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耀南，原名张星寿，字耀南，山东省长清县张夏区纸坊村人。一九〇一年二月五日生，一九七四年十月五日逝世，享年七十三岁。耀南同志早在学生时期，就在一些进步书刊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在二十年代曾立志实行“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后来，在实践中才逐渐认识到，离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孤立地去搞教育和实业，将是一事无成的。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经过不断地探索，三十年代逐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一九三九年一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历任抗日游击队连长、营参谋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长清县抗敌后援会主任、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武装工作团团长、县长、泰西地区专员，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泰山林场场长、劳动大学校长等职。他的一生，是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理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革命光荣战斗的一生。
  （一）
  耀南同志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八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十二岁改入初级小学读书，十五岁读完初小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至十八岁（一九一九年）高小毕业。在高小读书期间，中国的反动政府卖国求荣、日益腐败；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召“洋工”造铁路（德国人在他的家乡建造铁路）、建“洋房”、倾销“洋货”等等。在广大老百姓中激发起来的对反动政府的不满和“仇洋”情绪，深深地启迪了他的抗帝救国思想。同时，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以及他在高小读书时的老师王润圃（清朝的秀才、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员）经常宣传的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要有远大的志愿，反对行尸走肉，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要富国强兵等等，给了他深刻的影响。高小毕业以后，因家庭经济日益拮据，难以继续升学；但又认为干一番事业就必须继续读书，就要学习科学，于是到济南考入收学费较少的教会学校——济美中学。但入学后学习内容使他大失所望，后来又因为他拒不加入耶稣教、抵制读圣经、做礼拜，联合部分同学闹起了学潮，造成全校停课，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然后，于一九二〇年夏季，又考入官费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在山东省曲阜）继续攻读，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在师范读书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也正是军阀混战，中国正处在大动荡、大革命的前夜。特别是在山东军阀张怀芝、张宗昌的蹂躏之下，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人穷财尽，民不聊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处在愁苦焦急状态之中。二师校长范明枢先生思想进步（范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提倡思想自由，发动学生开展自由讨论，当时以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为进步与落后的标志，耀南同志是同情和拥护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他积极拥护改造旧社会的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军阀官僚，反对贪官污吏。但是，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性，虽有革命的愿望，但找不到革命的正确道路。他对如何改造社会，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不明确的，却受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影响，并且认为说了就要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于是，在差半年就毕业的情况下毅然放弃了毕业证书，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只身回到家乡，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理想。从此，耀南同志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耀南同志回到家乡，提倡办教育、兴科学、破迷信，并且以身作则，为了抵制日货，他把家属买的“洋袜子”、“洋肥皂”、“洋线”、“洋布”等撕破仍掉；为了反迷信，制止家人燃香拜佛；并且艰难地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三弟张澄秋一起，用自己家中的财产办起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农民学校。