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董复亨，字见心，直隶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万历二十一年（1593）任章丘知县。纵观历代官章丘者，董复亨当属于较有作为的一位。《章丘县志》记载他：“博学有重名，江陵柄国时召之，力辞不往。政暇手不释卷，尤加意作人，视若子弟。清操不滓，于利禄若将浼焉。辑县志三十四卷，行取礼科给事中，天启年祀名宦。”
  董复亨的博学，主要表现在“政暇手不释卷”上。他不但将自古被称为“严邑”、“巨邑”、“百冗猬集”的章丘政务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且身体力行，刻意学问，致使一邑文风蔚然，教化大开。他首先是一个学者，然后才是一个好官。在未入仕途前，就早已文名大震。与之同期的章丘著名文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官陕西按察司副使的张汝蕴曾这样评价说：“……董侯自结发以来，业登作者之堂，藉甚艺林久矣。”（万历《章丘县志·后序》）的确，像董复亨这样亦官、亦文，既政声卓著，又学识渊博的县令，是不多见的。
  董复亨正直、耿介，“尤加意作人”。在他认为要做官先要作人，这主要表现在他绝不趋炎附势上。当时柄臣张居正在朝中专权（所谓“江陵柄国”），欲征召他入朝以为亲信，他“力辞不往”。后经科举入仕，知章丘县事，为一县之尊，居庙堂之高，始终“清操不滓”，实在难能可贵。
  董复亨为官章丘的最大贡献是主持纂修了一部影响巨大的万历《章丘县志》。在他之前，章丘已有弘治五年《志》、正德八年《志》、嘉靖六年《志》。但有的过于简括，有的散佚零乱，有的芜累冗腐。董复亨有感于章丘户口繁衍，人物炳耀，名山大川之盘郁，宏文丽篇之森列，在东省称首的浩大气派。发出了“邑志久阙，文献无稽。邑之缺典，亦守土者事也”的喟叹。遂开设志局，罗致人材，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始，迄万历二十四年（1596）夏止，“创为三十四卷，累十五万余言”的有明以来的第四部《章丘县志》。董复亨亲自为序，镌著志首，他颇为自信地这样写道：“然赫胥以来，上下七千余祀。历山而东，方圆二百余里。而宦业乡行，士俗人情，名山胜水无一不展卷而了若观火也。龙门（司马迁）、扶风（班固）余于何与？”他还特请章丘当地名流张汝蕴为该志写作后序。张汝蕴在细心研读比较了旧志的基础上对新志作了如下评价：“不佞观是志也，核实于载籍，求逸于野史。芟繁删乱，微显阐幽。其体裁本之迁固，擒词准之左氏。而是非得失，不谬于圣人。详而不失于冗，工而不流于靡，当而不诡于随。驰骋古今，襄括百代，美哉纚纚乎！诚一邑之信史也。”也的确如张氏所言。至今经过整整四百年的历史考验，董复亨所修万历《章丘县志》，一直为后治史志者所推崇，不仅在明代纂修的四部县志中评价最高，即使包括清代所修的四部县志在内，该志的水平与价值也应推第一。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董复亨第一次有理、有力、有据地考定了李格非、李清照的里籍就在明水的问题。他以座落于廉家坡村《廉先生序》碑文为佐证，摒除了《一统志》、《山东通志》中的错误说法，恢复了李氏里籍问题的本来面目。他在该志第二十八卷中这样写道：“李格非……女清照，才情更丽，尤工于词。尝有《咏史》诗曰：‘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意见声调，绝响一代，班好、左嫔、蔡文姬之流也。嫁赵丞相挺之男明诚，自号易安居士。董生曰：余按《一统志》云格非济南人。《山东通志》云莱芜人。最后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去处士家才三四里许。因节略《宋史》，列之《文苑传》而附其女清照。”只是这个四百年前就已形成的定论，没有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注意。轻视方志，挖掘不深，孤陋寡闻、妄猜臆断的结果，把李氏里籍问题的研究引入歧途。读罢董复亨的万历《章丘县志》，再去看因清初田雯那首名为《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的诗歌所衍化出的李清照故居“在历城西南之柳絮泉上”的说法，是多么荒诞而可笑。
  因此我们说，董复亨最大的历史功绩，是考定了李格非、李清照的里籍就在明水，故居不在柳絮泉上，而在百脉泉畔。因此一九九七年章丘市人民政府、章丘市建委不惜投重资，辟清照园，建纪念馆，不仅是顺理成章的文明之举，而且将成为垂承千古的不朽业绩。
  作为一任知县董复亨的历史功绩，不仅于此。他还十分珍视、发掘历史文物。志书有载：“章丘县北一里女郎山，有宋隐士穆宾廷秀墓。洛阳王寿卿鲁翁题墓表篆书，黄鲁直又赞刻了碑额，明万历大名董复亨为令，移置文昌祠，称二绝。”保护金石、书法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为了纪念产生于章丘的战国末期的哲学家邹衍，董复亨还曾在章丘城东关鱼市街北口倡建邹衍祠，并亲撰碑记以志不朽。
  为了表彰褒扬董复亨的政绩，明代天启年间祀为名宦。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董复亨仍然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