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1917年出生，1937年离家。除在章丘县立第三小学和济南乡村师范学习六年外，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多是在我父亲景琳的身边度过的。在初小读书时，曾直接受教于他，言传身教使我受益颇多。现在回忆，父亲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人。他在小学和章丘县立乙种农业学校上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兴起的时期。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成为一个“实业救国”论者，想走“富家治国”的道路。但是严酷的事实告诉了他：
  国家如不能强盛，单靠发展经济是走不通的，由此激发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1924年至1927年由于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形成了大革命运动，传播三民主义学说，组织国民革命军北伐，父亲十分拥护。但是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内出现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致使大革命中途失败。父亲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还在家乡积极参加农业协会，响应北伐军。直到明白了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成为新军阀，仍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时，他的爱国之心连受挫折，思想陷于迷惘。从此他立志从事教育工作，在教学中他向学生讲解中国国弱民贫，外受帝国主义欺压的原因；向学生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
  1931年夏季，我由初级小学考入章丘县立第三完全小学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我进校后，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两年高小的学习过程中，常在作文中抒发自己的爱国思想和赞颂为国牺牲的英雄烈士。我记得有两篇作文被选登在县教育部门办的刊物上，当时萌发的爱国热情，与父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父亲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七·七”事变后，支持我离家参加抗战的鲜明态度上。“七·七”事变前两年，我在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山东沦陷，共产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七、八月间，我在乡师毕业后，没有回家，在济南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到济南找我，见面后，我向他讲了当时抗战形势和我要参加抗日游击战的打算，他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嘱我要回家安排一下。我回家后，祖父及家中人都不同意我出去，唯有父亲不表反对，并暗示我可以自己走。我随即以去章丘县找职业的名义返回济南，不久即转入泰安县农村，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父亲是一位朴实无华、热爱劳动、富有民主精神的人。他的这种思想作风对我也有影响。父亲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第三，在兄弟中他是老大，只有他文化稍高。在我离家以前他多半时间是从事小学教员工作。生活简朴。薪金除伙食费外，全部交家中，是家中的重要收入；也是支持我上学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学校放寒暑假或麦秋假时，他回家和家人一块参加田间劳动。在家乡邻里中他尊老爱幼，温良恭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不经管家务，全力支持我的一位叔父经管家中的生产和生活事务。他潜心从事教育工作，对学生循循善诱。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用粗暴的言行对待任何学生和家人，表现了他的民主精神。
  父亲是一位为人民事业不畏艰险，不辞辛苦，尽忠职守的人。当家乡沦陷为敌区之后，他寻找救国之路和想念孩子的心情无法控制，于1939年4月从家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和顽固派的盘据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数百里找我。这时我从滨海区向清河区调动工作，正在行军途中，因要过胶济铁路，在博山的夏庄小住。父亲先到了沂水县北部的东里店（当时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八路军在此设有办事处），得知我刚从此地路过后即折返北行，赶到夏庄找到了我。他向我讲述了家乡沦陷后日寇、汉奸的暴行，顽固派的部队打着抗日的旗子不抗日，专事敲诈勒索，老百姓苦不堪言。我向他讲了全国和山东的抗战形势。指出日寇当时的进攻重点还在正面前线，敌后空虚，正是发动敌后人民开展游击战争的大好时机；告诉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各地已广泛的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组建了十数支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告诉他共产党、八路军实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内战时期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改了，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对富农是保护政策，但要改善雇工待遇。人民应向抗日部队交粮、交税，实行合理负担，累进税制……。在博山夏庄住了几天，因我要继续北行，他就回家了。这是我们父子从1937年9月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这次分别以后又有四年没有见面。后来在1943年秋季，当我在中共山东分局（当时住在滨海区莒县、临沂一带）开完会回清河区的途中，又在博山县的三角湾（是泰山区抗日民主政府的驻地）见了一面。他这时已是泰山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参议员。父子见面以后，当然是无限高兴，我向他探问了家乡的情况。他告诉我1939年春天在博山夏庄分手以后，他回到家乡进行的抗日活动。他说家乡一带从1939年到1941年日伪统治日渐强化，杂牌队伍出没无常，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民不聊生达到极点。老百姓盼八路军去，但大部队一时去不了。后来逐步有武工队和少量秘密工作人员到家乡一带，有时就住在我们家中。他告诉我，他在家组织了一些抗日活动，先是联络少数抗日分子秘密的作些宣传工作，后来当地各村村长为应付日本鬼子，推选他当了乡长，他觉得这是一个掩护秘密进行抗日活动的办法。这时党在边沿地区的政策也是实行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的办法。他就以伪乡长的身份为掩护继续开展抗日工作，并做出了成绩。1942年春天，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活动已到了我家乡一带，父亲被吸收为共产党员。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又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的变革和人民革命的发展形势促成的。作为我们父子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一点因素。而主要的是到我家乡作抗日工作的一些同志对他的帮助教育，使他从一个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成为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作为他的儿子，不能不感到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