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伯父名甲字冠九，生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卒于1967年，享年81岁。他大半生是在混乱龌龊的旧社会度过的，然他处污泥而不染，慎独处世洁身育人，因而有桃李满天下之誉。又因他反对私塾提倡学校，被人称为“城南教育之光”。
  伯父幼读私塾，经课之外常读史传、朝典之类的书，先生发现后，教他多留心“八股”和制艺时文，以求举业。伯父对这样的劝导，总是“口是心非”。他常说读书是为了明理做人，上致国家，下泽黎民。如果只为中举做官，那不成了“国盗”、“禄贼”了吗？
  弱冠前，经先生推荐，去危山圣泉书院攻读。1901年，慈禧太后明令废八股，办学堂，1905年，“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经山长传示后，许多学子感到举业无望，断塞仕途，便无意进取，然伯父却十分高兴，读书更勤。此时，省城济南已办起了师范学堂。据有关史料介绍：“济南师范创建于1902年，历经师范馆、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学校、省立一师、省立济南师范等历史阶段”。伯父心向往之。经举人名儒王伯平（今埠西村人）先生的引荐，终于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进了济南师范。
  1915年（民国四年），章丘县为废私塾设学校，培养小学教员，成立了小学教员养成所（单级教员养成所），校址在城关文庙。所长张砚台（济南师范毕业生），伯父任教务主任兼国文、图画。从此，伯父开始了他的杏坛生涯。1919年，章丘单级养成所改为章丘县师范讲习所，培养小学正、副教员。这期间伯父依然任教务主任兼体操和图画课。
  正当伯父大展宏猷、为国育才的时候，卢沟桥传来日本大举进犯我国的炮声，接着章丘沦陷，民族涂炭，国民身陷水火。伯父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离校回家，归田隐居。约在1938年秋，时局稍定，地方伪政权恢复学校，动员伯父出面组织埠村完全小学，当时埠村处在日伪统治之下，伯父坚守民族气节，决心不为日伪办事，托故不出，后经族长刘岱东（宿儒、饱学，思想进步，1939年就与我党地下人员秘密接触）以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为重不使家乡儿童、少年失学为由，终于说动了伯父，以他为中心联络了孙伯衡、马希文、张〓峰、刘真一（我的父亲）、刘岱东、黄淑贞等，组建了章丘县第九区区立第一完全小学，伯父任校长，两班高小四班初小。一年后，伯父辞去校长职务（由郭恒璋接替），自愿任两个高级班的国语课。内容凡涉“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同文同种”、“中日亲善”、“明治维新”等方面的，他便对学生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老虎脖子上戴捻珠，一派欺骗谎言”。当堂删掉，往往代之以历史故事，如“岳飞大败金兀术”、“荆轲刺秦王”、“苏武牧羊”、“忠臣宋季文天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国父伦敦遇难”等等，声情并茂、神态活现、生动有趣，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贯输了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伯父已近花甲之年，用他当时的话说，“八年中吃够了窝囊气，现在该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孰料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埠村一隅成了国共两党敌来我往的“拉锯”地带，伯父与其他进步人士一样，又陷入闷葫芦之中。
  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伯父年届六十二岁，他精神焕发，兴奋异常，见人就讲，国民党政权即将结束，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失道寡助，手中无真理；共产党坐天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代表正义，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从今后，中国就要成为真正的民国了，人民就要过上真正的民主自由生活了，他多次受到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接待。建国后，按他的年龄不宜再工作了，可他欣逢盛世，愿为国家献余热，毅然接受了三德范村的邀请，以六十五岁高龄重返课堂。直到年逾古稀，才光荣退休。当他第一次领到退休金时，心情激动地对我（当时本人在埠村完小工作）说，咱们的祖先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唱了几千年的《大同篇》，什么“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均无成效。只有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我才亲身尝到了“老有所终”的幸福。
