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赵立达，今年已83岁高龄了，按我们中国的传统说法，我已步入了耄耋之年，但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几段难忘的革命经历，心情就无比激动，往事在脑海中浮想连翩，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中学时代使我有幸
  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
  我1918年12月出生于历城区（原历城县）港沟镇大官庄村。我之所以能走上革命道路，是与中学时期接受革命进步思想有着很大关系。1936年，我就读于济南市里的华北中学，当时的校长于沛文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沛文同志后来是我国外交部第一任礼宾司司长），学校的教职工中也有一部分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在一些比较进步的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并向我们介绍苏维埃十月革命的情况，因此，我有幸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中学迁往山东诸城，我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冬，又去济南正谊中学读书，当时的班主任宁为民是地下党员，学校里也有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他们利用晚上时间，组织我们进步学生学习党的抗日政策，教育我们不要当亡国奴。那时我们村也有了党的地下组织，他们秘密地与我们休假的进步学生接触，向我们宣传革命思想，因此，在两处中学和家乡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影响下，我于1940年10月在大官庄村参加了党的组织，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家乡的革命斗争经历是我难以忘怀的岁月
  我从1941年夏至1946年春在历城开展革命斗争近五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是我难以忘怀的岁月。1941年夏，组织上送我到革命根据地泰山地委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一个多月后，组织上派我回家乡大官庄村以教员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主要是搜集日伪敌人的情报。泰山地委派何曙光与我进行单线联系，并向地委传送情报。1942年何曙光被敌人逮捕后叛党投敌，组织上为以防万一，派章丘县委书记吕子仪把我们章历边七个村地下党的9名主要负责同志接到泰山地委。当时记得有武家庄的尹天佑、吕荣升同志，南顿丘的李绍师同志，东顿丘的张伯炎同志，西顿丘的王健初同志，高二庄的高若星、高振卿同志（原名高延甲），东邢村的陈达同志，大官庄的我。我们九人中高振卿的学历最高，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过了一段时间，看看没发生什么事情，又把我们中间的七个人（当时都属章丘人）派到章丘一带组织武装打游击，留下了我和高振卿两人，高有文化，让他到《泰山时报》当了记者；把我留下后，组织上让我回历城西营一带开展工作，我去有个有利条件，因我家是地主，和西营龙湾一带一些有钱有地的人都有关系，当时的伪乡镇长我也认识。如：龙湾的伪乡长范而恕，积米峪的伪乡长李方荣，枣林的伪乡长崔登高等我都熟悉，这对我在那一带开辟工作很有利。1943年春天成立东梧区政府，当时成立大会是在西营红岭村召开的，到会的有伪乡长崔登高和李方荣，还有其他村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以及群众积极分子约80余人。县委书记吕子仪同志首先宣布东梧区政府成立，并宣布我为区长、赵文举同志为副区长，随后地委又派来了刘品三、李军、吕森林、何文、郭庆武等同志加强了区政府的领导。区政府刚成立时没有区委书记，后来，泰山地委考虑到历城南部山区工作的重要性，派来了具有丰富民运工作经验的泰安军区民运科长周明（是位老红军，后任历城县敌工部部长，并与尹天佑的女儿尹秀英结为夫妻）和陈图两同志，周明同志任区委书记兼管武装斗争；我任区长，分管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陈图同志为区委组织委员，负责与上级党组织联系。
  我从1943年春成立东梧区到1944年4月组织上调我到鲁中区党校学习，整整在东梧区工作了15个月，这段时间，是我在历城革命斗争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我们东梧区政府在泰山地委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党员群众，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日伪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与敌人进行了经济斗争，在解放区设立集市，对敌占区实行经济封锁。西营是日伪占领的大镇，是附近一带的经济中心。为了达到在经济上封锁敌人的目的，我们在西营东十几华里的解放区枣林村设了集市。设集市后，群众非常拥护，因为过去群众赶西营集，经常受日伪的欺压，每次赶集总是提心吊胆，在枣林设集市后，群众都感到赶集安全放心，所以，周围二、三十里以内的群众都愿赶枣林集，在集上买卖粮食、蔬菜、各种农副产品和日用杂货等，使枣林集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而使西营集市越来越冷落。我们在设集市的同时，在东梧区与敌占区的接界边缘处设岗卡，对到济南去卖粮食的一律卡住，不让他们到济南去卖粮，让日寇闹粮荒，在经济上达到了封锁敌人的目的。
