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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宗旨一心为民——黄志太革命生涯
  黄志太自幼参加革命，足迹纵横历城，历任卧龙、西营区组织干事、邵而、仲宫、南郊、西营、彩石、董家区及王舍人镇党委书记、公社书记、副县长等职。他革命40年，牢记宗旨，一心为民，工作雷厉风行，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作风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历城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是党的一名好干部、人民群众的忠实公仆。
  苦难童年，艰辛岁月
  1923年11月23日，黄志太出生在历城南部山区南高尔村。南高尔是有名的穷山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终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黄志太的家境更是贫寒，日子过的非常艰辛。在他十二岁那年，含辛茹苦的父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撒手而去。家里没了顶梁柱，母亲经不住艰苦岁月的困扰，在黄志太十四岁时，瞒着孩子改嫁他人，从此家里生活好比雪上加霜，更加艰难愁苦。因家中生活所迫，两个妹妹不到十岁就送人当了童养媳，懂事的哥哥20岁时投奔了八路军，只身一人的黄志太，为了糊口，14岁去东沟村一家姓李的财主家扛小活，发育还不健全的他开始干起成年人的活。早上，人们都还恋热被窝时，黄志太早已起床上山担粪，个子不太高的他，担着两个大筐，就象担着两座大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冬天他的手脸被冻的像烂桃子，又红又肿、疼痛难忍，到了晚上还要为财主家溜马、看家护园，每天干到很晚才睡觉。黄志太在这家辛苦了一年，实在不堪忍受虐待。第二年又到邢家一寡妇老财家当小伙计，当时说去后只干些烧火做饭的零星活，哪知地主老财全是狠心狼，到了这家不光烧火做饭，还要担水垫栏，喂猪喂牛，上坡为大伙计送饭，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农忙季节还要同大伙计一块下地干农活，锄镰锨镢在年幼体弱的黄志太手中根本不听使唤，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比不过大人干活多，为此常遭主人的骂，有时还要挨打。地主老财拿他根本不当人看。黄志太16岁时离开寡妇老财家，去帮人家放牛，农活虽然不干了，但是得整天满山遍野的跑，脚上磨满血泡。主人为了圈牛攒粪，黑夜要他和牛一块守在山上，从开春到过秋大半年的时间，天天风餐露宿，夏天忍着蚊蝇的叮咬，风雨天任其风吹雨打，心中苦楚不堪言语。过度的劳累，又饥寒交加，十六岁的黄志太个子还不到1米半高，体重才只有70多斤。
  投身革命情洒热土
  1940年，泰安解放区的八路军时常来高尔一带向穷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42年南高尔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黄志太接受了党的教育，懂得了打天下救穷人的革命道理，他踊跃报名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随民兵站岗放哨，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
  1943年，因天旱又遭蝗灾，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民兵们响应党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组织起200多名青年，上山开荒种地，“青抗先”也组织起小恳荒队，黄志太任队长。根据上级“一手拿枪、一手拿镰”的指示，白天上山开荒种地，夜晚回村站岗放哨，经过一年的垦荒，基本解决了粮食自给。随后，又以垦荒队为基础，秘密组织起武装游击小组，经过几次战斗，从敌人手中夺得步枪30多支。从此，民兵、“青抗先”的力量越来越大，在群众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1943年10月，黄志太被派到泰安专区参加学习班，系统地学习了党的主张、革命形势。一个半月结业后，到泰历县山岗村与本村小学校长温立贤组织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两个月后再回到高尔，不久黄志太被选为“三英”模范（抗日、学习、劳动），参加了泰安专区召开的“三英”模范会议，会上介绍了组织“青抗先”、开展武装斗争以及开荒种地的经验，又被选为鲁中南区三英模代表。1946年3月参加了鲁中南区党委在淄川举办的三英模培训班，经过40天的学习，黄志太进一步受到了党的教育，回县后正式脱产工作，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泰历县卧龙区任组织干事。1947年孟良固战役打响，黄志太踊跃报名支前，带领三付担架一行十二人（一个班）奔赴孟良崮。为躲避敌人飞机轰炸，需要夜晚行军，每夜要走一百多里路，黑夜行军有时鞋子跑掉，只好赤着脚走路，脚上被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抢救伤员，没有一个叫苦的。战役结束后，黄志太返回历城，先是在柳埠区同县委宣传部王曰连驻窝铺村开辟工作，后又调到县委驻地西营，同宣传部郑绍文部长驻南营开辟工作。当时，由于敌人的反宣传，群众都不敢接近八路军干部，他们就通过帮助群众干活，团结基本群众，宣传党的主张。
