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孙永瓒，字子恒。一九〇五年，出生于章丘市普集镇南孙村一个农民家庭之中。其祖辈世代以农耕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孙永瓒同胞姐弟四个。姐姐嫁与大柏庄柏家为媳，姐夫李维汉；其兄孙永诠，颇通文墨，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曾在普集镇合田木厂当过帐房先生；其弟孙永珠，和孙永瓒一样，自幼凶悍刁顽，目不识丁，乃一介武夫。
  七七事变以后，人心惶惶，局势动荡不安。一九三七年底，日寇兵临济南城下，韩复渠不战而逃，其残部多流散四方为匪，自立山头，纷纷打起各种名目的抗日旗号。孙永瓒三兄弟也不甘人后，在南孙村附近的几个村子里积极地活动起来。就在这时，李曼村、宋乐生等领导的“章丘人民抗日救国军”在三山峪村北的石峪寺打响了章丘抗日救国第一枪。孙永瓒在其兄孙永诠的怂恿下，和姐夫李维汉等人一齐参加了章丘抗日救国军。孙永诠和孙永珠则留在南孙，继续发展壮大着自己的队伍。
  一九三八年四月，章丘人民抗日救国军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六支队第二十一中队。二十一中队下辖三个排，孙永瓒被任命为第三排排长。时隔不久，二十一中队接到六支队司令部命令，星夜出击，配合主力部队夜袭普集日寇据点。二十一中队的具体任务是破坏普集火车站以西的铁路线，阻止明水车站据点里前来增援的鬼子。孙永瓒率领的第三排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而且干得很出色。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斗争形势，队伍往往以排为单位单独活动，时聚时散。孙永瓒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东岭山以西的十余个村庄里，偶尔也越过界岭山口，到邹平县的小马峪、由家河滩、大马峪等村庄里转悠。孙永瓒有抽大烟的恶习，鸦片烟价格昂贵，为了应付这笔不菲的开销，孙永瓒便常常领着几个亲兵悄悄地窜到界岭山北边的几个村庄敲诈勒索，打着为二十一中队筹集军饷的幌子要钱要粮，逼得村民们苦不堪言，纷纷跑到马司令那里去告二十一中队的状。
  马司令闻讯大怒，立即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埋伏在孙永瓒经常出没的村子里，不出两天功夫，便将孙永瓒一行五人全部抓获了。谁知这伙家伙滑得像条泥鳅，几天之后，又偷偷逃出了禁闭室，并连夜跑回了南孙村，从此脱离了二十一中队，消声匿迹，躲在家里达半年之久。为了掩人耳目，刚回家那阵子，孙永瓒的家人故意杀了一条狗，将狗血洒得满墙上都是，并扬言：孙永瓒被人打死了。直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旬，二十一中队离开章丘长白山区以后，孙永瓒才从蛰居的洞穴里爬了出来，这时，其兄长孙永诠的队伍已发展到四十多人。
  此时，活动在胡山一带的程学通部已经归顺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军统特务头子秦启荣，与高松坡的游击队合编为“敌后游击第五纵队第十八梯队”，梯队司令是高松坡。十八梯队下设三个团，程学通为其下属第一团的团长。
  程学通为急于扩充实力，做为向秦启荣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便派人与孙永瓒联系，正好孙氏兄弟也急于寻找靠山，两下里一拍即合，于是孙永诠的队伍很快便归降了程学通。不过孙永诠弟兄并没有离开南孙村，程学通只是给他个“别动队”的番号而已。
  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命名高松坡的队伍为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第十八梯队，孙永瓒的队伍也随之更名为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第十八梯队第一团（程学通团）独立大队，大队长孙永瓒这个时期，孙永瓒的队伍发展得很快，连抓（丁）加征（兵），兵员已达四百余众。这时的孙永诠，虽已退居幕后，但这支队伍真正的决策人物依然是他这个摇鹅毛扇的。