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无尽的情思 深沉的怀念
忆家兄辛葭舟
辛月真
作者近影
辛葭舟——我唯一的兄长，作古迄今屈指已过二十六个年头了，但在我思绪绵绵的时间长河里，好象波滚浪翻的一瞬。哥哥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辨犹在目前，举止容与依稀可见若在身边。如烟往事俱忘却，唯有兄长萦脑际。
青少年时代
我叫辛月真，今年八十有三，祖籍章丘辛家寨村。父亲辛铸九，宦海浮沉、坎坷一生；母亲郝德卿，柔嘉端淑，尊姑敬嫜，心地善良，是位贤妻良母。她一生共怀十三胎，其中十一人幼稚天折，活下来成人的就是葭舟哥哥和我。父母是如何疼爱我们？由此可想而知。
哥哥生于1899年，长我十一岁。在我襁褓期间，哥哥十分爱护我。每天从书坊（私塾）回来，总是先抱我一会儿。我如果哭了，他就千方百计地哄我，扮鬼脸逗我，这是我从母亲口里知道的。
我四岁那年，哥哥结婚了。嫂子名叫赵慧真，是章丘旧军镇人。自幼除习女红针凿外，还读过女塾，颇通文墨。她既温文尔雅，又有闺阁风范，据当时族长们对她的评价是知书明理，“四德”皆备；邻居街坊们的看法是“芙蓉花面，乌云鬓鬟，三寸小脚，实在好看。”这些品评虽有夸大，但事实上，嫂子的确是德容俱佳，忠厚淑懿，是哥哥的贤内助。
第二年，嫂子头胎生了个粉笃笃的女娃，给全家添了喜庆，更给我的幼龄生活增加了无限乐趣。不久，父亲为了一家人在一起好照顾，便把哥哥一家连同我和母亲接去青州，（即青州市），那时父亲在省立四师任校长并给十中兼课。二十岁的嫂子，十六岁的哥哥，五岁的我，未满周岁的姪女，加上双亲六口之家的衣食住行，全靠父亲的微薄薪水来维持。
青州是个古老的城市，是我国最早的九州之一。这里有李清照故居、有明朝的衡王府，还有清代的八旗兵营等古迹，可惜那时我年纪小，不懂这些历史故事。
几年后，我们从青州又迁居济南。哥哥在省立一中读书，他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优等的。毕业后，根据他的志愿考取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举世瞩目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哥哥自始至终参加了集会、游行、罢课斗争。据他回家时告诉我们：1919年5月初，北大同学去朝大讲演宣传，说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公开拒绝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的“要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的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的正义要求。可耻的军阀政府竟不惜出卖民族、出卖祖国利益而隹备在和约。上签字。大家听了义愤填膺，当即高呼：反对和约签字！坚决取消日本亡我的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滚出去！我们山东籍的同学表现的特别积极。5月4日，我们朝大同学按时列队开到天安门广场，此时，不少学校的同学已到达，约有数千人。各队高擎标语牌，队列整齐，气氛庄严肃穆。代表们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严惩大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口号声、怒吼声犹如山崩海啸，震彻北京城。随之游行、示威，包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真是人心大快。斗争至6月上旬，学生终于胜利了，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同学，撤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了在和约上的签字。
哥哥在向我们介绍他所亲历的“五四”经过时，脸上挂着微笑，眼里迸射出胜利者的光辉。从此，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就是对革命的向往。
约在1920年，哥哥回家度春节。他发现嫂子床头、帷间放着女儿经、烈女传、《西厢记》和《红楼梦》之类的书，便深情地对嫂子说，《西厢记》和《红楼梦》这些表面看来好象是才子佳人的书，倒是值得一读，但不要被书中那些郎才女貌、卿卿我我的男女痴恋所萦绕，要从张生、莺莺反抗崔老夫人；宝玉、黛玉反对“金玉良缘”方面去认识问题，因为崔老夫人和“金玉良缘”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在桎梏男女婚姻方面的代表，只有摧垮它们，才有自由。嫂子听着哥哥满口的新名词，频频点头。哥哥顺手拿起一本线装的烈女传神情严肃地问嫂子，你还想做“烈女”呀！难道你还没吃够这些封建玩意带给广大女同胞的痛苦？这一问把嫂子闹了个粉脸变红。哥哥忙带歉意地解释道：“你不要误会，我是说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简直把妇女害苦了。就拿你来说，好端端的一条身材，竟把两只走路的天足裹成这样，前走走后倒倒行路做活多难呢！嫂子如释重负地看着自己的两只小脚说，它是“木已成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哥哥忙说不，可以把它放开嘛？于是又把妇女放脚、剪发的道理、意义讲了一遍，并指出这也是一场革命，是千百万妇女要求翻身解放、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起来革封建势力的命。嫂子听了，一时无语。
第二天，哥哥找到我，象往常一样说了些小孩话，既而，态度认真地对我说：“小妹，你现在已经读小学了，应该懂好多道理了吧！现在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就是动员你嫂子放足，行吗？”当时我天真并且满有把握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当天我就钻到嫂子屋里，开门见山地和她啦了起来。嫂子嗔而不怒的说：“你这丫头，和你哥联合起来向我进攻了”。我惊诧地问她，“这事哥对你说过了”？嫂子抚弄着我的齐耳短发：“岂止说过，看来还是非办不可呢。”就这样，嫂子放足了。
嫂子放足后，许多亲友、邻居的女孩子也先后模仿起来，特别是我们家以及和我们家关系较近的女孩子，自嫂子开始，再没有缠脚的，这与哥哥的提倡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国民党政府工作时期
1922年，哥哥朝阳大学毕业负笈归来，虽然品学兼优，但职业需要自谋，经人介绍到市政府工作。
不久父亲到峄县任县长，我同哥嫂在济南安乐街一块生活。这时我已入女师学习，每天晚上，哥哥下班、我放学回家，经常评时论政，从国内到国外。我们的话题大多是关于各地发生的工人罢工斗争，如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胶济铁路大罢工、“五、二九”青岛惨案、同年上海的“五卅”惨案等。哥哥认为这些工人运动都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他不只一次地说，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国民党如此腐败，迟早要垮台的。1925年张宗昌主鲁以后，哥哥亲眼目击、亲身经历了张宗昌政府的淫糜腐烂。他对张的评价是土匪司令、奉系走狗、山东的混世魔王。他一次花酒舞会，就花掉一个营的半年军饷，一个太太的身价，就能武装一个连。
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后，哥哥对国民党政府不抱任何幻想了，他对我和嫂子说，不是父母和家室之累，在这样的政府里工作，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的。
这年农历七月，老家章丘发生了张鸣九匪患。故乡亲友纷纷来济避难，当时家里住满了人，哥哥热情地接待安置，从没厌烦。继后，章丘十大区的区长和许多乡绅来求父亲出面吁请政府出兵剿匪，父亲慨然应允并说事关桑梓责无旁贷。哥哥对乡老们说，如今是兵匪一家，张鸣九的后台老板说不定就是省府大员，若求他们出兵剿匪，还不等于开门揖盗么？事情又被哥哥言中，军阀孙殿英虽收伏了张鸣九，他却耍了个回马枪，洗劫了旧军镇，烧杀淫掠更胜张鸣九一筹。
1930年，哥哥去江苏淮安任淮安关分关主任，一年之后，旋回济南，在济南平市官钱局任职。这期间，正是韩复榘坐镇山东，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官风吏治更趋腐败，哥哥身历其境，对此忧心忡忡，愤闷不乐，但又无可奈何。
1934年，他从济南调潍县，职务是官钱局局长。抗战开始，母亲与树英等到潍县哥哥处避难，他们亲眼看到哥哥命工作人员将官钱局的现金点清封好，不知作何打算。1937年春，哥哥调滕县任官钱局长，不久，由江苏北上的新四军和由河北南下的八路军会师滕县。是年年底，日寇横渡黄河，韩复榘拥兵自重，不战而逃，使日军长驱直入，济南沦陷，山东告急。广大同胞备遭蹂躏之苦，而拯民于水火，救亡于沙场，挫敌于不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力量。正是这种看法和信念，才使哥哥毅然下定决心，投靠共产党。
毁家纾难献身革命
有些同志问，是什么原因促使哥哥背叛原属阶级、放弃优裕生活而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的呢？细心的读者会从前文叙述中得到答案的。
哥哥在北京读大学时，曾受过“五四”革命运动的洗礼，这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毕业后，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又使他亲见亲历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而共产党则浴血抗敌。事实使他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以身许之。
哥哥携眷到滕县后，很快就和省委领导机关有了联系，因为在这之前，省委统战部的赵笃生（哥哥幼子辛树英的历史老师）同志和哥哥曾有过交往，一切谈之较详。1938年春，哥哥一家住在滕县的长城村，通过赵笃生的介绍，先后有省统战部部长郭子化、省战工会主任黎玉、省委书记郭洪涛等主要领导同志都与哥哥谈过话。刘居英、郭维城、李伯秋、谷牧和哥哥也多有来往。当时，解放区的军民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鉴于此，哥哥遂把他从潍县官钱局带去的那部分银圆，全部献给了党组织。负责同志非常感激，说哥哥“是真正的‘山东及时雨’！”据说这项巨款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哥哥决心率全家参加革命了，方考虑到母亲年迈，妻子体弱，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他们不适应瞬息万变生死一间的战争环境。只好分两批将老弱家属送回济南（此时父亲辛铸九任济南商会会长），首先，哥哥让长子辛树声将我母亲和哥哥的长女辛树春送回济南（树声化名赵辛，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济南地下工委书记）。接着又把嫂子等迁来。他带着次子辛曙明、二女儿辛锐和小女儿辛颖（她俩即是荧屏上出现的大辛、小辛），他们三人都是身强力壮、精明强干。父亲对哥哥这一连串的疏亲散眷的举动，心里明白不便启齿。还是哥哥主动地向父亲交了底，父亲显得平静而自然，因为这事早已在他预料之中。他说哥哥已入不惑之年，比较成熟了，自己看准的道路，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哥哥对全家人说，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打回济南，胜利就在明朝，光明就在前面。
哥哥临行前，父亲站在他面前，象朗诵诗歌似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显然，父亲既是自喻，也是在教诲我们。他又说：“君子有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母亲抚着哥哥的头说：“我把你和孙儿孙女，全交给神了，神会保佑你们的（母亲是耶稣信徒）。
哥哥这一走，一别十八个春秋，直到1948年济南解放才重聚。
巍巍蒙山，埋下多少忠骨？滚滚沂河，流去多少英雄血泪？八年抗日，三年自卫战争，哥哥同他的一子、二女，一直战斗在沂蒙山区。这期间他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财委会委员，山东纵队贸易局局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兼山东贸易局局长，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商业指导专员，山东省政府委员，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支前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华东局驻东北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际处处长等职。