自己出钱出料，街坊帮工，盖起十多间草房作教室，聘请志趣相同的同学荆履安、李法荣、边理庭为教师。招收学生五、六年级一个班，一、二、三、四年级各一个班，一律免收学费，穷苦学生还发给纸墨笔砚和课本，并负担教师的衣、食零用钱。他设想以自己的土地为基础，联合农民，发展群众教育，共同学习，共同劳动，以教育为开路先锋，组织合作社，发展农、林、牧、果、桑等，并设想首先从本村做起，再逐渐扩大范围，以此来改造旧社会。但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办学一年多即负债两千元，正常的教育难以为继，聘请的教员先后回家，只剩下他和三弟继续半日教学，半日劳动，这样经过三年，家庭已陷于破产，原有山、地六十余亩，卖的只剩下五亩，仍还不清欠债，学校只好停办。只落得家庭埋怨，亲友嘲笑，耀南同志也从中得到极其深刻的教训。但他仍不悔原志，以“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继续探求新的改造旧社会的道路。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一九二八年的四月，蒋介石的部队张发奎、薛岳部来到山东，他们继续打着“打倒军阀，成立农会，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的幌子以欺骗群众。这时山东军阀张宗昌委派的长清县县长已经逃跑，留下原公安局长边兰舫代理县长，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一年田赋预收三年，外加花果税、牛头捐等等，农民为了逃税躲债，东藏西躲，痛恨已极。耀南同志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痛苦，同时，他的家庭已完全破产，军阀压榨，苛捐杂税，也是他的切肤之痛。他乘机以打倒贪官污吏，反对牛头捐、花果税等为口号，深入农村，串连发动群众，并在万德村召开了东南乡一带的农民大会，亲自动员组织。没有多久，他就带领数千农民，冲进县城，成为当时汇集在长清城内万余农民中最大的一支农民力量。进城以后，抓住边兰舫，他在万人大会上讲话，宣布罪状，把边当众枪毙。边兰舫一死，其他的土豪劣绅也一时被吓倒。斗争胜利了，但斗争的果实却被国民党篡夺。他们借此机会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委派了县长，成立了农民协会，耀南同志也被推选为县农民协会主任。令人失望的是国民党不但不办好事，反而变本加厉地欺压剥削群众，不但恢复刚取消的牛头捐、花果税，而且田赋税每亩又增加一元，县党部委员的薪水增加到每人每月八十元，群众团体的委员也每人每月薪水四十元，而耀南同志主持的农民协会却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农民的任何要求都得不到解决，从而使他看清了国民党这种“换汤不换药的”真面目。同时，也深深感到身为农会主任，不能为农民办事，白拿薪水，实在愧对乡里。气愤之下，他和国民党政府一刀两断，毅然不辞而别，又回到家乡去了。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经同学介绍，他到长清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当了教员，一年之后被全校师生当选为代理校长，不久正式任校长，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担任校长的近十年时间里，他立志把学生培养成为爱国主义者，培养学生成为既有科学知识又会生产劳动的有用之才。为达此目的，他拜访了山东农学院园艺系教授吴耕文，在吴的指导下，他亲自动手和学生研究植树造林、养鸡、养蜂、养蚕等，在校园内栽培起桑园，办起了养鸡场。同时，他进一步看到国家的处境日益险恶，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比过去更加积极地在政治上寻求出路，开始萌发了加入共产党的动机。为此，他积极聘请思想进步的教师来校任教。如张梦久、张子明、张少辉、边鹏翔（张、边后因被国民党通辑被迫离校）、韩锡夫、藏恕斋（均是曲阜师范学生）、董荣萱（共产党员，现住湖北省军区元宝山干休所）等，并经常同他们阅读进步书刊，研讨革命理论，谈论苏联十月革命等。早在一九三三年，耀南同志就曾甘冒风险，邀请共产党员、苏联留学生庄玉英来学校给师生公开讲演，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事后，耀南同志听到国民党要逮捕庄玉英、张少辉、边鹏翔的消息，立即派人通知他们离开），耀南同志还经常启发学生说：“社会上为什么穷人穷得没饭吃，富人富得吃不了？怎样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社会如不改造，永远没有希望”等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千万同胞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大批东北学生流亡来到济南、长清一带，他邀请他们到校内作讲演，教唱抗日歌曲，上演抗日戏剧，大大激发了全校师生的抗日救国热情。与此同时，还把学生组织起来，学习战地服务，请人教学生学习包扎、抬担架、抢救护理伤员等，并利用“童子军”这一组织，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做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的准备。一九三七年五月，他经本校教员董荣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七·七”事变后，又同中国共产党党员魏金三、夏页文等取上联系，这是耀南同志个人历史上的转折点，从此，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革命实践活动的新阶段。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举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耀南同志也更加抓紧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前进社”，通过这个组织使学生互相联系，交流学习情况，交谈对当时形势的认识，继而建起一个巡回图书社”，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探讨革命道理，启发进步思想，通过这些活动，为发动学生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做了大量思想准备工作。