  腊月十七日，盘踞在济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泰安，来西营骚扰，杀死了西营村支部书记、村长、儿童团长。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县委机关在政委李频如的指挥下，向章邱的佛峪转移。当时天下着鹅毛大雪，地上的雪一尺多厚，天气特别冷，同志们走在雪地里，脚上的鞋子和袜子被冻到一块，眼眉捷毛全结了冰。有的随军家属的孩子竞冻死在怀里，形势相当严峻。半个月国民党走后，同志们回到肖家、磨盘峪、西营酒厂。冻坏手脚的同志被迫截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所限，被截肢的同志有的手术感染失去生命。黄志太的双手也被冻坏，手指肿得沾在一块，幸亏没有截肢，不然也性命难保。
  当时干革命生活非常艰苦，冬天只有一条薄被，大家合伙睡地铺，身上只有一件棉袄，发羊毛绒自己织袜子穿。没有工资，只发餐票，靠到群众家吃派饭，吃的是窝窝头加咸菜，一年到头很少见到白面、猪肉，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没有一个叫苦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让穷人早日过上安稳日子。
  克已奉公勤政为民
  1948年秋天济南解放，历城同时解放。
  1949年春天，黄志太被调到邵而区任区长。经过苦难、受过剥削的黄志太，担任区长后，立志为穷人当家作主，争气壮胆。到任后当时面临三大任务：一是收缴敌人扔下的枪支弹药；二是清查敌伪档案；三是建立新政权。邵而区地处济南近郊，解放前敌伪势力活动猖獗，敌伪分子较多，解放后他们不甘心灭亡，四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给建立新政权带来很大难度。区指导员刘宝金去魏家庄建立新政权，竟被软禁在地壕里。黄志太得知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带领区中队前去解围。揪出了挑头闹事的坏人，将首要分子进行了刑事拒留，保证了新政权的建立。全区60多个行政村经过半年胜利完成新政权的建立。1950年邵而开始土地改革，有的反动地主躲在阴暗角落里，向积极分子扔黑砖头，妄图阻止土改运动的进行，黄志太针锋相对，立即成立了临时法庭，并兼任庭长，对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分子进行了收审，对罪恶严重者押送县公安局，使敌人不敢再轻举妄动。当时在邵而，敌人一听到黄志太三个字，个个闻风丧胆。为了保护新生政权和人民取得的胜利果实，四月二十日邵而区根据上级布署，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黄志太站在运动的最前列，顺从民意，先后处决了反攻倒算的地主分子等30多名反革命分子，在全区逮捕了180名反革命分子，从而大长了人民的志气，极大地震摄了敌人。由于黄志太大胆领导，措施得力，邵而区的土改、镇反搞的比较彻底，为以后各项工作的开展铺平了道路，为此，受到县委的表扬。
  黄志太干工作一贯是雷厉风行，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从不打折扣。1952年，他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为了帮助穷人发展生产，率先在邵而组织起商希九互助组，以此带动了全区合作运动的发展。不到两年，加入互助组的农户达到60％以上。后来黄志太又调去董家成立了吕素贵互助组。1954年他被调县委互助合作部工作，与赵志庚同志一道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与领导全县互助合作运动。由于他们扎实工作，全县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1955年入社户数达到80％以上，成为省委互助合作基点县。
  1957年在历城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黄志太当选为副县长。就在这年春天，全县刮起退社风，当时唐王、孙村、彩石区80％的农业社垮台，耕牛被牵回，大型农具被分光，有的干部遭毒打。“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黄志太根据县委决定，带工作组立即到彩石区狠刹退社风。去后，经过召开一系列会议，大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很快刹住了退社风，垮台的合作社又恢复起来，社干部也理直气壮地站出来领导春耕生产。
  1958年，黄志太调仲宫区任区委书记，当时正逢毛主席号召大办人民公社，他响应号召，很快成立起仲宫人民公社。9月2日，他带领人民公社的千军万马，投入卧虎山水库建设，吃在工地，干在工地，成为活跃在水库工地上的一支主力军。1959年春，他又带领社员在西郭而河滩造起万株苹果园，为子孙后代植下“摇钱树”。1961年黄志太调南郊公社任党委书记，当时正逢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出现困难，黄志太精心组织群众抗灾救灾，生活坚持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度难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南郊公社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黄志太调县工作，他带领从基层抽调的12名积极分子，进驻“老大难”的北园公社清河大队开展“四清”运动。初入村时，群众对他们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办不了什么大事。通过实际工作，解决了干部多吃多占、不参加生产劳动、帐目不清和立场不清的问题，认真贯彻了毛主席“23”条指示，使“四清”运动健康发展，受到了群众的高度赞扬。1966年黄志太出任县“四清”工作队副大队长，再去邵而区开展“四清”运动。后出任邵而区委书记。