次子辛树明，勇猛刚强，做事果断，工作能独挡一面。1941年，在一次夜行军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敌包围。在短兵相接、白刃搏斗中壮烈牺牲，这年他才十九岁。二女儿辛锐（原名淑菏），自幼颖敏，尤爱丹青。曾从师名画家黄固源。她十几岁时，就在父母的支持下，举办个人画展，一时誉满省城。她参加革命后的当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分配在中共山东分局任秘书。1939年夏，日寇扫荡，她舍死忘生地把一个身患伤寒不能行路名叫冠西的男同志，背在身上，冒着炮火转移。嗣后，她身染伤寒，几乎断送了生命。1941年，她任部队姊妹剧团团长，她既是编导又是演员。1942年冬天，日寇又向沂蒙山根据地进行所谓铁臂合围的大扫荡。在大青山突围战斗中，她负了重伤，同志们抬着她突围，当日寇逼近，她怕连累大家，滚下担架，让同志们应战夺路逃生。就在这时，雨点般的子弹射来，同志们倒在血泊里，丈夫陈明在弹尽之后自毙。她紧咬牙关，忍着悲伤和剧痛，端坐山头，手里勾着手榴弹引线，待鬼子冲到身边时，一声巨响，与敌同归于尽。她年仅二十三岁，不愧是哥哥的好女儿。“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年之中，哥哥连伤一儿、一女、一婿，心情的悲痛、精神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省委的领导、身边的战友，不断对他安慰、劝导，怕他承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无情重创。坚强的哥哥不但没有悲伤消沉，而且更加顽强地工作战斗，他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他说不把日寇驱除国门，不把一切反动派消灭，中国人民就没有太平日子过。省委对哥哥这种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进行了嘉奖，黾勉他是“一门双英烈，意志坚如钢”。
自1938年哥哥率子女参加革命后，国民党、日特、汉奸不断找父亲和家里人的麻烦，动辄给以罪名。先是国民党造谣说辛铸九曾勾结过日本人，无辜扣押两天。日本统治济南时，马良出任山东维持会会长，企图拉父亲当山东省主席或维持会会长，父亲拒绝后，敌人以辛葭舟系“共匪”要员的罪名，将父亲逮捕押进宪兵队，敌人对他用金钱地位饵诱不成，便将其两拇指绑了吊起来拷打，父亲坚贞不屈凛然处之。后经人出面斡旋，始花钱赎出。为保安全，友人吴绍九等对父亲多方开导耐心劝说，父亲才勉强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长一职。
父亲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为解放区因公来济的人员，提供了不少方便，如安排住宿（宿舍一般是仓库，这地方安全，不查户口）。有时，还亲自为其代购物品，如西药、注射器及绷带等。这样既支援了解放区，也成了各地下工作人员的联络点，了解敌情，传递消息。约在1943年，父亲接到哥哥托人捎来的一封信，内容除了“问候、勿念、祝颂”以外，主要是劝父亲对老家章丘的房产、土地，一律免租，让“老户”或他人无尝使用和耕种。然而父亲对此几年前就作了这样的安排，曾受到群众的欢迎。
1944年，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辛颖化妆来到我家（青龙后街91号），她是奉赵笃生同志之命来济要《中国法令大全》和济南市的电话编码簿子的。我通过父亲较容易地得到了这些东西。帮辛颖顺利完成了任务。在我们和哥哥分离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辛颖先后来济五次，有三次是住在我家。每次进城都是冒着极大危险的。其中有两次被特务盯哨紧尾其后，但她都能甩掉特务化险为夷，我叹服这丫头确实是机智、勇敢。她几次来济，主要任务就是让我父亲与吴化文的父亲多加联系，帮其认清形势，以民族为重，规劝儿子弃暗投明，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迫切需要一种安定生活。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因为它是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和共产党代表各一人组成，所以人们称其为“三人小组”。济南小组的成员当时我记得是共产党代表邝任农、国民党代表涂叙伍、美国代表雷克上校。
一天，有一老者给我送来一信，要我去仲公柳埠三人小组驻地与兄见面。我大喜欲狂，来不及作过多考虑，马上约了哥哥在济的幼子树英疾步前往。在一间民房里，我见到了朝思暮想日夜悬念的哥哥……他嘱咐我，千万不要让孩子参加“三青团”，那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我们住了三天，几年阔别，尽情倾吐。临来时，我带回一信，是共产党给霍守义的劝降书。回家后不久，我被拘留在趵突泉警察总署。他们拿不到真凭实据，只是漫无边际的胡审乱问：“你胞兄辛葭舟近来给你的指示信件，请交出来！”我知道他们是在敲诈，“我出嫁多年，与娘门没有来往，至于辛葭舟，他离家时，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连印象也几乎没有了。”他们又说，辛葭舟给我弄来许多“赤色书刊”，其中有中共要员《评中国之命运》①。我稍一沉思，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便干脆地回答：“不是《评中国之命运》，而是蒋委员长写的《中国之命运》，这还是学校发给我们教员的呢，不信我可以取来你们看。“辛葭舟共来过多少信？转运过什么东西”？我公开承认只是转信，其他一概不知。关押了几天，便让我回家了。
1947年，莱芜、孟良崮大捷后，我和父母亲友兴奋得手舞足蹈。高兴之余，悬念的阴影又袭上心头：哥哥、孩子，战争中……
欢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48年农历八月十四日，解放军进入济南城。我家住青龙后街，近水楼台，首先接触了劳苦功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泪纵横眼模糊，心潮逐浪迎亲
注：《评中国之命运》，作者是彼时中共领导人陈伯达。
人。浩浩荡荡的大军中，谁是哥哥？哪是颖儿？第二天，哥哥便找到了我，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嗣后，我领他到东郊十亩园见了父母。骨肉重聚，百感交集，互相问候，亲热异常，高兴万分。与此同时，赵辛和树春也见了面，来了个合家大团圆。
建国后，哥哥历任山东省纪念革命烈士建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财委会委员、山东省古籍管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复员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通局局长、山东省交通厅厅长。195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山东省主任委员。1959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哥哥带病外出视察回济，胃病复发，送进医院。经诊断需要动手术。彼时名医大都成了“反动技术权威”，被关进牛棚。哥哥上午开刀，下午吐血，再开刀，又拉血，反复几次折磨，数日后便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八岁。
作者辛月真，是已故辛葭舟先生之胞妹。年83岁，已离休。现住济南市通惠街58号。
回忆父亲陈凤清
陈明烈口述 宋清海 崔昌俊整理
家父陈凤清，字香亭，生于1877年，卒于1956年，享年79岁。父自幼好学，熟读经书。曾两度参加科举考试，皆因“文笔尖刻，涉嫌时弊”而名落孙山。此后，索性断了仕途之念，在村里做了一名私塾先生。常有感而狂吟，每每以淄川蒲柳仙而自比。
家父所处时代，正值国家多事之秋。目睹国民艰难竭蹶于水深火热之中，便怒火中烧。尤其看到列强铁蹄蹂躏中华之种种罪行，更是义愤填膺，常高吟岳飞《满江红》以抒壮志。久而久之，他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自然地潜移默化了他的学生及家人。他这种思想对我的大哥陈煐和他的许多学生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石峪寺揭竿而起是不无影响的。
家父对贫穷乡邻极富同情心。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从不收分文学费（当时学童每年都要向先生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或银钱做为老师的俸金）。这样一来，就使得我家本来就很拮据的日子更加穷困了。
解放前，在我们这样的穷山村里粗通文墨者为数极少，而象家父这般写算精明，且晓阴阳通周易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上门求写书信、选定红白吉日者不绝于庭。家父对来求者总是笑脸相迎，有求必应。尤其对个别素日有些间隙而羞于启齿者，则更热情接待，不计前嫌。
家父性刚烈，嫉恶如仇，对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深恶痛绝。记得有一年，伪保长陈××在收缴地亩税时，凭空加码而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家父为此事专门走访了二十多户穷乡邻。经过细致地调查研究之后，终于在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在十字路口的老槐树底下，拦住匆匆而过的陈××，当众把他贪污地亩税的丑恶嘴脸来了个大曝光。伪保长陈××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他一时语塞，张口结舌半天没有说上话来。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一双双眼睛里喷着愤怒的火焰。众目睽睽之下，陈××只得乖乖地答应把多收的钱粮退还给大家，从此，陈××再不敢乱收胡来了。不过我们两家却从此结下了冤仇，陈××每时每刻都在处心积虑地寻衅闹事。我们两家的冷战和摩擦足足持续了二十年。其间单是跑章邱城（今绣惠镇）打官司就达十余次之多。
“烈士墓年，壮心不已。”愈是晚年，父亲的爱国之心愈切。他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谆谆教导我们：“尔等长大之后，要以国事为重，报效中华。”所以，当他老人家得知大哥陈煐及许多热血青年在石峪寺举起章丘第一面抗日救国的义旗时，竟彻夜不眠，连声说：“干得好，此义勇之举也！”并当即把家中用以防匪护院的一支手枪和一支长枪亲手交给大哥并嘱其“多杀倭寇，精忠报国。”
后来，大哥所在的“章丘人民抗日救国军”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六支队第二十一中队”。后又奉命调往邹平城，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营第三连。”奋战在邹平，长山、桓台、淄川、博山等广大地区。当时，八路军的枪支弹药奇缺。为了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家父多次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用八路军战斗中从日伪手中缴来的烟土到伪军中去换取枪支弹药，然后，连夜翻越高高的长白山把这些东西送到八路军部队里。由于山路陡峭夜黑如墨，荆棘丛生，往往每次回来都是破皮伤肉，衣衫条碎。此外，家父非常注意日伪的活动迹象，并及时把搜集到的情报送到山北去（当时我们山南称长白山以北八路军活动的邹平县为山北）。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家父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大哥，惦记着与大哥并肩战斗的所有的八路军战士，对行军路过家门以及驻扎在我村的八路军战士，他全都当做亲生儿子对待，做汤送饭，嘘寒问暖，唯恐战士们受了难为。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家父毫不保留地贡献出了家中的一切。
家父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日寇汉奸，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曾不止一次地派便衣特务溜进村子捉拿家父。幸亏群众基础好，每次都由于乡邻们通风报信而幸免于难。为了应付日益恶化的形势，我们索性把靠街的家门堵了，从东边的矮墙上开了个小后门。门很小很矮，只容一个人弯腰低头才能进去。稍有风吹草动，家人们便从这小后门悄悄溜出，然后顺北胡同出村，在庄稼棵里或是山沟里隐蔽起来。
敌人几次抓不到人，兽性大发，开始拿我们家的东西出气了：先是放火烧我们的房子，继而砸毁并掠走我家的东西。前后共掠去肥猪一头，绵羊四只，骡子一头，皮衣数件，衣物细软若干。被砸毁的家具难以计数。那时，我们全家人就这么苦熬着。
可怕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41年深秋的一天拂晓，日伪军突然闯进家门，把父亲绑架到村东的广场上，周围是高架的机枪和荷枪实弹的日伪匪兵。全村的群众也被轰赶到这里。一个日本军官狞笑着环视了一下群众，杀气腾腾地讲话了：“……今后谁如果再给八路办事，死了死了的……！”说完，唆使凶狠的狼狗向父亲扑去，随着一声惨叫，家父倒在了血泊中。人群中立即发出一阵惊惧的尖叫声。折腾了一阵之后。家父又被绑架到相公庄。在那里，受刑之残，不言而喻。