  二、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日伪展开坚决的斗争。首先，我们团结利用了无极道会门（红枪会）的力量，粉碎了王其祯的猖狂进攻。国民党山东保安十三旅三团是胶济铁路以南章历边境地区的土匪武装，团长王其祯勾结日寇反对抗日力量，并到处敲诈勒索，杀害革命群众，无恶不作。当我们的主力部队奉命外调时，他想趁我主力部队不在的情况下，进犯我解放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团结利用无极道会门的力量，来共同抗击伪三团的进攻。我们认为无极道虽然是地主阶级的武装，但是他们看不惯伪三团勾结日寇，到处抢、掠、奸淫无恶不作的行为，他们之间也存有一定的矛盾，他们看到我们的队伍纪律严明，对群众、对社会各界的利益秋毫不犯，所以，他们愿意和我们来往，我们也按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注意团结和利用那些抗击日伪的无极道会门人员。因此，我们区中队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无极道会门的力量先后成功地粉碎了伪三团王其祯三次攻打区政府所在地龙湾的阴谋。二是为了共同抗日，对日伪政权内部的代表人物，坚持党的统一战线，采取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政策。我们首先对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伪乡长和伪军队长，采取团结和利用的工作策略，利用一切机会经常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如：西梧乡的王道儒，东梧乡的亓晓平，龙湾乡的范而恕，我们经常采取开会和登门拜访的方式接触他们，并教育他们说：“你们都是中国人，给日本人干事是迫于无奈，不干也不行，但要有中国人的良心，要支持我们抗日。”经过宣传和教育，他们都主动表示：一定不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要不失去起码的民族气节，并拿出实际行动来，给我们送公粮送钱，支持我们抗日。日伪西营据点中有个叫宋杰三的伪军队长，我们通过经常写信的办法教育争取他，经过多次写信教育，他认识到当汉奸是一条死路，想为将来找条出路，于是经常用写信的方式和我们联系，为我们开辟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不少方便，并为我们送来了很多重要情报。如：1943年夏收前，西营日伪据点的60多个日本鬼子和汉奸，要准备向我解放区进行扫荡，宋杰三就通过积米峪的伪乡长李方荣为我们送了信，让我们区政府赶快转移，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及时地隐蔽起来，使日本鬼子和汉奸扑了空。对于这些真心支持和帮助我们抗日的日伪人员，我们通过各种方式经常鼓励他们，表扬他们这种“白皮红心”的抗日爱国行动。我们对他们经常这样讲：你们做了好事，共产党、八路军是忘不了的，广大群众看的也很清楚，希望你们要坚定不移地这样做下去。对于那些汉奸顽固派，我们采取经常写信的方式警告他们，信的内容大体是：日本鬼子的日子不长啦，你们肯定要完蛋的，你们做的坏事，总有一天人民是要和你们清算的，希望你们要悬崖勒马，弃旧图新等等。这样做既打击了顽固分子，同时也鼓励了向我们靠拢的人。
  三、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了锄奸斗争。当时东梧区刚刚成立，革命根据地刚刚开辟，环境比较复杂，伪三团王其祯利用奸细，对我解放区进行刺探情报和对我内部伺机搞瓦解破坏活动。龙湾村一个安清道义会的头目叫范希圣，成天游手好闲，老百姓称之为“光棍”，是伪三团王其祯的内线，他经常拉拢我们区中队中的不坚定分子，刺探我区中队内部的情况，并暗地里向王其祯报告。王其祯在掌握了我区中队的情况后，派了两个奸细到我区中队假投诚，想乘机瓦解我区中队，并伺机把区中队拉去投靠王其祯。但很快被我打入王其祯内部的地下党识破，并及时把情况秘密报告给了时任县委书记的胡寅同志。胡寅同志当机立断设计在大龙堂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逮捕了两名奸细，并当场枪毙了其中一个比较顽固的奸细。在这一事件中，因为范希圣起了很坏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把他抓了起来。大官庄村一个地痞流氓叫孙寿远，他经常借到龙湾来赶集卖盐之机，专门搜集我军事情报，向日寇和王其祯报告。我们经过反复调查证明他确实是奸细后，经过我和大官庄地下党组织慎重研究，决定除掉这个奸细。我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当时打入王其祯内部的地下党员孟昭铨（公开身份为王其祯部独立连连长），孟昭铨就派部队在孙寿远赶集回家的必经路口，开枪把他打死，铲除了这个与人民为敌的日伪奸细。
  1944年4月西营敌人据点拔除后，组织上派我到济王（济南、王村）工委工作，在济王工委的领导下，主要是在胶济铁路上搞情报，我利用一个亲戚在铁路局检修科工作之便，经常和他来往，掌握了敌人在胶济线上的大量情报，特别是我搜集的敌人在胶济段上的整个检修计划，为我济王工委在胶济铁路线上同敌人开展斗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受到了济王工委领导的表扬。