后来东关高级小学的学生，绝大部分走上了武装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七·七”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沿津浦铁路直驱南下，济南沦陷在即，长清县城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平津的大批流亡学生纷纷来到长清一带，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义愤填鹰，忧心如焚，誓死不做亡国奴。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山东省委派来了共产党员魏金三、夏页文等同志。他们来到长清后，即同长清东关小学校长张耀南同志结合起来（魏、夏原都是他的学生），以该校为基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首先积极发展“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八·一”宣言等抗战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爱国志士，积极筹划组织抗日游击队等工作，耀南同志为人正直，不畏强暴，主持正义，他曾联络教育界主持正义的同仁，同国民党长清县的教育科长王辑五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他坚定的爱国主义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全县各阶层人士的信任；德高望重，不仅在知识分子中有号召力，在上层人士中也颇有威信。如魏金三同志来长清时，从济南带来潘伯祥、潘伯范等四名青年同志，都是济南一师学生，因语言和穿着与当地不同，引起国民党驻军的怀疑，被韩复榘八十一师某团扣留，耀南同志闻讯后，立即前去交涉，以他们是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为合法理由，把他们要了出来。由于耀南同志在群众中的影响，给我党开展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早在一九三七年初，耀南同志就支持靖茂泉、石中白、朱翔九（原名朱风霄后化名朱涛）等人组织了一个“育才教育用品合作社”，以经营教育用品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七年暑假期间，夏页文同志回到长清，就以合作社为联络点，举办了文化补习班，开展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宣传教育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占据德州，进逼黄河天险，形势日益危急。魏金三同志等又在“育才教育用品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其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宣传和抗日经费募捐。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张耀南、魏金三、夏页文、崔健、吴志笃、周海舟等同志，一致推选耀南同志为主任委员。下设三个股：魏金三同志负责组织股，杜镜秋同志负责宣传股，赵子明同志负责总务股。抗日救亡工作从此公开活动起来，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如演话剧，街头演讲，教群众唱革命歌曲，还召开各阶层人士参加的抗日动员大会等。在一次动员大会上，某国民党员也上来讲话说：“当前国难当头，全国同胞要团结起来，干！干！干！”接着张耀南同志发言，他说：“干干干！这个名词已经喊了十多年了，到底干了些什么呢？光象过去那样喊口号不行，要实际行动起来！”台下的听了热烈鼓掌，对他的仗义执言无不钦佩。耀南同志爱国主义的实际行动和不屈不挠、不怕邪恶的精神，深深教育和鼓舞了各界爱国志士和他的学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魏金三同志根据山东省委指示，提出建立抗日武装、组织武装游击队的任务，耀南同志立即响应。因为他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深深认识到只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大敌当前，只有首先打退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建设新中国，于是就毅然决定拿起武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他首先把本校的学生集合起来，进行武装抗日动员，他在动员时说：“现在德州沦陷，日本侵略者不久就会突破黄河，侵占济南，我们长清危在旦夕！在这危亡之际，我们如何办？要脱下长衫，拿起武器，武装抗日，愿意参加者请报名登记”。全校立即形成了报名高潮。也有部分同学，开始父母不同意，后来知道是张耀南号召的，认为跟着张耀南走不会错，不但不阻拦，反而鼓励孩子报名。后因各方条件不具备，又动员报名的学生暂时回家，等候通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济南失守，魏金三同志根据山东省委“到农村去，工农结合，团结各阶层爱国志士，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提议把党的活动，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去。并决定：先分头深入农村，动员人力、经费、枪支弹药，然后到魏金三的家乡南坦山村集合。耀南同志到自己的家乡纸坊村以后，在动员人员、枪支的同时，组织起抗日联庄会。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张夏车站六个日本鬼子来黄家峪扫荡，被联庄会员用土炮、红缨枪围杀，打死五个，另一个脱掉皮靴赤脚跑回石店大桥。这是日本人占领长清后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事后，敌人连续进行报复，到黄家峪烧杀抢掠，制造了“黄家峪惨案”，我联庄会员牺牲三人，伤数人，后又有十多人被活埋。同年三月七日，张夏的敌人派两个汉奸，伪装便衣队（即抗日游击队），暗藏武器，跑到纸坊村侦察，在谈话中被耀南同志的三弟张澄秋等识破，出其不意，将敌抱住，在搏斗过程中，敌人拉开手榴弹炸伤我们二人，后两敌人被我们捉住用锄头打死，在耀南同志家的葡萄架旁浇上煤油用火烧掉。