家父被绑走之后，家里象发丧起了灵似的，一片恸哭和混乱。为了营救家父，家人族人全体出动。四处奔走，本村及邻村的伪保长、社会名流全托了人情，但均无效果。最后还是以巨资托了凤林庄一个姓孙的伪军头目，才“具保释放”了事。这个孙××是我们村上齐家的门婿，和我家有点沾亲带故，而且从中又得了些钱财，所以做成这桩人情，救下家父一命。事情过后，我家倾其所蓄，又卖了二亩多地这才还清债务。而家父被狼狗撕咬的伤口足足调养了半年多，才得痊愈。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家父非但没有被日本人的狼狗所吓倒，反而更坚定了与敌斗争到底的决心。卧床调养期间，他工整地写了两张条幅挂在床头的墙壁上：“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以此自勉。不久，又毅然将四弟陈琪送往八路军部队。
值得庆幸的是，家父亲眼看到了全国的解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传来时，他老人家老泪纵横，竟泣不成声了：“吾愿已足，死亦瞑目矣！”
今天，家父作古已经三十六个春秋了。我每每忆及家父坎坷的一生，便觉惊心动魄，故作此回忆，一则聊寄无限眷恋之情，二则激励当今青年继承先烈遗志，努力做贡献。
陈明烈：男，现年68周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国防大学副政委陈煐的胞弟。
普集镇政协供稿
难忘的“九月十三”
陈明烈口述 崔昌俊整理
1939年的农历九月十三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忙碌了一个早晨的庄稼人刚刚端起饭碗，远处便响起了枪声。顿时街上大乱。那年我刚刚十六岁。母亲将几个煎饼往我怀里一塞，焦急地说：“快上北山，鬼子进村了！”见我迟疑的样子，母亲火了：“还愣着干什么？不要管我们，我和你爹钻地洞。”我心一横，扭头朝门外跑去。
这时街上乱成一锅粥，拥挤的人群象爆发的山洪朝着长白山方向汹涌而去。跑在前边的是翟毓蔚驻守在我村（三山峪村）的骑兵营和三青团。人流过了石峪寺，便分散到各条山沟里隐蔽起来（在那些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里，村民们为了活命，在山沟的僻静处利用地形地物造起许多石洞，每有风吹草动，便钻进去藏身）。而我却身不由己地随着翟毓蔚的散兵一直往北山跑去。当时我只是朦胧意识到：应该尽快翻过长白山，到邹平县去。因为那里有八路军，有我的大哥陈煐。
在庵子峪上边光秃的山岭上，我遇到了翟毓蔚的胞兄翟毓辉。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腰间缠着绷带，由十多个士兵拉拉拽拽地簇拥着往山上移动。押后阵的是我村的崔西岭，他手里的匣子枪张着机头，没好气地冲我嚷着：“跟着队伍乱跑什么？你小子活腻了！”我装着没听见，继续往山顶爬去。中午时分，我们这伙人爬上了摩诃顶。这时，翟毓蔚驻扎在山前其他村庄里的部队也分别从其他几条岭上爬上了长白山顶，陆续集结在摩诃顶到马栏豁口之间一里左右的地段上。这摩诃顶是长白山的制高点，后边的马栏豁口是翟毓蔚的大本营——司令部驻地。狡兔三窟，翟毓蔚还在西边的石龙庵设了临时行营。按照以往的经验，鬼子每次扫荡，多在村内及村子周围烧杀抢掠，从不敢贸然涉足深山峡谷的。所以，一回到大本营，上至翟毓蔚，下至士兵马弁，都象进了保险柜似的，一颗颗惊恐的心立刻松弛了许多。但是，这次情况不同了，四面的枪声分明愈响愈烈，就连一直很宁静的北边远处的张家山至邹平城一带也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突然，东南面的岩石后边射来一串串密集的子弹，立即有几个士兵应声倒下。其余的人马上散开，慌乱地开枪还击着。不远处，大队鬼子正从“三宝塔子”后边迂回上来，形成包抄之势，向摩诃顶扑来。这时翟的残部早已成惊弓之鸟，无心恋战，胡乱放了一阵排子枪之后，便仓惶向后山逃命了。大部分人马是从马栏豁口顺后边的山沟下去然后朝陈家庄方向逃走的，而我所在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是沿着摩诃顶后边的陡坡往下滑的。
当我们抓着乱草荆杈好不容易滑到一块叫做“后台子”的地方时，右下方相邻的一个山头上突然响起“咕咕咕……”的机关枪声。眨眼间，又有十几个人滚下山崖去。人群顿时大乱，各自寻找着生路，然而所有挣扎都是徒劳的，左右维谷，谷深万丈；后有追兵，子弹围着屁股转，只有前边一条路——尽管希望渺茫，人们还是蜂拥着朝前奔去。前边脚下，是十余丈高的悬崖。这时，鬼子的火力集中而至，密集的子弹雨点般射来，织成了一张火力的天罗地网。跑在前边的纷纷中弹倒地，滚下崖去。刹那间，崖上崖下已血流如注，尸横遍地，一块逃过来的四百余人所剩无几了。正当我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时，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斜穿我的前额，顿觉天眩地转，以后更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才慢慢苏醒过来。侧耳细听，枪声已经停止。只是邹平城方向隐隐传来阵阵枪炮声。我强忍着头部的剧痛刚想坐起来，石崖下边突然传来几个鬼子的奸笑声。不好，鬼子在打扫战场。我赶紧拉过身边的两具尸体，将头和上半个身子钻在尸体下边。果然不出我所料，鬼子爬上崖来，挨着个儿用刺刀挑着每具尸体，发现有一丝气息者，便捅上几刺刀。我赶紧屏住呼吸，又是一阵昏迷。
当我再次醒来时，已是月移中天，满地惨白。起风了，秋夜的山风吹着残枝枯草发出凄厉的呼啸，远近处，不时传来狼的嗥声和猫头鹰的惨叫，令人毛骨悚然。我忽然意识到应当回家了，于是挣扎着从尸体下爬出来，沿着来路慢慢朝摩诃顶爬去。途中，遇到一个也是从死神那里走了一遭又回来的翟部伤兵，我们便结伴而行，相互挽扶着朝村庄摸去。回到家里，已是拂晓时分。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大哥陈煐奉命回章丘执行任务。刚走到大院村西头，就和一个日本兵狭路相逢了。慌乱中，鬼子兵拔出腰刀便刺，同时咿哩哇啦地喊起来。我哥闪身躲过，趁势飞起一脚，将鬼子踢下堰去。然后顺着曲曲弯弯的山间小道，飞也似的跑了。等大队鬼子追出大院村时，他早已不见踪影了。
大哥回到家中，见我伤势严重，星夜返回部队，将我安排到八路军医院里治疗。当时医院驻邹平县的小马峪村。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我的枪伤才彻底痊愈。正是在小马峪治疗期间，我从八路军首长及我大哥的口里知道了日本鬼子这次扫荡的来龙去脉：九月十三这天，日本鬼子共出动了八千兵力，分别从周村、长山、邹平、齐东、章丘（城）、枣元、明水、普集等地出发，准备全歼翟毓蔚部于长白山地带。只是由于我八路军在邹平南部地区的阻击，日寇的包围圈才没有合拢。翟蔚毓从马栏豁口后沟败退的大部分人马正是从这个缺口逃出活命的。粗略统计，此次扫荡，翟毓蔚共死伤士兵一千余人，他的胞兄——翟毓辉团长也在此次日本兵的偷袭下阵亡。
听我哥说：八路军负责伏击日寇任务的是一个营的兵力。营长张永忠。邹平县陈家庄人。
普集镇政协供稿
我的叔父韩式元
韩成师
我的四叔韩式元，生于1912年。1932年春，被韩复榘以电刑处死，年21岁。当时，我方在幼龄，尚不记事。四叔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是从父辈们口中听来的。
我祖籍是旧章丘城（今绣惠镇）东北隅前新街，世代书香。父亲兄弟四人，都是教学出身，其中我的四叔韩式元，品学兼优，思想进步。18岁考入济南省立一中，校长是著名话剧家赵太侔。该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5年，中国共产党就在此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师生进行爱国反帝斗争。革命前辈邓恩铭、陶钝、李澄之、余修以及文学家王统照等都是该校的学生，并在这里积极开展过革命斗争。
1930年，校长换成孙维岳，革命思潮更加活跃。四叔就是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任一中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组织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界爱国人士为促蒋抗日，集会游行，演讲呐喊。平津大中学生结队南下，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同年十二月，省立一中学生与济南市大、中学生一起，也参加了这一请愿活动，并进行了“卧轨”斗争。四叔是南下请愿团负责人之一。1932年4月，各校学生要求放春假，韩复榘为了“剿共”破获共产党设在各校的地下组织，坚决不准，学生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罢课斗争。四叔因积劳成疾，奉命回家疗养。不几天，章丘县长冯云河和县党部书记张伯融，派军警（实际上是韩复榘的捕共队）包围了我宅，以“共党分子”之名，将四叔绑了起来。四叔大声抗议，军警头子则说这是冯县长奉韩主席之命而行事，叫四叔乖乖到济南再说。
当四叔被押到省立一中时，教师陶钝、陈宗虞等已被捕。特务们将从四叔宿舍里搜出的一党员证，通过特制洗液冲洗，上面清晰地显出四叔的年令、身份、性别、籍贯和入党年月日。四叔一看。知道后果的严重，于是镇静了下来，他毅然决然以公开的共产党员的姿态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尽管敌人威逼利诱、耍尽伎俩、毒刑用尽，而他始终傲岸巍立，仰首怒目，钢牙碎咬，铁口紧闭，一副凛凛铮铮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使敌人望之生威，终于黔驴技穷，最后把四叔送上电刑。党为了纪念四叔，追认他为无产阶级革命烈士。
四叔牺牲迄今已六十个寒暑了，他不朽的名子将永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他那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将世世鼓舞着我们向美好的未来而奋勇攀登，他那光辉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代代在他的后人身上得到延续。
韩成师：绣惠镇前新街人，年67岁，中学教师，现已退休。
八十年之回顾
干桂清 口述 翟兆义 整理
我叫于桂清，今年82岁，是章丘县绣惠镇华家村人。1911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对万恶的旧社会深恶痛绝。自抗战初期我就接受了党的抗日救国教育，积极宣传、团结群众投入抗战，被组织上视为思想进步、工作活跃的积极分子。从那时起，我就坚定了永远跟共产党赵革命道路的信念，并以实际行动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去。
记得1945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从外面摸进几个人来。当时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的，来的又突然，一时有些心慌。他们其中一个忙对我说：“你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要去赵家庄，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我得知他们的来意后，说赵家庄在张鸣九祸章丘的时候就没了。这时他们又说：“我们在南河庄留住三个人，是你庄的，他们请你去认领。”原来，华家庄三个去三盘赶集的汉子，路过南河被驻扎在村里的八路军误为国民党特工人员，扣了起来。我立刻前去，证实了他们的身份，将他们领了回来。从那时起，我就为党组织和八路军做地下联络工作，名为情报交通员。在党的引导培养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5月，经聂家都指导员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值敌我武装力量来回拉锯。到了秋天，我们一区的王百元区长遭敌逮捕，被活活铲死在芽庄湖。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杨永兰和一个姓张的同志，一区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损失，我也因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之前，县里在苑李庄召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各区都要立足当地，坚持工作，并安排了一些具体任务。
为了与县里尽快取得联系，我装扮成一个要饭花子，出了章丘城往北奔。先是到了辛寨结果没下落，旋去邹平大埝，巧遇一名坚持就地工作的党员，姓名现在已记不清了。他说：“你们县里的人，昨天刚从这里上了北，具体在哪里搞不清。”夜里在大埝住下，清晨三点钟我又起早回了辛寨，找了三天，仍无消息。这三天我是凭着一位老大娘端给的两碗粥过来的。第四天上我从辛寨又奔小清河，在河岸上见到了党员王世标。我向他介绍了几天来组织的情况，他要我先留在他那里工作，我执意不肯。他也不再勉强，护送我到了北大寨，第二天过了黄河。当时正遇上飞机轰炸，算我命大没被射中。这天是农历七月七，下了一天一夜的大暴雨。
在第七天上，终于打听到赵一川县长住在魏家桥。我找到了他，此时有如战乱离散中的孩子见到了母亲。见到组织，既是高兴又是激动，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赵县长热情地对我作了抚慰，并听了我的汇报。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向我安排了一些工作。并指示我要执行苑李会议精神，回去后抓紧开展工作。临行前给了我部分活动经费。
