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济南育英中学的创办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继续探寻救治中国的道路。不少有识之士为达救国目的，致力于开发民智、兴办学堂的活动，他们上下求索，奔走呼号。济南育英中学，即在此炽风热潮中，应运而生。
  1913年3月，山东高等学堂即将毕业的学生李允峰、朱建桂、李秉元、杜友棻、刘清沂等5人，准备创办一所学校，得到同学张启昆、王克忠的赞助及社会名流丁惟椽、张介礼、孔祥柯、李传煦、曲卓新、邵晋蕃等的支持，并得到当局之默许，遂发起办学。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将拟办的学校命名为“山东私立育英中学校”。5月，倡办人公推李庆璋、张介礼、孔祥柯、丁惟椽、李传煦、邵晋蕃为校董，组成第一届校董会，选孔祥柯为首任校长，并呈山东都督府，请将前布政司经历厅署（今省人民政府院内东南部）拨为校址，获准。6月，李允峰等毕业后，即着手筹备建校。不料拨给的校址竟被胥吏占用，无处办公，只得暂赁县东巷南首路西麟记客栈（今县东巷95号）办理招生事宜。但经费极为困难，工作人员竟无购餐之费用，靠校董李传煦的接济，筹备事项才得继续进行。当时适逢山东高等学堂奉令停办，所有校具拨给各校，初办的育英中学也分得了部分校具和理化仪器以及博物标本等。7月，经历厅署之校址腾出，方得开学上课。
  是年7月20日招考新生，录取新生70余名，8月开学，后续行招生，至9月共招取学生268名。初分5个班上课，11月7日补行开学典礼。当时经济状况极为困难，因教职员多是创办人，勇于负重，皆身兼数职，以减少开支。孔祥柯、张介礼、董毓璇、于之昌先后任校长，皆不支薪，其创业精神感人。当时虽尽力节约，但经济仍感拮据，幸校董张启昆募款自徐州寄来，方渡过难关。
  1914年4月，经历城县公署批准，划拨西关花店街赵公祠（今东杆面巷南口路东拐角处）及馆驿街王公祠为校产，并另拨广仁善局公款银700两做补助，经济方有基础。6月19日奉令立案，得到政府的承认，后遂定是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这样，由一群山东高等学堂人员创办的育英中学方立定脚跟，故时人称育英是“学堂派”创立的。
  （二）育英中学的盛衰隆替
  民国虽建，国难未已，外有帝国主义之加紧侵略，内有封建军阀之反动统治，新建之育英中学，亦在此国难中艰难地前进。
  1914年8月，初招的5个班的学生经编级试验，按程度缩编为3个班。次年2月，巡按署教育主任胡玉荪来校视察，因学生成绩优良，遂批准自1916年开始，每年由省补助育英经费1200元。随着校务的进展，省补助款也年有增加，多时年达7800元。补助费成为私立育英中学的经济来源之一。
  1919年春，山东省长公署将已拨做育英中学的经历厅署收回，令育英中学搬迁，另拨前山东高等学堂西偏院两座楼房及平房30余间为新校舍（即今校址）。但此处为法政学校占用，坚不让出，致使育英校址无着，面临存亡危机。时值“五四”运动，育英师生在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同时，又不得不为争取校址而斗争，200余名学生迫不得已，强行迁入新址，问题始得解决。
  1919年7月，育英迁入新校址，因房舍不适，乃积极营建校舍。当年10月，校长于之昌、校董李允峰分赴南北募集款项，年底建南楼二层共12间，设4个教室。为了迎接建校十周年纪念日，1923年初就积极筹办校图书馆，经管理员孙怀远（孙心田）多方劝募，集资千余元，购募图书千余册，定东楼上为馆址，3月正式开馆，是本校设图书馆之始。4月，开始改建校门，并请黄炎培先生书写校名，置匾横列校门上（今校门上校名即原字体）。6月19日举行了建校十周年校庆会，王翔千先生为此写了祝辞：“悠扬的雅乐声中，新簇的国旗影里，有多少男女佳宾来此齐集，都道一声‘恭喜’”。9月，张慎修继任校长，因系专职，校董会始决定自本任校长起支薪。此后校长皆为专任，且任期较长，这是校务进展的有利因素。
  1921年11月至1924年1月，在校舍西部先后购民田7亩余，筹建学生宿舍。1924年下半年，在校学生达13个班，有656人。学生多了，住宿问题亟待解决。9月，营建宿舍10排，共90间，每室4人，可容360人。建房款项不足，除息借部分外，余由校董张介礼、李传煦、李允峰筹垫。筹款上的出力，是部分校董对学校的重大贡献。一时校容可观，校务日隆，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