  十年动乱身遭磨难
  1966年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铺天盖地卷来，一时天下大乱。干了二十多年革命的黄志太，一夜之间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权利被剥夺，四处游街，三天两头挨批判，忍辱负重，受尽折磨。一次被造反派揪去批斗，有人用蒺藜缠稻草，让他用双手举起，手被扎的鲜血淋漓，疼痛难忍。在邵而西大湾挨批斗时，造反派扎起两米多高的批斗台，让黄志太上台低头认罪，当他走到台上，别有用心的人要把台子推倒，企图摔坏他，幸亏好心的群众一拥而上，围住台子，才使黄志太幸免伤亡。在动乱的日子里，黄志太除了挨批斗，还要被强制劳动，每天要去西大湾挑几十担水，有时还要去4里地外的魏家庄给造反派挑井水吃。从小抗活出身的黄志太，对劳动并不厌恶，也不感到丢面子，使他不能接受的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肉体的摧残。1968年8月，县里召开大型批斗会，就是在这次批斗大会上，黄志太被打坏脸上的神经，造成听觉减退，视力模糊，终身致残。在黑白颠倒、是非不清的年代里，黄志太的妻子绝望了，她在娘家盖了三间房子，劝黄志太解甲归田。苦难的童年，艰苦的革命岁月，使黄志太锻炼得意志坚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安慰妻子说：“咱要挺住，坚信党总有一天会拨乱反正的”。
  重出政坛再谱新篇
  1975年，形势好转，社会趋向稳定，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正常。12月黄志太被结合进县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兼工交组长。从此，他的革命热情又得到发挥。当时，由陈明达任指挥，他任副指挥，领导了历城铁厂的小高炉建设，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不到半年时间小高炉建成投产，1976年5月淌出了第一炉铁水。以后，他又领导建起了白马山农药厂、王炉农具厂，试制出插秧机、收割机等，为当时历城工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神州上空云开雾散，人民群众欢欣若狂，黄志太更是心花怒放、扬眉吐气，压抑在他心中的乌云终于被驱散了。当时他正在任“济王”公路筑路总指挥，只见他天天奔波在工地上，带领勘察线路、检查进度，混身有使不完的劲。当时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勉励自己：年近花甲体渐衰，专心致力筑路来，食宿莲花山脚下，愿将汗水拌路洒。按工程规定，应配给他一辆吉普车，他却买了辆130小货车，他说：“这样即拉人又拉货还省钱，一举多得，何而不为。”在修筑20多米宽的小龙堂大桥时，他组织土法上马，仅一项工程就为国家节省资金40多万元。由于他的精心指挥，全长120华里，跨越20多条山洪河流、涵洞，有5座20米以上宽的大桥，而且路基多半是筑在山坡的“济王”公路，当年就完成了路基任务，从而受到了省市的表彰。
  1980年12月，在历城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黄志太再次当选为副县长。身为父母官的他，深深懂得“为官一时，造福一方”的古训。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领导群众结束了沿黄地区因“文革”多年未完成的一万亩稻改尾巴，开始在稻秧地兼作莲藕，利用坑洼发展养鱼，到1984年沿黄地区的藕田发展到13000亩，养鱼增加到3300亩，使沿黄地区成为历城多种经济最发达地带。与此同时，还在遥墙公社、唐王公社推广芦笋种植，到1984年芦笋面积扩大到17000亩，年收芦笋510万斤，成为济南市芦笋外贸出口主要产地。有人说：“基层干部有两难，计划生育和敛钱”。黄志太知难而进，在他分管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一手抓工农业生产，一手抓计划生育。1983年使全县人口出生率降至9.87‰，较1980年前降低了3.63‰，使历城成为济南市先进单位，黄志太先后三次参加省政府在济南、泰安、文登召开的计划生育经验交流会并介绍经验。黄志太是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在他任职期间，县财政收入逐年上升。他上任后的1980年，由于区划变更，收入范围调整等原因，全县财政收入仅为801.7万元，1981年后，黄志太积极培植税源，千方百计挖潜增收，到1984年财政收入达到1562万元，将近翻了一番。
  1984年4月，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四十年的黄志太光荣离休，回到家中与子孙享受天伦之乐，欢度晚年。每当他回顾起自己的革命历程时，总是感慨万千，念念不忘党的恩情，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黄志太的一生。”