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组织上一直安排我以家庭妇女的身份作掩护，侦察联络，搜集情报。在国民党驻扎章丘城的时候，他们挖地道，筑工事。我就多次进去，将地道的方位画下来，交给组织，因而能够取得作战主动权。1947年的秋天，一区武工队从箭刘村转移，翻过女郎山去大高（实际去大高是佯，去城里是真）。当行至山头时，王区长突然派我去城里打探情况，我接受了任务，领着十四岁的儿子，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下山进城。刚到北门警卫连一个站岗的同志认出了我：“你们娘俩上哪里去？”我说进城有任务。他说挺危险，小心别碰上“红脖子”哟！我答请放心，就是俺娘俩叫敌人杀了，也是为革命，为祖国而死。
进了城，我在隅头上买了二斤桃，走亲戚的样子装得更象了。我领着儿子径直往南走，当走到东仓巷口，突然发现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正由南门往里走。原来是张金龙的部队开来了，我推了一下儿子，悄声说：“快上西跑，出西门上山报信！”儿子进了隅头西街，撒腿就跑。当与敌人接近，摸清人数后，我趁机躲进了西仓巷，翻街越巷出西门，上山详细地汇报了情况，王区长据情下达了战斗命令。张金龙刚刚进城，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不少的敌人，硬是把敌人赶出了章丘城，我们没有伤着人，取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后来才知道，城南玉带沟、焦家坟一带埋伏了不少的敌人，因不了解城里的情况，没敢妄动。
1947年腊月，我随县委撤防到黄河以北，在家属队里工作。一个傍晚，一区财粮助理王广义（已牺牲）的妻子临产，我准备给她接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去济南。
原来，我村罪大恶极的伪镇长胡锡干畏罪潜逃，去了济南，组织上先期派人侦察到他的住处，恐不准确，派我去核实。我曲道博兴，来回步行三天。先是我找到荐家村在我村教书的尹丽华老师（地址已记不清）。他们住个四合院，尹老师住北屋，胡锡干住东屋。当时胡不在家，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县里根据掌握的情况，很快将其抓获，押回章丘城依法进行了镇压。
想来做地下交通员那些年，冒了生命危险搞情报，掩护革命同志，挨打受饿，异常艰险，实在不易。那时，死是很容易的，早晨脑袋在膀子上扛着，中午就可能搬家。有一年的六月三伏天，敌人来抓我，我仗着本村地理熟，连翻了几堵墙躲到一家茅房的后滴水道里。外面人喊狗叫，我在里面一动不敢动。天要命的热，褂子湿了几个透，拧了几回水，藏了整一天，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找了一天的娘。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冬季。天下着鹅毛大雪，武工队的二个同志住在我家，可能是被敌人觉察到了，当我刚送走自己的同志，外面传来了敲门声。我赶忙用笤帚把雪地上的脚印扫平。没被敌人发现可疑之迹。我就这样地应付了过去……
1948年10月，华家乡成立，我任乡指导员。尔后又担任高级社副社长、万辛乡支委、城关镇支委，华家大队支部书记，直到1983年才从岗位上退下来。时年七十三岁。
在任职期间，先后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初级社、高级社的大生产运动；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作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当时国内战争刚结束，和平幸福的新生活刚开始，部分青年不愿再继续出国打仗，“动参”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打铁先得自身硬，我首先将独子送出去参加了志愿军。在我和儿子的带动下，全村出现了参军热，华家村一次出去了一个班。由于个别同志工作不得力，南河村的“动参”工作很被动。我亲自去蹲点，靠上做工作，宣传政策，讲道理。我说美国鬼子打到了咱们的大门口，咱们都说保家卫国，可光喊口号不行！美国鬼子是喊不走的！必须拿出行动来，参加志愿军，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由于道理讲透，工作到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送走好几个有志青年入朝作战。
无论是在白色恐怖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我一直恪守着这样一个信念：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为党为国为人民甘愿干一辈子。现在我已82岁高龄，子孙满堂，个个争气。儿子和大孙子都是共产党员。大孙子前几年参加了对越防御作战。想来我这个家庭是一直沿着老一辈人开辟的革命道路前进的。
绣惠镇政协供稿
我在黉山区①的革命斗争
王永怡
黉山区即今天的相公镇，它是我当年与战友们浴血战斗过的地方。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八路军千军万马由北横渡黄河，进入章丘，以摧枯拉朽之势扫除盘锯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伪顽匪特。明火执仗的敌人虽已遁去，但潜伏下来的各种残敌以及社会上的地主、恶霸、坏分子等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造谣蛊众，暗杀我党政干部和革命群众，阶级斗争异常激烈。
为了剿匪除霸，保护人民群众，中共章丘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县公安局长尚克东同志率武工队来黉山区配合当地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和王教岭同志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斗争。
当时，王教岭任区武装委员，我任区委文书。王教岭是相公庄人，自幼苦大仇深，他在区委的领导下，回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救会，向地主、恶霸及各类坏分子进行诉苦讲理斗争。他第一个面对面的揭露阶级敌人横征暴敛、高利盘剥、抓兵拉夫、欺侮妇女的种种罪恶，血泪的控诉，激起千百年来受苦民众的无比愤恨，踊跃登台倾吐心中的苦水，讲到悲痛处，台上台下一片哭泣声。群众纷纷要求政府严惩恶霸地主，彻底清算地们的罪行。相公庄三十多个地主、恶霸分子受到批斗。
通过说理斗争，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积极行动起来，使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区委、区政府认真总结了王教岭等同志的工作经验，并及时加以推广，于是一场反奸除霸、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全区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革命形势的高涨，使敌人惊恐万状，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于是勾结驻明水的敌人不断窜犯相公庄一带，进行绑架、暗杀。副区长牛嗣玉被特务杀害于黉山前村的麦田里；袁庄农救会长袁善芝和他的妻子同时被害，类似事件不断发生。我区委为保护群众，震慑敌人，选择了一批民愤大、罪恶昭著的典型分子，进行了公开镇压·这一针锋相对、睚眦必报的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阶级敌人开始分化，许多犯罪分子，开始向我党投案自首，并检举同伙。我们当然慎重处之，严防敌人的各种阴谋。
1946年6月25日，国民党置全国人民的愿望于不顾，一手撕毁停战协定，悍然挑起全面内战，疯狂地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又将全国人民推向战争的火海。战犯王耀武出动他的七十三军、九十六军（系杂牌部队），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我章丘的埠村、明水、章丘城（今绣惠镇）等地虎狼般地捕来，所到之处，屠杀、奸淫、掠夺无所不为，较汉奸、土顽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那些中产阶级分子见此也不得不喊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七月一日，九十六军之一部从明水进驻相公庄。那些避居济南的地主恶霸、敌特伪顽，组成了以刘锡五为首的三百多人的“还乡团”，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尾之而来。他们以百倍的仇恨和疯狂，向翻身农民反攻倒算。先后逮捕杀害了相公庄农救会长张天斗、河庄农救会长庚寅子，辛庄农救会长陈福田，十九郎庄农救会长孟祥五、村长张兴顺等。捆绑了难以数计的各村自卫队员和与敌斗争的积极分子，对他们施以毒刑、残酷迫害，其状惨不忍睹。
面对敌人的疯狂倒算、残酷杀戮，我区军民在区委负责人刘仁轩和县公安局长尚克东的领导下，避敌之锐，击敌之弱，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与之周旋。农历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干净利落地消灭了驻牛推官庄的一个敌乡队十余人，缴获了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补充了自己。人民群众说：“八路又回来了，共产党就在我们身边”。接着我们武工队人员化妆成“国军谍报队”闯进博平村，枪毙了一个血债累累的伪乡长；夜袭梭庄，打死了土顽团长李法传的哥哥（此人是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夜去李家亭村，将伪保长李厥华和伪县大队的一名特工人员刘相荣，一块送上了“西天”。我们这一连串的行动，狠刹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使黉山区的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1947年2月，莱芜大捷后，我主力部队挥师北进，连克章丘、历城、淄川、博山等十三座县城，黉山区人民又回到共产党的怀抱，见到了青天和太阳。三月初，县委下达文件，要“立即开展新收复区的反蒋复仇与土地改革运动，统一步骤，坚决逮捕和严惩一切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组织审判。”
黉山区委根据县委会议精神，以乡为单位举办了贫雇农学习班，学习土改政策和划分地、富成份的具体条件。其中王教岭负责的学习班成绩最好，他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公无私，身先士卒，不为金钱所动，不被美人所诱，带领贫雇农对相公庄三十户地主进行了坚决地斗争，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称赞他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群众的好引路人，嗣后，被评为县英雄模范。
七月初，县委召开部分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县委书记苏展作了坚持对敌斗争的动员报告，一方面总结了土改复查工作，一方面部署了今后任务。他指出：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要针锋相对，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做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壁清野，就地斗争，决一死战。”
十三日，黉山区委在顶庄召开于部、战士会议，贯彻落实县委会议精神。大家摩拳擦掌，纷纷表示决心：“不怕流血牺牲，誓与敌人决一死战”。十八日，国军整编十二师，联合邹平伪县大队，围剿长白山，妄图一举绞杀我长白山一带的革命势力。由于敌强我弱，我们被迫突围到长白山区分散活动。疯狂至极的敌人采取“拉网”、“过筛子”的办法，我一部分干部、战士，不幸落入敌手，王教岭同志便是其中之一，敌人对他威逼利诱，想使其自首，坚贞不屈的王教岭识破敌人的诡计，大声骂道：“你们想从我口里得到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那是白日做梦！你们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少日子，到头来你们要接受人民的审判！”敌人对他毒刑用尽，最后用石块把他的头砸破，伤口上撒上石灰，钢打铁铸的共产党员王教岭咬紧牙关，誓不投降。敌人于七月二十日，将王教岭同志枪杀在相公庄大集上。同时被害的还有区干部王永礼，相公庄农救会长王教信，妇女千部张传芬等人。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扼腕发指。王永礼伤重不能行走，敌人把他抬到人山人海的相公庄集市之上，让凶手王教七用切牛肉的利刀砍下他的头挂在戏台之上；张传芬怀孕，在狱中枪杀后，破腹挖胎暴尸街头。敌人以此来镇玉革命群众。
“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历尽艰险，日夜与敌周旋在腥风血雨之中，同志们怀着誓为惨遭杀害的同志报仇雪恨，真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我们寻找机会，杀敌除奸。相公庄坏分子王新盛，牛推官庄反动地主牛其贵之母，郝庄的特务韩兆训，巡检村的伪保长某某等，先后被我们杀掉，为广大人民出了口气。
忆往昔峥嵘岁月如烟，
看今朝秀丽河山似锦。
当王教岭等烈士殉难三十五周年之际，于沉痛中忆撰此文，算作对战友的哀思和纪念吧！
潘明浩 刘永刚整理
