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姓焦名汝聪，章丘焦家村人。术人出身中医世家，世代相袭。
  早在清光绪初年，我的老祖爷爷就在章丘的李福村开设了“德庆堂”药铺。在这之前，老祖爷爷已从医多载，所学医术功底扎实。药铺开张伊始，他老人家亲自诊脉处方。“德庆堂”开张二年时间，就很红火，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嗣后，又在山后寨开设了“德庆堂”分号。分号的店员非亲即族，也是清一色的“焦家军”，总掌柜仍是老祖爷爷。老人家不辞辛苦，三两天便骑着毛驴颠颠地去一趟“德庆堂”分号督理指导一番岐黄之术。当时，两处药铺合起来也不超过十人。
  老祖爷过世后，“德庆堂”药铺传到了老爷爷手中。老爷爷深知祖辈创业的艰难，守业的不易，故而处处谦恭谨慎，勤俭为本，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与懈怠。老爷爷这一代人对老焦家的最大贡献是独具慧眼，在北曹范这块商家必争之地上开设了我家的第三处药铺——“德兴堂”药铺。
  清末民初时的北曹范和南曹范相距仅二里之遥，两曹范共有人口四千五百余人，是章丘南部山区最大的山货及干鲜果品集散地，也是济南、周村方面销往山里的日用百货的配送中心。这里商贾云集，物阜民丰。由此南去，层峦叠嶂，方圆四十里内没有一处集市，更无一家药铺。纵有几个游医郎中，所用的草药，也多是从曹范的药铺里买来的。面对如此博大的病员市场，如果加之以精湛的医术，热情的服务，不“生意兴隆，财源茂盛”那才叫怪呢！
  我老爷爷这一代人同胞兄弟两个。此时两个老爷爷已分家，分别居住南北两宅。长支住北宅，习惯上称谓北府。北府生四子，年皆长。次支即我们这一支，住南宅，习惯上称“南府”。南府生我大爷爷和我爷爷两人。按照孔老夫子传下来的礼教，同府同宗的兄弟之间是不可直呼其名字的，须按照伯仲叔季依次排定称呼。这样，北府上的四兄弟便依次成为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南府上的老大称为五哥，老二则称为六弟了。后来，这六家爷爷各立门户，争荣斗富，这便是曾显赫乡里名噪一时的“焦家庄六大份子”了。
  德兴堂药铺开业以后，连同原来的两处德庆堂，统由两家老爷爷掌管，人员统一调配，药品统一进货。所得红利南北两府各分一半。由于铺规森严，长幼内外，一千人等，没有一个敢玩乎职守的，不过，此时三处药铺内的实权已经悄悄地向北府上倾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了。这也难怪，当北府上的四位爷爷已能在药铺里独挡一面的时候，我们南府上的两位爷爷尚因年幼，连汤头歌还背不通呢！
  俗话说：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终于有一天，随着两位老爷爷的相继去世，南北两府的人把药铺财产一分，树倒猢狲散了。药铺财产分割时，我爷爷年仅十六岁，大爷爷也只有十八岁光景。对三处药铺的节长余短，往来欠外，概不知晓，一任北府上的人摆布。结果，李福庄的“德庆堂”老号、山后寨子的“德庆堂”分号以及北曹范的“德兴堂”全归北府上的人所有。我们只是分了部分药厨、草药。另外，还付给我们千把块钱的本金。
  面对满地的草药和药厨等物，我的两位爷爷犯难了，今后的路可该怎么走啊？
  正当弟兄二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对门一位姓李的财主（可惜忘记了老人家的名字了）说话了：“我看你这两个孩子挺忠厚的，也怪可怜。我看这地方就挺好，你们就在这干吧，哪里都别去。没有本钱和我说，我有的是谷子。”就这样，在李老财的指教下，我两位爷爷在北曹范街上距离德兴堂不远的地方开设了“德和堂”药铺。
  李老财在北曹范一带颇有些名气，此人爱交朋友，乐善好施。自“德和堂”开张以来，他便经常过来坐坐。遇到货不足或资金周转不动时，便回家开仓粜谷，不出两天，保准把钱送过德和堂来。“德和堂”创建初期，南北两曹范共有药铺五家。其中，实力最雄厚生意最兴隆者当数老字号德兴堂了。这时的德兴堂由北府上的二爷爷坐阵。由于家底厚实，又有多年的名医创下的信誉，所以久盛不衰。对襁褓之中的德和堂构成的威胁也最大。
