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孟继笙（1851—1939），号洛川，系章丘旧军镇“亚圣”孟轲六十九代孙，是孟氏大家族鼎盛时期的佼佼者，也是名扬海内的中国北方近现代商（企）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的活动，范围广，影响大，仅就我所知的，介绍如下，错讹之处，请知情者教正。
  孟继笙自幼生活在一个聚金累万的富豪之家。父亲孟传珊，字海林，捐职试用中书科中书候选主事加三级，与兄弟分家后自立堂号为矜恕堂。母亲是章丘西关豪绅高赤诚的妹妹，她“知书达礼，深通闺训”。孟继笙兄弟四人，行四，长兄孟继符，捐职附贡生候选同知加知府衔加五级；二兄孟继箴，捐职候选同知花翎运同衔试用知府，钦加监运使衔加三级；三兄未立而夭；孟继笙成年后，捐职补用运副花翎江苏试用知府补用道三品衔加四级二品顶戴、头品顶戴，后朝廷嘉其于济之才赐花翎头品顶戴江苏补用道员，又诰封奉直大夫，诰授光录大夫。当他被捐为花翎头品顶戴江苏补用道员时，朝中大员有意敲他的竹杠，令其去江苏任职，他惊惶失措，毛骨悚然。因为孟家历来不靠读书做官，只是用金银买通仕途，挂个虚衔，以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巩固和维护个人与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如今当起真来，他自知胸无文墨，不晓经伦，不谙律例，更不明治世驭民之术，如何胜任？于是又通过金银的魔力，始得了结此事。
  孟洛川十八岁时，为孟传〓所赏识，见其颇有心计，便委其掌管商业。自此，他便以东家的身份常住济南，也常去北京、天津视察，了解那里祥字号商业经营的情况。他一生的活动大致可分两个时期，即：一九二四年以前，商（企）业、土地兼营时期；1924年定居天津弃农经商大办企业时期。前一时期，孟洛川全家在章丘旧军镇度过。从1854年到1924年（或稍后）近七十年间共积累土地二千余亩，其中大部分土地是孟洛川亲手购买。其经营方式完全采取租佃式，即凡出租的土地，一律收定额实物地租，靠佃户们的血汗积金致富。
  孟洛川在旧军镇有住房近百间，分六个院落，都是楼、台、亭、榭，画栋雕梁，檐牙高啄，直栏横槛。有马院、花园各一。他有子五人，其中三个早亡。凡子女都有专用的马拉轿车，全家役使着车伕七人，马伕五人，女仆二十余人，丫环十六人，帐房先生四、五人，医生二人，塾师一人，打杂长工六、七人，护院武装二十余人，总计家奴院工不下百人。
  同一时期孟洛川亲手创建的商业“祥”字号有：北京瑞蚨祥鸿记布庄，北京瑞蚨祥绸缎店，北京瑞蚨祥鸿记西号绸缎店，北京瑞蚨祥鸿记新衣庄，北京瑞蚨祥东鸿记茶店，天津瑞蚨祥土布批发庄，天津瑞蚨祥鸿记缎店，天津瑞蚨祥西号，天津瑞蚨祥庆记，青岛瑞蚨祥缎店，烟台瑞蚨祥绸缎店，瑞蚨祥苏庄，瑞蚨祥申（上海）庄，济南泉祥老号，济南泉祥东号，济南泉祥西号，济南鸿记茶栈，周村泉祥，烟台鸿记茶庄，青岛泉祥，天津泉祥总号，另有旧军镇织布工厂和济南瑞蚨祥鸿记染房，共计23处，其资金额、盈利额难以确切计算，房间、货物、上下人员亦不好准确统计。当时京、津和济南等城市各家报纸皆以“金融巨头”称孟洛川。由此可见，说他是百万富翁也不算夸张。
  从1924年孟洛川离鲁去津，到1939年病故，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24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这段时间是孟洛川商业经营史上由盛转衰的时代。1937年以后，各祥号均日渐萧条，其原因后面具体介绍，这里先谈谈1924年孟洛川离鲁去津定居的缘由。
