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文德铁工厂的前身是崇文染织厂
  一九三八年由苗星垣、孟干初二人集资创建了崇文染织厂。苗、孟二人均是成丰面粉厂和成通纱厂的股东，苗星垣还是成丰面粉厂的经理。在购买棉纱和出售面粉袋方面，他们都有便利条件，因而建立了该厂，起初主要是织面粉袋布，供应成丰面粉厂。股东孟干初兼任经理，计有木织布机十余张，和手工染线的粗略设备，每天生产量仅十余匹。经营了两年，日寇实行了经济统制，对棉纱、棉布等纤维品种，成立了一部组合、二部组合，掌握批发和零售业务规定了官价，严格控制买卖，违者重罚。在这种情况下，苗、孟二人感到不能自由买卖，售价超过官价，既触“暴利”之罪，而存储不买，并犯惜售之罪，经营已属十分困难。因此，苗、孟二人乃吸收投资，改组为文德铁工厂。
  苗、孟二人所以这样改组，一方面因日寇统制纤维行业，已不能继续经营，必须改弦更张，另寻出路；另一方面，苗兴垣看到在沦陷区经营工商业势难发展，准备把大量流动资金调往抗战区西安，另谋出路。但要将巨额资金由沦陷区调往抗战区，当时在敌伪四八年以前，解放区急需西药、五金、文具、纸张、染料等物资，也是通过货栈这条渠道，不断地运往解放区，支援了人民解放事业，这是其他行业难以作到的。但也必须看到货栈这个行业，是易于搞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场所。解放前，很多投机商人，利用货栈组织，大做投机倒把、走私贩私的买卖。当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不少走私贩私的案件，也发生在国营货栈或信托公司部门。这是货栈业的弊端。
  严密控制下，这样办是危险的。即便有十分可靠的银号、商店，亦只能作少量的汇兑，如敌伪侦知，即获“通敌”之罪。因此，大量调拨资金，实属困难重重。苗星垣经营面粉工业多年，熟悉面粉机器的性能，在多年的经营中，也培训出一批制造和修理面粉机器的技术工人，要成立铁工厂，制造面粉机器，是轻而易举的。因而苗、孟二人计议成立铁工厂，制造面粉机器，运往西安，设立西安成丰面粉分厂。他们决定吸收新的投资，调集了成丰面粉厂的职员和技术工人，在济南城内老东门大街，购买了一个当铺的房子，约有六十余间，成立了文德铁工厂。
  二、文德铁工厂的组织情况
  苗、孟二人邀苗海南、孟冠美、王玉岩、王玉珊、宋怡堂等五人投资，连同原崇文织染厂的股东苗星垣、孟干初，共有七位股东，各股东投资相等，各占七分之一。这次改组只增加了王玉岩、宋怡堂二人为新股东，而苗海南是苗星垣之弟，孟冠美是孟干初之弟，王玉珊是王玉岩之弟，都是为了平衡投资数目而列入的。七位股东组成了董事会，苗星垣担任了董事长，其他六位股东均为董事。孟干初担任了经理。苗星垣为了充实组织力量，由成丰面粉厂调来庶务主任孟舒文担任副经理，技术人员刘承旋担任工程师。一九四〇年孟干初病故，孟舒文于一九四一年继任经理。
  三、文德铁工厂的设备情况
  文德建厂初期，设备很简陋，当时只有十二马力柴油机一台，八尺车床一部，六尺车床一部，钻床一台，四尺的龙门刨床一台，共有五台设备。以后逐渐发展，又增添了大龙门刨床二台，牛头刨床二台，钻床二台，十二马力柴油机一台，十二尺车床二台，六尺车床六台，八尺车床三台，十尺车床二台。
  建厂初期，职工人数很少，只有十五人，包括技术工人五人，学徒工十人。以后随着增添设备，职工人数也相应地逐渐增多，最多时有六十余人，技术工人有二十多人。
  四、文德铁工厂的生产经营情况文德建厂后，原计划制造面粉机器设备，运往西安，因而生产量很大，要求的也急。但建厂之初，设备少，职工少，不能适应生产上这种多而快的要求。苗星垣以董事长的身份，与经理孟干初研究，要迅速扩充设备，增添职工，在厂内自己制造各种车床，并由本市东元盛铁工厂购买了一部份较大的车床，迅速投入了制造面粉机器的生产，对促进机器的发展起了一些作用。但向汉奸政府呈报运出面粉机器设备去西安的请，不料日寇只允许这些设备在市内出售，不准出境。因此运去西安的计划，不能实现，只好召开董事会研究改变办法。经董事会会议决定，取消去西安的打算，改为在本市招揽修理业务。因为苗星垣、苗海南是成丰面粉厂和成通纱厂的经理人，其他董事也都与这两个厂有关系，因而以为成丰、成通这两厂制造机器部件和修理为主，另外在本市也招揽一点零活和修理业务。可是，文德厂原没有招揽零活和为他厂修理的业务打算，在职员分配上，没有这方面的安排，而厂址又处在远离商埠工商业地区的老东门，因而来找加工和修理的业务很少，这时实际上就成为成通纱厂和成丰面粉厂的机修车间了。但工厂的设备已发展到二十多部车床，六十多名职工，仅仅为成通、成丰做点修理业务和加工一点机器部件，是不能维持开支的，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工厂的经营，进入了困难阶段。
  自从日寇实行经济统治以后，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文德铁工厂随着其他工业的停产，也全部停产，根本没有业务可做，只好坐吃山空。日寇宪兵队大抓经济犯，翻译、特务敲诈勒索，伪警察也以查户口为名，索取财物，搞得人心惶惶，均有朝不保夕之感。因此工商界人士不敢做买卖，唯恐大祸临头，急切盼望抗战胜利的到来。
  日寇投降，人们欢欣鼓舞，原以为好日子到来了，但国民党回来了，接收大员满天飞，各种捐税一齐来，征壮丁，派民伕，搞的家家不安。特别是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换了关金，而关金成为废纸，又换了金元券，物价一日数涨，粮食价格，一夜之间上涨一倍。在这种经济上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一九四七年，文德铁工厂也无法维持下去了，遂召集董事会，研究决定全部停工，公开宣布，对职工不采取解散的办法，工人可以离厂自谋职业，不愿离厂的，可以住在厂里吃饭，停发工资。因为厂里没有现金，靠卖工具维持生活。到解放前夕，厂里还有三十余人，看守着厂里的固定资产，迎来了济南的解放。
  还应说明，文德铁工厂，原有大量流动资金，因为在济南日寇统治极严，不能做买卖，遂抽调文德厂百分之八十的资金，到南京购置了面粉机器设备，买了土地，修建了厂房，成立了鲁丰面粉厂。同时由文德抽调了一部份职工，成为鲁丰的骨干力量。股东苗海南和孟冠美，分别担任了鲁丰面粉厂的经理和副经理。由于抽调资金去南京建厂，同时把技术力量也调走了，只剩下经理孟舒文一人，财力人力的缺乏，是造成文德铁工厂极度困难的重要原因。
  济南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保护了这个工厂，避免了骚扰和损失，并向人民政府提出建议，帮助工厂开工生产，人民银行贷款三千元，又从成通纱厂包了一批活，这才救活了这个企业。随后文德铁工厂在党的关怀和人民政府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得到了发展。现在的第四机床厂，它的前身就是文德铁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