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民国时期市内的交通工具
  1.人力车：据1914年版《济南指南》记述，当时流行于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车（即所谓“洋车”）。这种车有两种，一种是胶皮轮车，一种是铁轮车。人力车租用有三种计价：一是计里程，每一里铜元两枚；二里计时间，每小时铜元十二枚；三是月包车，每月十五元，铁轮车较胶轮车租价约低三分之一。
  另外还有推车和肩舆（二人抬小轿）。推车主要用于搬运货物，兼营远路程的“客运”。此种车每次可坐二人，其运价与铁轮车相等。肩舆，则常用于行车不便的去处，并多属日包租用，在省城租用者甚少。轿金：不出城者，每日京钱二千四百文，出城者加金一千文，出圩门加金一千文，如上千佛山和北泺口者，每里再加四百文。整月包用，价约十六元。租用车、舆的多系客商和游人，而平民百姓只能“安步当车”。
  2.汽、马车行：据1927年版《济南快览》记述，济南自民国八、九年间始见私人自备汽车行驶于市，但尚无专营商号。至民国十五年（1926），路政局将黄河堤坝加以修理，由大昌汽车公司派出汽车，往返于菏泽、利津间，即所谓“利菏”线。该公司为便利旅客，由济南至洛口间亦开短途车。与此同时，还开了普利门至辛庄之间的客运汽车，但营业不盛，时驶时停。尔后，济南机关渐多，长途汽车营业发展很快，不及两年，不仅汽、马车行增至三十余家，而且官方人士武职旅长以上，文职厅道以上无不自备汽车，故私营之汽、马车行虽多，然营业仍不见发达。但其价目尚能一致。马车价目，六小时以内者，每六小时大洋三元，十二小时以内者，每十二小时六元，不及六小时者另定。汽车亦然，但车夫之饮食在外，此营业状况沿至三十年代中期。
  1934年《济南大观》记载，济南婚丧仪仗均多用汽、马车，尤其“文明结婚”常用花马车、花汽车，其装潢之时髦，以和利汽马车行为最。每租一次，花汽车每月十元，花马车每月六元。
  据《申报年鉴》1934年元旦对全国各省市汽车在册数统计，济南当时有普通汽车204辆，客运汽车（指长途）276辆，运货汽车19辆，机动脚踏车8辆。
  二、“客运”汽车问世以后
  1.“凤记”车行的出租车：据1917年曾在凤记车行当学徒、现年八十岁的王秉乾老人口述，济南客运汽车的问世，是1919年，即凤记车行开业后的第三年。凤记车行经理名叫陈凤林，号树轩。他从上海买了两辆进口小汽车，一辆是德国产，另一辆是美国的雪夫兰。车的构造和装饰很简陋，车轮是木辐条；车上的照明灯光，前面是电池灯，车内是煤油灯；喇叭则是用手挤压一胶皮囊而发音的。其营业主要是供观光的游客租用。租金每小时三元现洋。这是济南机动车公共租借的开始。
  2.私商公共汽车：有山东黄河河务局局长×××（姓名不详）自筹载货汽车一辆，加以改装安上木板座位和简易车棚，用它开辟了由馆驿街通洛口的公共汽车线。全程票价每人三角。这是济南公共汽车的问世。但由于是私人经营，有利则行，无利便停，为时不久就停驶了。
  3.官办公共汽车：1926年山东省交通厅一度筹办客运汽车站，驻地在经二路纬三路40号。每天有二三辆由货车改装的“客车”行驶于济洛路。都是美国产的佛道车。由于当时汽油紧张，曾一度改烧木炭。因不得其要领，致使车力不佳，故每次只能载十七八位乘客，全程票价二角。开业时间不长也停止了。
  4.城墙顶上的旅游车：据自幼酷爱汽车业务、现年78岁的老人李长元介绍，1931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参谋长兼山东省汽车路局局长刘熙众，自己购买一辆载重1.25吨的美国载货汽车，装上车棚和两排能坐十八位乘客的长条椅子，除了供其本人使用之外，同时经营由泺源门（西门）盘桓登城，沿城墙顶驶至北极阁往返运行的短途班车。乘客多是逛大明湖的游客，票价每人一角。开业不久也停驶了。
  5.龙洞旅游车：1931年8月《山东省政府行政报告》记载：“由济南至龙洞、佛峪一段路，前经省府决议，限一个月赶修完毕，由历城县修缮，令利菏路局每星期天开车，并令该县派警保护游人”。显然，当时济南至龙洞、佛峪间曾开过定时旅游班车。