  1925年后，张宗昌督鲁，兵匪遍地，民生凋敝，教育随之衰微。育英学生人数、班数逐年递减，至1928年，只有4个班，145人，衰况可见。是年又发生“五三”惨案，山东人民饱受暴政统治，又遭日军杀戮，因之学生星散，育英中学被迫停课半年。1928年6月8日及14日，日军两次来校搜查，对教务主任王树先和教师王大可等威胁恐吓，恣意破坏仪器、标本、图书，致使办学以来的文献案卷散失大半。此时省府南迁泰安，补助费停发，育英陷入困境。
  “五三”惨案后，青少年失学者多。1929年初，育英中学乃举办补习班以应急需。5月，省府迁回济南，学校恢复上课。8月，重得公款补助，考生陡增。是年招收新生3个班。1930年初，为了区别于同名的学校，改校名为“济南市私立育英初级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强邻肆虐，国势日危，激励了青年学生奋发向上的情绪。育英中学学生累年增加，至1933年，增至15个班，724人。学生成绩也逐年上升，如1933年1月，第一次全省毕业会考，育英有82人参加，符合毕业标准者只有46人。至1937年6月的第九次毕业会考，有125人参加，全部符合毕业标准，且90％以上列于甲（80分以上）、乙（70分以上）等，在省内九次会考中，育英三次夺魁。第六次会考，第一名是育英学生舒良琦，平均为96.4分。因成绩优异，10月，省教育厅以“中等学校优等奖金”的名义奖给育英500元。此后校务日隆，誉满全省，吸引了更多学生投考育英，1937年上半年，在校学生已达942人。青年学生向往育英，坚定了办学人的信心，于是开展了创风格、明方向、定措施、大展宏图的活动，并创作校歌，集会必唱，还拟定每周的中心工作，督励师生执行。学校还增添设备，扩充校址，修建校舍。1931年10月，在办公楼后建成理化教室、仪器室、教员宿舍及礼堂等，还在学生宿舍南建了学生饭厅和厨房。在大兴土木经费正感不足之时，济南工业界人士田仪传助资兴学，向育英捐款2000元，解决了急需。
  1933年春，在南坡购民田15亩余，北部建学生宿舍3排，南部开为运动场，5月竣工，乃将此处定为分校（亦称二院）。校容整修完竣，迎来了二十周年校庆，举行了庆祝会，举办了展览会并进行了各项文体活动。又编印了校刊《二十周年的济南育英中学》，记述了育英的创办经过及学校的发展概况。育英在济南市中学界的声望日益增高。
  “超正谊、赶一中、办高中、效南开”，是育英中学三十年代的办学目标，抗战前已取得较优成绩。1937年春，决定兴办高中。6月，发出高中招生简章，同时营建新教学楼（红楼），但未及竣工，“七七”事变就爆发了。7月中旬，平、津大批学生流亡来济，分住省立高中、一中、育英各校，济南学生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8月，本校只招收了初中新生及部分插班生，举办高中事不得不停。后虽开学上课，但日军已进入山东。9月19日，省教育厅令学校南迁，有少数职工留守学校。12月底济南沦陷，校舍为日军侵占。入晚，日军烧桌凳取暖，并烘烤抢来的牛、羊、猪等，校内所有器具、图书、仪器、标本及师生存放的衣物均焚劫一空。此后8年，校舍被占，学校停办。
  （三）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
  近代，我们国家民族多灾多难，育英中学亦历经坎坷。但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民觉悟起来，育英中学的师生也开始了革命活动。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济南学生首先响应，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当时育英中学虽校舍无着，但学生仍积极地参加了爱国活动。本校首任校长孔祥柯，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校董李允峰参加了赴京请愿团，这都对本校师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行动起了推动作用。嗣后，有的学生南下广州，投身于国民革命（如参加黄埔军校的李文炤等）；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爱国革命活动在本校逐渐展开。
