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92年8月1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这是我由于历史的原因寄身台湾，延滞异域43个春秋第一次重返家园，骨肉团聚，怎不使我喜泪迸飞热血沸腾呢？
  我名郭英长，字振武，去台后化名威远。老家毕村（今毕东村），生于1919年。父亲前两代俱是诗书门第，至父辈，家道式微落魄，只好靠做生意维持。我三岁失恃，由继母韩湘云抚养成人。继母出身闺秀，知书达礼，为人温柔善良，兰心蕙质。尤其思想进步，不为封建礼教所縻，受到仁人志士的称赞。18岁，任章丘初等学堂教员，是全县第一任女教师之一。于归父亲后，夫妇和谐，共同齐家理业，堪得族人好评。未久，毕村废私塾成立初等学堂，母亲被聘任职。我方6岁，就随母入学。毕业后，视我如己出的继母带我去章丘城（今绣惠镇）全县唯一的城关高等学堂就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和平津的青年学生来山东各地宣传抗日救国，痛诉日寇的残暴，号召国人团结一致，枪口对外，驱逐日寇，誓不做亡国奴。一向思想进步的继母同知交高筠、高文等姊妹，在学校进步势力的支持下成立了“章丘妇女界抗日后援会”，母亲被选为副会长。与此同时，她们还成立了“放脚委员会”。母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的积极行动，予我以很大影响。
  章丘高等学堂毕业后，继母仅凭微薄的薪水是无力供我升学深造的，因此心情沉闷，愁形于色。高筠、高文两位阿姨知情后，慷慨解囊，支持我升学深造，好将来报效祖国。母亲十分感激，并叫我永远不忘两姨母的恩惠。就这样，我才走进济南正谊中学的校门。
  在投考正谊中学的临行前夜，继母将我拉到身边，慈祥而严肃地告诉我：“儿啊！明天你就要动身赶考了，此去我不要你‘状元及第’升官发财，唯望你读书有成，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现在我有几句前贤讲过的话需要告诉你，作为今后立身扬名的根本。孔夫子说：‘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夫子说：‘舍生而取义也’；太史公说：‘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岳飞说：‘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梅尧臣说：‘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切记。好了，明天你就走吧，行李、盘缠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继母的这番话，我至今恪守不忘。
  中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只好回家和父亲做生意——卖馒头。就在这年，爆发了“七·七”事变，年底，日军占了章丘城，家乡毕村旋即沦陷。有志青年走出家庭，脱下长衫，拉起武装，进行抗战守土，保国保家。当我徬徨踟踌之际，我在高等学堂时的同学李曼村拉起了“抗日救国军”；读中学时的同学翟毓蔚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我闻讯在父母的支持下立即动身去找翟毓蔚。国难当头，同学相聚分外亲切。翟知道我的来意，叫我任他的侦探队长，具体任务就是侦察日寇、汉奸的活动情况。侦探队下设侦探站，遍布章丘，共18处，均由我指挥。嗣后，翟又委我章丘独立营营长一职，营部常设毕村镇。一年之后，我又晋升为第十二大队队长，队部设在协大煤矿公司，即山老坡崖煤矿，控制毕村、文租一带的日、伪活动。时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共章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及八路军不时前来，关系甚密。听说我读中学时的王大同老师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任职，可惜无具体联系。约在1939年下半年，我接到王老师的密信，字里行间暗示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翟毓蔚迟早要背叛，劝我及早速去莱芜投靠八路军。彼时，我以为翟对我很讲义气，又是老同学，无故背之乃为不义，于是采取观望和审时度势的态度。我严令部下对中共及友军（指八路军），坚决做到相互协作、密切配合，不允许发生任何摩擦。同时我瞒着翟毓蔚给八路军解决此枪枝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对前来做公开或隐蔽工作的中共人员如敌工部长李一民（即刘仁轩）、章丘第八区区长杨大昌等均予以方便和保护，关系融洽不分彼此。
  1940年，国民党沈鸿烈将翟毓蔚部队改编为山东省第十专区保安第二旅，翟任旅长。此时他的反共面目已露端倪。我利用这个机会，巧妙地离开了翟部，自由自在地活动在家乡一带。是时毕村形势日趋复杂，既有日寇汉奸，又有国民党杂牌部队，同时中共各种武装亦时来时往。我为了逃脱这难以应付的局面，便与本村同学并任翟毓蔚抗日小报总编的伦亚东（已故）商量自己今后前途与出路的问题。那时我们两人都是20岁左右的青春少壮，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大有“我以我血见轩辕，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豪迈气概。伦亚东问我咱是投“西安”（国民党）还是奔延安（共产党），最后商定去延安抗日大学。