  一九三八年一月的一天，石中白同志来纸坊村通知耀南同志到南坦山村集中。耀南同志即把动员来的枪支和募捐来的经费用布袋装好，和石一起夜过铁路运到坦山。从此，耀南同志动员自己的兄弟妻子、儿女等全家以及一些亲戚先后参加了革命，奔赴抗日第一线。在抗日战争中，他的侄子张刚、外甥王兴尧、亲戚张仁卿、张文卿等五人，为国家献出了生命。同时，把自己的全部房产、土地献给了公家。
  到坦山集中以后，耀南同志又从长清二区小屯村杜鹤泉家里动员出三、四条大枪和一支冲峰枪。一九三八年的旧历初五，魏金三同志等把队伍拉到长清七区的马湾庙，宣布“山东抗日救国军”正式成立。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张耀南同志为委员长，冯晓云同志为指挥员，魏金三、夏页文同志为委员。这时队伍已扩大到三、四十人，十多条枪，正式树立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马湾聚义，（也称马山武装聚义）。从此长清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建党、建军、建政，创造了大峰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耀南同志是主要创始人之一。创建开始困难很多，首先是群众对抗日游击队还不理解，因为当时大家穿的是便衣，而且枪支不多，人员也不整齐，对我态度冷淡，甚至吃饭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耀南同志出面，召集各阶层人士开会，进行宣传教育，各村群众和一些士绅看到耀南也是军队的领导，逐渐改变了看法，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支援，不少爱国青年和耀南同志的学生也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报名参军。粮食问题由耀南同志出借条向各村去借，孟琴轩同志也利用关系积极筹集，从而抗日游击队的影响逐渐扩大，吃饭等问题得到解决，正式站稳了脚跟。一九三八年二月，听到以张北华为首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打肥城（枪毙了汉奸、维持会长范维新）袭界首（夜袭津浦铁路的界首车站，毙伤日兵十余名），取得很大胜利，就派人前往取上联系，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上级党决定：把长清县抗日游击队，编入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为第四大队。大队长冯晓云、副大队长万晓塘，指导员袁振，参谋长张耀南，军需孟琴轩等。主要活动在肥城的樱桃峪、尚里一带。这时，四大队已发展到六、七十人，其中党员十多人，民先队员二、三十人，除少数农民出身外，绝大多数是学生，是一支政治素质比较好的队伍。在这段时间，耀南同志仍不断回到长清负责筹粮筹款，扩大武装，筹划枪支等。正在这个时候，汪毅同志从延安来四大队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根据地等指示。大家认为四大队和耀南同志等回到长清活动比较有利，一方面耀南同志在长清各阶层中影响较大；同时，四大队的战士都是长清人，人情、地理熟悉，便于扩大力量，打击敌人，团结全县人民一致抗日。同年四月，四大队回到长清，主要活动在长（清）、肥（城）、平（阴）三县交界的大峰山区，开始了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同年五月，遵照上级党的决定，以四大队为主成立了“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第十支队大峰山独立营”，营长汪毅，政委李文甫，张耀南任副官。此时，耀南同志又受命新扩建一个连——独立营第四连，他兼任连长，他的学生杜镜秋（共产党员）为指导员。不到几个月即发展到一百多人，八十多支枪。这年六月，耀南同志带领四连战士五十多人，十多条枪，根据事先侦察好的情况，从大峰山出发，夜行百里，直插长清六区的万德西峪田家庄，智擒了汉奸、青帮头子张金榜。是夜张金榜正在和他抢来的民女结婚，大摆筵席，猜拳行令，正在高兴之际，耀南同志率领战士冲进敌院，将张金榜和他的两个打手范淑忠、郝继保捕获，并俘虏其部下四十多人，缴获步枪九支，冲锋枪一支，匣枪四支，手榴弹、子弹一批，我无一伤亡，将俘虏当场教育释放，把张金榜、范淑忠、郝继保带到大峰山，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为万德人民除了一害。这一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争取了中间力量，一些青年纷纷赶来参军，崮山村的群众还把埋在山上韩复榘军队退却时丢掉的一挺机枪，从土里挖出来送给张耀南同志。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支队的主力、机枪营营长刘志远同志带机枪营到大峰山活动，为了扩大主力，更有力地打击敌人，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决定，把大峰山独立营和十支队机枪营合编为十支队二团，刘志远同志为团长，张耀南同志为副团长。耀南同志认真地做好战士的动员思想工作，完成了改编任务。刘志远同志根据中央创建根据地，建立新政权的指示，认为耀南同志在地方上威望高，号召力强，以做地方工作为有利，便建议领导批准免去耀南同志副团长职务，到地方上工作。同年十月，耀南同志离开部队回到地方，建立了“长清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张耀南同志任主任，吴力践、崔健、周海舟、孟可铭为委员。