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31年去天津瑞蚨祥鸿记学生意，后来升任会计，又升任帐房负责人。从1943年起吃人力股，1953年任经理，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关于孟家瑞蚨祥的历史。由于我进店较晚，对前期的情况所知不多，忆述不免过于简略，写出来仅供参考。
  天津瑞蚨祥在光绪初年开设，地址在北门外竹竿巷内路南。初设时资本无可考查，据1901年估计约有一、二万两银子。经理是孟访溪，主营绸缎、布匹，兼营棉布、棉纱和存放款业务。1900年。罹八国联军之难，损失惨重。嗣后，又在估衣街五彩号胡同路东开设内局批发，专营棉布、棉纱，兼做存放业务。战乱之后，人们都需添置衣装及日用品等，因此，市场复现繁荣。此期，业务非常之好，进口的棉布，棉纱供不应求，遂从洋行大批订货，随到随卖，一年之中获利十几万两银子，象滚雪球一样的发展，三、五年就翻了一番。积资十万两。1908年，先在锅店街开设瑞蚨祥鸿记门市部。1921年又在估衣街东口开设瑞蚨祥西号，这时，估计资金约六十万两，另有房产20所，约值十万两，总资产当在百万两以上。1924年，五彩号胡同内局批发业务结束，并入鸿记后柜。1932年又在估衣街西口开设瑞蚨祥庆记。此时三号账面资本共三十万元，其中鸿记二十万元，西号六万元。庆记4万元，而企业存货中的厚成，及各项不动产值，当数倍于此。从业人员约200人。锅店、估衣两街相连，实系一条马路，民国初年，这地方最为繁华，三个联号并列其间，声势颇大。
  经营管理
  瑞蚨祥的东家，自己不经营企业，而是把资本委托给领东掌柜（即西方）经营。按过去商业的惯例，东西方之间要订立契约，东方出资，西方出人，共分盈利。非至资本亏蚀，东方不得要求散伙。如散伙时需清理资财，并分给西方应得部份。瑞蚨祥则不然，东西方没有契约，东方可随时解除西方（事实上也这么做过），东方可直接担任企业职务（孟洛川自己曾任过总经理），因此西方称为“水牌上的经理（随时被解聘）。西方经理只负企业中日常事务，所有盈利分配，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均须由东家决定。孟洛川晚年扬言不问柜事，另设一总经理代他管理各店业务，但实权不放。如总理孟觐侯、孟秀涵二人，都得事事仰他鼻息，不敢擅自处理店务。孟洛川为掌握各店情况，规定每五日、十日按时上报营业额数字报表，半年一次估算资产、负责表报，年终到他家中决算大账；各店经理均来天津向他报告一年业务情况，听从东家指示，决定分配。
  瑞蚨祥在管理上具有很强的封建性，从人事上说，可分七个阶层：东家、经理、吃股人员，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东家的身份等于封建家庭的主人，而经理、吃股人员则犹如奴仆，更不用说一般伙计。每逢年节或东家遇有喜寿等事，经理及吃股人员，部份伙计均需到东家叩头拜贺，即使对东家的后辈小孩也同样如此。经理在每年决算大账完毕，或是伙计提升吃股时，亦要向东家叩头道谢。东家权大无边，对经理及以下等人可任意解雇。如天津瑞蚨祥西号营业主任吃股掌柜潘仁甫，因不善逢迎，得罪东家，于当年岁底被解雇。职工梁庆贞只因穿了双洋袜子，被经理孟访溪看见，大发雷霆，立即下令开除。瑞蚨祥的职工，内、外伙计之间界限分明，外伙计是纯粹工资劳动者，系由当地随时招进，也可随时解雇，雇进时工资是自由议价，解雇时也毋需任何理由。但外伙计人数不多，只占总人数的20％上下。最多的是内伙计，情况比较复杂。从一方面看，他们和外伙计同样是企业中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一般不高于外伙计，有时还低些。但从另一方面说，内伙计都是在瑞蚨祥学徒出身的，他们和东家有师徒之谊。所以他们在来源上不同于外伙计，事实上，内伙计大都与东家或经理非亲即故。更重要的是，经理和吃股人员都是由内伙计提升的。内伙计先被“记名”，过几年只要东家看中就会给“开股”。以后就不给工资而只分红利了；此后他们也不再被称为大哥、二哥而被称为“大爷、二爷”了。这就在伙计中产生了一种“时来鱼化龙”的思想。内伙计与东家有了这一条通路，好象是一家人。因此，人们说内伙计是亲闺女，外伙计是小媳妇。事实上，内伙计之中被升为掌柜者不过十之一、二，而且绝大部分是吃一厘股或稍多一点的小掌柜。实际上仍处于职员地位，依旧参加劳动。