相公庄镇政协供稿
忆家兄辛葭舟
辛月真
作者近影
辛葭舟——我唯一的兄长，作古迄今屈指已过二十六个年头了，但在我思绪绵绵的时间长河里，好象波滚浪翻的一瞬。哥哥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辨犹在目前，举止容与依稀可见若在身边。如烟往事俱忘却，唯有兄长萦脑际。
青少年时代
我叫辛月真，今年八十有三，祖籍章丘辛家寨村。父亲辛铸九，宦海浮沉、坎坷一生；母亲郝德卿，柔嘉端淑，尊姑敬嫜，心地善良，是位贤妻良母。她一生共怀十三胎，其中十一人幼稚天折，活下来成人的就是葭舟哥哥和我。父母是如何疼爱我们？由此可想而知。
哥哥生于1899年，长我十一岁。在我襁褓期间，哥哥十分爱护我。每天从书坊（私塾）回来，总是先抱我一会儿。我如果哭了，他就千方百计地哄我，扮鬼脸逗我，这是我从母亲口里知道的。
我四岁那年，哥哥结婚了。嫂子名叫赵慧真，是章丘旧军镇人。自幼除习女红针凿外，还读过女塾，颇通文墨。她既温文尔雅，又有闺阁风范，据当时族长们对她的评价是知书明理，“四德”皆备；邻居街坊们的看法是“芙蓉花面，乌云鬓鬟，三寸小脚，实在好看。”这些品评虽有夸大，但事实上，嫂子的确是德容俱佳，忠厚淑懿，是哥哥的贤内助。
第二年，嫂子头胎生了个粉笃笃的女娃，给全家添了喜庆，更给我的幼龄生活增加了无限乐趣。不久，父亲为了一家人在一起好照顾，便把哥哥一家连同我和母亲接去青州，（即青州市），那时父亲在省立四师任校长并给十中兼课。二十岁的嫂子，十六岁的哥哥，五岁的我，未满周岁的姪女，加上双亲六口之家的衣食住行，全靠父亲的微薄薪水来维持。
青州是个古老的城市，是我国最早的九州之一。这里有李清照故居、有明朝的衡王府，还有清代的八旗兵营等古迹，可惜那时我年纪小，不懂这些历史故事。
几年后，我们从青州又迁居济南。哥哥在省立一中读书，他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优等的。毕业后，根据他的志愿考取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举世瞩目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哥哥自始至终参加了集会、游行、罢课斗争。据他回家时告诉我们：1919年5月初，北大同学去朝大讲演宣传，说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公开拒绝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的“要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的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的正义要求。可耻的军阀政府竟不惜出卖民族、出卖祖国利益而隹备在和约。上签字。大家听了义愤填膺，当即高呼：反对和约签字！坚决取消日本亡我的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滚出去！我们山东籍的同学表现的特别积极。5月4日，我们朝大同学按时列队开到天安门广场，此时，不少学校的同学已到达，约有数千人。各队高擎标语牌，队列整齐，气氛庄严肃穆。代表们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严惩大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口号声、怒吼声犹如山崩海啸，震彻北京城。随之游行、示威，包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真是人心大快。斗争至6月上旬，学生终于胜利了，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同学，撤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了在和约上的签字。
哥哥在向我们介绍他所亲历的“五四”经过时，脸上挂着微笑，眼里迸射出胜利者的光辉。从此，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就是对革命的向往。
约在1920年，哥哥回家度春节。他发现嫂子床头、帷间放着女儿经、烈女传、《西厢记》和《红楼梦》之类的书，便深情地对嫂子说，《西厢记》和《红楼梦》这些表面看来好象是才子佳人的书，倒是值得一读，但不要被书中那些郎才女貌、卿卿我我的男女痴恋所萦绕，要从张生、莺莺反抗崔老夫人；宝玉、黛玉反对“金玉良缘”方面去认识问题，因为崔老夫人和“金玉良缘”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在桎梏男女婚姻方面的代表，只有摧垮它们，才有自由。嫂子听着哥哥满口的新名词，频频点头。哥哥顺手拿起一本线装的烈女传神情严肃地问嫂子，你还想做“烈女”呀！难道你还没吃够这些封建玩意带给广大女同胞的痛苦？这一问把嫂子闹了个粉脸变红。哥哥忙带歉意地解释道：“你不要误会，我是说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简直把妇女害苦了。就拿你来说，好端端的一条身材，竟把两只走路的天足裹成这样，前走走后倒倒行路做活多难呢！嫂子如释重负地看着自己的两只小脚说，它是“木已成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哥哥忙说不，可以把它放开嘛？于是又把妇女放脚、剪发的道理、意义讲了一遍，并指出这也是一场革命，是千百万妇女要求翻身解放、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起来革封建势力的命。嫂子听了，一时无语。
第二天，哥哥找到我，象往常一样说了些小孩话，既而，态度认真地对我说：“小妹，你现在已经读小学了，应该懂好多道理了吧！现在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就是动员你嫂子放足，行吗？”当时我天真并且满有把握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当天我就钻到嫂子屋里，开门见山地和她啦了起来。嫂子嗔而不怒的说：“你这丫头，和你哥联合起来向我进攻了”。我惊诧地问她，“这事哥对你说过了”？嫂子抚弄着我的齐耳短发：“岂止说过，看来还是非办不可呢。”就这样，嫂子放足了。
嫂子放足后，许多亲友、邻居的女孩子也先后模仿起来，特别是我们家以及和我们家关系较近的女孩子，自嫂子开始，再没有缠脚的，这与哥哥的提倡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国民党政府工作时期
1922年，哥哥朝阳大学毕业负笈归来，虽然品学兼优，但职业需要自谋，经人介绍到市政府工作。
不久父亲到峄县任县长，我同哥嫂在济南安乐街一块生活。这时我已入女师学习，每天晚上，哥哥下班、我放学回家，经常评时论政，从国内到国外。我们的话题大多是关于各地发生的工人罢工斗争，如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胶济铁路大罢工、“五、二九”青岛惨案、同年上海的“五卅”惨案等。哥哥认为这些工人运动都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他不只一次地说，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国民党如此腐败，迟早要垮台的。1925年张宗昌主鲁以后，哥哥亲眼目击、亲身经历了张宗昌政府的淫糜腐烂。他对张的评价是土匪司令、奉系走狗、山东的混世魔王。他一次花酒舞会，就花掉一个营的半年军饷，一个太太的身价，就能武装一个连。
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后，哥哥对国民党政府不抱任何幻想了，他对我和嫂子说，不是父母和家室之累，在这样的政府里工作，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的。
这年农历七月，老家章丘发生了张鸣九匪患。故乡亲友纷纷来济避难，当时家里住满了人，哥哥热情地接待安置，从没厌烦。继后，章丘十大区的区长和许多乡绅来求父亲出面吁请政府出兵剿匪，父亲慨然应允并说事关桑梓责无旁贷。哥哥对乡老们说，如今是兵匪一家，张鸣九的后台老板说不定就是省府大员，若求他们出兵剿匪，还不等于开门揖盗么？事情又被哥哥言中，军阀孙殿英虽收伏了张鸣九，他却耍了个回马枪，洗劫了旧军镇，烧杀淫掠更胜张鸣九一筹。
1930年，哥哥去江苏淮安任淮安关分关主任，一年之后，旋回济南，在济南平市官钱局任职。这期间，正是韩复榘坐镇山东，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官风吏治更趋腐败，哥哥身历其境，对此忧心忡忡，愤闷不乐，但又无可奈何。
1934年，他从济南调潍县，职务是官钱局局长。抗战开始，母亲与树英等到潍县哥哥处避难，他们亲眼看到哥哥命工作人员将官钱局的现金点清封好，不知作何打算。1937年春，哥哥调滕县任官钱局长，不久，由江苏北上的新四军和由河北南下的八路军会师滕县。是年年底，日寇横渡黄河，韩复榘拥兵自重，不战而逃，使日军长驱直入，济南沦陷，山东告急。广大同胞备遭蹂躏之苦，而拯民于水火，救亡于沙场，挫敌于不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力量。正是这种看法和信念，才使哥哥毅然下定决心，投靠共产党。
毁家纾难献身革命
有些同志问，是什么原因促使哥哥背叛原属阶级、放弃优裕生活而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的呢？细心的读者会从前文叙述中得到答案的。
哥哥在北京读大学时，曾受过“五四”革命运动的洗礼，这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毕业后，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又使他亲见亲历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而共产党则浴血抗敌。事实使他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以身许之。
哥哥携眷到滕县后，很快就和省委领导机关有了联系，因为在这之前，省委统战部的赵笃生（哥哥幼子辛树英的历史老师）同志和哥哥曾有过交往，一切谈之较详。1938年春，哥哥一家住在滕县的长城村，通过赵笃生的介绍，先后有省统战部部长郭子化、省战工会主任黎玉、省委书记郭洪涛等主要领导同志都与哥哥谈过话。刘居英、郭维城、李伯秋、谷牧和哥哥也多有来往。当时，解放区的军民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鉴于此，哥哥遂把他从潍县官钱局带去的那部分银圆，全部献给了党组织。负责同志非常感激，说哥哥“是真正的‘山东及时雨’！”据说这项巨款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哥哥决心率全家参加革命了，方考虑到母亲年迈，妻子体弱，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他们不适应瞬息万变生死一间的战争环境。只好分两批将老弱家属送回济南（此时父亲辛铸九任济南商会会长），首先，哥哥让长子辛树声将我母亲和哥哥的长女辛树春送回济南（树声化名赵辛，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济南地下工委书记）。接着又把嫂子等迁来。他带着次子辛曙明、二女儿辛锐和小女儿辛颖（她俩即是荧屏上出现的大辛、小辛），他们三人都是身强力壮、精明强干。父亲对哥哥这一连串的疏亲散眷的举动，心里明白不便启齿。还是哥哥主动地向父亲交了底，父亲显得平静而自然，因为这事早已在他预料之中。他说哥哥已入不惑之年，比较成熟了，自己看准的道路，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哥哥对全家人说，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打回济南，胜利就在明朝，光明就在前面。
哥哥临行前，父亲站在他面前，象朗诵诗歌似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显然，父亲既是自喻，也是在教诲我们。他又说：“君子有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母亲抚着哥哥的头说：“我把你和孙儿孙女，全交给神了，神会保佑你们的（母亲是耶稣信徒）。
哥哥这一走，一别十八个春秋，直到1948年济南解放才重聚。
巍巍蒙山，埋下多少忠骨？滚滚沂河，流去多少英雄血泪？八年抗日，三年自卫战争，哥哥同他的一子、二女，一直战斗在沂蒙山区。这期间他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财委会委员，山东纵队贸易局局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兼山东贸易局局长，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商业指导专员，山东省政府委员，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支前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华东局驻东北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际处处长等职。
