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巩玉章，历城区董家镇五里堂村人，今年84岁。在1945年2月被日本鬼子抓到日本国北海道的羽川县当劳工。日本鬼子投降后，被“国联”解救，当年腊月回到家乡。
  记得那是1945年2月，那年我29岁已成婚，为养家糊口以贩卖布匹为生。过年后，我和裴家营的王佩营、章丘县大城后的王守义、明水的董保泉四人一块去潍坊起货。在潍坊西边的朱刘店火车站刚下火车，就被国民党兵抓住，因为我们没带证件，硬说我们是给八路军买盐的，把我们扣押在朱刘店，总共有五十多人。当天下午，国民党兵把我们用绳子绑起来送到昌乐火车站，第二天上午，把我们押上火车向东开，在火车上有人跳了火车，也不知死活，我们一直坐到青岛，被押进了青岛“劳工协会”，听说象这样的“劳工协会”天津塘沽和连云港也有。我们在青岛被关押了十七天，这期间，王佩营在一个挖厕所拉大粪的帮助下逃了出去。后来知道，抓我们的是汉奸头子张天佑的兵，那时日本人向汪精卫要20万中国人去日本当劳工。
  我们在青岛港坐上船向日本起运，船上有五六百人。原说是七天能到日本，结果走了二十二天，后来船上少吃没喝，饿死人就掀进大海里，到达日本长崎时还剩一半人。再后来又从长崎把我们转运到北海道的羽川县。日本人拿来表格让我们逐一填写，并被日本兵看押着劈山填海造码头，因为我有点文化，安排我记工。在那儿干活的劳工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日子太苦了。当时日本人戒备森严，谁也跑不出去。有一次，一个高丽人组织逃跑，被抓回来三个，日本人把我们集合起来，当着面用刺刀把三人挑死，太惨了。我的老乡董保泉生了病，不能干活，日本人就不给吃的，我偷着给他一点吃的才活下来，在那里被饿死和打死的人不少，开始的五百多人，到释放时还剩了二百多人。我们也想逃跑，一是日本人看的太严，二是听说美国向日本扔了大炸弹，日本鬼子快投降了，才没跑。到了八月里，日本鬼子投降了，美国人代表“国联”接管了工地。后来，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坐飞机到了日本，还到工地给我们讲了话，说要接我们回中国，我们这才放了心。十一月里，我们又从日本长崎坐上船，五天后到达天津塘沽，下船后国民党兵接收了我们，对我们说：“铁路、公路被八路军炸坏了，你们回不了家了。”劝我们当兵，我们想，九死一生才从日本回来，谁也不愿意当兵。我就又穿上在日本当劳工时的破衣服，脸上摸上灰，没被相中，王守义当时当了国民党兵，听说后来在八路军打潍县时死了。剩下的人跑着回家，跑了好几天才到沧县，见到了八路军，对我们非常热情，让我们吃饱饭，还护送我们，从沧县跑到禹城上了火车，从龙山车站下车回到家，已经进了腊月。
  日本鬼子对我们劳工太残酷了，拿我们不当人，能活着回来，已是万幸。
  我叫张奉秀，今年74岁，董家镇时家村人。1942年，当时我16岁，夏季的一天，我正在葱地里拔草，被几个国民党兵用绳子绑起来，抓到龙山，和我同时被抓的还有本村的张奉典和刘长法。到了龙山时，被抓的有六百多人，国民党兵用枪把我们押到历城（王舍人庄）火车站，塞进闷罐车拉到济南，关到一个大院里，呆了有半个月，又用火车把我们送到青岛劳工协会。又呆了十几天，把我们装上了一只大船，走了七天七夜到了日本，在船上饿死和掉到海里淹死的不少。下船后，又换军舰坐火车倒汽车，最后到了北海道，押到山沟里的一个制铁厂，日本兵看着我们给他搬矿石。当华工的日子很苦，天不亮就干活，很晚才收工，每顿饭只给八个牛眼大的干饼，有病的就更惨，只给一个干饼，病重的就只给一碗粥喝，每天都饿死、病死五六人，人死了就拉到山沟里烧掉。冬天也不发棉衣，冻的没法，我们就脱死人的衣服穿。想逃跑的就更麻烦，抓回来就打，张奉典跑了被日本鬼子抓回来后，百般折磨揍了三次才揍死。在那里卫生很差，满身长虱子，长疥疮。日本人根本不给治，他们不把我们当人。就这样我熬过了三年多，一直到日本鬼子投降。这三年当中死了有一半多人，也随时有被抓去的补充上。
  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们被美国兵接管，又过了三个月，到了冬天，美国人给我们发了一身黄衣服，还有毛衣，还发的钱，用船把我们送回天津港，在天津交给了国民党兵。国民党收编了一些人，我和刘长法因为脚上长疥，没有被抓当国民党兵，但是身上的钱全被国民党兵搜了去，我们要着饭，跑着回的家，回到家，当妈的都认不出来了，我哥认出我来后，全家哭了一场。
  解放后，1951年我当兵参加了抗美援朝，在东北当后勤兵。1956年复员被分配到淄博昆仑陶瓷厂当了工人，现退休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