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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军孟氏四支迁来时间不同，人齿繁衍不等，财产经济发迹各异。东西两支自定居以来，不仅人丁稀少，而且在家产上也没什么发迹，只是一般平民。而南北两支情况则不同，自定居旧军镇之后，人财逐步兴旺，由平民到富有，由富有到大户，由大户到豪门望族，步步高升。在这两支中，人丁、财产和发迹情况又有区别。群众中有“南支财旺，北支人壮”的传说。现把这两个支族的具体情况分别介绍于后。
  北支始祖孟希圣，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从河北枣强迁居旧军镇，到孟言全（希圣之子，即孟子五十七代孙）时，已开始发迹，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成为富室大户。至孟毓纪时，已步入仕途官至八品了。清同治九年，孟子七十代孙孟广安被封为儒林郎。光绪二十年，貤赠孟广珍为奉直大夫。此时北支已进入鼎盛时期，到七十一代始趋向衰落。其主要原因，一是后人腐化挥金如土，加之农产连年歉收，又没有商业收入，以致岁岁入不敷出；二是南支的崛起，财势压倒了北支。该时期两个孟氏支族进入了财产争夺和贫富转化阶段。争夺的结果，南支占了绝对优势。
  南支自其始祖孟子位、孟子伦兄弟传至孟宏谦（孟子六十一代孙）时，才是一个在一乡之内有点名气的耕读之家。清康熙年间，到孟宏谦之子孟闻助时，该支家族开始发迹。这时不但在财富上有了积累，于举业上也崭露头角。至孟子六十三代孙孟贞弼时，已跻身于缙绅之列，捐官为候补州同。此后便成了仕宦家族。从本代孟贞弼起到七十一代孙孟昭俊辈止，百年间先后有九十二人被诰封、貤赠，捐巨衔，居高官，宦途畅达，地位显赫，势焰炙手。在乡广置田产，在城市发展商业，遂成了远近闻名的地主兼商业资本家。
  在孟氏家族中，特别是南北两支，自定居旧军镇以来，五百年间的繁衍发迹是很不平衡的。当北支孟子五十六代孙孟言全于明代中叶就已发迹时，南支尚在贫窘中。迨至清康熙年间南支孟闻助一代开始起家时，北支已渐趋没落。他们的兴衰浮沉、荣辱交替，极不稳定。到清乾隆年间，南支中又派生出许多新的支系。其中孟衍升一支捷足先登，首先发迹，至孟氏六十八代“传”字辈时，有兄弟十人，开始分为十家堂号，即：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学恕堂、进修堂、承恩堂、承训堂、世泽堂、乐余堂。这十家堂号正是出现在“庚子赔款”前后，一向奉行闭关政策的大清帝国，经过鸦片战争，大好河山被列强蚕食鲸吞，西方商品大量涌入中国，洪水般地冲击着脆弱的民族工商业。然而十堂号中的矜恕堂和进修堂，为了赚钱，他们的“祥”字号商业如“瑞蚨祥”和“谦祥益”，由经营国产土布到完全销售洋货，大发国难财。将攫取的暴利在乡广置土地。矜恕堂在1854年分家时，仅有土地二百四十亩，到辛亥革命前夕，就有土地二千一百四十亩。1936年又买进一百六十三亩，共计二千三百余亩。据说在沾化、利津还有不少庄田，具体数字不详。在商河、乐陵也有一定数量的庄田。慎思堂在1854年前后，计有土地一千五百多亩，因后继无人，家业破产，到1928年时，只有土地三百多亩。三恕堂、容恕堂大都固守着1854年分家时所得的二百四十亩田产，直到民国初年，六十年间没有多少变化。同一时期，世泽堂有土地百余亩，乐余堂六十亩，承恩堂三十亩。这几家发迹不大，其原因是子孙放浪，不事经商理业，一味吃喝玩乐，坐吃山空，以致破产没落。据记载，当时全旧军镇总计有土地一万四千四百亩，而矜、进两家就占四分之一左右，即有土地三千三百七十余亩。由此可见孟氏家族土地集中贫富分化之一般。
  十大堂号在旧军镇的房子，样式基本相同，每家各有一处，每处有院子五、六个。每个院子都是楼、台、亭、阁，每处有房舍上百间。据调查十堂号仅在旧军镇就有房屋近千间。除住宅外，还建有漂亮的花园。其中矜恕堂的近支其恕堂花园最别致，仅营修费就耗银近万两。
  清末，在孟洛川的首倡下，兴建了孟氏祠堂，其结构造型完全仿造邹县孟子庙样式。飞檐流丹，金碧辉煌，面积达五千平方米。建祠费用由整个孟氏家族均摊，小户无力缴纳者，只好典卖家产。
  十大堂号经过长期的倾轧争夺，有的没落，如承恩堂、承训堂、世泽堂、乐余堂；有的破产，如其恕堂、容恕堂；有的落魄，如三恕堂；有的因后嗣无人为旁支承祧，如学恕堂的下一代慎思堂。最兴旺发达的乃是矜恕堂和进修堂。这两家同时崛起，犹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一时名噪全国。
  矜、进两家是整个旧军孟氏发迹致富的典型代表。追其先人起家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们靠卖辛寨土布发财，有的说他们凭勤俭致富，还有的说他们的祖先在鄚州卖布暴发。从孟氏家族的演进和发迹史看，远在明朝时候，他们的先人就有做官的。在旧社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也是孟氏起家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土地出租、经商、做官，三管齐下，致使矜、进两家财产越来越雄厚。