  赵延君
  老模范再做新贡献
  每日清晨，柳埠镇南田村的村民们总会看到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扛着镢头，步履蹒跚地登上那海拨460米的金牛山。老人的身后，郁郁葱葱，山野间成片的幼小柏树和黄栌林焕发着无限生机。
  这位老人名叫田立柱，他今年76岁，早在1958年，他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作为全国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两度光荣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2年，田立柱担任了南田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他带领群众成立了历城南部山区第一个合作社，大搞农业生产，先后引进一些优质粮食品种，并进行科学种植，逐步解决了全村几百口人的吃饭问题，当年还上缴公粮2万公斤。由于他工作出色，上级领导多次征求他的意见，让他转为脱产干部，他都执意不肯，他说：他的根扎在了山里，心，已融在了山里，这一辈子离不开大山，离不开山里的父老乡亲。
  田立柱确是大山的儿子，对治山情有独钟，当时他看到群众吃饱了肚子，可群众手里缺钱花，他想到了靠山吃山带领群众发展林果致富。于是，他三下泰安学习取经，并引进优质苹果树苗，发动全村男女老少，硬是在荒山秃岭上，挖了几十万个大坑，栽上了果树，同时请来技术人员进行科学管理。当年建成果园100亩，成为历城南部山区第一个苹果园。
  在没有树的时候，村里人都到山坡上去放羊、放牛，现在种上了果树，不允许人们再去山坡上放牛羊了，人们自然不乐意，田立柱就一家一户的做工作，苦口婆心。乡亲们懂了，他又走上山，白天黑夜巡察着，他知道，村里人明白了，村外的人还会来山上放牛放羊，啃树苗，为了这些果树，他没白没黑，呕心沥血。一天一天的果树长得很快，当人们看到挂满枝头的苹果时，更加焕发了群众的干劲，田立柱要借梯上楼，修路！把原来的道路拓宽，让汽车开进来。聘请公路技术人员，成立指挥部，自任指挥，利用两年的冬闲季节，投工两万多个，一条10多华里的路通到了山外，解决了苹果的外运问题。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位曾解决了全村人吃饭问题的村支书也“靠边站”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山、他的树
  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河滩被乱石覆盖着，几乎是寸草不生，随着汛期涨落，流经东山根前行。河边有两棵树，由于刮风的原因，树身弯曲的历害。田立柱发现就是这么两棵树，逼得河道向西移了很远。当时他想，如果多种些树，再顺势围起一道堰，河道也许会从东山根移到西山根，这样不仅使村子多出了一个果园，还凭空多出了一百多亩地！说干就干，田立柱去买回了一些种子，他先做了个试验，在河滩边的湿地和干地上各撒了几粒，不久湿地里的种子先冒出了芽，田立柱高兴了——在这儿可以种树！
  田立柱虽然“靠边站”了，但他在村人中的威信可没有“靠边站”，他依然一呼百应。
  于是，在河滩上，他带领着村人开始清理石块，把清理出的石块筑成了一道堰，然后在清理出的河滩上挖坑，播种……时光荏苒，光秃秃的河滩上长出了成排的果树，而由于树和堰的原因，河道西移，流经西山根前行，村子里竟多出了一百多亩田地！
  在田立柱的带领下，村子一年年在变，几百亩荒山变成了花果山，几百亩荒坡变成了层层梯田，并从远处几百米高的山上引来甘甜的泉水，南田村慢慢甩掉了贫穷的帽子。
  在山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田立柱，1997年查出糖尿病，但他仍闲不住，一直在山上义务植树造林。他说：“国家要繁荣富强，农民不能拖后腿，我是一名老党员、老模范，更有责任带头致富，我要对得起党对我多年的培养和所赋予的光荣称号，为国家富强，为群众造福，活一天就要干一天。”
  1999年春节期间，镇领导去慰问他，当谈到林果业发展，开发旅游资源，振兴柳埠时，田立柱格外兴奋，说：“当年我作为劳模去瑞士参观，那时我脑子里就产生了旅游致富的想法。现在，听到这个喜讯，我高兴地睡不着觉哇！”最后老人竟一拍胸脯给镇领导立军令状：“我身体还好，这把老骨头能再为家乡出点力，死也瞑、目了。”就这样，没过正月十五，他就找到镇政府领导，主动请缨，成立了由十几人组成的老年护林队，自任队长，而且还说服老伴，把家搬到山脚下，共同完成他的事业。
  大半年的时间，田立柱和他的护林队，在金牛山上挖了近10万个树坑，栽下了6万余棵树苗。望着茁壮成长的幼苗，老人的脸上挂满喜色，他说：“用不了几年，我就能将光秃的金牛山变成大青山。”来到金牛山的北坡，老人还向我们谈了镇党委政府的规划，他将带领老年植树队在这几十亩的陡峭坡体上劈石植树，搞大熊猫造型。同时，还在其它山上，陆续搞出四门塔“金光大道”十二生肖等绿化造型，一来为柳埠增添旅游景点，二来向国庆献一份厚礼。
  风风雨雨五十年，田立柱望着漫山遍野、茁壮成长的侧柏、黄栌树，感慨万千：建国五十年来，咱们的国家变化实在太大了，真是一天比一天富强，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只要按照党的富民政策去干，我们的家乡一定会象眼前这片茂密的小树一样，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我们的生活也会象那结满枝头的大红苹果一样更加香甜。
  马长春徐化平许延国
  联防大队长付振法二三事