  1924年，军阀张宗昌督鲁，政治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一片荒凉，人民不堪其苦。张宗昌及其部下穷奢极欲，他们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一时黄金、首饰等物成了这些人的交际手段。他们从人民那里榨取来金钱，到市场上换取高档物品，孟洛川的瑞蚨祥供其所需而大发其财。张宗昌对孟洛川的大量财富馋涎欲滴，暗下吞噬之心。就在这时，张的军法处长白荣卿和孟洛川之侄孟华峰结为姻亲。一日，白荣卿在大明湖设宴款待孟洛川，白令自己的警卫营全部武装出动，在大明湖畔加岗布哨，以显示其威风。时张宗昌外出路经大明湖，问是为何，有人说是白处长在此宴请孟四大人，张顿时大怒。回衙后，派人下帖请孟洛川到督办署赴宴，意在嘲弄和敲竹杠。孟知事不妙，请山东财政厅长张子衡调停。谁知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恰在这时，张接到章丘县长林××告发孟华峰侵吞地方公款的公文，张立即向孟洛川问罪，孟闻讯大吃一惊，无奈，只好仓惶间携眷逃亡天津。这一事件，迫使孟洛川弃农经商。
  1925年至1927年是孟洛川所经营的整个祥字号商业发展的顶峰，此后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时起时落，极不稳定，呈现衰弱趋势。最明显的是北京和天津的祥字号，主要原因是1927年国都南迁，北京不再是人财荟萃之地，已失昔日的繁华，加以连年军阀混战，整个天津市繁华的中心转入租界。然而深通生意经的孟洛川鉴于社会的动荡和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随地制宜，根据销售对象的需要，改变经营方式，营业又见起色。遂于1928年开设了济南鸿记织布工厂，1930年新辟天津泉祥鸿记茶栈，1934年将天津庆祥改为瑞蚨祥庆记，1935年增设天津瑞隆祥。从全局看，这一时期孟洛川所经营的各地祥字号商业的情况还是可观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伪的经济勒索，货币的恶性膨胀，以及资方内部、家族内部、劳资之间种种矛盾的激化，遂使各地商号一落千丈。八十七岁的孟洛川，已是风烛残年，朝不保夕，无力挽救败局，于1939年病故。当时天津庸报发表訃闻，标题是：山东殒两大巨星（一指孟洛川，一指吴佩孚，两人同时去世）。
  孟洛川在世89年，有70年的时间掌握着矜恕堂的一切经济大权，特别是他亲自创办和改组的各地祥字号商（企）业。他确有一套经商理财、治家创业的手段，兹分述于下：
  （一）攀权结势，投靠官府，广结上层社会关系网。孟洛川不仅善于经商，而且谙熟政治人事，他为了发展个人经济，不惜一切手段巴结权贵。袁世凯在山东的时候，利用孟氏家族的社会影响，竭力与之交往。袁世凯父亲死后，孟如丧考批，选名手做了名叫“三多九如”的贡席，亲往路祭，因此博得袁氏的青睞。自此你来我往，情同手足。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孟洛川及时献上衮龙袍；袁母出殡时，孟被聘为治丧总管。袁曾经聘孟洛川为参政院议长，他自知难以胜任，推辞未就。他虽不做官，却和上层官僚关系极为密切。他攀龙附凤，将女几许配济南本道署理东司沈廷杞的儿子为妻；法部侍郎王垿的女儿是孟洛川三子孟建初的续弦；济南大官僚何春江的女儿是孟建初的再续弦，此外，孟还与曹錕之弟曹锐、大总统徐世昌之弟徐世光都结了“秦晋”。从北京瑞蚨祥西栈各门上的题词，就可看出孟洛川与达官贵人的联系。第一道门的题词是“平安吉庆”，为清末文华殿大学士陆润庠所题；第二道门的对联是“白发红颜略相似，鹤骨龙筋尚宛然”，为吏部尚书翁同和所题；第三道门的对联是“松荫绕院鹤相对，柳絮盖池鱼翅肥”，为光绪状元江西提学使曹鸿勋所题；再往里是“劝饮西城蒲桃酒，净拂东方短褐尘”，为清末状元、京师大学堂监督刘春霖所题。此外，还有两江总督王仁堪，两广总督王芝祥以及毕道远、张应麟、冯公度、陈云诰等权要显宦所题之匾额楹联。他们下朝后，即到这里休息，有时谈古论今，赋诗填词；有时酒食征逐，狂歌乱舞，瑞蚨祥西栈成了他们的俱乐部。孟洛川八十大寿时，在天津租界十三路设宴，和他共坐一桌的是原四川总督翰林王仁文，原大总统徐世昌，原吏部侍郎少保正二品全梁，原湖北督军王占元，原江西督军陈光远，原国务总理靳云鹏等七人。孟洛川为提高个人和孟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不惜重金投机钻营。