  6.进德会至老东门公共汽车的由来：据七十五岁的三轮车老工人马永泉、七十四岁的汽车工人李元章、付连宝介绍，民国二十四年（1935）一段时间有从进德会开往老东门的公共汽车。进德会地处现在的经七路纬五路南头第一机床厂，原名“游艺园”，1933年后改为进德会。内有礼堂一所。韩复榘为了沽名钓誉，规定每周有三至四天早晨上班以前在进德会礼堂召开有中、高级职员参加的“朝会”。
  据说韩想以此约束职员夜间的不轨行为。因为政府职员中在老东门一带居住的较多，为使他们参加“朝会”和上下班方便，于是授意有关方面开辟了进德会至老东门的公共汽车。每日早晚上下班时有二三部汽车运行，平时只有一二部车跑。因汽车多数燃烧木炭，所以车速慢而票价贵。此线共有五六个站点，每一站收铜元三个大子，乘一个全程票价相当于一顿饭钱，所以平时乘客寥寥无几，经营日渐萧条。后来由于社会形势动荡不安，此路汽车就中断了。
  三、日本侵占时期济南的公共汽车
  1937年冬济南沦陷。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长期统治的野心，在加强军事装备的同时，重点着手进行交通的恢复和建设。于是在济南设了统管交通的机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分别管辖铁路、公路运输和市内公共交通、另设“自动车营业所”，具体管汽车运输，包括市内公共汽车。
  据1938年《市民须知》记载和汽车公司老职工付连保、于学水、陈云峰等同志介绍，1938年秋天，自动车营业所筹办、开辟济南市的公共汽车行驶路线。营业所设在经四路小纬五路九十一号，主要负责人名叫松实不二夫，技术顾问名叫冈野昂，修理技师名叫大木规礼。营业所的办事机构有：营业课、庶务课和技术课。全所共有职员、工人二百余人，其中管理人员和生产组长大多数是日本人。当时全所共有五十多部日本产的汽车，负责市内公共汽车营运的只有六、七部车，其余的车辆分别跑长清、平阴、博平、茌平、禹城等县的联运业务。当时在该所工作的华人，待遇极低，一般是每人每月发给七八十斤粮食，二十元左右的钱，每一季度供给五百斤煤炭。
  据1943年《济南市政公报》记载：当时市内公共汽车线路开始是东起城里院前，穿越普利门，沿经二路至纬十路向南，到经三路调头向东，至纬一路向北回原线到院前。后又改为由经二路一直向西到纬十二路，继而延伸到机车工厂。全程七公里半，票价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流通券五分、一角两种。尔后一度绕行济南火车站；以后又开辟过由原进德会至火车站的路线。公共汽车的畅行给一度冷落的市面带来了活力，市民商旅堪称方便。因而日本当局更为重视，便采取了增车加班的措施：一度日出车增至八、九部；出收车时间也由原以日出日落为出收车界限，改为每天早六点出车，晚六点收车，从此市内交通日趋方便。然而后来由于战局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日趋穷途，日伪在济南经营的公共汽车也随同其主子的败亡而宣告停止。
  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时期济南市的公共交通
  1.鲁通汽车公司和私人商车：一九四五年秋，日本侵略者投降，国民党接管济南后，市容景象冷落、惨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2月委托曾在国民党军内任过职的周景夏筹办公共汽车，并定名为“鲁通公共汽车公司”。由周景夏任公司经理，招聘私人商车入股。先后入股的商车户主有曹兴华、李元章、高禄增、胡永俊等。他们各入汽车一、二部不等，加上周景夏本人有车二部，共有汽车七、八部。其营业系“联营”，其原则是：入股汽车的所有权，仍归车主，办理保险手续后，一般由车主本人管理，并派人驾驶。营运耗用之燃料由车主自理，营运时间，由公司派售票员随车售票，本车每日所收票款，车主和公司以二八比例分成：车主得八，公司得二。
  2.营运路线、车辆和时间：据年《中报》报道：鲁通公共汽车公司经过充分准备，于1946年5月25日试行通车。其运行线路仍沿原日伪时期线路行驶；东起院前，西至机车工厂。从纬一路站分东西两段售票。中途设西门、普利门、纬一路、纬三路、纬五路、纬七路、纬十路、纬十二路若干站点。全程票价“关金币”二百八十元。每日配车六至七部。
  据1947年7月25日《大华日报》报道，该公司汽车营运时间原定为上午七点出车，下午六时收车，但因夏季昼长夜短，故改为早六点出车，晚八时收车。
