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谦祥益”是章丘旧军“孟”进修堂的商号。分别设在天津、北京、汉口、上海、青岛等城市。就我所了解的天津谦祥益保记、天津谦祥益辰记、上海谦祥益批货庄简称申庄和北京谦祥织布工厂的一些情况，分述如次。
  天津谦祥益保记
  天津谦祥益保记前身是原天津谦祥益布庄（只做批发），地址在针市街易馨栈内。民国六年（1917）在估衣街另建门头，开张后招牌加“保记”二字。其原因乃是少东孟乃全乳名“保平”，取“保”字以示纪念。店中人员除原谦祥益批发庄旧班外，又从北京、汉口两号拨来许多。如总经理史子鸿、副理孟昭都均从北京号调来；李子元（副理）从汉口号派进。人员最多时为250名。开业时资本为银30万两（两改元为45万元），每年纯利高达10万元之多。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虽经战乱但生意依然很盛。后因伪币贬值，物价不稳，每日销售的商品须亏本才能购进。往往10匹布的卖款只能买进8匹。不久，日伪以种种理由掠夺棉布五千多匹，遂使该号逐渐空虚。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经国民党钞币的贬值，亦受损很大。至解放后公私合营时，该号财产折人民币60万元。
  这期间，店中发生了一起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其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抗日战争后期，天津市面混乱，物价飞涨，币值暴跌。店员们一月的工资买东西寥寥，加之柜方对店员的剥削和压榨日甚一日，于是引起店员的不满，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几次请求，均被经理杨泽生、孟金三等驳回。这时店员史相文、刘发明、高佩新、商云朋、韩云吉、隋文起、孟庆福、邢玉泰、孟昭宾等密议设法对付柜方，他们认为欲达其目的必须先发制人，抓住柜方的某些不法行为，方可迫其就范。于是他们设法弄到了柜上的账簿，发现了问题。账簿是两套，一真一假。每天的实际收入记录“真账”，为减少缴税而私造的收入搞成假账。他们把“真账簿”藏了起来。
  索取账簿
  他们取走了底账簿，这下击中了柜方的要害。经理和账房先生软硬兼施向店员们索取，开始都说不知道，后来杨泽生和孟金三把孟昭宾叫去问话。根据孟的素常为人，大家都说他不可靠，很可能被柜方拉了过去。经商量决定让史相文和商云朋把账簿先交给律师李洪岳，因为他是史、商两人的“三番”子老师。
  果不出大家所料，孟昭宾被杨泽生和孟金三所收卖，背叛了店员。杨泽生如丧家之犬，狺狺狂吠，逼他们非交出账簿不可。史相文、刘发明等挺身而出，说账簿已交律师工会。杨派人去索取，被李律师驳回。当晚，杨泽生、孟金三与孟昭宾秘谋至深夜。翌日凌晨，孟昭宾突然发疯似的用铁棍将同宿舍中的史相文打得七窍流血，昏倒在地。隔壁夥友闻声赶至，一边和凶手搏斗；一边派人将史相文送医院抢救。孟昭宾手持铁棍见人就打，被一店员背后抱住，夺下他的铁棍。恰在这时杨经理同孟金三赶到，说什么孟昭宾犯了神经病，快把他送精神病院。在场的人无不惊诧，一个好好的孟昭宾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神经病患者呢？真是欺人之谈。他们立即派人报告了伪市法院。当孟昭宾被捕时，他大声说上当了。
  事情发生后，杨泽生通过东家孟养轩，与伪警察局秘密策划，以“聚众闹事，私通共匪”的罪名将他们十人非法押到警察局特高科禁闭起来。与此同时，杨泽生等在谦祥益私设公堂，审讯店员。强令其写悔过书，并严告以后不要上史相文、刘发明等人的当。
  联名上告
  史相文的被打及同伙的被关押，激起部分店员的义愤。由隋文起牵头串通有关人员，联名上告。签名的达一百五十多人。市法院授理后，在谦祥益这个大财神爷面前，堂堂的司法机关也失去了它的权威，金钱的魔力迫使法院对此案企图不了了之。但是律师李洪岳还是较主持公道的，他将事情的真相以律师工会的名义公诸报端，一时舆论大哗，各地工会组织和各界正义人士纷纷声援。一月后，警察局特高科将在押的店员转到市法院，不审不问。嗣后，令他们各取保释放。就在这时，杨泽生等伙同东主孟养轩，决定将他们十余人出号。与之有牵连的五十多名店员也被赶出商号而失业。
  起诉
  被开除的店员，生活无着，靠亲友的资助，寄身在津。他们在律师李洪岳的支持下，具状起诉，给杨泽生列了五款：
  1.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2.私造假账，骗缴国税；