长清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后，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同时，还建立了工、农、青、妇群众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参加抗日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打下了基础。到一九三九年夏季，县、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起来，“动委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一九三九年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以陈光、罗荣桓同志为首的东进支队路过泰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指示，提出了建立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为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指明了方向。就在这个时候，吴力践、孟可铭同志介绍耀南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心情非常激动，认为自己终于以革命的实际行动，取得了党的信任，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自己的莫大光荣。他感慨地说：我离开曲阜师范以后十多年的奔波，就是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民富国强的新中国，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方向，一再碰壁，现在终于找到了党指引的正确道路，工作有了依靠。作为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新兵，一定要好好学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一九五六年他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写道：“当时在激动的情绪下，我决定把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这一天，作为自己入党纪念日，永远不忘。”历史证明，耀南同志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一生为革命，忠心耿耿，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从不计较名誉地位和个人得失，尽管一生道路坎坷不平，但他始终任劳任怨，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革命事业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一九三九年三月，长清县成立了“大峰山武装工作团”（也称“一一五师武装工作团”），罗荣桓政委任命张耀南为工作团团长，石中白为政治部主任，主要活动在黄河西一带。为了建立武装，耀南同志跑到平原纵队袁中贤司令员那里要来了儿条枪，再加原有的枪支，织织起一支二十多人、十八条枪的小队伍。经过武装工作团的活动，很快在长清八区、肥城九区几十个村子的范围内，普遍组织起群众团体和人民抗日自卫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群众情绪非常高涨。有一天工作团住在崔家桥，得悉黄河东石岗据点的敌人要来扫荡，耀南同志等决定争取主动，进行伏击。因地势有利，又有群众自卫队配合，经过激烈战斗，毙日军三名，缴枪数支，弹药一批，敌遗弃日本小队长尸体一具，其余狼狈逃窜，我无一人伤亡。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斗志。相隔几天，齐河二区的群众送来情报说：齐河城里的鬼子要到焦家庙伪据点去，要求我们消灭他。耀南同志亲自带领工作团前往埋伏，结果鬼子未来，遂马上改变计划，乘敌人不备，突然袭击了焦家庙据点，缴获步枪二十余支，战马一匹。耀南同志骑着战马率领部队浩浩荡荡回到驻地。从此武装工作团声威大震，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地主孟广达把自己的二十支步枪，献给了武装工作团。工作团也很快由二十几人发展到百余人，七，八十支枪。同年五月，工作团整编为长清县独立营，张耀南为营长，刘子仁任副营长，张有壬任教导员。
  一九三九年六月，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决定建立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十二日在长清七区崮头镇县立第八高级小学校内召开了群众代表会议，选举耀南同志为县长。这是泰西地区也是鲁西大平原上在我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全县人民欢欣鼓舞，认为群众民主选举县长，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新鲜事。敌人为之震惊，第二天长清县城内的日伪军，就对崮头镇一带进行扫荡，但由于我们事先得到了情报，迅速转移，敌人扑了空。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后，各区、乡、村也先后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实行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推行了“合理负担”，各项政策日益完善，群众情绪更加高涨，党、群组织发展很快，统一战线更加广泛的展开，各项工作更加顺利。
