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瑞蚨祥的东家，自己不经营企业，而是把资本委托给领东掌柜（即西方）经营。按过去商业的惯例，东西方之间要订立契约，东方出资，西方出人，共分盈利。非至资本亏蚀，东方不得要求散伙。如散伙时需清理资财，并分给西方应得部份。瑞蚨祥则不然，东西方没有契约，东方可随时解除西方（事实上也这么做过），东方可直接担任企业职务（孟洛川自己曾任过总经理），因此西方称为“水牌上的经理（随时被解聘）。西方经理只负企业中日常事务，所有盈利分配，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均须由东家决定。孟洛川晚年扬言不问柜事，另设一总经理代他管理各店业务，但实权不放。如总理孟觐侯、孟秀涵二人，都得事事仰他鼻息，不敢擅自处理店务。孟洛川为掌握各店情况，规定每五日、十日按时上报营业额数字报表，半年一次估算资产、负责表报，年终到他家中决算大账；各店经理均来天津向他报告一年业务情况，听从东家指示，决定分配。
  瑞蚨祥在管理上具有很强的封建性，从人事上说，可分七个阶层：东家、经理、吃股人员，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东家的身份等于封建家庭的主人，而经理、吃股人员则犹如奴仆，更不用说一般伙计。每逢年节或东家遇有喜寿等事，经理及吃股人员，部份伙计均需到东家叩头拜贺，即使对东家的后辈小孩也同样如此。经理在每年决算大账完毕，或是伙计提升吃股时，亦要向东家叩头道谢。东家权大无边，对经理及以下等人可任意解雇。如天津瑞蚨祥西号营业主任吃股掌柜潘仁甫，因不善逢迎，得罪东家，于当年岁底被解雇。职工梁庆贞只因穿了双洋袜子，被经理孟访溪看见，大发雷霆，立即下令开除。瑞蚨祥的职工，内、外伙计之间界限分明，外伙计是纯粹工资劳动者，系由当地随时招进，也可随时解雇，雇进时工资是自由议价，解雇时也毋需任何理由。但外伙计人数不多，只占总人数的20％上下。最多的是内伙计，情况比较复杂。从一方面看，他们和外伙计同样是企业中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一般不高于外伙计，有时还低些。但从另一方面说，内伙计都是在瑞蚨祥学徒出身的，他们和东家有师徒之谊。所以他们在来源上不同于外伙计，事实上，内伙计大都与东家或经理非亲即故。更重要的是，经理和吃股人员都是由内伙计提升的。内伙计先被“记名”，过几年只要东家看中就会给“开股”。以后就不给工资而只分红利了；此后他们也不再被称为大哥、二哥而被称为“大爷、二爷”了。这就在伙计中产生了一种“时来鱼化龙”的思想。内伙计与东家有了这一条通路，好象是一家人。因此，人们说内伙计是亲闺女，外伙计是小媳妇。事实上，内伙计之中被升为掌柜者不过十之一、二，而且绝大部分是吃一厘股或稍多一点的小掌柜。实际上仍处于职员地位，依旧参加劳动。
  瑞蚨祥的吃股掌柜，最初不过二十余人，份股不到二、三个，随着企业的发展，逐年增多，后来达八十余人之多。其中天津瑞蚨祥有二十余人。红利分配的比例是“钱七人三”（东家七成、人股三成），人股中共有二十二个份股，每个份股十厘（每厘股七七事变前最多可分五六百元至千元，最少三百元。1940年约分十两黄金；1942年约分二十匹白布）。另外每厘份股规定有五百元“顶本”，这项“顶本”只在账面上虚拟，并非实缴。而这五百元“顶本”，到年终可以随本得利息，因为不算实际投资，所以才叫“顶本”。由于人股三成总数比例不变，而吃人股由二十余人增加到八十余人，必然导致分红太少，会失掉吃股优于工资的意义，不得不限制增股，所以遇到吃股人员因工作卖力需要增加份股以资鼓励时，不予增股，而只增“顶本”。此外，还有一个名堂叫做“顺带”，也可以随本得息（即当年盈利除资本、顶本、顺带总额而求出的利率），所谓顺带”是东、西双方在分得红利后除已支用部份而剩余之款。但是在吃股人员出号时，“顶本”，“顺带”和份股一样都不能作为实际投资找企业的“厚成”，亦就是年终盘存时，不仅将存货估值七折、八扣、而且还大量购买房产，这些都列入账外财产，属于“厚成”，不属于吃股人所应享受的范围。1940年以后，伪币日益贬值，到国民党时期的法币甚至以“万”作为计算单位，而瑞蚨祥的“顶本”、“顺带”、份股每年分红几等于零，也就名存实亡了。在此期间，由于人股分红比例30％没有变动，而人数增加甚多，因此东、西双方在分配红利上产生了矛盾。1941年总经理孟秀涵于年终结算时，向东家提出要求按钱六人四比例分红，东家不同意，发生争执，孟秀涵因此被辞出号。
  职工中最底层是“厚司”，即一般勤杂工。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而工资却比其他职工低，所以后司是最被看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