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形势变幻莫测，各色人物象跑马灯似的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先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于一九三九年将高松坡的十八梯队改名为山东省第十二专区保安第三十四旅（旅长高松坡，副旅长王连仲），继而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又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委任秦启荣为苏鲁战区第三纵队司令。其下属各旅均改称支队。高松坡的第三十四旅只有程学通的第一团被编为第三纵队第五支队保安第十团，其余人员均跟随高松坡编入了吴化文的汉奸部队——和平军第三方面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换汤不换药，主子还是主子，孙永瓒的顶头上司仍是程学通。
  一九四三年一月，国民党李仙洲率部入鲁，七月，奉蒋介石之命统一整编地方游击队，程学通的保安第十团被改编为山东挺进军第二十八梯队，并委任程学通为梯队司令，王连仲为副司令。二十八梯队共有官兵二千五百人，下辖三个支队，即：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支队。孙永瓒的部队被改编为八十三支队，支队长是孙永瓒，副支队长是孙永祯。八十三支队的活动范围为长白山南麓东岭山周围的二十多个村庄。其余两个支队的情况是：
  八十二支队：支队长王连仲，活动范围为章丘东南部的大片山区丘陵地带。
  八十四支队：支队长王孝升，活动范围为王村至淄川一带的广大地区。
  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是孙永瓒这支队伍的鼎盛时期，兵力已发展到千余人之多，支队下设三个营、一个特务连：
  第一营：二百五十人，营长孙永瓒，副营长李传熙。
  第二营：二百四十人，营长孟庆修。
  第三营：二百三十人，营长崔志德。
  特务连：九十人，特务连长李守执。
  随着队伍的日渐壮大，军火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了，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孙永瓒几番筹措，于一九四二年之初，创建了枪炉厂一处。枪炉厂的兵工是从附近的村庄里招募而来，章丘不缺打铁的，设备则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仅有的三台床子，一台是花巨资从济南买来，另两台是从日本人在文祖和天尊院开的煤矿里偷来的。
  枪炉厂共有兵工一百七十人，下设三个分厂：
  第一分厂：制造机枪。总监工是潘恒顺，有兵工四十六人。
  第二分厂：制造钢枪。总监工是潘恒吉，有兵工五十人。
  第三分厂：制造二八盒子（手枪）和手榴弹，以及机枪、钢枪、盒子枪子弹。总监工是孙永告，有兵工五十人。
  三个分厂分别隐藏在南孙村东北方向深沟中的崖洞里。洞与洞之间有地道相连，洞口有卫兵把守。枪炉厂专门有一支卫队负责保卫工作，卫队长是柏连石，副队长是杨道义、柏立珍，全队共有人员十二名。
  另外，枪炉厂还有一个特工班，班长柏章贵，副班长孙柳青、柏章生。全班共有人员十二名。特工班的任务是挖地道，象耗子似的终日里挖土不止。几年下来，纵横交错的地道硬把南孙村附近的数十个村庄连接起来了。
  为了掌握普集据点里鬼子的动向，防鬼子于未然，孙永瓒还仿效程学通的做法，打发其部下柏庆春带领一个连的兵力投降了日本人，干起了汉奸队。
  这个时期，八十三支队的兵力主要部暑在东岭山的极顶上。牛背似的山脊上，用巨石垒起了长长的一座石头城。石墙上有垛口、有枪眼，每有风吹草动，孙永瓒便领着三军钻进这高高的围城里，凭险据守。石头城里还挖有一方深深的水池，池底及四壁全部用水泥抹砌，池内蓄满清水，池旁垛着高高的一排木头箱子，箱里满满荡荡，装的全是炒熟的麦粒。还甭说，单从这阵势上看，他老孙还真有点兵法大家的味道。
  山下，大夫石旁的古庙里，是军需供给处，庙中的廊厅殿堂里，堆满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庙内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离大夫石不远处的山腰里，依次排列着十几座碉堡，碉堡下边，是深深的交通壕。
  为了修筑山上山下这一系列防御工事，东岭山周围二十多个村子里的老百姓可没少出工出钱，岂止如此，百姓们还要一日三餐轮流着往山上送饭送汤，供养着这支千余人的队伍。
  彼时，孙永瓒的军饷来源除了按人头向老百姓滥摊硬派之外，还有吃大户和绑票两种形式。
  先说吃大户，即打着抗战救国的幌子向富商老财筹粮供资，但这种筹借是强制性的，刀架在脖子上，谁敢牙崩半个“不”字？、当然是保命要紧。