如光绪二十五年，岁大饥，巡抚毓贤委孟洛川以平粜局总办之职，孟洛川与兄孟继箴曾独认赈款一万四千余金，为此，他们兄弟二人才得到试用知府补用道二品顶戴、头品顶戴等头衔。孟洛川伙同二兄在章丘作了些“济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事，如立社仓，囤谷备荒，修文庙，设义学，施衣舍饮等。这些举动都曾得到朝廷的赞赏，换取了皇家不少的“诰封”和“懿赠”。孟洛川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二是为了维护并发展其商业，如吸收官僚政客的存款。清末民初时，瑞生祥（济南）的常年存款不下三十万两银子，孟洛川可直接将这些存款用于发展商业，同时也把这些官僚政客作为销货的顾主。北京瑞蚨祥就曾安排一些专门侍候这些大人物的人，例如在曹錕任总统时，有阎之家专门走总统府；袁世凯时，有专人和国会议员打交道；东北军时期有高佩玉常去顺成王府；二十九军驻防北京时，又有专人跑宋哲元公馆及应酬二十九军官佐的。此外，还可以利用官府的力量保护其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并为商业的发展服务。如1924年，张宗昌因孟华峰侵吞公款而向孟洛川问罪时，孟觐侯便联络曾做过两广总督的张宗昌的老上司王芝祥以及与张有乡亲关系的北京商会会长孙学士从中斡旋，结果以给张宗昌十万元了事，并以自动捐献的名义，允许“分期交款”。再如宣统元年，泉祥在福建买花茶，因压价过重，激起了花贩罢市。孟洛川的总经理孟觐侯闻讯后，托张应麟给该县县长一封信（该县县长是张应麟的学生），就把花贩压了下去。
  （二）敢于投机，善于钻营。孟洛川出任东家代表以来，特别关心瑞蚨祥的发展，他经常从瑞生祥钱庄抽调资金扶持瑞蚨祥。瑞生祥是当时济南最大的钱庄，官僚政客搜刮的民财以极小的利息存在这里，孟洛川将这些肮脏的存款提供给瑞蚨祥使用，这对于瑞蚨祥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1893年，孟洛川为了发展瑞蚨祥祥字号商业，便在北京大栅栏自己建房设立了北京瑞蚨祥缎店，以孟觐侯为副经理。孟觐侯利用父亲孟鹤泉（北京瑞生祥经理）的关系，拉拢了许多官僚，并吸收了他们的一些存款，致使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瑞蚨祥遭受兵火，房屋财产大部被焚。消息传来，孟洛川吓得魂不附体。后经孟觐侯极力撺掇，决定将从废墟中扒出来的布匹复染一下，设摊出售。不想野摊子竟成了战乱中独一无二的商店，生意旺盛，坏布卖了好价钱，于是瑞蚨祥开始了中兴。翌年，清室还都，慈禧从西安返京，宫中所需必须重新添置，真是天赐良机，孟洛川通过孟觐侯与清室官僚的特殊关系，不仅使瑞蚨祥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极大的发展。
  1919年，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量销售黄金，金价为之暴跌。敢于投机善于钻营的孟洛川，又以为发财机会到来，遂令申庄经理魏星文从汇丰等外国银行购下了大批黄金。不久，黄金价值猛涨，这一下孟洛川发了横财。由此，他对黄金发生了兴趣，于是在各祥号增设金柜，做起黄金、珠翠的生意来。
  （三）经营垄断，排挤同行。孟洛川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凭借上层关系的势力，在他祥字号经营的地区，不允许势力相当或出其右者的同性质、同品类的商业出现，一经出现，便不择手段将其挤垮。
  1903年至1918年，北京瑞蚨祥和谦祥益进行了竞争。孟洛川想吃掉谦祥益，双方开始了明争暗斗，后来发展到争购地皮设门面。当时北京庆乐戏院出卖地皮，谦祥益抢先买到手。孟洛川知道后，便从中破坏，他用出高价的办法，把该戏院门前的一块行人站脚的地皮买下，使人传语给谦祥益说，如果设别的字号，看在本家份上，这条出路还可免费使用，如果开布店，瑞蚨祥就在此地盖三层楼房，把路堵死。谦祥益只好忍气吞声，放弃这块地皮，转向汉口发展。