  在党中央指示的指引下，一九三九年是长清县建党、建军、建政等各项工作大发展的一年，在县、区、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党、政、群组织领导系统，建立了县、区、乡、村政权，成立了县、区、乡、村各级工、农、青、妇、民兵、自卫队等群众团体，党员发展到近万人，他们担任了县、区、乡、村干部和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领导人，成为革命的骨干。大峰山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加巩固，而且把我们的工作一直深入到济南市郊和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党员打入到敌伪政权内部，掌握了一部分敌伪区乡村政权的领导权。与此同时，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如济南市郊区清朝末年的秀才、颇有威望的士绅名流王云圃，年已近七十岁，在耀南同志的动员下出来帮助我们开辟敌人占领下的四、五区工作；又如国民党员孔焕庭等人，经耀南同志动员，也和我们一起积极进行抗日活动，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长清县地处黄河两岸，北靠山东省会济南，东垮津浦铁路，南与泰（安）肥（城）接壤，是敌我必争的政治、军事战略要地。处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虽经敌人反复扫荡，残酷镇压，就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时期）和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始终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坚持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这与我党在一九三九年前后，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上级党决定建立泰西地区专员公署，召开了泰西地区八个县的县、区长会议，耀南同志当选为泰西专员公署专员。从此，耀南同志调离长清，到泰西地区工作，领导群众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四七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同泰西地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团结全体军民，浴血奋战，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三）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耀南同志奉令调到山东省卫生厅任厅长、党组书记。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实事求是，无论在会议上，还是个别交往中，从不隐满自己的观点，敢于发表与别人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有一干部（烈士子弟），讲了一些所谓的“右派言论”，有人认为他是地主成分，要给他戴上“右派”帽子。耀南同志说：“不能光看他是地主成分，还要看到他是烈士子弟”。因为耀南同志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就给他戴上“包庇右派就是右派”的帽子。最后，虽然上级没有批准，但却结论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泰山林场劳动。在劳动中，他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没有忘记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的使命，他积极制订扩建林场、绿化泰山的规划，亲自动手带领工人植树造林，建桥铺路，并给他在浙江工作的侄女写信要来了桑、茶、柑、桔等种子，进行桔、茶北移的研究，还以林场为基地办起了一所劳动大学。据说少奇同志曾看到《泰山林场劳动大学》的汇报材料并表扬说：“泰山劳动大学办的不错，可以总结他们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就抓住少奇同志的这句话，给耀南同志戴上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以及“走资派”、“三反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地主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一系列反革命帽子。以什么“张耀南是泰安的土皇帝”、“压制人民”、“枪杀革命干部”等等莫须有罪名到处批斗，“开除党籍”、抄家、坐牢、停发工资和口粮，家属子女受株连，儿子被定为“反革命子女”迁送到边疆劳动等等。他这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但数次被打得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不能行动，家属目不忍睹，痛苦流涕，耀南同志却安慰家属说：“我受点苦算不了什么，只要国家不变色就好了。这种情况是暂时的，我们过去不是有很多同志为革命牺牲了吗？我们的家属和亲戚不是也有五人牺牲了吗？但革命终于胜利了。要相信我们的党是实事求是的，迟早会给纠正的。”耀南同志受尽了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和迫害，但他坚持实事求是，坚贞不屈。后来他从牛棚里被放出来，第二天就跑到王母池找了一间房子，亲自动手打扫干净，作为学习劳动的落脚点。有的同志劝告他说：“耀南！你还没有解放，这样搞法行吗？耀南同志回答说：““不要顾虑多端，时间是宝贵的，我的时间没有多少了，不能浪费。”他立即着手通过实地勘察，重新补充修订绿化泰山、建设泰山的具体规划。为了把泰山建设成旅游胜地，除绿化荒山外，他还计划从岱庙到中天门开辟一条公路，再从中天门到南天门安装一条索道，供游人往返之便（这一计划已于一九八〇年实现）。不幸的是，正在耀南抓紧时间、勤奋工作、立志于建设泰山的时候，于一九七一年患了癌症，先后两次开刀，病情不断恶化，一九七四年九月病情已十分严重，但他却仍然日以继夜的继续修改补充他治理泰山的规划，并一再督促他的孙女说：“要赶快抄好，送到地委去。”还一再嘱咐去看望他的同志要给焦家台王××烈士的家属尽快落实政策。耀南同志就是这样，在即将与世诀别之际，想的做的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工作，而对自己的生命安危，却泰然处之。一九七四年十月五日，耀南同志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辟。
