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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乘》是明朝崇祯六年由知县贵养性主修、由曾任陕西富平县知县的历城人刘敕编纂的第一部历城县志。“乘”（shèng），本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书名称，后人亦称史书为“史乘”。《历乘》就是“历城史”，“历城志”。纵观《历乘》各卷，其基本政治思想倾向是民本思想，其进步意义应当肯定。
  一
  《历乘》成书于明朝末年，社会的动荡、民生的凋敝、官府的腐败，均在书中得到反映。贵养性为《历乘》写的序对此作了高度概括，为我们勾勒了当时历城的一幅苍凉的画面：自然面貌——山秃河干，“多黯淡之色”；名胜古迹——“半颓半圮，无美丽之观”；庙宇学堂——“风摧雨坏”，皆为废墟；百姓人口——“流移困苦”，不胜凋零；田赋科税——巧取豪夺，民无储存；差役瑶役——“飞刍輓粟”（飞快地往前线运草运粮），百姓“疲于奔命”；军队兵防——“摧锋陷阵无复斗志”；朝廷命官——“因循苟且无复朝气”；而官吏的“政绩”呢？则是碌碌庸庸，毫无作为……此情此景，令人“触目而酸心”！
  二
  《历乘》对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官吏与民的关系等问题，作了不少客观的记载和议论，今天读来仍有令人深思之处。
  《历乘》充分肯定了民心的重要。例如，在写到历城的城池时，作者首先写了它的坚固：城高数仞，砖厚墙固，城下有护城河，且流水淙淙，实为可战可守之地。接着，作者指出，一有风吹草动，百姓便背乡而逃，城池坚固又有什么用？即便是修了万里长城的秦王朝又怎样呢？“秦长城万里，曾不二世而亡。”于是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形之险固”是不可靠的，得到人心才能“固于金汤”，执政者应当“足民”并厚待百姓、赢得民心才是正道。这种观点拿到今天，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民心既然这么重要，官吏们应当怎样对待民众呢？在记载历城县衙的房舍时，作者指出，作为官吏，应当“一意为民，何宫室是问也？”“当以万间之庇庇民，不贵以大厦自庇也。”在“县职”这一部分，作者不惜笔墨，对县令与民的关系作了论述。“国家官如棋布，独县令与民最亲，故民称为父母。”父母官中最好的是“爱民如子”次之，是为民兴利除弊；再次之，是“奉职无害”。除此之外，“皆民贼也。”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民称县令为父母，是依靠他来保护民的利益，如果县令们置民众的疾苦于不顾，反而搜刮民脂民膏，这算什么父母？他们“秉政之日任其恣意”，“一释权”便怨恨四起，遭受唾骂，纵有个别人为之歌功颂德，盗一时之名，却难逃百世之责，官员们应以此为鉴啊！这些话都很
  深刻。
  三
  《历乘》比较真实地记载了民众的苦难，并给以深切的同情。
  明朝末年，战事不断，赋税加重。熹宗时因辽东之战，屡次加派山东地区的赋税；到了崇祯时，朝廷更是入不敷出，军饷不继，又多次加派税银，使人民群众雪上加霜，更加困苦。这种情况，《历乘》也有记载：“今横征厚敛，闾阎（指平民）无担石之储；盗起民贫，海内苦干戈之扰。”
  在农业这一部分，作者怀着极大的同情心，既写了农民的辛苦——“胼胝南亩，艰辛万状”，又具体分析了农民的生活艰难。作者指出，历城大部分地区不通舟楫，以种地为主，县以南多山，却不懂耕作技术；县以北多水，却不懂水利灌溉，只知靠天吃饭。好容易遇到丰年，也苦于租重税苛，除正常的赋税之外还有许多“额外之征”，农民的庄稼刚收完，粮食已告罄，人们只好弃家逃荒……作者惊呼：“民何以堪？”因此极力主张官府应轻徭薄赋，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例如写到纺织之苦时，提出“唯愿布缕之征稍宽也”；写到兵防问题时，指出，过去作战失败，在于“兵制未善”，而不是由于兵少，现在又想搞“乡兵”，岂不“又增民一番费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乘》第十八卷中还提出了“民富君富、民贫君贫”、应当“藏富于民”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
  四
  崇祯时期，大小官员贪污受贿之风已不可抑制，正如一
  位官员给皇帝上疏所讲：皇帝虽有“文臣不爱钱”的号召，“然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指用钱买官），安得不以钱偿？”他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县令是“行贿之首”，皇帝身边的官员则是“纳贿之魁”。