  1930年，孟洛川的瑞蚨祥和孟养轩的隆祥又开始了竞争。当时孟洛川摆出一副不与晚辈（他是孟养轩的远房叔叔）相争的面孔，暗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他指使本店人员冒充顾客向隆祥购物品，了解隆祥的进货、定价、尺码等情况，与之竞争，同时加速备货，改善店员生活，利用吃喝拉拢“牙纪人”，以达排挤隆祥之目的。
  1938年，济南隆祥生意兴隆，而瑞蚨祥则出现了萧条冷落不景气现象。孟洛川采取了折本出售拼资本的手段与隆祥争高低。当时青岛生产的一种“双龙”布，每公尺议价为四分八（日伪币），瑞蚨祥减价为四分二，最后因竞争降到三分六。这时，济南五十余家中小布店先后歇业，最后仅剩下经文、山玉成等六、七家，完全为祥字号所垄断。
  （四）重视选拔资方人才，严格财务制度和经营管理。孟洛川选拔资方人才的条件是，对东家（资本家）唯命是从，俯首帖耳，赤胆忠心，有经营才能。他的第一个总经理（掌柜）是沙文峰（章丘人），此人对孟洛川确实是忠心无贰，虽不十分精通业务，却擅于统治职工店员（伙计、学徒工），因此得到孟洛川的信任。数十年间，他呕心沥血，为孟洛川创造了大量财富，同时也填满了私囊。第二个总经理是孟觐侯，此人神通广大，除了精通生意经外，还善于结交官僚。1900年，八国联军祸京时期，北京瑞蚨祥的中兴和以后的发展都是靠了他。孟觐侯在山东与军阀张宗昌是换帖兄弟，张入京后，给了孟觐侯直鲁联军总司令顾问的头衔。1924年张问罪于孟洛川时，孟觐侯从中说情，始得大事化小。孟觐侯在京、津一带大名鼎鼎，出衙进府如履家门。前文提到的北京瑞蚨祥西栈，是专门接待达官显宦的地方，为此，特建了华丽的接官厅，孟洛川之所以能安居天津，主要是靠了“侯爷”（孟觐侯）。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京市面逐渐萧条，一九二八年以后，官僚军阀风流云散，以销售高级商品为主的北京瑞蚨祥，失去了这些顾主，营业下降，于是孟觐侯把经营重点放在戏曲界和花界（妓女界），营业又有好转。自此，孟觐侯大捧优伶，依红偎翠，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据说四大名旦、四大名生、四大名丑都拜在孟觐侯名下，其中蜚声中外的梅兰芳博士还是孟的“螟蛉”义子。孟洛川的第三个总经理是孟秀涵，他表率十二名职员持巨款去北京，整理孟觐侯死后北京瑞蚨祥各店、栈的残局。此时祥字号商业已渐趋衰落，故虽有好转，但衰败的局面难以挽救。
  在经营管理上，孟洛川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组织，二十四个单位（主要单位）分布在济南、北京、天津、青岛、烟台、上海、周村七个城市，上下人等数以千计。他设总经理、分经理（管一个地区）、各店经理，层层分管。而孟洛川则是这些经理的总头头。这些经理每10天向孟洛川进行一次旬报，到月头进行月报，半年一次约算，年终结算。孟洛川了解情况后，对各店进行指导管理。每次报告，时间、数字必须精确，营业情况和人事关系必须清楚。每年一进腊月（旧历十二月），各店经理都夜以继日地整理帐务，腊月初八（腊八日）到二十三（辞灶日），是年终结算日期。各地大小经理都衣冠整齐地来到孟洛川身边（1924年以前在章丘旧军镇孟氏府邸，1924年以后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当时经理、店员们称为“上朝”（面见天子的意思）。孟洛川俨然端坐首位，听经理们结帐汇报。他的要求是，无论经营情况好的、盈利多的，还是一般的、差的、亏损的都必须讲明情况，分析原因。这时孟洛川眼不离帐本，手不离算盘。差的，亏损的受责自不必说，就是盈利多的，他也是左扣右折竭力压缩盈利额，目的是扩大自己的收入，减少股份分红，经理们有苦难言，有口难辩。为了收买拉拢经理们继续为他效力，他总是装出一副大仁大义的样子，说什么“盈亏乃商家常事，你们辛苦一年，花红还是要分的，馈送还是要给的”。这期间，各房的太太、少奶都争进食品，如水饺、面条、各种拿手好菜，以示东家的关怀，使经理们感恩戴德。这是孟洛川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孟洛川为役使店员给他出力，订了近三十余条的“铺规”，内容极其苛刻，犹如套在店员脖子上的一具枷锁。其中有这样几条：