  瑞蚨祥的吃股掌柜，最初不过二十余人，份股不到二、三个，随着企业的发展，逐年增多，后来达八十余人之多。其中天津瑞蚨祥有二十余人。红利分配的比例是“钱七人三”（东家七成、人股三成），人股中共有二十二个份股，每个份股十厘（每厘股七七事变前最多可分五六百元至千元，最少三百元。1940年约分十两黄金；1942年约分二十匹白布）。另外每厘份股规定有五百元“顶本”，这项“顶本”只在账面上虚拟，并非实缴。而这五百元“顶本”，到年终可以随本得利息，因为不算实际投资，所以才叫“顶本”。由于人股三成总数比例不变，而吃人股由二十余人增加到八十余人，必然导致分红太少，会失掉吃股优于工资的意义，不得不限制增股，所以遇到吃股人员因工作卖力需要增加份股以资鼓励时，不予增股，而只增“顶本”。此外，还有一个名堂叫做“顺带”，也可以随本得息（即当年盈利除资本、顶本、顺带总额而求出的利率），所谓顺带”是东、西双方在分得红利后除已支用部份而剩余之款。但是在吃股人员出号时，“顶本”，“顺带”和份股一样都不能作为实际投资找企业的“厚成”，亦就是年终盘存时，不仅将存货估值七折、八扣、而且还大量购买房产，这些都列入账外财产，属于“厚成”，不属于吃股人所应享受的范围。1940年以后，伪币日益贬值，到国民党时期的法币甚至以“万”作为计算单位，而瑞蚨祥的“顶本”、“顺带”、份股每年分红几等于零，也就名存实亡了。在此期间，由于人股分红比例30％没有变动，而人数增加甚多，因此东、西双方在分配红利上产生了矛盾。1941年总经理孟秀涵于年终结算时，向东家提出要求按钱六人四比例分红，东家不同意，发生争执，孟秀涵因此被辞出号。
  职工中最底层是“厚司”，即一般勤杂工。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而工资却比其他职工低，所以后司是最被看不起的人。
  剥削压迫和工人斗争
  瑞蚨祥职工工资低，内伙计和后司都是年薪。“七、七”事变前最低为二十元，一般五十至六十元，最高八十至一百二十元。学徒两年内者十元，满三年增加十元。外伙计是月薪，最低的六元，最高的十二元。都是先干活后发薪，月终给钱。内伙计、外伙计、后司年终都有馈送，一般按低薪的30—50％发给。
  以上属于货币工资，另外还用一些所谓“福利”来“照顾”职工，例如：
  （1）职工可以在企业“用货”（买布），按实际尺寸打七扣，年终用货金额不超过十元打九扣，超过十元的不扣；
  （2）路费。职工每年回老家探亲一次，价期50天，按路途远近付给路费，山东的三十元，河北的六至十元不等，大致相当于往返车船费；
  （3）伙食。瑞蚨祥的伙食较好，早饭四菜，晚饭四菜一汤，有酒，主食烙饼、馒头、米饭，每周吃饺子、捞面，半月一次稿劳，四酒菜，四饭菜。节日整桌酒席。
  年节发戏票，分给瓜子、糖果、压岁钱。夏天给扇子、手巾、西瓜钱，五月节给粽子，八月节给月饼、水果，灯节给汤元等等。这些所谓福利，博得了职工的好感，他们说，“混钱不混钱，吃个肚儿圆”，“生在苏、杭，死在瑞蚨祥”。
  瑞蚨祥的工时长，夏天早晨六点开门，直到晚间十二点上门；冬季早七点开门，晚十一点上门，每天工作达十七、八个小时。学徒头二年不准坐下，整理商品、沏茶、打水、扫地、刷痰桶，放下这活就是那活，整天不停。晚上还得给大师兄打铺。每年除集中休息五十天探亲假和夏季一天春节三天假期外，终年不得休息。一般劳累过度，得病的非常多。职工有病，柜上有中药室并特约中医大夫给治疗。实际是小病给治，病愈早干活。若遇到重病就让回家休养，推出不管。职工宁玉英患肺结核，企业怕花钱，就让其回原籍养治，结果路途劳累，内心郁愤，又加经济困难，到家不久即死去。类似这种例子很多。每年职工中得病而死的总有三、五个人，多时竟达十来人。说明瑞蚨祥职工劳累过度，死亡率高。
  瑞蚨祥订有二十八条铺规，主要的有职工一律不准在当地住家；全体人员食宿在店，非有要事不准请假外出；摇铃吃饭，不许赶前和错后；请假外出，回家探亲所带东西、行李，必须经帐房头人检查后方准出门，等等。制度苛刻，稍犯就出号，弄得人人自危。
  由于瑞蚨祥对职工的种种压迫，于是引起了职工的数次反抗；
  第一次斗争发生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当时各行业都成立了工会，瑞蚨祥职工也组织了起来，要求缩短工时，保证业余自由活动，店方虽被迫接受要求，但不久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国民党背叛革命，店员工会被解散，瑞蚨祥乘机报复，将积极参加工会活动的职工三十多人全部解雇。