  1942年夏季酷热的一天，南高而村在村南树林里开群众大会。为了表示抗日决心，会前扎了两个纸人，一个是“鬼子”，一个是“汉奸”，让民兵当靶子打。只见一个青年首先站出来，在百米外举起大盖枪，只两枪，“鬼子”、“汉奸”头上各穿了一个大窟窿。他的精彩表演，立刻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他兴犹未尽，这时恰好天空飞过一只斑鸠，他又举起枪，只听“叭！”一声，那只斑鸠翻着跟头“呱叽”摔在地上。全场又是一阵喝彩声。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从此，付振法的名字，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
  付振法没当民兵前爱打兔子，枪法很准。参加民兵后，在本村很深很严密的西峪山沟里，一面开荒生产，一面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而后就成为神枪手了。由于他枪法好，打鬼子勇敢机智，当选为周围十多个村的民兵联防大队长，兼南高而村民兵副队长。
  1943年春上，有个特务进村活动。一天下午，开明人士陈兴君觉得此人可疑，就盘问他。这个特务越说越露馅，撒丫子就跑。陈兴君立即找到付振法，对他说：“快抓特务去，往西跑了！”这时候付振法正往地里推粪，他停下车子，回家拿了枪就追去，一直追到离村很远的西峪山坡上。
  这个特务一看跑不脱了，便找了个有利地形隐蔽下来。付振法就在离特务100多米的地方暗暗监视着他。双方相持了半个多小时，特务见一点动静没有了，从墙角探出半个头来，付振法立刻打了一枪，半个脑袋缩了回去。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天快黑了，付振法杀敌心切，从远处绕到特务背后，从地堰上猛地跳下去，用刺刀刺进特务后心窝，这个特务一动未动。付振法仔细查看，原来刚才那一枪已经把他打死了。
  这年六月的一天，鬼子、汉奸从仲宫来高而扫荡。付振法把民兵拉到东、西山上，用土枪、台杆（一种射程较远、威力较大的自造武器）向敌人射击。敌人觉察被包围，抓去保长焦延才（地下党员）和几个群众就跑。付振法在山上看到鬼子抓人跑了，带领民兵冲下山来便追，追到尹家店村与敌人接火，他只放了两枪，打死一个鬼子，打伤一个汉奸。敌人见状拼命向北逃，焦延才等人趁机钻进谷地里。民兵们救回自己的同志，还拣了鬼子跑掉的十几双大皮靴。
  1945年麦后的一天晚上，付振法刚开完会回到家，听着街上有狗咬声，一会进来五个背枪人，他们说是泰历县大队的，到泰安牛山口执行任务，道路不熟，让付振法带路。
  付振法一看这几个家伙就知道是冒牌货，他经常和县大队打交道，八路军的气质、言行他们装也装不像。付振法向妻子使了个眼色说：“我去牛山口送这几个弟兄（故意不说同志），家里的‘活’靠你了！”
  付振法领着这五个人上路了，通过交谈，更清楚了他们是汉奸。来到出泉沟村南，有个三岔路口，本来从这里向东南是泰安，他故意把他们领到去核桃园的路上。来到一个低洼处，他说：“从这里上南没岔道了，你们歇歇，我回去吧！”
  付振法估计民兵们快追来了，如果没追来，他可以调动出泉沟的民兵，前边说过，他是附近十几个村的民兵联防大队长。他刚走到出泉沟村北，果然南高而村民兵队长黄恩泰和另外四个民兵气喘吁吁地追来。付振法说：“来得正好，跟我走！”他们小跑追去，从远处借着月光一看，那五个家伙累得都躺下了，六人悄悄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付振法喊道：“伪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黄恩泰喊道：“一班二班三班，不要开抢，捉活的！”这些汉奸本来就怕死，一听来了这么多民兵，都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说：“千万别开枪，我们投降！”
  返回的路上，被解除了武装的汉奸们问：“你们的人呢？”黄恩泰说：“就是我们六个！”汉奸遗憾地叹道：“咳咳！”付振法说：“不是你们抓我带的路吗，我是民兵联防大队长！”几个汉奸俘虏又敬畏又懊悔……
  以上仅是付振法同志在抗战中的几个小故事。建国后，他是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农民，当过生产队长。我最后一次拜访他是1984年6月，这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啦起战争年代的事，仍然豪情满怀，滔滔不绝。
  李全仁
  保护烈士忠骨的好村长刘庭富
  刘庭富是历城区孙村镇西徐马村人。194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949年任西徐马村村长。
  西徐马是一个千把人的村落，距济南市区37公里。济南战役打响时，华东野战军9纵的一个医疗队进驻该村，伤员们送到这里抢救，家家户户是病房，多的一家住六七个伤员。炕上住满了，就在地下睡铺板。屋子里住满了，就住在屋檐下。刘庭富组织青壮男女村民护理伤员，喂水喂饭，洗涤衣物，处理大小便，视伤员为亲兄弟，关怀备至。抢救脱险的伤员从这里转送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抢救无效牺牲的战士就地埋葬，墓地选在村南的一块高坡上。当时掩埋烈士是按牺牲先后次序排列，在坟前砸上一个木牌子，编上序号，并依次登记造册，详记烈士姓名和生前部队番号。烈士名册一式二份，区里和村上各存一份，共计46名烈士。在西徐马先牺牲的烈士，刘庭富动员那些备有棺材的老人捐献给烈士用，后来棺材用完了，只有白布裹着尸体下葬了……建国后，这些坟一直没有人来认，刘庭富与村民合计着把木牌子换成石碑，并修建了围墙，护卫着“西徐马烈士陵园”。陵园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后来，附近村落散葬的无名烈士墓也陆续移葬到这块墓地。