  再说绑票。那通过内线侦察，选准日伪占领区内的汉奸劣绅，或巨商富户，然后乘着夜色，突然袭击，将其绑架，并通知其家属限期拿钱赎人。否则，便以撕票（把被绑架的杀掉）相威胁。如周村油坊街李氏富商的儿子和王村镇王镇长的儿子，都曾被孙永瓒的特务连绑架过，后来全都用重金赎回去了。
  一九四五年春天，孙永瓒的哥哥孙永诠身患肝炎，因当地不能医治，后来去了济南医院。不期被日本人暗中做了手脚，将其毒死了。孙永瓒悲愤之余，决心报此杀兄之仇，几天之后，在接到打入敌人宪兵队内的情报员柏庆春的情报后，孙永瓒只身摸进了普集鬼子据点，谁知情况有变，没找到鬼子，手起斧落，三两下便将汉奸翻译王孝武及其小老婆的脑袋砍落地上，然后，提着人头，连夜返回南孙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部投降后，山东挺进军第二十八梯队改称淄博矿警总队，程学通任总队长、兼淄川警保大队长，接管了整个淄博矿区，孙永瓒瞻前顾后，没有去淄川，仍然留在东岭山据点。
  八月二十六日，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师七团在东去解放淄川的途中，顺手牵羊，拔掉了东岭山据点这颗钉子。邹平县武工队也参加了这次战斗，那天正是秋雨绵绵，原打算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解决战斗，谁知孙永瓒的队伍全是泥捏的，不顶打，只用了两个小时便拿下了山头。战斗结束后，所获枪枝弹药全部归了邹平县武工队，连枪炉厂的全套设备也运到邹平县去了。
  这次战斗，由于跑得快，孙文瓒的队伍伤亡并不大，只是在溃逃的许多人乘机开了小差，清点了一下，所剩也只有五百多人东岭山是万万去不得了，没奈何，只好领着残兵败将奔淄川向程学通报丧去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鲁中军区九师攻克淄川城，程学通率党、政、军、团一齐潜逃济南。同年六月，国民党匪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七月，王耀武命七十三军由济南东进，攻占了淄川城，紧步七十三军后尘，孙永瓒也追随程学通的“淄川复原工作队（还乡团的前身）”回到了淄川城，以百倍的仇恨，十二分的疯狂，向刚刚翻身的农民进行了反攻倒算。八月，“复原工作队”更名为“政治工作队”，县长程学通兼任大队长。政治工作队下设四个股，即总务股、宣传股、军事股、审讯股、孙永瓒任军事股长。
  一九四七年春，莱芜战役大捷之后，淄川又回到人民手中。八月，国民党军队再入淄川，程学通随之也带着还乡团的原班人马杀回了淄川，对共产党的干部和贫雇农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
  孙永瓒的胞弟孙永珠则趁这个时机，带着几个亲信悄悄返回了章丘老家，联络了一帮子地痞流氓，土豪伪顽，在东洼、西洼一带成立了还乡团。还乡团杀人放火，穷凶极恶，殃及周围十多个村庄。多行不义必自毙，时隔不久，孙永珠便被邹平县的八路军武工队逮捕，砸死后扔进了一口枯井里。树倒猢狲散，其余的还乡团员见团长已被正法，顿作鸟兽散。
  一九四八年三月，淄川最后解放。九月，济南解放，程学通自身难保，匆匆遣散了下属人员，先去济南，后逃天津，最后去台湾。孙永瓒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自觉罪责难逃，惶惶不可终日，遂东躲一天、西避一日地过起了流亡生活。然而，法网恢恢，疏面不漏，孙永瓒最终也没有逃脱人民的手掌。一九五〇年，普集北门外一声枪响，终于结束了孙永瓒罪恶的一生，同时被人民政府处决的还有崔志德和小盼子（李树海）。
  中国有句古语：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孙永瓒亦然。如果说孙永瓒在家乡人民的心目中还多少留下点想头的话，那就是在他当道期间，曾经在大柏庄修了一处小学校，在普集北门外和海套园村北的河道上各修了一座红石桥，时至今日，学校与桥均在。另外，南孙庄的老人们也不会忘记，孙永瓒尽管横征暴敛，鱼肉乡里，但对南孙庄却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了解内情的人都说：这应当感谢孙永瓒的母亲。孙母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常对儿子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多给庄里办点好事，免得人家指着坟头骂祖宗！”孙永瓒是个孝子，当然唯母命是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