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于桂清，今年82岁，是章丘县绣惠镇华家村人。1911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对万恶的旧社会深恶痛绝。自抗战初期我就接受了党的抗日救国教育，积极宣传、团结群众投入抗战，被组织上视为思想进步、工作活跃的积极分子。从那时起，我就坚定了永远跟共产党赵革命道路的信念，并以实际行动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去。
  记得1945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从外面摸进几个人来。当时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的，来的又突然，一时有些心慌。他们其中一个忙对我说：“你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要去赵家庄，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我得知他们的来意后，说赵家庄在张鸣九祸章丘的时候就没了。这时他们又说：“我们在南河庄留住三个人，是你庄的，他们请你去认领。”原来，华家庄三个去三盘赶集的汉子，路过南河被驻扎在村里的八路军误为国民党特工人员，扣了起来。我立刻前去，证实了他们的身份，将他们领了回来。从那时起，我就为党组织和八路军做地下联络工作，名为情报交通员。在党的引导培养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5月，经聂家都指导员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值敌我武装力量来回拉锯。到了秋天，我们一区的王百元区长遭敌逮捕，被活活铲死在芽庄湖。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杨永兰和一个姓张的同志，一区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损失，我也因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之前，县里在苑李庄召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各区都要立足当地，坚持工作，并安排了一些具体任务。
  为了与县里尽快取得联系，我装扮成一个要饭花子，出了章丘城往北奔。先是到了辛寨结果没下落，旋去邹平大埝，巧遇一名坚持就地工作的党员，姓名现在已记不清了。他说：“你们县里的人，昨天刚从这里上了北，具体在哪里搞不清。”夜里在大埝住下，清晨三点钟我又起早回了辛寨，找了三天，仍无消息。这三天我是凭着一位老大娘端给的两碗粥过来的。第四天上我从辛寨又奔小清河，在河岸上见到了党员王世标。我向他介绍了几天来组织的情况，他要我先留在他那里工作，我执意不肯。他也不再勉强，护送我到了北大寨，第二天过了黄河。当时正遇上飞机轰炸，算我命大没被射中。这天是农历七月七，下了一天一夜的大暴雨。
  在第七天上，终于打听到赵一川县长住在魏家桥。我找到了他，此时有如战乱离散中的孩子见到了母亲。见到组织，既是高兴又是激动，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赵县长热情地对我作了抚慰，并听了我的汇报。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向我安排了一些工作。并指示我要执行苑李会议精神，回去后抓紧开展工作。临行前给了我部分活动经费。
  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组织上一直安排我以家庭妇女的身份作掩护，侦察联络，搜集情报。在国民党驻扎章丘城的时候，他们挖地道，筑工事。我就多次进去，将地道的方位画下来，交给组织，因而能够取得作战主动权。1947年的秋天，一区武工队从箭刘村转移，翻过女郎山去大高（实际去大高是佯，去城里是真）。当行至山头时，王区长突然派我去城里打探情况，我接受了任务，领着十四岁的儿子，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下山进城。刚到北门警卫连一个站岗的同志认出了我：“你们娘俩上哪里去？”我说进城有任务。他说挺危险，小心别碰上“红脖子”哟！我答请放心，就是俺娘俩叫敌人杀了，也是为革命，为祖国而死。
  进了城，我在隅头上买了二斤桃，走亲戚的样子装得更象了。我领着儿子径直往南走，当走到东仓巷口，突然发现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正由南门往里走。原来是张金龙的部队开来了，我推了一下儿子，悄声说：“快上西跑，出西门上山报信！”儿子进了隅头西街，撒腿就跑。当与敌人接近，摸清人数后，我趁机躲进了西仓巷，翻街越巷出西门，上山详细地汇报了情况，王区长据情下达了战斗命令。张金龙刚刚进城，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不少的敌人，硬是把敌人赶出了章丘城，我们没有伤着人，取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后来才知道，城南玉带沟、焦家坟一带埋伏了不少的敌人，因不了解城里的情况，没敢妄动。
  1947年腊月，我随县委撤防到黄河以北，在家属队里工作。一个傍晚，一区财粮助理王广义（已牺牲）的妻子临产，我准备给她接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去济南。
  原来，我村罪大恶极的伪镇长胡锡干畏罪潜逃，去了济南，组织上先期派人侦察到他的住处，恐不准确，派我去核实。我曲道博兴，来回步行三天。先是我找到荐家村在我村教书的尹丽华老师（地址已记不清）。他们住个四合院，尹老师住北屋，胡锡干住东屋。当时胡不在家，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县里根据掌握的情况，很快将其抓获，押回章丘城依法进行了镇压。
  想来做地下交通员那些年，冒了生命危险搞情报，掩护革命同志，挨打受饿，异常艰险，实在不易。那时，死是很容易的，早晨脑袋在膀子上扛着，中午就可能搬家。有一年的六月三伏天，敌人来抓我，我仗着本村地理熟，连翻了几堵墙躲到一家茅房的后滴水道里。外面人喊狗叫，我在里面一动不敢动。天要命的热，褂子湿了几个透，拧了几回水，藏了整一天，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找了一天的娘。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冬季。天下着鹅毛大雪，武工队的二个同志住在我家，可能是被敌人觉察到了，当我刚送走自己的同志，外面传来了敲门声。我赶忙用笤帚把雪地上的脚印扫平。没被敌人发现可疑之迹。我就这样地应付了过去……
  1948年10月，华家乡成立，我任乡指导员。尔后又担任高级社副社长、万辛乡支委、城关镇支委，华家大队支部书记，直到1983年才从岗位上退下来。时年七十三岁。
  在任职期间，先后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初级社、高级社的大生产运动；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作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当时国内战争刚结束，和平幸福的新生活刚开始，部分青年不愿再继续出国打仗，“动参”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打铁先得自身硬，我首先将独子送出去参加了志愿军。在我和儿子的带动下，全村出现了参军热，华家村一次出去了一个班。由于个别同志工作不得力，南河村的“动参”工作很被动。我亲自去蹲点，靠上做工作，宣传政策，讲道理。我说美国鬼子打到了咱们的大门口，咱们都说保家卫国，可光喊口号不行！美国鬼子是喊不走的！必须拿出行动来，参加志愿军，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由于道理讲透，工作到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送走好几个有志青年入朝作战。
  无论是在白色恐怖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我一直恪守着这样一个信念：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为党为国为人民甘愿干一辈子。现在我已82岁高龄，子孙满堂，个个争气。儿子和大孙子都是共产党员。大孙子前几年参加了对越防御作战。想来我这个家庭是一直沿着老一辈人开辟的革命道路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