  第二次斗争发生在1942年。当时物价上涨，店员工资低，为了维持生活，就采取多从柜上“用货”（买布）的办法来弥补。资方认为吃亏太大，由经理孟次瑶出面干涉，遭到职工反对，提出打倒孟次瑶。资方在职工的压力下被迫撤换了孟次瑶，由新任经理孟绍亭出面与职工协商，达成“用货”幅度不超过工资的半数的协议，斗争才告平息。
  第三次斗争发生在1945年。职工因生活不能维持，推出代表要求改善待遇。东家派我和职工代表协商，在惠中饭店召集代表开会，一方面说，不要出这风头，事情办好，利益是大家的，办糟了个人受连累；一方面花了一千万元法币进行收买，并调整了实物工资的数额，以便代表们好向职工大众交代协商的结果，取得大家的谅解。就这样缓解了这次斗争。因此，我获得了东家的赏识。
  逐步走向衰弱
  天津瑞蚨祥明末清初业务最好，资金积累最快。1926年后，由于军阀混战，天津市繁华中心转入租界。当时东家也有在租界内设立分店的打算，但因劝业场一带地价昂贵，须投资几方元才能买到一块适合建筑铺房的地基。孟洛川舍不得花费这许多钱而打消原意。这时有钱的人都住租界，过去从瑞蚨祥买高贵商品的老主顾，也很少到估衣街一带来。瑞蚨祥的业务每况愈下，遂改变经营方式，适应销售对象，减少高档商品，扩充大路商品，凭借瑞蚨祥这块老招牌，还能吸引一部份老顾客，每年仍有盈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洋行大量走私进口纺织品，国民党政府的海关不敢惹日本人，反向本国商店来查缉漏税货。瑞蚨祥和同业一样，都从日商洋行购进走私商品。1938年，瑞蚨祥被海关拉走棉布、呢绒价值一万余元，要按偷税处罚并予以没收，经托人疏通，请客送礼，补缴了七千余元的税款，才把货物发还。连同行贿共约损失货值的百分之八十。“七七”事变后，通货恶性膨胀，日本当局统治棉布，门市只能销售丝织品和少量布头，每日销出的货款，购不进等量的货品，而东家又不许向银行银号贷借，以致物价越涨，存货越少，形成坐食山空，吃老本过日子。
  瑞蚨祥资东分三大房，即克勤、克俭、克恭，孟洛川在世时，尚能相安一时，一九三九年孟去世，由其后辈接替，内部矛盾加剧，各自只图享受，都争先向瑞蚨祥支款。每日三个账房平均支取四十匹白布的款项。此外由柜拿布还不在其数内。三大房各存私心，除本身花费外，还从共有的瑞蚨祥企业内抽走资金自行开设企业，如瑞隆祥恭记布庄、裕康布庄、瑞昌祥银号、慎兴布庄等，都是各房自营的企业。瑞蚨祥经理和账房负责人，无权制止东家支款，又不甘坐视，也从后账支钱。1941—1917年七年之间，已将瑞蚨祥抽吸得外强中干，再加上苛捐杂税和宪兵、特务的敲榨勒索，经营日益困难。及至1948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市面出现抢购物资风潮，瑞蚨祥残存货物被抢购一光，至此企业已成奄奄一息，由原来库存2万匹布，到解放前夕只剩四、五千匹了。
  解放后的天津瑞蚨祥
  天津瑞蚨祥三号，解放后共有资金四、五千匹布。所幸职工组织了工会，参加企业管理，制止了东家在企业中随意支款。但是由于人员多，资金不足，入不敷出，甚至开工资都成问题，不得已让职工把工资存入企业，折成实物给予生息借以周转。由于这项利息愈积愈多，支付又成了大问题，业务收入难以弥补庞大的费用开支，只有日就消耗仅有的老本过活。当时估计再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要吃尽耗干。1953年市百货公司物色店房设立批发部，遂与其接洽，达成协议，将瑞蚨祥鸿记、瑞蚨祥庆记撤销并入瑞蚨祥西号。两处店房归市百货公司使用，并吸收瑞蚨祥职工80余人。通过市百货公司的协助，瑞蚨祥三号资金合并一号，资金得到充实，并转入国营一部份职工，开支减少，同时银行又大力扶植私营工商业，给予贷款，使瑞蚨祥从奄奄一息面临倒闭的危机中，得以复苏，继续经营。1956年1月18日，国家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从国营纺织品公司批发部根据需要大量进货，企业经营纳入了国家计划，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业务骎骎日上，全体职工变成企业主人。文化大革命后，瑞蚨祥改名“群力棉布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