  1967年，伯父染疾，虽值“文革动乱”，但党政领导依然对他关怀备至，多方求治无效，于是年寿终正寝。伯父一生，据我亲聆其教，亲见其行。有这样几件事，对我影响极大，教育颇深。
  教子侄以正
  伯父兄弟二人居长，子侄群从数人。我们从小就受着他的教诲：尊敬父母和长辈，兄弟之间要讲信修睦，做到兄友弟恭。他教我们人人要背诵《朱子治家格言》，并用之于言行，从小养成勤俭朴实、谨言慎行及与人为善的好品行。及长，便教我们立身处世要正直。他常说正直是做人的根本，“政者正也”，首先要做到身正心正。古往今来，从未听到过正直的人做了败家、伤身、害人、误国的事。有一次，我们问伯父：为什么历史上正直的人往往会遭不幸？他慈祥的脸上堆着笑容诵诗般地道：“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我们不解其意，于是他引史据典列举了许多正直人物的悲惨下场，然后肯定了正是这些身遭不幸的正直之士才给人们留下了正气、正义等精神财富。当我入党、提干以后，伯父不只一次地对我谈心，他总是披肝沥胆语重心长地教诲我：“培云，你现在是党员、学校领导，你只有事事带头身先士卒做好教学工作的义务，没有当官在上以权谋私的权利。‘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做人民的公朴，不当官做老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过去多少人拉我进国民党，我都谢绝了。为什么？就因为我看透了国民党内部腐败，祸国殃民。我为了保持咱刘家的清廉正直，宁贫也不向国民党催眉折腰”。伯父这些话，至今犹言在耳。
  为共产党员郭恒祥鸣冤
  1928年，郭恒祥在埠西村领导农民成立贫民协会，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和“耕者有其田”这两个革命口号，直接威胁和触犯了埠村区长兼义务团团长李延煜。1929年初，李将郭恒祥骗至埠村镇三清观杀害。事件发生后，立即在埠村镇引起轩然大波。先是郭恒祥家属投诉无门，有冤难伸，接着便是黄福田、刘岱东等正直人士支持郭恒祥家属到省政府告状。伯父一向遇事镇之再三，此时他也按不住胸中的义愤之火，毅然投入了这场诉讼斗争。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受害者一边，认为郭恒祥的被杀是千古奇冤。此案历经波折，为时二年有余，最后以李延煜病死原告胜诉结束。这就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人们所传的“山东第一民案”，伯父是案中所谓“五刘”中的一员。
  为官容易做人难
  约在1940年，名为章丘抗日游击队司令的程学通，率队来埠村看望伯父，因他曾是伯父的学生，以探望为名，实则想拉伯父出山，委以虚衔，借重伯父声望，以壮其军声。伯父知其来意后，便以年老体弱、德辁才薄为由，委婉谢绝。程礼貌甚恭地说老师年高是实，德铨才薄未免过谦。老师学深养厚，德高望重，若肯顾念师生之谊，曲身低就，那将是学生不胜荣幸。伯父恐程纠缠，便开门见山地说：“自古情重莫若师徒，我本人只是粗通文墨，至于为官之道是一窍不通。但有你作靠山谋个一官半职看来垂手可得，不过以我之为人只宜教书育人，不宜居官谋政，况且‘宦海风波，仕途机阱，兔起鹘落，少纵即逝’，总之为官容易做人难。岂不闻‘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治其国，先齐其家’。能胡里胡涂地做官，绝不能胡里胡涂地做人。咱们还是各全其志吧！”程学通听出伯父话外之音，愠之于心喜之于容地说：“老师所言极是，学通告辞”！这就是人们传说的程司令带领千军看老师的真实经过。
  哭李子荣
  程学通拉伯父碰壁后，一直怀恨在心，认为伯父有“通共”之嫌，于是密令驻埠村之部严加窥察埠村完小教职工的活动。时有进步教师李子荣（名志高），奉我章丘县工委书记张游的嘱托，策动埠村驻敌中队长王蜃楼（程学通部下）反正，不幸被程残酷杀害。
  当李子荣被捕押走之后，伯父同父亲、刘岱东当即联名具保，誓死要回李子荣，不料程当夜就把李子荣处决。伯父闻噩耗，立即给程学通写信质问。伯父是个有泪不轻弹的人，对此是失声痛哭。说李子荣性敏学勤，品优德高，是学生的好师长，是民众的好先生。是乡人的好后生。他壮年为贼所害，真令人伤痛！伤痛。
  以教为业以农为友
  伯父生于末世，长于变乱，无情的现实使他慎独处世，洁身自好，“足不践朱门，口不向官开”，而是以农为友。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伯父身边总断不了街坊邻舍叔伯兄弟（他们大都是农民），品茗谈天，啦家常，话桑麻。伯父往往提出些稻粱黍麦菽稷以及年景丰歉的许多问题，虚心请教，人们则说，你是有大学问的人，什么事不知道，怎么还问我们这些庄稼腿子。伯父就把“耕当问农，学当问士”的俗谚讲给他们听。有时，某些有社会阅历的老人推心置腹地与伯父交谈：刘先生，凭你的学问和声望，应该出府入衙同有权有势的人来往，这样对你和你的子侄们都有好处。譬如说你们刘家是书香门第，如今到哪个部门、哪处衙门谋个职位，不比当这教书匠吃香。伯父先是一笑接着就严肃地指出：我和农民兄弟父老相善是有“圣训”根据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至于卑躬屈膝进衙门混阔事的问题，那是我刘家所不为。事实上，我们兄弟群从数人，大都当教师，伯父、父亲可以说是老在课堂的。在那混乱的旧社会，没有一人染指官场。
  综其终生，澹泊名利，矢身教育，独善其身，关心民事。他不但是我的亲长，而且是我的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