  1985年，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将军来到济南，这位担任济南战役东集团指挥的9纵司令员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思念为解放济南而献身的战友，1300多名年轻的生命。他走下解放阁，直奔四里山烈士陵园，凭吊9纵的烈士。然而，令将军失望的是，整个陵园竟没有一座9纵烈士的墓碑。
  根据聂凤智将军的建议，1986年，一个包括有关部门参加的调查组成立了。春去冬来，安葬着1100多名济南战役烈士的“大王山济南战役烈士陵园”找到了。这里主要埋葬东集团的烈士。掩埋时，1100多座墓前均树立一个木牌，记载着烈士的姓名和部队番号。济南战役后，9纵（后改称某军）又驰骋华东，转战江南，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征尘未洗，便安排人员赴济料理烈士后事。然而，大王山陵园先烈墓前的木牌，因多年风吹雨淋日晒……给人们留下永久的遗憾。
  苍天不负有心人，46位9纵烈士的坟茔终于查到了。正是刘庭富和西徐马村村民们，对烈士的深情厚爱，才能为9纵保存下仅有的，有姓名的46座烈士墓！才能使46位烈士，在40年以后，迁葬于英雄山烈士陵园，魂归部队！这46位烈士忠骨，正好对应上9纵原军史中，有45名战士查无下落的空缺。济南战役，9纵牺牲的烈士总数也改写成1360名。
  1988年迁墓时，当年参加掩埋烈士遗体的村民们，看着照应了几十年的烈士遗骨被移走了，他们恋恋不舍。议论着，叹息着，合计着。不约而同地说：“烈士忠骨迁走，血肉还在，陵园仍存。”他们把空坟又按原样修复起来。每年清明节，乡亲们仍来这里扫墓。
  老村长刘庭富已年届八旬，他把看护陵园的任务，托付给他三弟刘庭德。
  西徐马人一定能把看护“西徐马村烈士陵园”的任务，世世代代地传下去，让人们永远缅怀先烈。
  谭安国李桂义
  历城区西营镇藕池村，有一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老夫妻，他们就是当年民兵大比武时的“夫妻神枪手”——孙延庚、李红玉。如今回忆起这段往事，孙延庚依旧是激动万分。
  那是1964年，俺夫妇刚结婚一年，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兵大比武运动。当时我在村里任团支书兼民兵连长，我老伴（李红玉）任副连长。我们经常组织民兵学毛著（毛主席著作），搞训练。我们藕池村的民兵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在小公社（现在的南营办事处）里是走在前头的。俺夫妻俩也多次受到小公社武装部长张宝亮同志的表扬。
  1964年7月，省里要组织民兵大比武，下面也都忙了起来。西营区公所和各小公社都抓紧组织民兵进行集训。记得最后一次集中训练是在小公社，我们夫妻俩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后来各村又都到区公所去参加实弹训练。那时每人每次只发给3发子弹，俺两口子打得最好，每次都在25环以上。由于俺俩打的好，又是夫妻，在当时很有特色，所以被区公所推荐到县里进行考核。当时没有交通工具，百十里路，都是跑着去，由于心里激动，跑起来竟不觉得累，同去的还有西营村的温长森同志。
  到了县里，县武装部的领导只询问了我俩一些情况，没有再搞训练考核，马副部长送我们代表县里参加比武的同志到市武装部（济南道德街），并嘱咐大家一定要刻苦训练，拿到好成绩，为全县争光。到了市里，进行了人员编制，我们县的同志被分到一个班，由我任班长。每天早上出操，晚上有时还要组织学习，无论学习还是训练，大家都很认真，情绪异常高涨。俺夫妻俩也相互鼓励，暗下决心，一定不给县里和家乡丢脸。在市里最后选拔考核中，每人发了9发子弹，我俩都打出了85环的好成绩，由于我们是夫妇，成绩又如此巧合，领导更加器重我们。记得是这一年的8月底，接到市里通知，让我夫妻俩到省里参加比赛，同去的还有孙村的三姐妹。
  到了省里，当时营房设在段店，训练在腊山。我们训练的课目主要是打靶，训练时也打气球，打吊着的酒瓶子，用的枪是最老式的三八式，后坐力大，没有半自动好打。1个星期后，正式在腊山比赛，这一天我们心情非常激动，早早地整装等着车来接。我们是坐卡车去的，当时30多辆卡车排成了一条长龙，参加比赛的还有坦克、大炮、小炮等等。进入比赛场地，到处是彩旗飘扬，人山人海，场面非常壮观。当听到高音喇叭里宣布比赛正式开始时，我俩心里都有点紧张，但很快平静下来，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出好成绩。结果，我夫妻双双以9发87环的优秀成绩博得了一片喝彩。喇叭里一遍遍播出：“一对小夫妻，打出好成绩。”领导来看望我们，同志们也来祝贺，我们心里甜滋滋的。随后又进行了打气球、打酒瓶、打头靶等表演射击。比赛结束的那天上午，听说有中央首长要来看望我们，我们是又高兴又激动。我两口是以全省打靶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而受到了领导的接见，但我们万没想到，接见我们的竟是贺龙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贺龙元帅握着我俩的手笑着说：“你们小两口打的好，要继续努力哟！”我激动地说：“打的不好，还不过硬。”我问元帅：“您今年多大年纪？”元帅笑着用手比划着说：“65岁喽。”我说：“不像不像。”参加接见的还有济南军区的杨得志司令员，最后贺龙元帅和我们合影留念。只可惜，我保留的这张珍贵照片，后来被武装部的同志拿走了，至今没找回来。以后省里的领导和省军区的首长在八一礼堂又接见了我们。市委领导也要看我们小两口表演，市委书记段毅和市长杨毅同志，观看了我们的射击表演并接见了我们，最后让司机用他的车亲自把俺夫妻送回历城。