  忽一日，李老财又踱着四方步来到了德和堂。他一会儿拉拉装满中草药的药匣，一会儿拍拍码得高高的装满草药的麻袋，然后轻轻地摇摇头，心情沉重地说：“你们的存货够卖二年的了，长此以往……”说着又轻轻叹了口气。我的两位爷爷赶紧陪着小心说：“我兄弟年幼，还望老人家指教。”李老财呷口茶，缓缓地说：“药铺者，医、药也。你们现在无名医，就凭你兄弟二人这点小名气，谁肯拿着生命让你们当儿戏？既然无人造访，你那满屋子的草药只有当柴烧了。这样吧：我有个朋友姓康，精通脉理，因年迈，刚从周村一家药铺告老还乡，是否让他来带领你们打开局面……”两位爷爷赶紧说：“一切听从老先生安排。”后来，在李老财的再三敦请下，康大夫果然来了。也果真如李老财所言是位德高望众、医术高超的医林奇才。没半年功夫，德和堂便一改往日的萧条和冷落，门庭若市了。
  人生如沧海行舟，漫漫征途，沉沉浮浮，如过眼烟云。正当德和堂乘风破浪，直挂云帆的时候，德兴堂却由于二爷爷的去世一蹶不振了。北府上的几个爷爷。或经营无道，或误入旁门，不几年功夫，好端端一份家业，三处药铺（德庆堂、德庆堂分号、德兴堂）便被他们挥霍殆尽了。
  对于德和堂的崛起，李老财功不可没。后来，我爷爷加倍偿还了他的本金；并终生待之如父。康老大夫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大夫寿终正寝之后，我爷爷付给他的家属一笔相当丰厚的怃恤金；并许诺，家中凡有病痛之人，尽管来德和堂问医抓药，不收分文。
  康老大夫去世之后。我爷爷焦学清的医术已造诣非浅，成为曹范一屈指可数的名医了。数年后，家父焦增美已届弱冠之年，也进了德和堂。此时的德和堂共有铺员五人，除了爷爷、大爷爷、家父外另有两名雇员。这两名雇员都是亲戚引荐来的，既勤快又可靠。
  诚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正当德和堂药铺蓬蓬勃勃发展着的时候，大爷爷却厌倦了这种喧嚣的市井生活，固执地提出要回家耕种那几亩荒芜了的良田。爷爷拗不过他，只有随他自便了。不过约定：五天一个的北曹范大集是必须来药铺忙的。这个条件，大爷爷慨然允诺了。实践证明，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也从未间断过。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仰赖祖上的庇荫，家父这一代全无创业的艰辛，活得轻松多了。酒足饭饱之后，每每生出一些非份的想法。而社会上一些蝇营狗苟之辈，则投其所好，软缠硬磨着将家父往烟馆、赌场里拖。后来此等事情被爷爷发觉了，狠狠地教训了家父一晚上。直到家父交代了事情的全过程，并表示痛改前非后，才饶了他。我那时尚小，而且是无辜的，爷爷居然也粗暴地喝令我跪在家父身后，接受训斥。我好冤枉！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地悟出了其中的道理：爷爷是在“杀一儆百、防微杜渐”吧。事后，爷爷工整地用毛边纸写了两张大仿让我临摹。而且不止一遍，一天要写一次，让他验看。我不敢违拗，只有照写不误。这两张大仿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创业艰难百战多，守诚不易须俭约。
  我是十四岁进的德和堂。那时，象我们这样的商（医）家子弟，一般是不在私塾里久呆的，读完“三字经”、“百家姓”以后就进铺子了。在铺子里。一边学医，一边习字。医书读通了，大路上的常用字也认识了。在德和堂，爷爷对我管教甚严，严厉得近乎苛刻。白天，站在爷爷身边做见习大夫，耳闻目睹爷爷是如何诊脉并处方的。偶尔也让我自己下手诊一下脉脚。晚上，则需要背诵医书，还要回忆并记录一天来的病历。往往彻夜不眠，通宵达旦。下榻之处是药房的柜台，和两个伙计睡在一起。这睡柜台可不是个好滋味，硬梆梆的柜台上面放一床狗舌头似的小褥子，五冬六夏都是如此。只不过冬天多条棉被罢了。当时德和堂好些草药都是自己动手炮制的，如：柴胡、防风、荆芥、益母草、丹参、瓜娄、杏仁、桃仁、蝉蜕等等。我抽时间还要和两个伙计一起炮制草药。这些草药曹范南边的深山里遍地都是，花不了几个钱山民们就给送到药铺的门里头。有时候，即使某种草药积压了许多，只要山民们送来，我们也照收不拒，而且分文不少付。爷爷常告诫我们：“这些山里人不容易，往往一分钱掰八瓣花。而且很忠厚可交，你敬他一尺，他会敬你一丈的。”投桃报李，爷爷的仁慈宽厚赢得了这些山里人的信赖与敬仰。久而久之，南部山区方圆四、五十里内的父老乡亲凡有病患者没有一个不到德和堂药铺来就医的。甚至没病没灾，他们也要借赶曹范集的机会到德和堂来坐坐，或寄放点东西，或喝杯热茶。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爷爷的严厉管教下，几年后我便可以坐堂诊脉、看病处方了。爷爷兴许是唯恐我有失吧，总是手捻长髯，默默地坐在我的旁边，静观我的举止。