  在东北和朝鲜的那段日子里
  日本鬼子投降后，中央为开展东北工作，决定从南京、上海、山东等地选派一部分干部到东北工作。1946年3月，我被分配到安东省政府建国学校（相当现在的党校）训练地方干部，由于东北过去长期属于敌占区，因此那里的党员不多，当时建国学校主要是从工人中选拔一部分积极分子，通过培训为党培养骨干，我那时任训练班班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对学员进行宣传我党坚持和平民主的建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平打内战的阴谋，使学员提高革命斗争的警惕性，安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高扬兼任校长，并经常到学校讲课，整个训练班共举办了两期，每期4个班，为党培养骨干100多人。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攻，我们于1946年10月23日撤出了安东。省委派我到桓仁县担任一区区委书记兼任四区区委书记，两个区中从山东带过去的干部就有20多名。由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我带着两个区的干部在桓仁东部山区一带仍坚持斗争，后来由于环境恶化，1946年冬，我带着20多名干部到了朝鲜的出山县。当时，陈云、肖劲光等不少领导同志也去了朝鲜，苏联的部队也驻扎在朝鲜。我们在出山县休整期间，我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干部在纪律上要求很严，为了不给朝鲜老百姓增加负担，我们夜间冒着危险从鸭绿江上穿过薄厚不均的结冰面，到东北运粮食。为了解决做饭和取暖木柴紧缺问题，并冒着寒冷的天气爬到朝鲜的高山上砍柴，由于我们严格执行了纪律，受到了朝鲜当地老百姓的敬重。
  与苏联专家近三年的共事相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就是在洛阳铜加工厂与苏联专家近三年的共事相处。1956年春，冶金部调我到洛阳铜加工厂任党委副书记，分管基建和做苏联专家的工作。当时洛阳铜加工厂属中央冶金部的重点直属企业，厂内驻有八名苏联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他们是中央从苏联请来帮助我们搞建设的。因为厂内的大多数设备都是从苏联进来的，因此整个工厂的生产技术都由苏联专家负责。当时中央指示我们：专家的建议就是中央的指示，必须坚决服从。并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照顾好苏联专家。那时，我们确实把照顾和关心苏联专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首先在饮食起居上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由于大多数专家都带来了妻子和孩子，我们给他们安排了宽敞的住处；在当时国内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为他们购买充足的蛋奶肉等食品，使他们在生活上享受到优厚的待遇。针对两国的国情不同和民族文化所存在的差异等诸多因素，我们就经常利用各种方式和他们交流思想。由于他们当时对我国的大跃进持怀疑态度，曾一度工作消极，我们就靠上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使他们能够及时的和我们沟通思想，愉快地和我们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交往，我们之间也建立了一定的友情，特别是专家组组长昂昂·诺维奇（译音）和我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夫人维妮丝（译音）也是专家组成员之一。昂昂·诺维奇等专家看到我们非常尊重他们，并在工作和生活上诚心诚意地关心他们，因此，他们对厂里的生产建设和设备安装等工作认真负责，并手把手地把技术传授给技术员和工人们。可以说，在整个工厂的建设和生产期间，干部、职工和苏联专家合作是愉快的，这种团结合作的气氛也促进了全厂的生产建设。1958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我们和他们还经常通过写信进行私人来往，互相问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之间的信件来往也就渐渐的中断了。但是，回想起那段交往，如今还是记忆犹新的。
  以上回忆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几段经历，借建党8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过去走过的历程，更加激发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是党培养了我，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我的一生永远属于党，永远属于人民。

注：赵立达，1918年12月生于济南市历城区（原历城县）港沟镇大官庄村。1940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官庄地下党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历城县东梧区区长，离休前担任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