次子辛树明，勇猛刚强，做事果断，工作能独挡一面。1941年，在一次夜行军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敌包围。在短兵相接、白刃搏斗中壮烈牺牲，这年他才十九岁。二女儿辛锐（原名淑菏），自幼颖敏，尤爱丹青。曾从师名画家黄固源。她十几岁时，就在父母的支持下，举办个人画展，一时誉满省城。她参加革命后的当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分配在中共山东分局任秘书。1939年夏，日寇扫荡，她舍死忘生地把一个身患伤寒不能行路名叫冠西的男同志，背在身上，冒着炮火转移。嗣后，她身染伤寒，几乎断送了生命。1941年，她任部队姊妹剧团团长，她既是编导又是演员。1942年冬天，日寇又向沂蒙山根据地进行所谓铁臂合围的大扫荡。在大青山突围战斗中，她负了重伤，同志们抬着她突围，当日寇逼近，她怕连累大家，滚下担架，让同志们应战夺路逃生。就在这时，雨点般的子弹射来，同志们倒在血泊里，丈夫陈明在弹尽之后自毙。她紧咬牙关，忍着悲伤和剧痛，端坐山头，手里勾着手榴弹引线，待鬼子冲到身边时，一声巨响，与敌同归于尽。她年仅二十三岁，不愧是哥哥的好女儿。“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年之中，哥哥连伤一儿、一女、一婿，心情的悲痛、精神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省委的领导、身边的战友，不断对他安慰、劝导，怕他承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无情重创。坚强的哥哥不但没有悲伤消沉，而且更加顽强地工作战斗，他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他说不把日寇驱除国门，不把一切反动派消灭，中国人民就没有太平日子过。省委对哥哥这种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进行了嘉奖，黾勉他是“一门双英烈，意志坚如钢”。
自1938年哥哥率子女参加革命后，国民党、日特、汉奸不断找父亲和家里人的麻烦，动辄给以罪名。先是国民党造谣说辛铸九曾勾结过日本人，无辜扣押两天。日本统治济南时，马良出任山东维持会会长，企图拉父亲当山东省主席或维持会会长，父亲拒绝后，敌人以辛葭舟系“共匪”要员的罪名，将父亲逮捕押进宪兵队，敌人对他用金钱地位饵诱不成，便将其两拇指绑了吊起来拷打，父亲坚贞不屈凛然处之。后经人出面斡旋，始花钱赎出。为保安全，友人吴绍九等对父亲多方开导耐心劝说，父亲才勉强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长一职。
父亲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为解放区因公来济的人员，提供了不少方便，如安排住宿（宿舍一般是仓库，这地方安全，不查户口）。有时，还亲自为其代购物品，如西药、注射器及绷带等。这样既支援了解放区，也成了各地下工作人员的联络点，了解敌情，传递消息。约在1943年，父亲接到哥哥托人捎来的一封信，内容除了“问候、勿念、祝颂”以外，主要是劝父亲对老家章丘的房产、土地，一律免租，让“老户”或他人无尝使用和耕种。然而父亲对此几年前就作了这样的安排，曾受到群众的欢迎。
1944年，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辛颖化妆来到我家（青龙后街91号），她是奉赵笃生同志之命来济要《中国法令大全》和济南市的电话编码簿子的。我通过父亲较容易地得到了这些东西。帮辛颖顺利完成了任务。在我们和哥哥分离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辛颖先后来济五次，有三次是住在我家。每次进城都是冒着极大危险的。其中有两次被特务盯哨紧尾其后，但她都能甩掉特务化险为夷，我叹服这丫头确实是机智、勇敢。她几次来济，主要任务就是让我父亲与吴化文的父亲多加联系，帮其认清形势，以民族为重，规劝儿子弃暗投明，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迫切需要一种安定生活。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因为它是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和共产党代表各一人组成，所以人们称其为“三人小组”。济南小组的成员当时我记得是共产党代表邝任农、国民党代表涂叙伍、美国代表雷克上校。
一天，有一老者给我送来一信，要我去仲公柳埠三人小组驻地与兄见面。我大喜欲狂，来不及作过多考虑，马上约了哥哥在济的幼子树英疾步前往。在一间民房里，我见到了朝思暮想日夜悬念的哥哥……他嘱咐我，千万不要让孩子参加“三青团”，那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我们住了三天，几年阔别，尽情倾吐。临来时，我带回一信，是共产党给霍守义的劝降书。回家后不久，我被拘留在趵突泉警察总署。他们拿不到真凭实据，只是漫无边际的胡审乱问：“你胞兄辛葭舟近来给你的指示信件，请交出来！”我知道他们是在敲诈，“我出嫁多年，与娘门没有来往，至于辛葭舟，他离家时，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连印象也几乎没有了。”他们又说，辛葭舟给我弄来许多“赤色书刊”，其中有中共要员《评中国之命运》①。我稍一沉思，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便干脆地回答：“不是《评中国之命运》，而是蒋委员长写的《中国之命运》，这还是学校发给我们教员的呢，不信我可以取来你们看。“辛葭舟共来过多少信？转运过什么东西”？我公开承认只是转信，其他一概不知。关押了几天，便让我回家了。
1947年，莱芜、孟良崮大捷后，我和父母亲友兴奋得手舞足蹈。高兴之余，悬念的阴影又袭上心头：哥哥、孩子，战争中……
欢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48年农历八月十四日，解放军进入济南城。我家住青龙后街，近水楼台，首先接触了劳苦功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泪纵横眼模糊，心潮逐浪迎亲
注：《评中国之命运》，作者是彼时中共领导人陈伯达。
人。浩浩荡荡的大军中，谁是哥哥？哪是颖儿？第二天，哥哥便找到了我，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嗣后，我领他到东郊十亩园见了父母。骨肉重聚，百感交集，互相问候，亲热异常，高兴万分。与此同时，赵辛和树春也见了面，来了个合家大团圆。
建国后，哥哥历任山东省纪念革命烈士建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财委会委员、山东省古籍管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复员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通局局长、山东省交通厅厅长。195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山东省主任委员。1959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哥哥带病外出视察回济，胃病复发，送进医院。经诊断需要动手术。彼时名医大都成了“反动技术权威”，被关进牛棚。哥哥上午开刀，下午吐血，再开刀，又拉血，反复几次折磨，数日后便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八岁。
作者辛月真，是已故辛葭舟先生之胞妹。年83岁，已离休。现住济南市通惠街58号。
回忆父亲陈凤清
陈明烈口述 宋清海 崔昌俊整理
家父陈凤清，字香亭，生于1877年，卒于1956年，享年79岁。父自幼好学，熟读经书。曾两度参加科举考试，皆因“文笔尖刻，涉嫌时弊”而名落孙山。此后，索性断了仕途之念，在村里做了一名私塾先生。常有感而狂吟，每每以淄川蒲柳仙而自比。
家父所处时代，正值国家多事之秋。目睹国民艰难竭蹶于水深火热之中，便怒火中烧。尤其看到列强铁蹄蹂躏中华之种种罪行，更是义愤填膺，常高吟岳飞《满江红》以抒壮志。久而久之，他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自然地潜移默化了他的学生及家人。他这种思想对我的大哥陈煐和他的许多学生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石峪寺揭竿而起是不无影响的。
家父对贫穷乡邻极富同情心。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从不收分文学费（当时学童每年都要向先生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或银钱做为老师的俸金）。这样一来，就使得我家本来就很拮据的日子更加穷困了。
解放前，在我们这样的穷山村里粗通文墨者为数极少，而象家父这般写算精明，且晓阴阳通周易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上门求写书信、选定红白吉日者不绝于庭。家父对来求者总是笑脸相迎，有求必应。尤其对个别素日有些间隙而羞于启齿者，则更热情接待，不计前嫌。
家父性刚烈，嫉恶如仇，对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深恶痛绝。记得有一年，伪保长陈××在收缴地亩税时，凭空加码而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家父为此事专门走访了二十多户穷乡邻。经过细致地调查研究之后，终于在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在十字路口的老槐树底下，拦住匆匆而过的陈××，当众把他贪污地亩税的丑恶嘴脸来了个大曝光。伪保长陈××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他一时语塞，张口结舌半天没有说上话来。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一双双眼睛里喷着愤怒的火焰。众目睽睽之下，陈××只得乖乖地答应把多收的钱粮退还给大家，从此，陈××再不敢乱收胡来了。不过我们两家却从此结下了冤仇，陈××每时每刻都在处心积虑地寻衅闹事。我们两家的冷战和摩擦足足持续了二十年。其间单是跑章邱城（今绣惠镇）打官司就达十余次之多。
“烈士墓年，壮心不已。”愈是晚年，父亲的爱国之心愈切。他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谆谆教导我们：“尔等长大之后，要以国事为重，报效中华。”所以，当他老人家得知大哥陈煐及许多热血青年在石峪寺举起章丘第一面抗日救国的义旗时，竟彻夜不眠，连声说：“干得好，此义勇之举也！”并当即把家中用以防匪护院的一支手枪和一支长枪亲手交给大哥并嘱其“多杀倭寇，精忠报国。”
后来，大哥所在的“章丘人民抗日救国军”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六支队第二十一中队”。后又奉命调往邹平城，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营第三连。”奋战在邹平，长山、桓台、淄川、博山等广大地区。当时，八路军的枪支弹药奇缺。为了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家父多次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用八路军战斗中从日伪手中缴来的烟土到伪军中去换取枪支弹药，然后，连夜翻越高高的长白山把这些东西送到八路军部队里。由于山路陡峭夜黑如墨，荆棘丛生，往往每次回来都是破皮伤肉，衣衫条碎。此外，家父非常注意日伪的活动迹象，并及时把搜集到的情报送到山北去（当时我们山南称长白山以北八路军活动的邹平县为山北）。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家父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大哥，惦记着与大哥并肩战斗的所有的八路军战士，对行军路过家门以及驻扎在我村的八路军战士，他全都当做亲生儿子对待，做汤送饭，嘘寒问暖，唯恐战士们受了难为。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家父毫不保留地贡献出了家中的一切。
家父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日寇汉奸，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曾不止一次地派便衣特务溜进村子捉拿家父。幸亏群众基础好，每次都由于乡邻们通风报信而幸免于难。为了应付日益恶化的形势，我们索性把靠街的家门堵了，从东边的矮墙上开了个小后门。门很小很矮，只容一个人弯腰低头才能进去。稍有风吹草动，家人们便从这小后门悄悄溜出，然后顺北胡同出村，在庄稼棵里或是山沟里隐蔽起来。
敌人几次抓不到人，兽性大发，开始拿我们家的东西出气了：先是放火烧我们的房子，继而砸毁并掠走我家的东西。前后共掠去肥猪一头，绵羊四只，骡子一头，皮衣数件，衣物细软若干。被砸毁的家具难以计数。那时，我们全家人就这么苦熬着。
可怕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41年深秋的一天拂晓，日伪军突然闯进家门，把父亲绑架到村东的广场上，周围是高架的机枪和荷枪实弹的日伪匪兵。全村的群众也被轰赶到这里。一个日本军官狞笑着环视了一下群众，杀气腾腾地讲话了：“……今后谁如果再给八路办事，死了死了的……！”说完，唆使凶狠的狼狗向父亲扑去，随着一声惨叫，家父倒在了血泊中。人群中立即发出一阵惊惧的尖叫声。折腾了一阵之后。家父又被绑架到相公庄。在那里，受刑之残，不言而喻。
家父被绑走之后，家里象发丧起了灵似的，一片恸哭和混乱。为了营救家父，家人族人全体出动。四处奔走，本村及邻村的伪保长、社会名流全托了人情，但均无效果。最后还是以巨资托了凤林庄一个姓孙的伪军头目，才“具保释放”了事。这个孙××是我们村上齐家的门婿，和我家有点沾亲带故，而且从中又得了些钱财，所以做成这桩人情，救下家父一命。事情过后，我家倾其所蓄，又卖了二亩多地这才还清债务。而家父被狼狗撕咬的伤口足足调养了半年多，才得痊愈。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家父非但没有被日本人的狼狗所吓倒，反而更坚定了与敌斗争到底的决心。卧床调养期间，他工整地写了两张条幅挂在床头的墙壁上：“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以此自勉。不久，又毅然将四弟陈琪送往八路军部队。