  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府的腐败，在《历乘》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和揭露。
  一是写官府成了买官卖官的市场。这从“武秩”部分的“论”中可见一斑：朝廷给军中将士以优厚的待遇，原为“一日之用”。但是“一旦有急，能为国御侮者寥寥”。原因何在？原来那些纨绔子弟皆通过贿赂而得到提拔重用，官府成了买官卖官的市场；而那些真正的英雄却无出头之日，在此情况下，妄图得到“一日之用”，“岂不难哉？”
  二是写到地方上的“五恶”时，把“衙蠹”列为“五恶”之首。所谓衙蠹，指在衙门当差的那些恶棍。这些人中，有的原是无业游民，“投售官府”的目的就是勒索钱财；有的是富户子弟，为免除徭役“动以数万金”买个衙门差使干。这些人得志便猖狂，“跨马横行，恶如虎狼”，即使士绅也怕他三分。“牙侩”也是“五恶”中的一恶。所谓“牙侩”也叫牙商，是官府指定或经官府批准营业并代替官府收税的经济人，他们往住借管税之名，行敲诈之实，大小商贩深受其害；他们操纵市场，抬高物价；“又有一等市虎，坐收垄断之利”，造成“货财不通”。
  三是认为世风日下是上头造成的。《历乘》写到社会风俗时指出，风俗日趋变坏，“如水之下也，莫可御矣。”原因在哪里？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举了两个例子：如果“上好音”，则会“枯桐徽金”——人们便会纷纷采桐条做琴瑟，
  用金子饰琴弦；如果“上好紫”，就会“市无绛服”——因人们都跟着穿紫，而无人买、卖红色服装。言外之意，现在世风变坏，是上行下效的结果。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历乘》在鞭挞官吏中的丑行的同时，也注意为贤者立传，而且重点写他们的廉洁为民。例如，介绍万历年间历城县令张鹤鸣时，特意介绍了他治理怀家洼水患、得肥田数十顷的政绩。再如，高度概括地记载了县丞刘哲的“一尘不染”、陈尚表的“一钱不受”、主簿钟道贤离任时的“行李萧然”等事迹，作者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
  五
  《历乘》的作者往往采用触景生情、借题发挥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且不乏真知灼见和健康的情趣。
  写到禽鸟，作者议论道，人们多射杀禽鸟以饱口腹，殊不知人群中有不如禽鸟的。反哺的鸟，孝；知道可停可住的鸟，灵；随季节迁徙的鸟，先得阳气；韵鸟可以吟诗，慧鸟可解人语；世上那些禽鸟不如的人，难道不应自愧吗？
  写到葵花，由花品想到人品，作者用拟人的笔法赋诗赞之：“逢人便有倾心意，为国谁知向日情。”说葵花是“花之忠臣也”。写到金钱花，作者由金钱联想到广大穷人，引用了罗一峰的两句诗：“色浓能买三秋景，价重难供万户贫。”写到苍蝇，作者议论说：“此营营逐臭之物也，物皆受其点污，寻头扑面，即与小人之嗜利者相似。”写到灯蛾，说它“缭绕灯前死而后矣”，并由此联想到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可耻下场而以诗讽之：“自是附炎终有害，悔将双翅扑兰膏。”
  （兰膏，是古代用来燃灯的一种油脂）指出，焚身不顾此，与那些追名逐利者相似。写到鹦鹉，作者引用了管晦斋诗：“巧言终莫逃金索，慧性偏教号绿衣。”“绿衣”，原是《诗经、邶风》的篇名，是卫庄夫人庄姜的哀己之诗，用在此处，是说明鹦鹉虽然聪慧，却只能为自己的处境而哀号。此诗借鹦鹉来讽喻那些花言巧语、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
  六
  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历乘》也宣扬了一些今天看来是消极的乃至糟粕性的东西。一是忠君思想。例如上崇祯皇帝八箴，虽然有不少利国利民的主张，但最终目的是让崇祯皇帝能够“亿千万载，为天下君”，成为“万代明君”。再如，把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即所谓邹、滕之变诬蔑为“妖氛沸起”。二是有些地方维护封建礼教，如把“妇女不出官”作为历城的“五美”之一。三是县令为民之父母、“爱民如子”等提法，虽不是《历乘》独创，且在古代也确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比起春秋时期管仲所提“以民为天”来，远为弗如，甚至是一种倒退，它颠倒了官与民的关系，其不良影响至今尚在，故不能不特别提及。
  笔者对《历乘》政治思想倾向的以上分析，只是在粗读《历乘》、且有不少语句似懂非懂的情况下草就的，本不该见笑于大方，但为了“引玉”，又何惜“抛砖”呢？
  李秉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