  王翔千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教师。1920年来育英中学任国文教员，有时也到一中兼课。他是育英中学先进思想的启迪者，是进步学生的引路人，他也带动了一中的进步学生。他来育英之前已接受和信仰马克思学说，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一起组成“励新学会”，开展读书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和王尽美等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址在山东教育会内（贡院墙根街），它孕育着“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王翔千与王尽美、邓恩铭同是发起人，都是小组的最早成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王翔千积极教授白话文，传播新思潮，并指导学生编演话剧，如《夜未央》、《先驱血》、《孔雀东南飞》、《新村正》等。在育英的多次演出中，有时他还担任剧中角色，这既吸引了观众，也推动了新风。
  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召开成立大会，地点就在育英中学西楼一层楼西南部房间内。参加者有王尽美（一师学生）、邓恩铭（一中学生）、王用章、贾迺甫（商专学生）、刘焕岱（又名刘伟，一中学生）、马馥塘（一中学生）、王复元（一中工人）、方鸿俊和王翔千老师的弟弟王振千（当时在育英代课）、育英学生尹裕祚（八班，肥城石横人）、尹振祚（又名尹飞、尹鹏武，八班，肥城石横人）等20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主持人为王尽美，王翔千是以“特别团员”的身份参加的。此后，党、团组织曾多次在育英开会，如纪念马克思诞辰，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等。育英中学建有团支部，由王翔千负责。1923年前后，育英团组织化名“育正”，成员6人。
  王翔千在育英任教时，也正是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报刊编辑的时候。1921年5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了“济南劳动周刊社”，并在《大东日报》副刊上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栏，王翔千任编辑。在此刊被禁停刊后，于1922年7月又主编《山东劳动周刊》。1923年8月，他又促成电话局洛口领班汝仲文出资创办了《晨钟》报，并自任总编辑。他和王尽美在该报发表过不少文章，使《晨钟》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喉舌（两年后此报被张宗昌下令封闭）。在王翔千的影响下，有的学生在校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有的参加了革命组织，有的离校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李清漪（八班，沂水人）就是在王的启发影响下走向革命道路的。
  山东二十二烈士之一的朱霄（原名朱桂生，肥城湖屯人，育英旧制十一班学生），就是经王翔千介绍，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朱曾是《中国青年》的特约撰稿人、济南学生自治会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过团济南地委委员，代理过组织部长，并任地方特派员，经常深入淄博农村。1927年下半年，朱霄代表山东省委宣布武冠英（育英十二班学生，原名武之魁，1926年经朱霄介绍入党）任泰安县委书记。朱在开辟鲁南党的建设工作中做出了贡献。1928年调青岛任市委组织部长，是年冬，由于王复元兄弟的叛卖而被捕。1931年4月5日，朱霄同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一起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被杀害。
