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章丘龙山镇权庄村的丝绸工商业曾繁荣兴盛多年，与当时的周村相伯仲，有“小周村”之美誉，其中，“增盛和”等老字号，闻名遐迩。
  权庄离周村近一百华里，路途平坦。权庄丝绸业的发展，与周村丝绸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权庄人多去周村丝织厂做工和卖丝。权庄大部分居民是在明朝洪武二年从河北枣强迁来的，养蚕、缫丝技术究竟是从枣强带来的还是从周村传入的？无从查考。但权庄一带不曾有大规模种桑养蚕却是事实。后来织绸都是从蒙阴、沂水、新泰、莱芜等地进丝。
  去周村做工最多时能供三百个缫丝床子做工的人，每个床子一般三人。这么多人去周村做工，既挣到了不少钱，又学到了周村丝织业的技术，开阔了眼界，熟悉了门路，自然为“小周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去周村做工及卖丝的同时，人们了解到将丝织成绸获利更大，也逐步学会了织绸技术。捻军去寿光路过权庄时，权庄已有手工丝织机，亦即木织机。权庄东南角原有“三皇社”（天皇、地皇、人皇），是一个大商场（一九一二年改为学校）。“三皇社”的兴建在十九世纪末，当时主要适应丝及丝织品的交易需要。可见在十九世纪末，权庄的丝织工业及贸易已相当发达。一九二四年前后，又从天津引进了日本产的半机械化的铁织机，使生产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权庄丝织业的鼎盛时期为辛亥革命后至一九二七年的十多年间，全村三百六十户人家（约一千四百口人）就有织机三百五十张。每张铁机的价格在百元左右，经营好的每天可挣毛利两元。附近各村也都有织机，权庄是中心，从权庄向四周辐射。这些织机户买进丝，织好后卖丝绸，也为客户加工，收取加工费。当时权庄是家家丝织厂，户户织机声。从当时权庄村曾招三千个短工来种地，可窥见人们弃农务工经商和富庶之一斑。
  最有影响的一户是“增盛和”织机铺。它的兴起是因为周村的一次大乱。当时有个叫吴大周的在周村作乱，使周村正常的社会运转陷于瘫痪，人们的生命财产均无保障。莱芜、蒙阴、沂水、新泰等地的丝主要销往周村，周村大，乱，这些地方的丝就销售不出去了。“增盛和”就在这时将积蓄的儿千两银子到这些地方收购丝，丝的价格不及原价的一半。丝买回来不久，大乱平息了，时局稳定了，丝的价格又上涨了，“增盛和”因此发了大财。
  “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用人造丝织绸。人造丝也叫麻丝，主要是从日本进口。权庄实际是受了天津和周村的共同影响。天津租界引进先进技术、先进工艺比较早，引进的先进工业原料也较早。而周村相对就比较守旧，比天津闭塞，接受新事物就慢。权庄与天津业务关系密切，因而接受的新东西也多些。用麻丝织绸利润大，也好织。产品独具特色，工精物美。
  织绸的质量随客户要求和市场情况而定。权庄的丝绸织得比较匀，相同等级的匹与匹之间重量相差不到一两。厚的重的是好的，薄的轻的就不好，最轻的五丈只有九两重。
  权庄的丝绸主要销往天津、上海、丹阳等城市。并不是家家户户都同去销售，而是主要由大户组织销售。当时“盛”字号的大户就有“增盛和”、“王盛和”、“广盛永”、“纪盛通”等。其中“增盛和”号一家几十口人，织机也最多。
  使“小周村”元气受到损伤的，是土匪刘黑七（名叫刘桂棠，字兴田，山东有名的土匪）对权庄的洗劫。当时，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宗昌盘踞省府济南。有这样一首民谣：“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块钱，树也不好卖，地也不值钱，来了土匪他不管。”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有民谣曰：“张二小戴草帽（即张宗二字），不到两日（即昌字）就缺吊（垮台之意）。”张宗昌对土匪的放纵，使各地土匪十分猖獗。刘黑七就在这种背景下，经过充分的组织准备，于一九二七年十月的一个夜晚，率土匪包围了他垂涎已久的权庄。枪声响了以后，人们才发现，大户家的房顶上已早就站上了土匪，估计土匪最少五、六十人。这次刘黑七从权庄绑架了四、五十人，其中“增盛和”一家就绑去八人。最后这四、五十人都赎了回来，全村共计损失大洋约七万多元。当时小麦每斤价格只有一分钱。从中既看出土匪的凶残，也说明权庄村当时的繁华富庶。
  刘黑七的洗劫，虽使“小周村”的元气受到损伤，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小周村”的根基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以后还兴盛了十来年。其中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权庄连唱三年大戏，可见余威尚盛。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以后，什么买卖也不能干了，“小周村”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小周村”没成为“超周村”，而且终未赶上周村，除了基础和交通条件不如周村外，也有许多社会原因，其中没有连锁经营，形成群体优势，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70年过去了，“盛”字号织机房只剩下了一片片废墟。这里风景犹存，但已物是人非。“小周村”在历史上有辉煌的一页，“家家丝织厂，户户织机声”至今被权庄人追忆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