  这时的德和堂拥有一个独立的院落。其中门头（门房）四间，西屋三间，东屋一间，厨房、茅房各一间。门头集看病抓药于一体，摆着一套红木桌椅和高高低低的药厨。其余房间见缝插针，一堆一垛的全是大包小包的中成药材，膏丹丸散。当时，共有铺员五人。除我们祖孙三人外，另外雇两人：一个是王白庄的高晓兰，一个是石河村的颜振芝。高晓兰与我家是表亲，颜振芝系爷爷的故交之后。这两个人以抓药为主，倘有余暇，便做饭、炮制草药，偶尔也跟随家父去济南背药。由于两人肯卖力气，又老实可靠，所以爷爷按当地的最高价码付给他们薪水，即每人年薪大洋贰佰伍拾块。如果赵公元帅赐福，铺子赚头大了，还可另外奉送一些。这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呢！因为那时候，市场上小麦每斗（一斗小麦重七十斤）只卖到两块。当然，作为东家兼掌柜的我们盈余就更多了，正常年份，德和堂一年的流水都不下伍千块大洋。草药不值钱，自然成本低；医生又是我们自己人，所以，一年赚个三、四千块不成问题。民间有句歌谣说：“待要富，打铁开药铺。”此话一点不假。
  德和堂一年销售各类中草药（包括膏丹丸散）数百包，单靠自己炮制是不敷使用而且大部分药品自己根本炮制不了，所以，大宗的药品还得购进。这些药品全部从济南的几家大药店里进货。而这进药的差使便成了家父的专利。按照正常销量，家父须一个月去一趟济南。届时，家父带上一名伙计，每人背上一条大褥套，便上路了。从北曹范到枣园（或龙山）火车站四十多里路程，全靠步行，也真够他老人家消受的。那时枣园已通火车，在枣园转乘火车，再去济南。从济南回来时，由于货物太重，便花几个钱，从车站上雇两头脚驴，连人加药一块驮回来。当时枣园、龙山等各火车站上都有牵着毛驴受雇于人的赶脚者。如果追本溯源的话，他们当属王小的徒子徒孙了。
  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济南的几家大药店卖出的药品全部赊销，年底结帐。也许受他们的影响，我们下边这些开药铺的也从不收主雇一分现钱。看病买药者只要报个村名姓名便走之大吉了。直到年末岁尽，才去敛帐。敛帐是德和堂一年之中的重头戏。一进腊月，药铺里除留下爷爷一人坐庄外，其余人员全部拿着帐本，背上搭裢，倾巢而出了。
  敛帐是个苦差使。每日里早出晚归，有时一天要翻过几个山头；还要按照帐本上的欠帐户，逐村逐户的讨要。直到小年过后才收兵。即使这样，每年也总有三成左右的帐要不上来。最后只得作罢，转到明年帐上再说。其实，这三成还不上帐的贫困户是早在爷爷预料之中的。所以，他老人家并不责备我们，反而说：“咱德和堂应以济世救人，抚贫恤难为宗旨，对那些确实困难的乡亲们不可相逼太急。这样会有损医德的。况且，十年河东复河西，你能保准人家一辈子受穷，永无翻身之日了？”实际情况正象爷爷所说的那样，好多去年还穷困潦倒的户转个年头之后竟出人意料地家境复苏了。这些人手头稍稍宽裕后，不等药铺去人，便提前把欠帐送来了。
  德和堂在要帐这个时期，也就是每年的腊月，照例要临时雇佣一名厨师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忙不过来，也为了大家太劳累，需要增加点营养。平时，我们的生活较清淡：主食以馒头煎饼为主，菜以豆腐白菜当家，极少见鱼肉海鲜。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动荡不安，祸水横流。由于北曹范偏居章丘南部山区，故灾难来得相对晚些。随着战火的蔓延，德和堂终于未逃脱覆灭的结局，在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摧残下，于一九四二年倒闭了。