  矜恕堂“祥”字号商业的发展，在孟氏家族发迹史上起了极大的作用。“祥”字号商业是指的瑞蚨祥和泉祥，分别设在北京、天津、济南、上海、青岛、烟台等大、中城市，总计有三十八处。其资金额、经营额、利润额难以数计。“庚子赔款”之前，仅瑞蚨祥一家的资金就有四十万两银子。到1927年时，每年光纯利息收入就达三百万两白银。他们将每年获得的巨额利润，除用于扩大再经商外，在家广置田产。从咸丰四年至宣统三年（1854—1911），矜恕堂先后从辛庄一户人家中，分两次买得土地三十二亩半；从明水、浅井两户人家中，分两次买得土地十一亩半；从孙官庄十八户人家中分三十三次买得土地五百四十一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后的几年，矜恕堂又先后在邹平县鹅庄附近的七、八个村庄，买得棉田一千一百四十亩；在章丘西关买得土地二亩六分。光绪末年，在沾化、利津、直至渤海西岸又买了大片洼地。同一时期，在泰安、莱芜也买了不少土地，具体数字不详。当时孟洛川曾扬言“从岱岳山麓到渤海之滨要处处有孟氏庄田。”
  矜恕堂购买土地的手段是极其苛虐而霸道的。其方法是：第一，出高价，钱多就能把地买到手；第二，买“坡路”和水道这些关键要害，如在明水、浅井一带买稻田时，开始田主并无卖意，他们便设法不惜代价先买水道，一旦到手，靠水道引水浇地的田主，在没有水道水不能进地的情况下，万般无奈只好忍痛将稻田卖给矜恕堂。
  进修堂在商业方面与矜恕堂雌雄难分，不相上下。其主要商业“祥”字号是谦祥益和隆祥。仅谦祥益在上海的购货庄就有四所房子，计二百余间。汉口谦祥益门面之华丽、营业之兴隆超过北京瑞蚨祥。青岛谦祥益、济南隆祥也都超过本市的瑞蚨祥。当时的进修堂可以说日进斗金，聚财累万。孟扬轩眼巴巴瞅着块块良田进入矜恕堂，他不甘心落伍，欲与孟洛川比高低。结果旧军镇以及附近的地价为之猛涨。待土地买到千余亩的时候，侍女出身的老太太（孟继頨之妻）劝丈夫“不要再买土地，要是这样下去，章丘的土地就会都成了旧军孟家的。不必在买地上和矜恕堂赌气争富，如果把本钱用在商业上会大有可为。这样既伤不了本家的和气，又落个与乡人为善的美名。”孟继頨认为夫人言之有理，于是停止买地。这样才刹住了矜、进两家争购土地的风波。
  矜恕堂和进修堂拥有如此之多的土地，怎样经营管理呢？原来他们从清康熙末年到宣统元年，以经营土地为主，兼营商业。民国以来，主要致力于经商，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们才完全弃农经商。因此在土地经营方面有其一套成熟的剥削经验。
  据矜恕堂地亩帐记载，当时共有土地两千三百零三亩（不包括沾化、利津、泰安、莱芜一带的庄田），完全采取租佃经营方式。凡出租的土地，一律收定额实物地租。其中旧军镇、辛庄、孙官庄、王四庄和章丘城的佃户缴麦子和秋粮各半；明水、浅井庄的水田佃户缴稻米；辛寨及邹平境内的棉花佃户缴棉花。当时粮田地租是按土地好坏，每亩定租一至二斗（每斗六十斤），分麦秋两季缴租，柴草对分。棉田地租是地主、佃户各一半，棉柴全归佃户。不论粮田、棉田，赋税均由矜恕堂负担。
  佃户在租地时，必须对管家和帐房先生顶礼膜拜表示恭顺，才能立契领地。订约时，要依照规定租额和缴租期限如数按时缴纳。租额规定后，无论天灾人祸有无收成，佃户必须依约规定缴租。如果两年缴不上租，就抽回土地，劳力顶帐。不少佃户祖祖辈辈被逼做他们的奴隶。
  佃户租种的土地，由于高额的地租剥削，再加上由于肥料不足、畜力不足所导致的低产现象，使佃户的生活水平惊人的低下。据了解，当地佃户租种的旱田，平均每亩产量为一百五十三斤，棉田每亩平均产量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五斤。如以佃户租地十亩计算，每年收粮一千五百三十斤，交租五百五十斤，还剩九百八十斤，再扣除种子等，所剩无几。十亩旱地需要两个整劳力。劳动一年只能勉强糊口，当然更谈不上解决衣服、住宅、教育、医疗、婚丧等问题了。
  进修堂有土地一千零五十亩，其经营方式是这样的：凡本村土地一律采用雇工经营，外村土地采取租佃形式。光绪末年，进修堂家中雇有长工四十五人，平时负责运租粮柴草，饲养牲畜，农忙时领短工干农活，平均每天雇短工五十人左右。
  进修堂农具齐全，有载重铁轮大车七、八辆，骡马等牲畜八十多头。场园两处占地三十余亩。不论长工、月工、短工，工价都很低廉，按当时计算，长工每年工价折合高粱一千零五十斤，月工为一百五十斤，短工平均每日为十斤左右。
  进修堂所雇短工，一律管饭，名叫“分子”饭，即东家按短工人数，将饭菜折合成粮钱包给帐房，帐房再包给工头，层层剥皮。麦季早晚餐各一碗干饭、三个窝窝头、一块咸菜，中午一碗干饭外加五张饼，够与不够东家不管，剩余归个人。秋季一日三餐都是粗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