  （四）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泰安地委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发出《关于为张耀南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中说：“耀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几十年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在战争时期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为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主义建设中，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一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平易近人，艰苦奋斗。惨遭迫害期间，仍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为建设好泰山拟制了宝贵的建设泰山的全面规划，为党为人民贡献了毕生精力。”
  为了落实政策，拨乱反正，地委决定：“给张耀南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强加给的一切诬陷之词一律推倒，所形成的材料全部撤销，因此受株连的子女家属都要恢复名誉”。
  耀南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周年了，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当我们回顾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时，不能不想起他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宽以待人，严以律己，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一生。
  耀南同志的一生，是为革命光荣战斗的一生。他做事严肃认真，性格坚定顽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勇往直前，他为了抗日救国捐资兴学，毁家纾难搞武器、筹粮款、拉部队、身先士卒参加战斗等等。他是长清县和泰西地区进行建军、建政，广泛贯彻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著有劳绩的革命先行者、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为创建长清县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和泰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耀南同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一生。他为人民忠心耿耿，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虽然一生坎坷不平，但毫无怨言，任劳任怨，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他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在工作上服从组织分配，革命利益第一，无论调到哪里，无论在什么岗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以能够为人民做一件好事而心安理得。他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学识，德高望重，但又是一位普通的革命者和劳动者，毫无架子，他关心别人，循循善诱，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不扣帽子，不记陈帐，因而能联系群众，团结干部，任何同志都可以同他促膝谈心，他在长清和泰西地区的群众和干部中是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之一。
  耀南同志一生为人正直，追求真理，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他主持正义，嫉恶如仇，在参加革命以前，就同劣绅边兰舫、国民党学阀王辑五等贪官污吏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也是襟怀坦白，不轻信，不轻诺，是即是，非即非，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认为不对的敢抒己见，即便为此受到怀疑、批判、处分，也不隐满自己的观点。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维护真理，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高贵品质。
  耀南同志一生艰苦朴素，先人后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参加革命以前，就为了兴科学、办教育致使家庭破产，生活曾一度非常困难。参加革命以后，把家庭仅有的房屋、土地献给公家。平时生活一贯简朴，组织上发给的微少津贴，还经常拿来帮助别的同志和亲友。在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耀南同志逝世了，他一生的光荣事迹却永远教育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化的征途中，艰苦奋斗，振兴中华，以慰英灵。耀南同志永垂不朽！
  （县党史办供稿，本会有改动）
  作者：董炳宇，男，62岁，长清县城关镇三朱村人。现任中国水稻研究所党委书记。
  王新三，男，69岁·长清县张夏镇杜庄人。离休前任杭州市农委主任。
  张慧心，62岁，长清县张夏镇纸房村人。离休前任云南省水利厅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