值得庆幸的是，家父亲眼看到了全国的解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传来时，他老人家老泪纵横，竟泣不成声了：“吾愿已足，死亦瞑目矣！”
今天，家父作古已经三十六个春秋了。我每每忆及家父坎坷的一生，便觉惊心动魄，故作此回忆，一则聊寄无限眷恋之情，二则激励当今青年继承先烈遗志，努力做贡献。
陈明烈：男，现年68周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国防大学副政委陈煐的胞弟。
普集镇政协供稿
难忘的“九月十三”
陈明烈口述 崔昌俊整理
1939年的农历九月十三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忙碌了一个早晨的庄稼人刚刚端起饭碗，远处便响起了枪声。顿时街上大乱。那年我刚刚十六岁。母亲将几个煎饼往我怀里一塞，焦急地说：“快上北山，鬼子进村了！”见我迟疑的样子，母亲火了：“还愣着干什么？不要管我们，我和你爹钻地洞。”我心一横，扭头朝门外跑去。
这时街上乱成一锅粥，拥挤的人群象爆发的山洪朝着长白山方向汹涌而去。跑在前边的是翟毓蔚驻守在我村（三山峪村）的骑兵营和三青团。人流过了石峪寺，便分散到各条山沟里隐蔽起来（在那些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里，村民们为了活命，在山沟的僻静处利用地形地物造起许多石洞，每有风吹草动，便钻进去藏身）。而我却身不由己地随着翟毓蔚的散兵一直往北山跑去。当时我只是朦胧意识到：应该尽快翻过长白山，到邹平县去。因为那里有八路军，有我的大哥陈煐。
在庵子峪上边光秃的山岭上，我遇到了翟毓蔚的胞兄翟毓辉。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腰间缠着绷带，由十多个士兵拉拉拽拽地簇拥着往山上移动。押后阵的是我村的崔西岭，他手里的匣子枪张着机头，没好气地冲我嚷着：“跟着队伍乱跑什么？你小子活腻了！”我装着没听见，继续往山顶爬去。中午时分，我们这伙人爬上了摩诃顶。这时，翟毓蔚驻扎在山前其他村庄里的部队也分别从其他几条岭上爬上了长白山顶，陆续集结在摩诃顶到马栏豁口之间一里左右的地段上。这摩诃顶是长白山的制高点，后边的马栏豁口是翟毓蔚的大本营——司令部驻地。狡兔三窟，翟毓蔚还在西边的石龙庵设了临时行营。按照以往的经验，鬼子每次扫荡，多在村内及村子周围烧杀抢掠，从不敢贸然涉足深山峡谷的。所以，一回到大本营，上至翟毓蔚，下至士兵马弁，都象进了保险柜似的，一颗颗惊恐的心立刻松弛了许多。但是，这次情况不同了，四面的枪声分明愈响愈烈，就连一直很宁静的北边远处的张家山至邹平城一带也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突然，东南面的岩石后边射来一串串密集的子弹，立即有几个士兵应声倒下。其余的人马上散开，慌乱地开枪还击着。不远处，大队鬼子正从“三宝塔子”后边迂回上来，形成包抄之势，向摩诃顶扑来。这时翟的残部早已成惊弓之鸟，无心恋战，胡乱放了一阵排子枪之后，便仓惶向后山逃命了。大部分人马是从马栏豁口顺后边的山沟下去然后朝陈家庄方向逃走的，而我所在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是沿着摩诃顶后边的陡坡往下滑的。
当我们抓着乱草荆杈好不容易滑到一块叫做“后台子”的地方时，右下方相邻的一个山头上突然响起“咕咕咕……”的机关枪声。眨眼间，又有十几个人滚下山崖去。人群顿时大乱，各自寻找着生路，然而所有挣扎都是徒劳的，左右维谷，谷深万丈；后有追兵，子弹围着屁股转，只有前边一条路——尽管希望渺茫，人们还是蜂拥着朝前奔去。前边脚下，是十余丈高的悬崖。这时，鬼子的火力集中而至，密集的子弹雨点般射来，织成了一张火力的天罗地网。跑在前边的纷纷中弹倒地，滚下崖去。刹那间，崖上崖下已血流如注，尸横遍地，一块逃过来的四百余人所剩无几了。正当我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时，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斜穿我的前额，顿觉天眩地转，以后更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才慢慢苏醒过来。侧耳细听，枪声已经停止。只是邹平城方向隐隐传来阵阵枪炮声。我强忍着头部的剧痛刚想坐起来，石崖下边突然传来几个鬼子的奸笑声。不好，鬼子在打扫战场。我赶紧拉过身边的两具尸体，将头和上半个身子钻在尸体下边。果然不出我所料，鬼子爬上崖来，挨着个儿用刺刀挑着每具尸体，发现有一丝气息者，便捅上几刺刀。我赶紧屏住呼吸，又是一阵昏迷。
当我再次醒来时，已是月移中天，满地惨白。起风了，秋夜的山风吹着残枝枯草发出凄厉的呼啸，远近处，不时传来狼的嗥声和猫头鹰的惨叫，令人毛骨悚然。我忽然意识到应当回家了，于是挣扎着从尸体下爬出来，沿着来路慢慢朝摩诃顶爬去。途中，遇到一个也是从死神那里走了一遭又回来的翟部伤兵，我们便结伴而行，相互挽扶着朝村庄摸去。回到家里，已是拂晓时分。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大哥陈煐奉命回章丘执行任务。刚走到大院村西头，就和一个日本兵狭路相逢了。慌乱中，鬼子兵拔出腰刀便刺，同时咿哩哇啦地喊起来。我哥闪身躲过，趁势飞起一脚，将鬼子踢下堰去。然后顺着曲曲弯弯的山间小道，飞也似的跑了。等大队鬼子追出大院村时，他早已不见踪影了。
大哥回到家中，见我伤势严重，星夜返回部队，将我安排到八路军医院里治疗。当时医院驻邹平县的小马峪村。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我的枪伤才彻底痊愈。正是在小马峪治疗期间，我从八路军首长及我大哥的口里知道了日本鬼子这次扫荡的来龙去脉：九月十三这天，日本鬼子共出动了八千兵力，分别从周村、长山、邹平、齐东、章丘（城）、枣元、明水、普集等地出发，准备全歼翟毓蔚部于长白山地带。只是由于我八路军在邹平南部地区的阻击，日寇的包围圈才没有合拢。翟蔚毓从马栏豁口后沟败退的大部分人马正是从这个缺口逃出活命的。粗略统计，此次扫荡，翟毓蔚共死伤士兵一千余人，他的胞兄——翟毓辉团长也在此次日本兵的偷袭下阵亡。
听我哥说：八路军负责伏击日寇任务的是一个营的兵力。营长张永忠。邹平县陈家庄人。
普集镇政协供稿
我的叔父韩式元
韩成师
我的四叔韩式元，生于1912年。1932年春，被韩复榘以电刑处死，年21岁。当时，我方在幼龄，尚不记事。四叔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是从父辈们口中听来的。
我祖籍是旧章丘城（今绣惠镇）东北隅前新街，世代书香。父亲兄弟四人，都是教学出身，其中我的四叔韩式元，品学兼优，思想进步。18岁考入济南省立一中，校长是著名话剧家赵太侔。该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5年，中国共产党就在此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师生进行爱国反帝斗争。革命前辈邓恩铭、陶钝、李澄之、余修以及文学家王统照等都是该校的学生，并在这里积极开展过革命斗争。
1930年，校长换成孙维岳，革命思潮更加活跃。四叔就是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任一中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组织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界爱国人士为促蒋抗日，集会游行，演讲呐喊。平津大中学生结队南下，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同年十二月，省立一中学生与济南市大、中学生一起，也参加了这一请愿活动，并进行了“卧轨”斗争。四叔是南下请愿团负责人之一。1932年4月，各校学生要求放春假，韩复榘为了“剿共”破获共产党设在各校的地下组织，坚决不准，学生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罢课斗争。四叔因积劳成疾，奉命回家疗养。不几天，章丘县长冯云河和县党部书记张伯融，派军警（实际上是韩复榘的捕共队）包围了我宅，以“共党分子”之名，将四叔绑了起来。四叔大声抗议，军警头子则说这是冯县长奉韩主席之命而行事，叫四叔乖乖到济南再说。
当四叔被押到省立一中时，教师陶钝、陈宗虞等已被捕。特务们将从四叔宿舍里搜出的一党员证，通过特制洗液冲洗，上面清晰地显出四叔的年令、身份、性别、籍贯和入党年月日。四叔一看。知道后果的严重，于是镇静了下来，他毅然决然以公开的共产党员的姿态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尽管敌人威逼利诱、耍尽伎俩、毒刑用尽，而他始终傲岸巍立，仰首怒目，钢牙碎咬，铁口紧闭，一副凛凛铮铮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使敌人望之生威，终于黔驴技穷，最后把四叔送上电刑。党为了纪念四叔，追认他为无产阶级革命烈士。
四叔牺牲迄今已六十个寒暑了，他不朽的名子将永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他那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将世世鼓舞着我们向美好的未来而奋勇攀登，他那光辉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代代在他的后人身上得到延续。
韩成师：绣惠镇前新街人，年67岁，中学教师，现已退休。
八十年之回顾
干桂清 口述 翟兆义 整理
我叫于桂清，今年82岁，是章丘县绣惠镇华家村人。1911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对万恶的旧社会深恶痛绝。自抗战初期我就接受了党的抗日救国教育，积极宣传、团结群众投入抗战，被组织上视为思想进步、工作活跃的积极分子。从那时起，我就坚定了永远跟共产党赵革命道路的信念，并以实际行动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去。
记得1945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从外面摸进几个人来。当时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的，来的又突然，一时有些心慌。他们其中一个忙对我说：“你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要去赵家庄，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我得知他们的来意后，说赵家庄在张鸣九祸章丘的时候就没了。这时他们又说：“我们在南河庄留住三个人，是你庄的，他们请你去认领。”原来，华家庄三个去三盘赶集的汉子，路过南河被驻扎在村里的八路军误为国民党特工人员，扣了起来。我立刻前去，证实了他们的身份，将他们领了回来。从那时起，我就为党组织和八路军做地下联络工作，名为情报交通员。在党的引导培养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5月，经聂家都指导员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值敌我武装力量来回拉锯。到了秋天，我们一区的王百元区长遭敌逮捕，被活活铲死在芽庄湖。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杨永兰和一个姓张的同志，一区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损失，我也因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之前，县里在苑李庄召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各区都要立足当地，坚持工作，并安排了一些具体任务。
为了与县里尽快取得联系，我装扮成一个要饭花子，出了章丘城往北奔。先是到了辛寨结果没下落，旋去邹平大埝，巧遇一名坚持就地工作的党员，姓名现在已记不清了。他说：“你们县里的人，昨天刚从这里上了北，具体在哪里搞不清。”夜里在大埝住下，清晨三点钟我又起早回了辛寨，找了三天，仍无消息。这三天我是凭着一位老大娘端给的两碗粥过来的。第四天上我从辛寨又奔小清河，在河岸上见到了党员王世标。我向他介绍了几天来组织的情况，他要我先留在他那里工作，我执意不肯。他也不再勉强，护送我到了北大寨，第二天过了黄河。当时正遇上飞机轰炸，算我命大没被射中。这天是农历七月七，下了一天一夜的大暴雨。
在第七天上，终于打听到赵一川县长住在魏家桥。我找到了他，此时有如战乱离散中的孩子见到了母亲。见到组织，既是高兴又是激动，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赵县长热情地对我作了抚慰，并听了我的汇报。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向我安排了一些工作。并指示我要执行苑李会议精神，回去后抓紧开展工作。临行前给了我部分活动经费。
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组织上一直安排我以家庭妇女的身份作掩护，侦察联络，搜集情报。在国民党驻扎章丘城的时候，他们挖地道，筑工事。我就多次进去，将地道的方位画下来，交给组织，因而能够取得作战主动权。1947年的秋天，一区武工队从箭刘村转移，翻过女郎山去大高（实际去大高是佯，去城里是真）。当行至山头时，王区长突然派我去城里打探情况，我接受了任务，领着十四岁的儿子，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下山进城。刚到北门警卫连一个站岗的同志认出了我：“你们娘俩上哪里去？”我说进城有任务。他说挺危险，小心别碰上“红脖子”哟！我答请放心，就是俺娘俩叫敌人杀了，也是为革命，为祖国而死。
