前在趵突泉前门的药王庙一带，所以俗称趵突泉药会。民国以后，由于赶会的人逐年增多，有碍交通，遂迁移至山水沟、三合街、卷门巷、祭坛巷一带。清代，官署对药会从不进行管理，仅来维持秩序，散会前向各商号、摊贩收敛一次“辛苦钱”。民国以后，市政机关派警察维持秩序，但对市场交易也从不过问。1932年以后的药会，都由国药公会组织筹备，确定办公地点，并请街道与公安部门协助治安。开始的头一天，有时也举行剪彩仪式。
  济南药会就其历史上的规模来讲，比之河北祁州（今安国县）与河南禹州（今禹县）两个药会的规模小得多。来济南赶会的主要是河南、河北、安徽、东北各省与山东各地的药农、药商。药材成交量在战前兴盛时期，每年约在六七十万斤。“七·七”事变以后逐渐下降，每年只有二三十万斤。
  在济南药会上成交的主要药品，以山东各县所产药材为主，有香附、荆芥、薄荷、柴胡、柏子仁、花粉、瓜蒌、远志、半夏、莲子、全蝎、桃仁、杏仁、蟾酥、蝉蜕、鸡内金、藕节、地龙、金银花、沙参、蜂蜜等。其次为河南怀庆货占多数，主要有生地、熟地、山药、牛夕、天冬等。河北祁州药商来推销的药材有：甘草、黄芪、黄芩、防风等。还有各种膏丹丸散，各种蜡皮“充广”丸药也占有很大数量。济南出产的一些成药，如千芝堂的保坤丹、至善堂的朱砂膏、风生堂的坎离砂、回生堂的狗皮膏等等，销量也不少。以上药材大部分销售给东北药商。象全蝎、柏子仁、金银花、生熟地、怀牛夕等，一部分为上海、宁波及本省胶东各县药商所购去，此外朝鲜仁川药商买货也不少。
  在药会的兴盛时期，前来买卖药材的药农、药商约在千人之谱。省外大药商多为五大药行所招揽过去，各县前来购销药材的中小药商，多半在药会附近一带租赁民房住宿存货。附近居民在药会期间，多设法腾挪房屋，供给药商临时租用，这已成为传统习惯。本省药店也多半在药会上租房搭棚，临时设点收货。一般自采自种自销的药农，没有力量租赁价值高昂的房舍，多是自带被褥，伴随着自己的货堆露宿在路旁。
  济南所以成为全国药材集散地之一，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山东省有着丰富的药材资源。泰安、新泰、莱芜、蒙阴、章丘、长清、历城等地的药材资源非常丰富，主要有金银花、沙参、山蝎、枣仁、半夏、瓜蒌、蒌仁、蟾酥、黄芩、柴胡、地骨皮、五加皮、远志、蝉蜕、桔梗、香附、花粉、葛根、百部子、葶艻子、苍耳子、白芷、连壳、草决明等数百种，有些产量还相当大。据1936年几种药材年产量的调查材料统计，金银花为150万斤，沙参为120万斤，黄芩为80万斤，半夏为16万斤，香附为40万斤，花粉为20万斤，苍术为50万斤，葛根为25万斤，全蝎为8万斤，蒌皮为8万斤……总括全省药材产量在千万斤以上。由于济南为山东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自古以来商业就比较发达，因而药农、药商多半来济南寻找市场和货源，自然形成了全省最大的药材贸易基地。
  二、具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济南地处黄河下游，靠近小清河流域，水陆运输比较方便，出进的货船可直达市内。黄河上游，甘、陕、豫等地药材，经黄河水运，顺流而下，即可直达济南，又经小清河水运至羊角沟海港，可转至东北、朝鲜。津浦铁路建成后，交通运输更为便利，药材集散量也就相应增多。
  解放前若干年来的药材交易，是由买卖双方当面议价，一个是漫天要价，一个是就地还钱，争争吵吵达到一致，自然形成行情，后来才有经纪人从中说合。此外，一些投机商贩从药农手中用压价钱使大秤的办法，零星购进，集中之后，再大价出售，谋取超额利润。卖假药的情况也从来无人管理，市场非常混乱。到后期（1931年），国药公会请准官府同意，曾成立过伪药检查组，取缔伪药的销售。检查组开始还比较认真，每次药会不免要查获和焚毁一些伪药，但为时一久，检查组则流于形式，同行之人面面相觑，不过走走过场，有时为遮挡一下群众眼目和社会舆论，便找上几个“倒霉”的烧上一批，因此假药始终未能绝迹。
  每年药会期间，药王庙前有戏。早期由官府派各戏班轮流演出，以后由庙内香火费中拨出一点钱来交付戏价。在会期之中，药王庙香火盛极一时，特别是药王诞辰之日，药商都要携带香烛、纸箔来庙敬神，祈求神灵保佑生意兴隆。一些“善男信女”也纷纷前来烧香礼拜，祈求神灵保佑免生灾难，这种迷信之风沿袭很久，到后来逐渐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当时流传着“逛了药材会，一年不生病”的谚语，不少居民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去逛庙赶会，因此赶会的是人山人海，非常热闹。
  兴盛时期的药会是非常热闹的，一些杂货、绸布、广货商，多半临时设摊经营。出售五金、农具的也相当多。销售量最大的除药材之外，当以草纸为大宗，赶会之人，儿乎是没有一人不买上三刀两刀。据说是药会上的草纸好（意思是有了药味能治病），实际是一种迷信习惯。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云集于此，有说评书、唱小戏、变戏法、拉洋片的，有耍猴戏的“江湖艺人”，有拆字、相面算命的“星相先生”，还有一些手持没有实效的臭虫药、老鼠药、刀伤药的江湖骗子。