  发生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济南各界人士积极响应。6月初，学生罢课，市民罢市，各界纷纷建立了“雪耻会”等组织，捐献，义演，援助沪、青工人的反帝斗争。济南学生自治会联合会统一行动，在公园召开大会，上街游行，到市郊宣传，发动市民抵制日货。在6月25日的全国统一行动中，育英学生会印发了“为英日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同胞”的传单，指出“要誓死奋斗到底！”“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学生的爱国热情可见一斑。
  “五三”惨案以后，育英校务有所发展，随着人数的增加，不少进步师生来校。教师有吴宝璞、赵笃生、林丰年等。学生有亓象岑、方灿章、朱士安、朱士杰、桑艮阳、段明辉、董广文（董一博）等。进步师生组织了读书会，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怒了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要求抗战，去南京请愿。9月底，育英男生组成了“救国军”，女生组成了“救护队”。10月，校方还组织了百余学生到南营接受军事训练，月底在省体操场会操。育英学生编成青年义勇军4个连，童子义勇军1个连。参加受检阅者皆着黑色制服，黄色裹腿，腰系皮带。整齐的队形，坚毅的步伐，连军阀韩复榘也不能不颔首称赞“真是凛然正气不可犯”。尤其是在平、津学生南下请愿的影响下，济南学生在学生会主持下，组成请愿团，育英中学有400余名学生参加，随高中学生一同行动。12月5日到火车站索车，由于当局禁止赴京请愿，学生乃顶风冒雨，卧轨索车，相持3天多，8日始得分乘闷罐车30辆南下。去者共14个学校的2000余人，分编为25个队。育英参加者200余人，史地教员赵笃生及校长曲太一到车站送行。各地到京学生住在中央大学。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出现了请愿、示威两种主张。山东学生曾列队去外交部和教育部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后又去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接见。蒋被迫出见学生，先给学生以恭维，说什么“燕赵齐鲁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要求抗战，我也赞成，如真想抗日，可推选代表，开列名单，发枪去抗日”。以此诱骗学生，并贴出“欢送请愿学生回中央大学用餐”的标语，将山东学生诓出国民政府。此时山东教育厅已派各校校长到京，劝导学生回济，加上天寒，个别学生先行散归。18日早，南京政府派军宪包围了中央大学，强迫学生离京。20日上午9时半，育英学生与高中学生同车返济，受到在济师生及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在这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中，进步师生起了推动作用。学生的意愿虽未能实现，但他们却由此认识到南京政府的真面目，因此，更加倾向革命，靠拢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不少人成为其中的骨干。
  反动政府禁止革命活动，逮捕进步人士，枪杀共产党人，不但扼杀不了革命，反促使热血青年觉醒。1934年，育英学生成立了党支部，负责人是李秀海（十六级一班），成员有王志鼎（十六级一班，后改名王若杰）。同年底育英闹学潮，李秀海因反对校方压制学生而被除名。党组织委任他主编党的刊物《插秧》，但未行动，因为他要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而南赴上海。后得赵健民允许去当了兵，意欲在军队开赴江西“剿共”时与共产党的组织取得联系。1935年下半年，育英十八级二班学生杨肯堂（杨涤生）联络进步同学组成读书会，参加者有陈尧贤（陈跃先）、牛汝盛（于重远）、程传钰（程重远）、耿毓珉、王玉阶、王敬铨等。1936年8月，陈尧贤经杨涤生介绍入党，并负责党支部工作，成员有牛汝盛等。