  这次比武，我俩每人奖励了一支步枪、一支钢笔，一个水缸子和纪念册，缸子和纪念册上都印有“山东民兵比武大会”的字样，这年9月份的《大众日报》也报道了我们的事迹，并刊发了照片。回来以后，省军区的一位大校和一个参谋，还来看望了我们，并告知我们要准备参加全国的比武，不知是什么原因，全国比武一直未进行。时过这么多年，回想起来，心里一直是暖融融的。
  孙延庚口述
  李文山王青兰整理
  名石匠——李顺田
  李顺田（1908.1.29－1996.2.10），济南市历城区彩石乡葫芦村人。18岁学艺，从师于当地刻石名匠王善正，四年学徒完毕，继而在家闭门苦练三年，工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及刻字。25岁时，由恩师王善正引荐给当地颇具名望的大财主修寿坟。当时领工的人叫邱美贤，此人长期在清廷干石匠活，被光绪皇帝御封为“石匠状元”。邱美贤看到李顺田刻石出手不凡，对石刻莫名其妙，李顺田告诉他，名曰：“太师少保”，并为之滔滔不绝地解释。邱美贤为之佩服，李顺田也深受邱美贤的器重。邱美贤对李顺田直言：“后生可畏，待我死后，江北的石匠就数着你了！”从此李顺田名声大震。方圆百里名门望族修坟、立碑、庙宇都慕名来邀，就连东方商人旧军孟家的大门刻石也没离开他。
  日寇占据济南，在进德会游艺园（现在济南机床一厂东厂）修“水灾纪念碑”，广招华北五省能工巧匠，规模宏大。工匠们的任务主要是刻字，当时一般人一天最多能刻70多个字，可他一天竟能刻100多字，号称“单刀赴会”。那时的山东省建设厅厅长高方贵慕名造访，称之为“华北五省第一名”。李顺田赠给高方贵石狮一对作为见面礼，并结为至交，后来，高方贵也以一百大洋的价格为李顺田卖了一对石狮。李顺田晚年也还念念不忘这两个“雅号”，也常常以此自矜。
  建国后，修建人民大会堂，途中疾病折返，成为终生憾事。1959年，在济南北园水屯花岗石纪念碑上刻毛泽东手书“还是人民公社好！”；1970年受济南市园林局之邀刻大明湖西南门屏风浮雕；1982年（74岁）雕刻了大明湖北极阁台阶下两尊石狮。
  李永汉李永和提供材料
  李成泉整理
  故事头——权受本
  权受本是济南市历城区十六里河镇涝坡庄（现属市中区）的农民，然而他能啦、好唱，又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民间艺术家。
  权受本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的家乡虽称涝坡，实则干旱，是个山秃地薄缺水的穷山窝。权受本自小种地，和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同乡亲们一起，经历了久旱无雨逃荒要饭的折磨，也共享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喜悦。
  庄户人有愁也有喜，愁了就哭，喜了要乐，于是人们就“唱曲”、“拉呱”、“看戏”，权受本就是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熏陶中成长，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到民间艺术活动中去，发展了它，丰富了它。
  他从小没上过一天学，但是聪明过人，记性好，摹仿力强。7岁那年就学会了民歌《倒翻十二个月》；熟悉民歌的人都知道，这首民歌正反24段，提出12种花卉和12件古人故事，有问有答；要想倒背如流，张嘴就唱，当中不间断，对于一个成年人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是7岁的孩子。
  19岁他拜马云生为师，学唱东路梆子，先唱青衣、花旦，后唱花脸，肚子里装着60多出戏。在当庄唱，应外村请，还搭班赶山会，一直唱过黄河北，从19岁直唱到83岁，真是活到老唱到老。有人问他：“为啥唱戏这样入迷？”他说：“我打小好闲、爱玩，三天不唱嗓子就痒痒，大伙子既然爱听咱就唱。”
  当然他最拿手的还是拉呱讲故事，据粗略统计，他能啦的有《龙庄》、《柳桥》、《鬼朋友》、《梦先生》、《老虎扑食》、《白俊生》、《蛤蟆儿找媳妇》、《张玉娶妻》等50多个故事，其中大多数是进述一个小时以上的长段子，这些故事中有一部分已经记录整理，收入《历城区民间文学集成》（资料本），《鬼朋友》还发表在《民间文学》刊物上（发表时定名为《阴阳桥》）。
  民间故事依靠口耳相传，他的故事大部分是听他姐夫李春荣讲的。李春荣家住龙洞村，扛活为生，他所讲的故事都是长工、伙计们歇息时消闲解闷的产物；还有些故事是听他表哥刘福成、刘福臣啦的。在讲述中权受本又加上自己的艺术创造，用他的话说：“拉呱都从心里出，听旁人拉上七八成，自己再出上两三成，故事就成啦。”他自己出的两三成，一方面是本人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一方面还借鉴、揉合上一些戏曲表演和剧本编排方面的技巧。所以他啦的故事主题鲜明，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曲折，语言朴实，乡土味浓。而且这些故事各具特色，耐人寻味，让人越听越爱听。
  听他讲故事，令人感受最深的是：
  善恶分明，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啦的故事里，好人受尽折磨，最终会有美满的结局；坏人逞凶一时，到头来总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像在《王恩、石义》中，年轻忠厚的小伙子石义，为人老实，团结邻里，爱惜生灵，舍己救人，历经磨难，终结良缘；而心术不良的王恩，见利忘义，落井下石，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最终落得可耻的下场。这个故事告诫人们不要忘恩负义，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王恩、石义的姓名是“忘恩”、“实意”两词的谐音。