  “七·七”事变以后，黄河改道，上游货物不能输入，加上日伪的经济封锁、军事扫荡，造成了农村经济破产，药材的种植、采集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产量大为减少。同时由于关卡林立，商品流转困难，药会也就逐渐走向衰败，商品流转不及兴盛时期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情况并没有好转，而是连续衰退。
  济南解放后，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指引下，济南的药材会开始恢复。1951年，市政府指示市工商联和有关部门给予大力协助和支持。于是市工商联在会前两个月，即向全国各地发函，邀请他们届时来济南药材大会参加交易，并动员其会员捐款，作为聘请文艺团体演出的费用。药材大会开始时，副市长史甄同志亲临大会剪彩，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张东木同志莅会讲话，京剧团、杂技团也在大会上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会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气氛十分活跃。西北、西南地区及上海的贸易部门均携带药材参加了大会，新疆的同志还带来了贵重的药材羚羊角。济南的药材大会自1951年逐渐活跃起来，至1953年成交金额达785，354万元，比1951年增加了六倍，比1952年增加了十八倍。以后的药会，药材上市量与成交金额、赶会群众都逐年增多。1953年到会的药农达两千来人，药材上市量为244，477斤，赶会群众为25万人，至1955年，到会售药的药农达6千多人，药材上市达60余万斤，赶会的群众达50余万人。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对药会的重视，并亲临领导，亲自主持，使药会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筹备工作，因而大会有条不紊，稳步发展，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广大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济南的药会是全国三大药会之一，具有古老的传统，届时全国各地的药商纷纷而来，使大会自始至终处在繁盛的状况。解放后的药会是在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大会设有办公室，由干部20余人组成领导核心，办公室下设秘书组、业务组、统计组、治安委员会、大会服务处。大会办公室有权调集各行各业人员为大会服务，如治安委员会仅2～3人，就可发动300多群众为大会服务。大会服务处设有交易所、度量衡检查组、药材检查组、税务所、人民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公司、铁路营业所、邮电、医疗卫生站等服务组织。服务处对药农、药商及参加零售、批发的工商业者和摊贩，均分别加以组织。药材市场为给农民及时解决问题，以国药门市、批发代理等大户组织了临时收购小组，同时按地区将药农分别编为若干小组，由组长负责联系业务。药材市场内设交易棚，作为药材批发交易的场所。附近空地设有娱乐场所，有剧团、马戏团等。对参加百货市场的商户，都根据其业务性质安排，如经营包装药材用的苇席和麻袋，及出售农民所需的农具、器具等，则紧靠药材市场。面食、熟食供应处和小饭馆则设在药材市场内，以方便药农、药商随时用饭。百货市场紧靠药材市场，以方便药农购货。大会药材交易棚和各药商的收购棚，一律改为双层起脊，以便住宿和避雨。为方便群众，在市场中心处设立了问事棚和宣传棚。1954年开始，在药会上增设了药材展览及其它行业的展览会，丰富了大会的内容。如1955年参观展览会的人数多达19余万人，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公安机关在大会设置宣传站，使广大群众受到了防火、防盗和交通安全等教育。
  大会开始的头几天，首先分别召开药农、药商座谈会以及有关价格的协商会议。在药农座谈会上，向药农说明药材的销路和药材在医疗卫生方面的重要性，并征求药农对药材的价格、生产指导等方面的意见。此外还组织药农参观药材展览会，请有关医药科学工作者在会上对药农讲解有关医药科学的知识，鼓励和提高药农对采种药材的积极性。
  1959年后，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药材的上市量和成交金额急剧下降。1959年上市药材14，511斤，1960年仅上市药材2000来斤，这就造成了群众吃药的困难。这种情况引起了政府的重视。1961年的药会，省级的领导亲临现场，市政府狄井芗副市长亲自任大会主任委员，由十九个局和机关组成了大会筹备委员会，临时确定以农村集市贸易的形式召开，价格略有变动。由于政策放宽，经济搞活，又加上广泛宣传和多次召开药农、药商座谈会，使他们取消了顾虑，药材上市量增至一万余斤，恢复到1959年的水平。会上签订合同407份，成交药材金额达1，670，498元。赶会的群众达70多万人，大会又出现了繁荣景况。1965年为最后一次药会，较前更为扩大，市场更加繁荣和活跃。1966年，药会因“文革”而告终，至今未有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