  一、因私事出门必须向掌柜请假，说明去向，不得指东往西。出门时必须向帐房写请假帐，挂出门牌。假时不得过长，如因事不能回柜时，必须在上门前向号中声明。
  二、亲友来访，只能在指定处所谈话，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并不得招待亲友在柜上食宿。
  三、同仁往家打行李，须经指定人员检查后，始得包裹。
  四、摇铃开饭，不得抢前争先，菜饭由帐房规定，不得随意挑剔。
  这与其说是铺规，倒不如说是“狱规”，简直不拿店员当公民看待，严重地侮辱了店员的人格。一些天真活泼的青少年，一旦进了“祥”号门，就会变成“谨言慎行”、动不逾矩的小“大人”，其地位的低下，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综上所述，孟洛川经商致富、积金累万的诀窍就在于此。
  孟洛川一生不爱酒、烟、茶，只好女色。他少年时就逛妓院、嫖暗娼。有一次，他同昵友李士明去游千佛山，见一民女长得标致，便设法将其弄到手，送给二兄作妾。以后他又以同样手段将这位姑娘的妹妹买来做自己的姨太太。不久，他去周村，弃旧喜新，又买了第二房姨太太。他的原配王氏因失宠气疯，旋即死去，两个幼儿，亦因思母暴病身亡。上行下效，他的后人从此都是一夫多妻，有的还到处寻花问柳。
  孟洛川虽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久居闹市，但思想保守，以皇清遗民自居。他在孟氏族中实行封建家长制，提倡“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主张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男女有别；子女们在长辈面前要垂首站立，做到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对下人要求更严，家中（指在章丘旧军时）的长工、丫头、商号中的大小店员们天天处在跋前疐后、动辄得咎的惶恐之中。他还反对学堂，主张设私塾，读五经四书，恪守祖宗的遗训。1924年前，他的后人没有一个进学堂的。
  全家迁往天津后，孟洛川的封建礼教经开始失灵。他的子侄辈从农村地主的小天地一下子来到了繁华宽阔的城市，交游广了，视野大了，生活更加糜烂。孟洛川于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洁身”自保，头挽小辫子，身着清服，表示至死忠于大清王朝。孟洛川的封建等级观念也是相当浓厚的，凡属“上九流”的人士，他钦之敬之；凡属“下九流”的人物，他鄙之远之。他在天津时，梅兰芳的原配夫人孟小冬（京津名伶）专程去孟府叙家族之谊，很想拜见孟洛川。家人禀报后，孟严肃地说：“孟小冬虽是族人，但她毕竟是戏子，下九流，她若见我，那成何体统，你们叫她吃饭，谈几句就算了。”孟小冬就这样高兴而来，悻然而归。
  1930年，孟洛川在天津过八十大寿，有一权贵点了谭富英的戏，谭因患流感，嗓音不好，请求推迟时间。孟洛川一时不悦，孟觐侯立即传谭小培（谭富英的父亲）训诫道：“小培，富英这孩子太不面子，老太爷的寿辰要他献个戏，怎么不来呢？这不是扫太爷的寿兴吗？”谭站起来说：“回侯爷的话，富英斗胆不敢，确实感冒。”“你父亲谭鑫培是供奉内庭的衙戏子，上赐黄马褂，对我还言听计从，怎么你父子就能这样无礼，时间不能推，准时演出。”谭小培只好唯唯听命。
  此例足以证明孟洛川是恃权骄纵、鄙视艺人的。
  1939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孟洛川病故，全府上下大举其哀，丧期为半年。章丘十个区，每区选一代表，共十人去天津吊唁，并赠了“乡谥靖惠”的大匾。达官显宦送的挽联丧帐多得连若大的厅堂都容纳不下。中华红卍字会总会长王彩臣亲笔“点主”，丧资费用折绸布8，000余匹。
  孟洛川一生经历复杂，活动范围较广，影响面较大，可记的东西很多。现就我们所知，赘述如兹。
  （章丘县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