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丘“盐业”字号二百年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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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章丘老字号》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4919
颗粒名称: 章丘“盐业”字号二百年沧桑
分类号: K295.2
页数: 9
页码: 54-62
摘要: 本文记述了章丘史家盐商的由来、分布和发展。
关键词: 章丘 工商业 发展

内容

“金旧军、银回村、铁打的刁家庄,还比不上史家的铁盐商。”人们都知道章丘有个“铁盐商”,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盐业字号不平凡的历史呢?
  在封建社会,盐被视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只准官营,不许民卖,故有“官盐”和“私盐”之别。西汉武帝时,盐权被操纵在治粟都尉大农丞桑弘羊和大盐商东郭咸阳的手里,桑弘羊还写了著名的《盐铁论》,这对当时削弱豪强富商的势力,增加财政收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到了清朝,盐业习惯上又有“业商”(即官盐)和“行商”及“业兼行”之分,但是盐业官营的基本政策始终没有改变。
  既然盐业属于官有,那么,章丘史家盐商又是怎么回事呢?史家对“盐权”又怎么会得天独厚?
  史家盐商的由来
  章丘盐业问题,远的无可考,自清乾隆以来,盐权一直操在史家枣园一家史姓的手里。他们以盐发迹,遂成豪门。追根溯源,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来历。
  乾隆年间,章丘有一史家庄(现章丘枣园镇)。史家有人在朝为官,很是富有,良田千亩,家产万贯,在山东全省各地均有史家的绸缎店。庄南七八里有史家的一片枣树林。史老太爷看到家族人丁兴旺,就在枣树林盖了几处房屋,让长子史耀宗(曾任光禄寺典簿)搬入,归其所有,并连同邹县等地的绸缎店由耀宗经管。史耀宗从此继承了史家的主要家业,枣树林也渐成村落。
  史耀宗通过媒人牵线,娶彭氏(章丘彭家庄人)为妻。彭氏身高肩宽,脚大脸丑。据知情人说,脸上的麻子有铜钱大,很不秀气,颇为耀宗所厌,族人所嫌。但父母之命,岂敢违背。婚后数年一直不和,也无后以续。彭氏婚后数年不出,以后从彭家庄收养一女,是彭家的远亲,以女儿相待,相依为命。为使家业传承,史耀宗过继史秋奎为嗣。史秋奎性悍不肖,从小娇惯,刚愎自用,很不省事,对长辈非礼非孝。
  史耀宗去邹平,又娶李氏。李貌美性温,夫妇和睦,后生二子,取名史笙、史柱。
  秋奎以为继父有后,将来必为史笙、史柱平分家业,财物不能独吞,惶惶不可终日,伺机以待。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史耀宗因疾病谢世,秋奎暗喜,遂生谋财害命之心。一夜,秋奎扮装,以油彩涂于脸部,以遮眼目,去暗算史笙、史柱。彭氏偶然听到门外有声,一开门,见一人正执凶器站在门外,随后消失踪迹。彭氏从其背影已经看出正是史秋奎。由于此计未成,史秋奎恶人先告状,诬告彭氏不守贞节,彭氏更加愤懑之至。虽说彭氏性情刚烈,但颇有心计,事先已经料到史秋奎的歹意,暗中派人把史笙、史柱隐匿于彭家庄,随后到县衙门打官司。此时,史秋奎早已买通官府。县衙见彭氏孤人寡妇,又惧史秋奎的势力,讼状再三推诿拖延,最后公断,判彭氏败诉。彭氏再告到省府,又败诉。以彭氏刚烈性格,岂能咽下这口气,忍无可忍,便准备进京告御状。然彭氏此时已身无分文,何况封建礼教桎梏下的妇道人家喊冤告御状更是难上难。彭氏娘家卖掉300亩良田,作为资助。彭氏携十七岁的养女北上赴京,长途跋涉,栉风沐雨,历经坎坷磨难,终于到了京城。然偌大京都,哪有一个妇家寡人立锥之地,更别说诉冤告状了。她跑遍大小官府,无人问律。说来也巧,据史家调查,知情人说,当她们川资耗尽囊中空空,山穷水尽之际,偶遇一老尼姑,问及情由,彭历述其原委,老尼姑甚表同情,让其暂居庵中耐心等待。
  该尼姑在京城很有名气,常被后宫召去做佛事。不久她通过与老太后(乾隆生母)的关系,代彭陈述。太后听罢勃然动怒,传懿旨令有司立审此案。