  我们路经西安时，遭国民党地方机关刁难，迫使我们转途南京，投考黄浦军校。无奈，只好服从。去南京后，我与伦亚东分了手，他只身回故乡，我进了南京黄浦陆军军官学校，系第十六期，所学专业是绘图，即画军用地图。在这里，我与刘安琪结为挚交，我们虽不同期不同系，但气趣相投志同道合。毕业考试时，我名列绘图科第一，荣获校长（蒋介石）勋章一枚的嘉奖。到工作分配时，谁料刘安琦竟成了青年远征军军长，我在他手下任一名连长。他很赏识我的绘图知识，经常对我讲：“老弟，请安心等待。”当远征军南下时，我不由想起终日为生计奔走的父亲和养我胜生母的继母来。。他们年老膝下苍凉，又身居沦陷区，生死难保，如有个万一，谁是他们的尽孝人？又想，鬼子就在我的家乡，时时践踏着我的父母和亲人，与其离乡万里东奔西走，何如家门除倭保卫乡亲。那里还不是抗日救国。我把这一想法如实告诉了刘军长，他同情地说：“难得你一片孝心，好，我批准，咱们后会有期。”
  我回到家，继母以为我是逃兵，有些不高兴，经我说明，方转忧为喜。约两月后，身为济南城郊警备司令的翟毓蔚，来信急若星火，要我速去他胞弟翟润清的特务三团任营长。是年秋天，我去济拜望翟毓蔚，不料我在远征军的老上司刘安琪也来济南述职。机缘不可错过，我立即向翟告别，望门晋谒刘安琪。刘见到我喜出望外，一番别后畅谈遂即上肴，两人推杯换盏，置腹倾心，无话不谈。最后，他对彼时的山东形势进行了大体分析，提出要我随他去青岛任他（时刘任国民党驻青部队总司令）的警卫营长、少校军衔我一口应了下来，第二天回家禀告了父母，三日后同刘安琪去了青岛（这是我去台前的最后一次探家）。迨至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便随刘安琪去了台湾。
  抵台后，刘安琪被蒋介石委任为陆军总司令。我受其荫庇，由营长到团长，由团长到师长。1958年，国民党台湾“国防部”命我为马租岛三军前线指挥官。我初到此处，目击了当地人民的愚昧和文化教育的落后，忧虑顿生。根据继母“勿唯善小而不为”的教导，自作主张地将修筑战地工事的建材，取其一部分建造了一处中学，受到居民的欢迎。直到我离开马租时，人民群众，师生员工，敲锣打鼓夹道欢呼，为我送行。
  在解放马租的战斗中，隔水对阵的两军，都是炎黄二帝的子孙，祖国大家庭的兄弟姊妹。当万炮齐吼弹雨如注的时候，我在指挥室里往往情不自禁地呼叫：“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啊！你们的子孙这是怎么了？缘何‘兄弟阅墙、同室操戈’呢”！炮声一停，对方高音喇叭里便喊出郭振武的名子。此时此刻，我是百感交集，万箭穿心。
  我在指挥官的位子上呆了一年零八个月，便奉命去“参谋大学”和“三军大学”进修。在三军大学时，并与后来提升为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的郝柏村结为好友。在他提携下，我又当上了国防部作战处处长以及之后的国防军事院校教官。在这里天天向学员讲兵法呀、攻战呀等等。说实话，我对战争确实厌烦了。这期间我并信笔写过一首小诗：
  但愿烽火早日熄，
  海峡两岸共一居。
  携手并肩创大业，
  光我中华伟民族。
  岁月悠悠，人事沧桑。1989年，我已走进古稀行列，循例退休回家颐养。此间虽隔离金戈铁马，但如烟往事却“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生我养我的故乡，掬我哺我的爹娘，半个世纪了，我这天外游子哟！历史老人的多情，使我在台另立了新家。自幼生长在日月潭边的夫人曾秀英，温柔端庄。所生三子一女，均已成人自立。宁谧的舒适，却怎么也掩饰不了我日夜思念海峡彼岸山东老家的戚客。盼啊！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别离45年的儿子郭运奎与我通信了，真是“烽烟连半世，家书抵万金”。就这样，我们几经联络，终于办好回大陆探亲的一切手续。
  1992年8月15日，我与夫人在济南机场降落了。是日晴空万里，骄阳高照，芰荷盛开，黍稷正茂。我们无暇观赏大自然的壮美，心急火燎地登上出租车，直奔济南火车站。一下车，我就目不转睛地在各式各样的“接人站牌”中寻找自己的目标。当“章丘毕村郭运奎接站”的巨字招牌出现在我视线中的时候，紧跨几步，冲着双手高擎站牌的中老年人：“你是运奎？”、“您是父亲？”四臂拥抱，泪眼相视，久久不已。
  我们坐进镇政府为我特派的专车，父子并肩相偎。昔日的少父稚子，今天白首相聚，千言万语无从谈起。车过危山了，我真想“足履故乡土，伏地欲一吻”。我踏进老家大门，欲呼爹娘，不肖回来了。旋而方悟双亲已不在。物是人非，欲语先泪。当看到儿媳、孙男、孙女们是那么可爱的时候，我又破涕为笑喜泪满颊了。此刻不知是心情激动还是精神疲乏，总觉得天旋地转，似梦如幻，恍若隔世。进晚餐了，四代人围坐在一起。当我知道继营、继宗两孙是中共党员时，惬意地笑了。爷爷一生经历了一次“国共合作”，然而今天我们才是真正的国共一家呢。
  连日来，政府的关照，乡亲的热情，使我感激由衷；家乡的变化，经济的繁荣，使我难以想象；世界美好，独钟故乡；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终于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