至年底，育英又有徐用中（二十一级二班）、蔡之程（二十三级一班）、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陈尧贤毕业去历城任董家小学教员后，即由蔡之程和徐用中负责党支部工作，直至“七七”事变爆发。1936年暑假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育英也建立了组织，负责人是蔡念曾（十九级一班），成员有蔡之程（二十级一班）、李续昭（张朝辉）、吕国贞、杨淑（皆十九级二班）等。党、团、“民先”成员多是优秀生，并有组织活动能力，故在爱国运动中起着骨千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进逼。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日重。“一二·九”爱国运动首先爆发于北平，济南学生起而响应。首先是高中学生举行罢课，继而育英学生也积极活动，发动者为负责学生会的靳绪玉（靳彪）、杨绍武等两人（皆十七级学生）。靳绪玉自行打钟，集合全体同学，学生自行登台演说，历述日军侵华罪行，痛斥当局压制爱国群众的行为，迫使校方表态，遂决定罢课。学生自动组织纠察队，昼夜值勤，以维护学校秩序，并与高中学生联系准备游行示威。省立高中、一中、育英三校并立于杆石桥街，三校共有学生2000多人，是游行示威的主力。这自然引起反动政府的重视，韩复榘令其手枪旅沿街站岗，并派兵手持大刀，排列于各校门口两旁，不准学生自由出入。士兵虽同情学生，却不得不执行命令，各校学生只得越墙联系。校方按政府命令宣布提前放寒假，伙房停火，禁通校生进校，逼住宿生离校。这样，游行示威虽被破坏，而爱国学生的救亡之心却更炽烈，对南京政府的反动面目也认识得更清楚。于是，许多学生在党团组织和进步学生的引导下参加了集会、结社、办刊物等活动，来抒发爱国热情。如1936年10月，在济师召开的悼念鲁迅大会和1937年春“民先”在橛山召开的大会中，育英学生都有多人前往参加。1936年上半年，育英十九级学生翟咸利（翟向东）、赵守杲（白桦）等与他校联合编写《火芽》，在《衡报》副刊上发表。显然，他们已由青年学生的写作练习转为抒发爱国忧民的呐喊。
  1936年冬，察绥抗战紧迫，济南学生曾发动捐献。育英学生集会时，赵笃生印制了“察绥抗战形势图”发给学生，并沉痛陈词，历述日军罪行，讴歌察绥前线战士的艰苦抗敌，指出爱国者的职责，激动人心，声泪俱下。当时有的学生当即脱下毛衣捐献。会后学生分组上街劝募，市民亦多解囊相助。募款汇集后交省立高中学生会，由高中派出三人作为济南学生代表携款赴百灵庙慰问前线抗敌将士。代表之一靳绪玉是育英初中毕业后新考入省立高中的学生。这时育英学生购阅进步书刊者倍增，《生活》、《永生》等进步书刊成为大家争相传阅的刊物，一些教师也注意宣讲时事。这些活动奠定了学生后来参加抗战的思想基础。
  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师生中反响不一，有的愿杀蒋泄愤，有的认为张、杨误国，受共产党的操纵而破坏统一，多数则害怕国内大乱，给外寇以可乘之机。师生情绪起伏，一时难于正常上课。此时进步书刊介绍了红军的情况，师生读后耳目一新。捉蒋、逼蒋抗战，继而放蒋，使多数人松了一口气，对前途产生了希望，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拥蒋者闻蒋获释，竟连夜燃放鞭炮庆祝，这只是少数人的表现。
  育英师生在历次爱国运动中，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师生，在爱国运动中的表现为群众树立了榜样，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故师生虽不断更换，而革命组织却在育英不断成长、发展，即使在白色恐怖中和校训育主任赵文涛、王茹心的严密控制下，也未能阻止党团及外围组织（读书会、救国会、民先等）的发展。因为党团组织影响着进步师生，而进步师生又掩护了党团员的革命活动。且当时学生们参加爱国运动，多是在学生会的组织下进行的。合法的组织，正义的行动，使学校当局想阻止而不可能，故育英师生的革命传统得以延续，革命组织得以发展。
  （四）旧制改新制，成绩创优异