  不几日,公案审理,对峙两边,一边是秋奎继母及表妹,一边是彭氏继子史秋奎。母告子贪财害命,子告母人品不正,真是“母说母有理,子说子有理”。几日审理,难以证实公判。在封建社会有一种沸油锅里捞金牌的断案方式,差人先抬进一口大锅,放入香油用大火烧至沸腾,然后放入一金牌。公审在堂宣布:谁有冤屈就把油锅里的金牌捞出来,以明心迹。史秋奎心有余悸,又见沸腾的油锅,不敢前去捞金牌。彭氏干女儿对母曰:“娘,咱有冤,咱去捞。”彭氏走到滚烫的油锅前,迅速把金牌捞出,连点伤也没有。史秋奎见母捞出金牌,吓得磕头述罪。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彭、史之案总算有了一个结局。
  山东史寡妇沸油锅里捞金牌,告倒了儿子一案,确实使人听后为之振奋。消息不胫而走,立刻轰动了整个京城,也传到了后宫李太后(乾隆之母)那里,太后很是惊喜,便召见彭氏。两人见后更是一惊,太后容貌逊色,心中暗想:世间还有貌丑似己的人。也许同“貌”相怜,两人言语很是投机。一日早晨,太后早早起来,召见彭氏,诉说昨晚梦见了容貌与自己一样的胞妹下凡世间。再仔细端详一下彭氏:“哎哟,莫非伊人正是梦中的小妹。”两人情情切切,相见恨晚,形影不离几日余,最后结为芝兰之好,太后为姐,彭氏为妹。从此,皇宫贵族,妃嫔媵嫱,皆以彭氏皇姨称之。
  转眼间,一月有余。彭氏提出想念家乡父老,要回山东,并把为打官司卖掉300亩良田之事也告诉了太后。太后听罢,叫皇上乾隆前来拜见皇姨,赠凤冠霞帔、半朝銮驾,并嘱乾隆安排彭氏回山东。临行,太后说咱俩姐妹一场,我无金银可送,今让皇上赐予章丘所有盐务归你管辖专营,所收盐税归你私有,以补生活之需。嗣后,章丘盐业专营权史家世代相袭。
  这一“铁盐务”专营权,世袭到1937年,日本侵占章丘时结束。
  岁月流逝,日积月累,史家盐务有官僚资本相助,靠着这得夭独厚的条件,势力强大,财源不断,渐渐成为章丘一带颇有名气的家族,俗称“史广富”家族。时至今日,章丘民间仍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金旧军、银回村、铁打的刁家庄,比不上史家的铁盐商。”
  史家盐业商号的分布和发展
  彭氏有太后作靠山,省府、县衙一时刮目相看,自此,章丘的盐务为史家专营。彭氏死后,史家盐务分成四股,即史洙、史案、史彪、史盘。各股所设盐业分号分布情况如下表。
  以上四股二十九处,遍布章丘各地,以后扩大到四十六家。全县所用食盐,皆出自史家盐店。自乾隆至民国二十六年,二百年间章丘盐业为史家垄断。史家资东一方面独资经管,雇用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为其盐号管理业务,这就是所说的“业商”,如雇用于子厚来管理史家南部的盐业。另一方面,史家又把“盐引”(清代,每引225斤)租出去,史家资东按期收取盐税或按投入的股份定期收取提成(股息和红利),“盐引”只能租,不得转卖,其它一切经营管理,市场销售,用人权、财产权皆租用者所有。
  此外,对史家的“铁盐务”,还有一群特殊的“食利者”因为史家的盐务是彭氏娘家支持打官司赢得。故其娘家(彭家庄)彭氏族人,每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日辞灶之后,家家拿着口袋或其他用具到彭家祠堂领盐,每户一大瓢,约十来斤,不交钱。盐由史家按时运到,算是彭氏对娘家人的报答。此例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废除。
  张子衡垄断章丘盐业
  史家盐业发展到民国初,由于没有能力独资经营所有的盐业分店,只有采取“租赁方式”,即“将引出租”。这样“行商”、“业兼行”商迅速发展。随着“行商”等私盐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各“行商”以后多不交提成,史家盐业“官营”的垄断地位逐渐衰落,各地盐枭贩盐猖獗,出现“失控”的混乱局面,尤以章丘北部各盐业分号失控迅速。张宗昌督鲁时期,多年频繁的战争,财政十分困难,其中盐业“官营”的混乱,盐税的锐减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民国政府对混乱的盐业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张子衡以张宗昌为靠山,趁机垄断了章丘的盐业。那么,张子衡何许人也?又凭怎样的实力垄断了章丘的盐业?