  德和堂停业后，爷爷和家父避难乡里，两个雇员各奔东西，我则去了济南一家药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谁料想一去济南三载，倒成了我从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在那里，我得良师指点，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的经典著作，也聆听了当代名医的谆谆教诲。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满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了，于是，我们又重操旧业，在一片废墟上重新竖起了德和堂的牌子。孰知开业不久，国共两党又开战了，今天你打过来，明天他攻过去，永无休止的拉锯战。搅得人心惶惶，眼花缭乱。由于通货膨胀，人们已经对纸币失去了信用。到后来，德和堂干脆不收纸币，凡来就医抓药者，一律背谷子来，医、药和谷子两作价，当日两清。而对子那些家境赤贫，连谷子也没有的病人，德和堂则分文不取，连医加药统统奉送。单此一项，德和堂又赔进去若干银子。生不逢时，此时的德和堂可谓如牛负重，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了。
  正当德和堂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新纪元开始了。新中国的诞生给德和堂带来了勃勃生机，沐着阳光，淋着雨露，德和堂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德和堂枯木逢春了。他没有忘记共产党的恩情，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为了支授中国人民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德和堂捐了款。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号召公私合营的时候，德和堂又率先在曹范报了名。之后，带着全部家当加入了曹范联合诊所。该诊所是由两曹范及其附近的几家药铺联合组成的，所址设在北曹范。共有医务人员十三名。所长是田庄的韩云宣和潘家埠的潘英镇。主治医师五位，分别是：祖父焦学清，家父焦增美、还有王光厚、李世文、高仙洲等人。高晓兰、颜振芝等为司药。初办联合诊所时，由于缺少会计，所长便让我担当了此任。勉强干了三年，我觉得用非所学，怪乏咔的，便申请再三，辞掉了这份工作，仍旧操起了我的郎中营生。以后，我被调到了吕家联合诊所，在吕家大约呆了二年光景，又被调去了埠村医院。这期问爷爷与家父都相继退休回家，我也于一九八一年办了退休手续。退休之后，许多老朋友都劝我在埠村或明水安营扎寨，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了，大家住得近些，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对于大家的苦苦挽留，我表示了深深的谢意。但归心似箭，却是八骏马也拉不回来了，我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家焦家庄。历史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我大爷爷曾因为热恋家乡那一杯黄土而置万两白银于不顾；今天，我又沿着大爷爷走过的阡陌回到了散发着芳香的黄土地。这到底为什么？我想：这兴许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植根于黄土地上所形成历史积淀吧。
  现在，我赋闲在家。但赋而不闲，偶尔有病号找上门来，我还是乐此（医）不疲的。去年秋后，还有个几十年前经我手治愈过的老病号领着他的儿子找上门来看病呢。老先生看完病领着他儿子走后，很使我感慨了一阵子。我想：“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与人为善，造福一方。切不可坏了名声，枉披一张入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