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14年出生在山东泰安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里。我出生的时代，正是军阀连年混战，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处在灾难深重的岁月。那时，我的家庭每况愈下，对外虽还支撑着“诗礼传家”的门面，实则面临着垄地皆无、三餐不继的困境。所以，我自幼就牢记父兄教诲，立志创业发家，一洗贫穷，光宗耀祖。同时，在学堂里，也听到看到介绍清末“洋务运动”的故事和书籍，受到很大影响。在我少年时代的心灵中，觉得只有兴办实业，才是国家富强、摆脱贫困和灾难的唯一出路。
  我十四岁就来到济南，先在“岱阳”粮栈当学徒。十七岁被荐入山东裕兴颜料厂股份有限公司（即现在济南裕兴化工厂）。由于个人的忠诚勤奋，二十年间由庶务、司帐、会计，一直爬到经理的高位。然而，我那“创业发家、光宗耀祖”以及“实业救国”的理想实现了没有呢？没有。在旧中国那个人吃人的黑暗社会里，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下，步履艰难，苟延残喘，“实业救国”只能是一枕黄粱，留下的则是屈辱和惨痛的回忆。
  “裕兴”化工厂始建于1919年，生产硫酸染料“生生”牌煮青膏。在中国化工染料史上，是最早的厂家之一。1924年至1931年为鼎盛时期，年产煮青一万箱，年盈利达十万元，资产总值约四十万元（按银元计）。但当时的厂负责人只知赚钱分红，缺乏宏图远志，盈利虽不少，厂子发展也具备一定条件，然而技术设备却一直没有大的改进，基本上仍是手工业生产。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年底济南沦陷，在日军铁蹄的践踏和敲诈勒索下，“裕兴”厂每况愈下。由于不能满足特务、日军的无穷的欲壑，1944年4月，日寇以所谓“违犯新经济政策”、“抓暴利”为名，查封了“裕兴”。企业所有负责人均被逮捕关押，受尽酷刑。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董事长及经理、副经理才被释放出狱，而财产则被日军抢劫一空，“裕兴”濒临破产。抗战胜利后，我和车迈平、孙砚农等人，重新集资，车迈平任董事长，我任经理，惨淡经营，再图中兴。谁知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死活，一心打内战，对人民不择手段的横征暴敛，肆意盘剥，致使物价飞涨，经济崩溃。当时，“裕兴”厂内驻扎了军队，厂房被拆掉修碉堡，残壁颓垣，目不忍睹。解放前夕，“裕兴”厂仅剩职工十数人，在普利门里的营业部支了两口大锅熬煮青，又第二次濒临破产。
  1948年秋，济南解放，人民翻身，民族工商业获得新生。开始，由于反动派的宣传，我对党的政策不够了解，因而心存疑虑。但当我看了华东军区颁布的“约法七章”、济南军管会公布的入城守则十一条，特别是在《新民主报》上读到了重新发表的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并又亲眼见到解放军军纪严明，进城干部待人亲切和蔼，宣传的革命道理让人心悦诚服，感到从未经历过的光明和温暖，便带领职工修缮房屋，开门营业。裕兴是当时济南工商界开业最早的一家，这很快得到军管会的重视和赞扬。一天，军管会的一位姜同志找我谈话，了解工商界和厂子的情况，阐明了党的经济政策，对我的积极行动予以肯定和鼓励。当时，我欣喜万分，很受鼓舞，更放了心，在全市第一个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大字标语刷在了厂营业部的影壁墙上。1949年，济南国营实业公司成立，私营企业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及政府的贷款扶持，生产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裕兴”厂的生产也出现了从来未有过的景象，农村赶来买煮青的顾客经常排长龙。“裕兴”厂还试制生产了硫化碱，销路畅通，供不应求。到1954年公私合营之前，“裕兴”资产总值达三十八万余元人民币，职工人数也大大增加了。当时，《人民日报》曾专题报道了“裕兴”的生产经营情况。
  “三反”、“五反”运动后，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与私营企业生产的盲目性的矛盾开始突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关系也随之趋于紧张。这又使我陷入了彷徨迷惘之中，既要跟共产党走，厂子又是我的命根子，两者如何兼顾？内心埋怨职工不理解我，不支持我，劳资关系的紧张，使我痛苦又无计可施。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1953年，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有幸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地区的学习会议，毛主席在《改造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文中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豁然开朗，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心中愁云为之一扫。当时任济南财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房众夫同志，是我进步道路上的良师益友，他对我的教诲帮助使我终生难忘。上海会议归来后，他对我反复讲了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须根据“需要、可能与自愿”的原则，鼓励我积极创造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有益的配合作用。此后，我接连几次诚恳地向党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根据我的迫切要求，党派工作组进厂，予以具体协助。
  在工作组的指导和全厂职工的积极配合下，实现了裕兴、民丰等厂的合并，聘请了曲润洲、刘振声等工程技术人员，试制生产了立德粉、硝酸钾、土法硫酸、阿母尼亚等新产品，建立和健全了党、团、工会等组织。在资方人员中，发展民建会员，建立民建支部，一切工作都为争取公私合营这一目标努力。1954年5月11日蒙政府批准，裕兴等厂正式宣布公私合营。6月20日，召开了庆祝会，房众夫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是我生命的转折。合营后，由于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不但生产经营上的矛盾迎刃而解，而且有了更快的发展。我与公方代表、厂党支部书记刘泮源、厂长孙克义的共事关系和个人友谊都很好。通过民建组织，对资方人员进行教育，他们大都能做到服从领导、守职尽责，在企业中发挥了作用。我厂公私共事、发展生产的经验，得到了两会组织的表扬，《中国工商》半月刊曾予以专题报道。
  1956年，我调往济南市轻工业管理局任副局长，并担任市民建、工商联副主委。在1956年济南市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在党的领导下，与工商联主委张东木及尚兰亭、刘竹斋等同志，积极配合开展工作，受到党的表扬和鼓励。随后，我应邀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山东省工商联主委苗海南和我代表省和济南市全体工商业者，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荣誉，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裕兴”厂合营三十年来，由于纳入了社会主义企业的轨道，在工人阶级的艰苦努力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貌变了新颜。现在已拥有职工两千余人，产品十余种，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年总产值五千万元，每年上交国家利润四百多万元，铬酸酑产品获国家银质奖，年产八万吨的硫酸设备正在扩建。“裕兴”厂已成为我市数一数二的化工企业。这些我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现实，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郑重宣布：我国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工商业者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个消息象春雷一样震动着我们的心扉，广大原工商业者心情激动，奔走相告。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原工商界人士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的积极性。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他们正以“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态度，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才智和力量，谱写新的篇章。回顾三十年走过的道路，我们工商业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有所前进，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行列中的一员，这是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的胜利，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的伟大胜利。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现在我已年逾古稀，由于党及民建组织的信任，还担任着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常委、省政协常委、省民建副主委、市民建主委等职务。想到我所做的工作以及党和民建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关怀，常感名实难符、惭愧不安。惟愿在有生之年，鞠躬尽瘁，努力工作，报答党的大恩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