  在《鬼朋友》中，王来成思念亡妻，越过阴阳桥到阴间找到了自己的媳妇兰英，却被她阴间的丈夫鬼头发现，鬼头同情他二人的遭遇，炖肉满酒招待来成，还和他结拜兄弟，鬼头外出找窝睡觉，留他两口子在一堆，后来又设法使兰英借尸还魂，夫妻团圆。正象来成的心里话：“原来鬼不都是坏的，阴间阳间是一样，有行善的，也有作恶的。”这段故事刻划了一个心胸坦诚、快人快语、助人为乐的义鬼，使听众对它变恐惧为钦慕，希望有朝一日会结交上这样一个鬼朋友。
  再像《鬼婚》中，青年马贤在看戏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位姑娘，二人相爱结亲，后来马贤发现姑娘是死人，姑娘不满他的盘问就走了，马贤思念姑娘，追赶到会馆（寄存棺木的地方），追随姑娘同宿在一口棺材里，被人发现扭送官府，县官同情他俩，判二人分别出家，两座庙宇相隔不远，经常相会，有情人终结连理。这个故事歌颂了青年人坚贞的爱情冲破了人鬼之界，小伙子忘死的追求使姑娘还阳，真是把死人说活啦。
  结构严谨，保持民意故事的固有艺术风格，这是权受本故事的又一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我国的民间故事受社会习俗和人们对文化艺术欣赏趋势的影响，历来就讲究有头有尾，开门见山，繁简得当。权受本凭着他几十年啦呱的实践，从听众的喜好关注中领略并掌握了这一艺术规律，啦呱开头难，说少了交代不清，说多了听众心烦，权受本啦的呱开头都很巧，一个故事一个样。譬如：“啦呱先啦人，说的是这个小伙叫张小……”这可算是单刀直入；像《哈蟆儿找媳妇》，故事就出在两个大臣指腹结亲上，所以故事开头就说：“李大人和姜大人都在唐朝为臣，他俩很要好，拜了把兄弟。一天，他俩啦起呱来……”于是曲折有趣的蛤蟆儿结亲就发生了。
  而《龙庄》故事的主角宋小住在龙庄，这个故事开头就介绍“龙庄离着泰山十八里地，庄里有家姓宋的，主人家叫宋宝铭，他儿子叫宋振清，他孙子叫宋小，在学屋里念书。”这是由地点到人物，逐步展开。还有直接介绍人物的，像《鬼朋友》的开头：“王尚云在他庄里当首事，家中老两口一个儿，儿子刚娶了媳妇，全家就这么四口人，日子过得挺富裕。”《鬼婚》是从祈雨还愿看戏引起的，因此故事一开始就说：“说是这一年六月里不下雨，西乡段店一带遭了荒旱，各庄乡的庄长、首事下了指示——求雨。”
  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他能够根据情节的需要，突出重点地介绍人物、环境、风景，交代主要环节，做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像是为省略对旅途中不必要的叙述，就说：“走着说着来到咧。”“远近一句话，亓红来到济南。”对于一般事物的描述，往往只用极精练的语句，如：“周大人家住泰安城里东西大街座北朝南。”招待客人就说：“炒了菜，点心啦，顺上酒满开，哥俩喝着。”而对故事的焦点，就加强渲染，以增强听众的印象，像《龙庄》里周大人误以为女儿作风不正，吩咐下人去拉个女婿，就说：“明天早上你去通泰安城的大道上，给我领回个年轻的，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上下，脸上没麻子，头上没疤瘌，一把好头发，一副好身架，也不要歪嘴的，也不要斜眼的，也不要罗锅，也不要拐子，要个好胳膊好腿的好小伙，办成后老爷有赏。”就是这段生动、鲜明的语言，为下面被拉来周府就亲的宋小，描绘了一幅健美的人物肖像。
  在情节的安排上，运用合乎事物发展的巧合，减少了不必要的交代。如在《王恩、石义》这个故事中，石义和皇姑结亲后，想念老母，派人去接，差人来到文登县三合庄石义家，正赶上石义他妈在屋里哭：“石义啊！我的亲儿！我拉巴你这么大容易吗？来到这个时候，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首，可想煞妈咧！”几句话勾画出老母悲泣思儿的情景，也使人觉得差人去接正是时候。
  权受本啦呱讲述生动，有很强烈的感染力。听权受本讲故事就像看一台戏，生旦净末丑他一人全包啦，说到紧张热闹处，他来了情绪就坐不住了，站起来比比划划，手舞足蹈，拉个架式，作着手势，抬头扭身，睁眼合眼，于是落难公子、憨厚柴郎、天真少女、鬼怪妖魔……一个个人物形象就会出现在听众面前，这些都得力于他几十年的舞台艺术实践。
  善于运用语言（对话）刻划人物。拉呱中人物对话不可少，不能少。但是如果一般化的叙述很容易呆板，张三说了李四讲，李四说了张三啦，使观众越听越乏味。而权受本很注意给不同人物以符合各自内心活动规律的、性格化鲜明的语言，再加上他运用不同的语气说出来，使人听起来人物面貌清晰，如临其境。像《鬼朋友》中，鬼头为来成外出奔走，三天后回来，见了来成就问：“兄弟！这两天怎么样啊？”“不孬，侍候得刚着好哩。”“侍候孬了我也不让啊，临走说了的，该喝就喝，该吃就吃。”“俺哥哥，那两件事给我问来吗？”“问来，咱喝酒哇，喝着酒啦给你听。”听这一问一答，人物身份分明，十分准确地表现了人夫、鬼夫之间的特殊关系，表现出鬼夫（鬼头）直爽热情的性格。
  他啦的呱就是好，难怪乡亲们称他“故事头。”我想故事头大概就是说论讲故事他打头，论啦呱的本事他数头一名，因此这篇短文的题目也就给了他“故事头”的尊称，我觉得似乎比“故事大王”、“民间故事家”等称号，来的更贴切些。
  1998年权受本因病逝世，终年99岁。一个优秀的民间艺人走了，但是他讲述的众多民间故事永远在群众中流传。
  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