进了城，我在隅头上买了二斤桃，走亲戚的样子装得更象了。我领着儿子径直往南走，当走到东仓巷口，突然发现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正由南门往里走。原来是张金龙的部队开来了，我推了一下儿子，悄声说：“快上西跑，出西门上山报信！”儿子进了隅头西街，撒腿就跑。当与敌人接近，摸清人数后，我趁机躲进了西仓巷，翻街越巷出西门，上山详细地汇报了情况，王区长据情下达了战斗命令。张金龙刚刚进城，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不少的敌人，硬是把敌人赶出了章丘城，我们没有伤着人，取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后来才知道，城南玉带沟、焦家坟一带埋伏了不少的敌人，因不了解城里的情况，没敢妄动。
1947年腊月，我随县委撤防到黄河以北，在家属队里工作。一个傍晚，一区财粮助理王广义（已牺牲）的妻子临产，我准备给她接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去济南。
原来，我村罪大恶极的伪镇长胡锡干畏罪潜逃，去了济南，组织上先期派人侦察到他的住处，恐不准确，派我去核实。我曲道博兴，来回步行三天。先是我找到荐家村在我村教书的尹丽华老师（地址已记不清）。他们住个四合院，尹老师住北屋，胡锡干住东屋。当时胡不在家，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县里根据掌握的情况，很快将其抓获，押回章丘城依法进行了镇压。
想来做地下交通员那些年，冒了生命危险搞情报，掩护革命同志，挨打受饿，异常艰险，实在不易。那时，死是很容易的，早晨脑袋在膀子上扛着，中午就可能搬家。有一年的六月三伏天，敌人来抓我，我仗着本村地理熟，连翻了几堵墙躲到一家茅房的后滴水道里。外面人喊狗叫，我在里面一动不敢动。天要命的热，褂子湿了几个透，拧了几回水，藏了整一天，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找了一天的娘。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冬季。天下着鹅毛大雪，武工队的二个同志住在我家，可能是被敌人觉察到了，当我刚送走自己的同志，外面传来了敲门声。我赶忙用笤帚把雪地上的脚印扫平。没被敌人发现可疑之迹。我就这样地应付了过去……
1948年10月，华家乡成立，我任乡指导员。尔后又担任高级社副社长、万辛乡支委、城关镇支委，华家大队支部书记，直到1983年才从岗位上退下来。时年七十三岁。
在任职期间，先后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初级社、高级社的大生产运动；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作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当时国内战争刚结束，和平幸福的新生活刚开始，部分青年不愿再继续出国打仗，“动参”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打铁先得自身硬，我首先将独子送出去参加了志愿军。在我和儿子的带动下，全村出现了参军热，华家村一次出去了一个班。由于个别同志工作不得力，南河村的“动参”工作很被动。我亲自去蹲点，靠上做工作，宣传政策，讲道理。我说美国鬼子打到了咱们的大门口，咱们都说保家卫国，可光喊口号不行！美国鬼子是喊不走的！必须拿出行动来，参加志愿军，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由于道理讲透，工作到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送走好几个有志青年入朝作战。
无论是在白色恐怖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我一直恪守着这样一个信念：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为党为国为人民甘愿干一辈子。现在我已82岁高龄，子孙满堂，个个争气。儿子和大孙子都是共产党员。大孙子前几年参加了对越防御作战。想来我这个家庭是一直沿着老一辈人开辟的革命道路前进的。
绣惠镇政协供稿
我在黉山区①的革命斗争
王永怡
黉山区即今天的相公镇，它是我当年与战友们浴血战斗过的地方。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八路军千军万马由北横渡黄河，进入章丘，以摧枯拉朽之势扫除盘锯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伪顽匪特。明火执仗的敌人虽已遁去，但潜伏下来的各种残敌以及社会上的地主、恶霸、坏分子等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造谣蛊众，暗杀我党政干部和革命群众，阶级斗争异常激烈。
为了剿匪除霸，保护人民群众，中共章丘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县公安局长尚克东同志率武工队来黉山区配合当地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和王教岭同志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斗争。
当时，王教岭任区武装委员，我任区委文书。王教岭是相公庄人，自幼苦大仇深，他在区委的领导下，回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救会，向地主、恶霸及各类坏分子进行诉苦讲理斗争。他第一个面对面的揭露阶级敌人横征暴敛、高利盘剥、抓兵拉夫、欺侮妇女的种种罪恶，血泪的控诉，激起千百年来受苦民众的无比愤恨，踊跃登台倾吐心中的苦水，讲到悲痛处，台上台下一片哭泣声。群众纷纷要求政府严惩恶霸地主，彻底清算地们的罪行。相公庄三十多个地主、恶霸分子受到批斗。
通过说理斗争，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积极行动起来，使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区委、区政府认真总结了王教岭等同志的工作经验，并及时加以推广，于是一场反奸除霸、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全区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革命形势的高涨，使敌人惊恐万状，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于是勾结驻明水的敌人不断窜犯相公庄一带，进行绑架、暗杀。副区长牛嗣玉被特务杀害于黉山前村的麦田里；袁庄农救会长袁善芝和他的妻子同时被害，类似事件不断发生。我区委为保护群众，震慑敌人，选择了一批民愤大、罪恶昭著的典型分子，进行了公开镇压·这一针锋相对、睚眦必报的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阶级敌人开始分化，许多犯罪分子，开始向我党投案自首，并检举同伙。我们当然慎重处之，严防敌人的各种阴谋。
1946年6月25日，国民党置全国人民的愿望于不顾，一手撕毁停战协定，悍然挑起全面内战，疯狂地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又将全国人民推向战争的火海。战犯王耀武出动他的七十三军、九十六军（系杂牌部队），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我章丘的埠村、明水、章丘城（今绣惠镇）等地虎狼般地捕来，所到之处，屠杀、奸淫、掠夺无所不为，较汉奸、土顽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那些中产阶级分子见此也不得不喊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七月一日，九十六军之一部从明水进驻相公庄。那些避居济南的地主恶霸、敌特伪顽，组成了以刘锡五为首的三百多人的“还乡团”，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尾之而来。他们以百倍的仇恨和疯狂，向翻身农民反攻倒算。先后逮捕杀害了相公庄农救会长张天斗、河庄农救会长庚寅子，辛庄农救会长陈福田，十九郎庄农救会长孟祥五、村长张兴顺等。捆绑了难以数计的各村自卫队员和与敌斗争的积极分子，对他们施以毒刑、残酷迫害，其状惨不忍睹。
面对敌人的疯狂倒算、残酷杀戮，我区军民在区委负责人刘仁轩和县公安局长尚克东的领导下，避敌之锐，击敌之弱，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与之周旋。农历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干净利落地消灭了驻牛推官庄的一个敌乡队十余人，缴获了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补充了自己。人民群众说：“八路又回来了，共产党就在我们身边”。接着我们武工队人员化妆成“国军谍报队”闯进博平村，枪毙了一个血债累累的伪乡长；夜袭梭庄，打死了土顽团长李法传的哥哥（此人是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夜去李家亭村，将伪保长李厥华和伪县大队的一名特工人员刘相荣，一块送上了“西天”。我们这一连串的行动，狠刹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使黉山区的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1947年2月，莱芜大捷后，我主力部队挥师北进，连克章丘、历城、淄川、博山等十三座县城，黉山区人民又回到共产党的怀抱，见到了青天和太阳。三月初，县委下达文件，要“立即开展新收复区的反蒋复仇与土地改革运动，统一步骤，坚决逮捕和严惩一切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组织审判。”
黉山区委根据县委会议精神，以乡为单位举办了贫雇农学习班，学习土改政策和划分地、富成份的具体条件。其中王教岭负责的学习班成绩最好，他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公无私，身先士卒，不为金钱所动，不被美人所诱，带领贫雇农对相公庄三十户地主进行了坚决地斗争，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称赞他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群众的好引路人，嗣后，被评为县英雄模范。
七月初，县委召开部分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县委书记苏展作了坚持对敌斗争的动员报告，一方面总结了土改复查工作，一方面部署了今后任务。他指出：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要针锋相对，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做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壁清野，就地斗争，决一死战。”
十三日，黉山区委在顶庄召开于部、战士会议，贯彻落实县委会议精神。大家摩拳擦掌，纷纷表示决心：“不怕流血牺牲，誓与敌人决一死战”。十八日，国军整编十二师，联合邹平伪县大队，围剿长白山，妄图一举绞杀我长白山一带的革命势力。由于敌强我弱，我们被迫突围到长白山区分散活动。疯狂至极的敌人采取“拉网”、“过筛子”的办法，我一部分干部、战士，不幸落入敌手，王教岭同志便是其中之一，敌人对他威逼利诱，想使其自首，坚贞不屈的王教岭识破敌人的诡计，大声骂道：“你们想从我口里得到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那是白日做梦！你们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少日子，到头来你们要接受人民的审判！”敌人对他毒刑用尽，最后用石块把他的头砸破，伤口上撒上石灰，钢打铁铸的共产党员王教岭咬紧牙关，誓不投降。敌人于七月二十日，将王教岭同志枪杀在相公庄大集上。同时被害的还有区干部王永礼，相公庄农救会长王教信，妇女千部张传芬等人。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扼腕发指。王永礼伤重不能行走，敌人把他抬到人山人海的相公庄集市之上，让凶手王教七用切牛肉的利刀砍下他的头挂在戏台之上；张传芬怀孕，在狱中枪杀后，破腹挖胎暴尸街头。敌人以此来镇玉革命群众。
“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历尽艰险，日夜与敌周旋在腥风血雨之中，同志们怀着誓为惨遭杀害的同志报仇雪恨，真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我们寻找机会，杀敌除奸。相公庄坏分子王新盛，牛推官庄反动地主牛其贵之母，郝庄的特务韩兆训，巡检村的伪保长某某等，先后被我们杀掉，为广大人民出了口气。
忆往昔峥嵘岁月如烟，
看今朝秀丽河山似锦。
当王教岭等烈士殉难三十五周年之际，于沉痛中忆撰此文，算作对战友的哀思和纪念吧！
潘明浩 刘永刚整理
相公庄镇政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