  本校创办初期，按教育部规程，学制定为四年（后称旧制）。招生数少，就一班为一届，招生多了，就一届列两班，故班次不全是表示届次。一届招两班时，因学生年龄不一，程度不齐，曾按程度分班，以利教学。起初只招秋季始业生，1920年2月添招春季始业生。1923年奉令改行新学制，即高、初中各三年的三、三制。育英只办初中，2月招收新生，编称第一级，级下再列班次。在三十年代因招生数多，为有利于教学，曾在低年级按国文和算学的程度来分班，高年级按算学和英文的程度来分班。
  旧制时设置的课程是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博物、体育、音乐、图画等科。那时应用的教科书多用文言文编写，有的还采用了英文原版书，故当时以英文、国文、算学为主课。新制初中课程设置是国文、算学、英文、历史、地理、自然（包括动、植、矿物）、物理、化学、生理卫生、体育、音乐（初称乐歌）、图画等。每周34～36节。三十年代前后便设置了党义课，后更名为公民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设立过军事训练课，另外于1934年在低年级还增设了童子军，这是初步的军事训练。另外设有国术、工艺（后改称劳作）等课。各科课本教材由任课教员商同教务处自行选用，有的采用商务印书馆本，有的采用开明书店本，还有的是翻译本（如三S几何学等），直到1933年后，大部分课程采用了新课程标准本（中华书局印）。教学内容允许教员删补，如国文课中规定的经书、大学、中庸等，有的教员干脆不讲，代之以白话文和新诗歌，这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深受学生欢迎。
  在三十年代初，育英中学除了行政机构外，为了对各项工作的加强，还组织教务会、学科会来研究教学，改进教学。还设立了各种课外组织，来推动课外自学，如成立了学术部，来研究科学，开展读书、演说等活动；成立艺术部，来推动图画、雅乐、军乐的练习；建立体育部，来组织安排各项体育活动。此外还由学生组成了膳食、卫生、宿舍等管理组织，来培养学生的自治自理能力。
  对学生的操行和学业成绩订有详细的考查办法。操行列甲、乙、丙、丁、戊五等，学业成绩列甲、乙、丙、丁四等，皆以丙等为及格，丙等以下为不及格。以此为基础，规定奖惩。
  奖的办法是设立免费制度，全校每学期定额10名（一年级不设），评定条件是操行、学业成绩都必须列甲等，择优选定。这一办法鼓励了学生努力学习。此外还不定时的举行学科竞赛，对优胜者给予奖励。惩的办法是学习成绩不及格者不得升级，连续留级三次者则“令退”。操行考核就更严，规定操行列丁等者作试读生，列戊等者“令退”离校。在思想上经常向学生倡导“业精于勤”，对班级每周全勤及个人学期全勤者则颁发奖状，进行鼓励。这些措施对教学都起了保证与促进作用。
  自王树先担任教务主任（1917年到校）、曲太一担任校长（1927年到校）、王茹心担任训育主任（1931年到校）以来，直到1937年，校行政领导未再变动。名师应聘到校任教者不乏其人，这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作用。育英教学人员不多，但很精干，有的终生从事教育，有的长期任教于育英，各具专长，各有特点。如算学教师王树先严于要求，裴文堂熟于演算，曲荣卿用朗读来教算学；国文教师如长于旧文学及精写魏碑的张伯泉，通晓新旧文学长于行书的任研佛，精于金石文的任晓麓，长于新文学的林丰年等；还有被人称为“英文权威”的周咸一，被称做“大自然”的王吟兮，号称“济南四画家”之一的张茂材，以田径体操见长的王大可，被称为“三铁大王”的杨冀超等。还有的教师合编补充教材辅助教学，如林丰年与王茹心，一同编成《国学基本常识》一书，使学生学到了中国文学史，受益匪浅。教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给学生以极大影响，良好的校风逐步树立。
  在三十年代，由于领导人员的稳定及名师的任教，教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32年下半年，省教育厅公布了对中学生举行毕业会考。就政府来说，其目的是统一毕业标准，考查办学成绩，区分学校高低，迫使学生埋头读书，少问政治。就学生来说，则关系到是否能毕业，是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故引起了济南市中学生的反会考罢课斗争。起初，育英学生也参加了，后迫于压力，不得不参加会考，这却成了衡量育英办学成绩，提高声誉的契机。因教的认真，学的踏实，会考成绩逐次上升。如1935年1月第五次会考，全省首魁王光乾，是育英十四级的学生；6月第六次会考，育英便夺得省内前5名中的3名；首魁舒良琦，第二名顾大凯，第四名孙奇特。1936年童子军训练也列入甲等。由于成绩卓著，受到当时政府的奖励。
