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四三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日深夜，阵阵枪声、喊杀声和红枪会不停地击鼓声，将已经睡下的人们惊醒。深受日伪蹂躏的贫苦农民，都忐忑不安地疑虑着，猜测着，不知又出了什么祸事。天刚蒙蒙亮，便有消息传开：董守章爷儿几个被八路军打死了。人们既惊又喜，奔走相告。
  董守章住柳埠窝铺乡刘家峪村，是当时柳埠一带有名的汉奸、恶霸。其弟董守谦是是当时窝铺乡的伪乡长。但他常住济南，将乡中之事托给其侄董成儒办理（董守章的长子），所以董成儒在乡操实权，与驻柳埠的日军小队、伪警备队中队长高绪远等打的火热，来往频繁。乡公所也由窝铺迁至刘家峪董守章的东大院内。董成儒其人心狠手毒，坚持与人民为敌，妄图把活动在这一带的八路军武工队消灭掉。
  一九四一年前后，董家父子以抓捕八路军密探为名，先后杀害了两个无辜。那都是在深夜里指挥红枪会中的爪牙，将过往住宿的行人捕至会坛，私设公堂，残酷拷打之后，再点燃整把的香，用着火的香头烧炙人的腋窝与前胸，待折磨半死，拖至野外用长矛刺死。一人埋在大刘家峪河西黑土崖下的河滩里；另一人则被弄到新宅村西荒岭的水沟里，将头砍掉，暴尸荒野。那时候当地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宁过九江口，也不从刘家峪走。”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靠近泰安的黄巢、榆科一带，已经常有八路军武工队的同志来往，做开辟新区的工作。一九四三年春，驻榆科的武工队被榆科的保长李在贤和红枪会长张俊英发现，派韩子才密报伪乡公所。董成儒即派乡丁给柳埠伪警备队送信，同时调集红枪会。柳埠警备队又电告桃科据点的日伪军，越岭经过刘家峪，红枪会随同日伪军偷袭了榆科。武工队的同志受突然袭击，未及转移就被日本兵用掷弹筒打死七人，打伤一人。董氏父子又欠下了人民一笔血债。被打伤的人名叫王恩胜，万德武家庄人，由牧羊老人王宝玉背到村中羊栏屋里，由李焕泉（榆科的老支部书记，已去世）父子精心护理，腿已残废，后被我部队接走。又有一次董氏引伪军去黄巢所谓讨伐，没想到这一次区武工队人数多，又有所准备，埋伏在黄巢的西山上。伪军们还以为象在榆科那样，便放开胆子争着往山上爬，刚爬上山脚，被一阵排枪打得晕头转向，连滚带爬逃下山去。伪军队长高绪远吓得两腿打颤，迈不动步，被两人架着逃回黄巢村，在红枪会的保护下又窜回柳埠据点。
  黄巢这次战斗，虽将敌人打退，但祸根未除。之后，武工队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一九四三年秋，已活动到伪乡公所驻地刘家峪周围的小村。这时，多次对伪乡长董守谦谈话，劝其不要继续与八路军为敌，一致抗日。并要求其为我军筹备公粮。董守谦当面答应，但拖着不办（有些人认为他经常不在家、乡里的事由其侄处理有关）。
  一九四三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武工队通知伪乡公所，晚上有人去乡公所与乡长谈判。董成儒接此通知后，准备负隅顽抗，调集红枪会会众，包围来谈判的人员。这天下午，正值老于世故的董守谦从济南回家，他阻止了侄子准备调人的行动，接受谈判。晚上十一点左右，武工队指导员刘刚，队长孙世祯，区长陈杰等带领武工队员到了乡公所。先找到伪乡长董守谦，在一阵寒暄过后要求董成儒一块参与谈话。此时董成儒已回家，便找人又将其叫回乡公所。孙世祯同志提出：“请你爷俩个跟我们走一趟，到适当的地方去谈。”董守谦已看出是武装请客，无推脱余地，便说：“好，好，就随你们去”。便顺从地被带走。而董成儒却顽固不走，并仗恃会几套拳脚，开始夺枪，孙世祯同志立即鸣枪警告，与此同时，董守章从坛屋（乡公所北头是会门的坛屋）手提单刀闯入乡公所。在危及武工队领导生命的情况下，在外面警围的同志从背后将董守章击毙。到此地步，亦不得不将董成儒一并击毙。一连串的枪声，惊动了守候在坛屋内的几名会众，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冲出屋外。董守章的外甥黄守新、堂侄董某，还有一田姓会众凶猛地向准备撤走的武工队员扑来，均被击毙，在拼刺中，一武工队员被会众用大刀砍倒，当即牺牲。此次行动本打算带走伪乡长董守谦及其侄董成儒（实权人物），对其进行教育，争取其不再死心塌地效忠敌人。但是他们反动成性，反向我武工队下毒手，因而不得不采取了镇压措施。这次行动击毙董守章父子（连同不久被处决的董守谦）及会众共六人。我牺牲武工队员一人。
  在日伪统治时期，柳埠地区窝铺乡是反动势力最强的一个乡，其余象龙门、宋家、突泉等乡，均属一般。窝铺乡解放之后，其余几个乡的红枪会和亲日的反动势力，也就土崩瓦解，往日的反动气焰随之烟消云散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柳埠据点的伪警备队实在不敢再呆下去，便在一个夜间偷偷地龟缩到仲宫去苟延残喘。至此整个柳埠地区便宣告解放。当时很快流行着“打死董守章，解放四个乡”的歌谣。从那时起，一直到济南解放，柳埠便是一老解放区，这一地区的人民，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何品三，离休干部。原任历城县四门塔文物管理所所长；现为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