  3.贿赂警察，非法拘押店员；
  4.私设公堂，严刑逼供；
  5.收买歹徒，唆使其行凶。市法院准状后，在人证物证俱在罪行确凿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杨泽生判刑七年。而实际上，判决书只是骗人的一纸空文。杨非但没有服刑，而且仍是谦祥益的经理，市法院的座上客。被迫害的伙友们，有的回了家，有的另谋职业，还有的在街头巷口摆小摊，以此维持生活。而那些在这次事件中，钻营投机，助纣为虐的人，却大走“鸿运”，有的高升，有的发财。如孟金三，原是一名店员，因“赞襄店业”有功，一下当上了副经理。
  公正的判决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回家八年之久的史相文、高佩新、韩云吉等，在中共章历县（现章丘）委和县政府的支持下，重返天津。与旧友隋文起阔别重聚，回忆当年罹难之事，决心请求共产党与人民政府重新处理八年前所受之冤案。他们先到谦祥益找工会组织，会员丁士英陪他们去市工会，受到负责同志的热情接待。市工会杨同志问明情况后，立即与市人民法院联系。市法院经过详细调查，认为此案必须重新处理，以张正义。未几，市法院传原案双方当事人出庭。第一次审判后，法院命被告杨泽生将来津复诉原告人员的食宿及一切费用全部包下来。结案时，将杨泽生判刑七年，立即执行。资方赔偿原告每人一千元，立即复职。历经曲折长达八年之久的冤案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得到了公正的判决。
  谦祥益辰记
  日本占领天津后，由于市面混乱人心不安，许多商店关门歇业。保记经理与总经理商量在租界赁房增设销货点。决定后在法租界赁房（三间二层楼）一所，整修门面后从保记拨去货物，由申庄调回王仙舟任总理，职员六十余人，开业后为谦祥益辰记临时售货处。为扩大经营，资东与经理决定自建门头设正式商号，于是在良士里购地皮2.5亩，营筑五间三层新式楼房。待工程完竣一切就绪后，将临时售货处人员和货物全部搬进，又从各连号拨来应需人员，共达200余名，正式开业招牌为天津谦祥益辰记（因孟养轩生孙乳名“辰”，取“辰”为记以示纪念）。因经理王仙舟经营有方用人得当，致使店业兴旺。原资本与保记相等，至1956年公私合营时，资产折合人民币103万元，超过保记43万元（保记折款60万元）。
  谦祥益申庄
  1946年，我由天津保记调申庄任副经理（经理是王希康），共有十人。申庄是专为谦祥益各号采购货物的单位，没有固定营业人员，在号者都是各分号派来的购货员，其中有一、二个吃股份的为主管，一切开支均有各号负担。其具体办法是，以各号所购货物价值“每元加二”为积金，到年终结算时，如有剩余，再以货款多少按比例拨还各号。“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面不稳，便把谦祥益总号由北京迁往上海。总号的主要业务是，各分号年终结算后，将情况汇报总号，其盈利款额也汇至总号。因此，申庄成了谦祥益资金的积存处。这部分资金除在银行部分息存外，其余都购存了棉布和绸缎。上海沦陷后，申庄所存货物全被掳掠一空，嗣后虽付给部分黄金，但为数寥寥，损失惨重。于是经营之状每况愈下，后历八年抗日三年内战，申庄身被重创，几乎到了垮台的边缘。又加交通不畅，各分号来此购货者日渐减少。申庄店员的生活只好靠变卖布匹绸缎和黄金来维持。上海解放后，谦祥益申庄经市政府审查视为牙商，指令转变经营方式，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遂于1949年底，结束了谦祥益申庄。这时只有七人，全部回到北京，转业为谦祥织布工厂。
  北京谦祥织布工厂
  谦祥织布工厂的前身是谦祥益申庄。申庄结束后，人员无处安排，大家要求不能失业，乃经总理同意，将申庄剩余的存货折变为本（当时计有3万元），赁北京谦祥益栈房为厂房，购买了12台织布机，聘请了一位机师四名工人，安排就绪，于1950年开始生产。产品和销路都不景气，后经国家扶持，为花纱布公司加工帆布。生产情况逐渐好转，十二台织机全部开动，昼夜两班，职工增加到30余人。健全了组织机构，孟昭斌任厂长，我任副厂长。
  由于政府的扶持，生产步入正规，到1955年谦祥织布工厂由“估税户”变为“查账户”，变亏为盈。1956年公私合营后，将谦祥织布工厂改为前门织布工厂。1953年，该厂并入国营光华染织厂。
  孟昭堰年76岁，章丘旧军人，曾任天津谦祥益保记账房经理、二柜掌柜、申庄副经理和北京谦祥织布厂副厂长等职，现病休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