  1946年12月3日《中报》以《都市交通——蜀道难》为题报道说：“因战争之需，汽油专供军用，他们把一滴汽油看得与一滴血一样珍贵，所以大部分的汽车都用酒精或木炭作燃料来发动，行驶途中不时抛锚，常常要乘客下来推车。更有许多汽车是各类货车加以改装而代客车，设备简陋，乘坐客人有限，怪头怪脑招摇过市，有急事的乘客则心急如焚……”。报道文章虽有点夸张，但可以看出当时市内交通的真实面目。对此现象群众总结说：“济南汽车一条线，十二马路到院前，轮胎破旧捆铁索，没有汽油烧木炭。冬天上车一身雪，夏天乘车一身汗，坐车不如步行快，一路颠簸肠似断！”这就是当时济南市公共交通的实况。
  3.营运萧条，票价飞涨：1947年1月9日《华北新闻》报道：“鲁通公共汽车公司前呈市政府，拟开经三路新路线，业奉市府批准，定于1月17日正式开始行车。该线路系自经三路纬十路起，东行经大观园北门，直到林祥门向北，至普利门为止。票价一律三百元，军警一律一百元”。该线通车后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因社会局势动乱，而且冒充军人、“伤员”乘车者日众，城乡百姓乘车者甚少，市民生计朝不保夕，因而于1947年4月5日又停驶了。
  国民党当局的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因此公共汽车票价亦随之与日递增，甚至成倍上涨。1947年《市政报告》记录，1946年5月25日通车之始，全程票为二百八十元，及至1947年4月，全程票价增至五百元，半程票二百元，军警票二百元。
  同年6月12日《大华日报》报道说：“本市鲁通公共汽车公司感到米珠薪桂，百物价昂，所收票价不敷开支，经请市府批准，自即日起实行增价，计全程票一千三百元，半程票八百元，军警票五百元。”又云：“停车站亦略有更动：计纬十路、纬九路、纬六路、纬五路、普利门、西门站等处停车”。因此，从7月份开始，半程票分为东西两段，东半程为六百元，西半程为八百元，军警票五百元。养路费、六月以前收百分之六，七月以后改收百分之十。
  同年9月22日《中报》报道：“市区鲁通公共汽车因百物昂贵，汽油同时续涨，每日所收不敷支出，平时乘客虽然拥挤，但免费者属多数，为维持目前窘状，唯有将票价略为增加，改定如下：西门至十二马路一千五百元，纬一路至十二马路一千元，军人票价仍为五百元。
  1948年6月14日《大华日报》报道：“本市公共汽车创办以来，成绩颇佳，便利市民非浅，惟百物价格突飞猛涨，该公司为成本计，自昨（十二日）起，提高票价：计普通票二万元，军警票一万元”。可见当时的票价变动之快，幅度之大。
  4.人力车日盛，公共汽车告终：在国民党统治下，工商营业萧条，各行谋生者比比皆是。仅专搞运输的人力车全市足有万余辆。另有不少机器三轮车，经过改装后，也从事客运出租。但其收入朝不保夕。尤其至鲁通公共汽车公司开客行车之后，人力车工人的生意更为惨淡，生活更无保障。因而人力车工人同鲁通公司的“利弊”矛盾日趋尖锐。人力车工人曾声言“要聚众行动”。对此，市政当局颇感棘手。据1947年3月28日《大华日报》消息：“市党部、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针对人力车工人生活无着之现实，经合议，决定由鲁通公司从票价中加收百分之五作为人力车委员会经费。同时，经市党部、警察局和防守司令部议定了以防不测的四项防范措施：
  （一）通知汽车站附近的岗警注意防范；
  （二）鲁通公司缩短营运时间，以利增加人力车工人的收入；
  （三）令各娱乐场所多开展娱乐活动；
  （四）缩短原来市区戒严时间，改为由晚十一点起至次日五时止，以便给人力车提供较多的营业时间。”
  以此四条作为缓解人力车工人与鲁通公共汽车公司的“利害冲突”的措施。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以国民党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在济南市即将解放的前夕，1948年7月20日《大华日报》报道：济南鲁通公共汽车公司经营之市内公共汽车，于7月19日停驶。

注：本文作者在济南市公共汽车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