  成绩来自学生的苦学，更来自教师的严教，也凝聚着办学人的心血。为了鼓励先进，学校对取得会考第一名的学生发给奖金百元。
  1936年学校创办人李允峰病逝，为表彰他对学校的贡献，学校为他举行了追悼会。1937年5月，是王树先服务于本校二十周年，学校为他修建了纪念碑。学校召开庆祝会，很多老校友给王老师送来牌匾（匾毁于济南沦陷时期，纪念碑于1964年拆除，碑石于“文革”期内丢失）。
  （五）行政组织及经济状况
  育英是私立中学，校董会是学校行政组织的最高机构。1913年5月推选出第一届校董会，校长均由校董会推任，然后由校长聘任教员和职员。校长下设教务处和庶务处及学监。第一任教务主任、庶务主任及学监，由创办人杜友棻、李允峰、刘清沂分别担任。至1928年后，除教务处照旧外，庶务处改为事务处，增设训育处，管理学生，替代了学监，赵文涛是第一任训育主任。这种组织形式至1937年未变动。
  育英初办时，经费困难，为了减少开支，只得职员兼教员，或教员兼职员，也向他校借聘教员来校任课。1937年上半年，在校生已达15个班，942人，却只有教职员34人。人员虽少，而成绩却不断上升，实赖人员之精干。
  育英建校初期，本无基金，除上述1914年历城县公署拨给之两处校产，以及由广仁善局拨给之700两白银公款外，至1916年方由省拨款给予定期补助。起初每年给1200元，最多年给7800元。故在未迁入新校址前有三项经费来源，即校产房租的收入、公款补助和学生纳费。至1919年底，为改修新校舍，曾由校长于之昌及校董李允峰分赴南北，向社会募捐，此后募捐成为育英另一经济来源。1920年，靳翼青、张效坤、王子春、卢子嘉等，每人捐款500元，至1930年，更有田仪传一次捐款2000元。虽热心捐助者不乏其人，但在四种资金来源中，学生纳费是主要的。学校经费能否维护，就看学生人数多少。学生的经济负担很重，以1933年为例，一个外地学生，每学期花费达150多元，少者也需五六十元，一般需七八十元，故中途离校者甚多。育英的学生入校时多，毕业时少，原因即在此。
  1919年迁至杆石桥街新校址后，物质条件逐步改善，学校得以不断发展。原只有两座方楼和30多间平房，起初外地学生只能赁居民房，到饭铺包饭。至1924年，在校舍西部先后购地建宿舍10排，计90间。1931年9月，又修建了学生厨房及餐厅，并在两楼后边兴建礼堂、理化教室、仪器室等。1933年在南坡购地，建宿舍、修运动场。1935年增设了卫生室。1936年以宿舍不足，又在二院后租赁了部分民房，至此全部解决了外地学生的食宿问题。是时学校已初具规模。1937年暑假，为筹设高中而兴建红楼，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学校的扩展计划。
  在兴建校舍的同时，也陆续添置了图书、仪器、标本、校具等，为提高教学、改善阅读、开展体育、注意卫生创造了条件。从1920年开始，按新式样购制桌凳，1930年完成。1923年3月校图书馆开办时，只有图书千余册，至抗战前夕，已有各种图书1万余册。1935年，还将东楼上的厦檐底下改建为阅报室，供学生阅览，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原由山东高等学堂接收来的仪器、标本，经1928年“五三”惨案，被日军破坏无余。1930年后方开始添置，1933年已有理化仪器900多件，标本模型1100多件，就中学之课程需要来说，已可敷用。1931年有了专用仪器和实验教室，设专人管理，使理化、博物课不只听课，还可看、可做实验了。
  在经济逐渐好转的情况下，教职员的薪金也在提高，如二十年代月薪只有二三十元，至1933年，月薪最高者已达百元以上，最少的十几元，一般是八九十元，虽低于公立学校，但可维持生活。一般教员能在育英安心任教数十年，成绩斐然，这是原因之一。
  总之，育英中学的创办、发展，历经坎坷，维难维艰。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是解放前育英中学的黄金时代。那时的育英中学，已发展成为一所颇具规模、设备齐全、教学质量优良并有光荣革命传统、在社会上有较高声誉、为许多进步青年学生所向往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