  张子衡,章丘相公寨子村人。(1875年生,1928年死于大连)。张子衡的为官史,也就是他的发家史,因此,首先介绍一下他的从政生涯。张子衡幼年时,家境贫寒,在父亲张锡纯的严教下,勤奋学习,20岁中秀才,光绪28年(1902)中举人,光绪30年(1904)会试为进士,去贵州任职。为官初朝,严于律例,惩治腐败,颇有清官之风。后来,久历官场,也贪污腐化,开始仗势欺压百姓。
  辛亥革命后,张子衡携家眷、金银和部分随从弃官逃回章丘相公。不久,通过关系又钻进官场,平步青云,当上了山东省商务总会的经理,自己主持开办了济南商业银行和平市官钱局,与安茂寅(曾任山东财政厅长)勾结,乘日寇在山东收买制钱之机,从中渔利,大发横财。“五·四”运动前后,济南设有城内商会和商埠商会两处,两会长期以来,矛盾纠纷很深,城内商会原有石绍先任会长,张子衡为坐办,权欲熏心的张子衡为攫取商会会长之职,利用两会之间的矛盾,上勾结官府,下笼络会员,乘机夺得了济南城内商会会长之职。1919年,省长张树元被革职,次年由国务总理靳云鹏保荐田中玉为山东督军。张子衡在这政权交替的混乱中,于12月14日爬上山东财政厅厅长的的宝座。任职不到一年,又被龚积柄接替。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张子衡认识到宦海生涯变化莫测,不如经商利市可靠,于是同日本浪人合资经营鲁大公司,担任副董事长,以此为基础,涉足于工商界。
  张子衡一方面在省城建厂经商,另一方面又在家乡章丘开设了“金丰当铺”、“鸿祥杂货铺”。民国以后,趁政府对盐业进行整顿之机,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在济南的关系,于1925年挤垮章丘的“济太昌”、“福太功”等盐店。史家后人经营的盐业,如“业商”史成之的盐店组织结构松散,实力锐减,也无力与张进行抗衡,日渐衰落。张子衡又在章丘城关设盐公店(总店),分别在相公、刁镇、普集、埠村等设分店,业务上,由张子衡的盐公店统一管理,统一进货。这样张子衡完全控制了章丘盐业。盐公店用低价进、高价销;大秤进、小秤出,名义上每包盐可以吃三十斤“包余”,实际上不超过此数,过去百姓反映“盐店的秤没有星”,这是对当时盐业恰如其分的评价。少斤短两是常有的事,盐业利润无法计算。俗话说:“官盐、官盐,没有官府作靠山,哪里来超额利润。”
  张子衡经营章丘盐业,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同时发行公债,为其公司、商号进行资本积聚。张子衡在张宗昌督鲁期间,在济南经二路设立“军票管理局”,同时还创办了“山东公债局”,张子衡为总办,滥发三票(奉票、军用票、公债票),仅发行善后公债多达二千万元。当时,盛传张子衡、孟洛川、何春江、张应霖为张宗昌的“太师少保”。
  章丘盐公店的进货渠道主要是通过官府从黄河入海口的羊角沟由水路运至城关,然后再调配至各个盐业分号。绣惠城关的盐总店集中管理,联购分销,统一收敛盐税利润。各地盐分店的发展在这时达到了鼎盛时期。
  1928年,国民党新军伐继续北伐,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其在鲁的利益,曾出兵侵占济南,但也未能挽回张宗昌的败北,当年九月,他的残余部五万人被白崇禧收编。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张子衡失去靠山,逃遁大连,企图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袒护,不料遭到冷遇,死于大连,其所经营的家业,也日趋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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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老字号》

本书记述了章丘的古文化,包括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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