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1938年10月，我报考日伪办的济南女师（后师）。女师招收的是初中毕业生，而我此时已上女中高一了，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在女中读不下去，而女师不用交学杂费而且还能吃不花钱的伙食，所以我宁可多读一年也去报考了。我的成绩本来就很好，而且又比别的同学多读了一年高中，所以以高分录取，并且在以后的学习中一直名列前茅。
这时的女师，已经改组，任命了新校长，并且有三、四名日本教官，控制着学校的大权。当时我和其他青年学生一样，尽管生活在日伪统治之下，但仍然有一股抑制不住的爱国热情，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一种天然的仇恨，对社会、学校中的许多事情不满意，经常和校长、日本教官发生冲突。学校中也有不少爱国教师，他们经常利用上课和辅导的机会，向学生灌输一些爱国思想，我班的班主任王老师（著名作家李广田夫人）就经常在语文教学中结合有关课文讲一些古代仁人志士的故事。我们的伙食按规定标准，本来应该较好，可却粗劣不堪，学生们几次交涉都得不到解决，于是几个班的学生就联合起来，推出代表去找校长。大家围在校长室内，你一言我一语，情绪十分激烈，校方怕把事情闹大，只好答应改善。不久，王老师返回大后方，校方将日本女教官小岛安排来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小岛为人阴沉，中国话虽懂得不多，可到处转悠，监视着学生的一举一动，大家对她都十分反感，听说要来当我们的班主任，十分气愤。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偷偷地在学校公布她当班主任的告示上打了一个大×。第二天，全校同学纷纷扬扬都来观看，成了一个不小的事件。校长把我和几个同学找去，严厉批评，从此我就给校方留下一个反日捣乱的印象，成为他们注视的目标。正好这时飞来一椿横祸。我初中时有一位同学叫宋祥，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我们经常偷看一些进步书籍，议论国家大事，他认识国民党地下组织《抗日铁血锄奸团》中的一个朋友，常上他家去，和他的家属也熟悉，并在他们中间提到过我的名字。《锄奸团》有一次用炸弹在日伪行政公署门口爆炸，惹怒了日本人，被日本宪兵队全部抓去（包括家属）。在审问中，宋祥朋友的家属，因听说过我的名字，把我供出（其实我不但没参加过《锄奸团》，而且连里面的人也不认识一个，更不用说他们的家属了），因此我也成了搜捕对象。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准备休息，忽然一位老师慌慌张张跑来，把我叫到宿舍门口说：“赶快赶快，我听到消息，日本宪兵队要来抓你，你到厕所里躲一躲吧。”我连忙披上棉袄，躲到厕所里。
我在厕所里躲了一夜，冻得要命，第二天天亮才回到宿舍。洗完脸刚准备去上课，忽然校长派人来找我，对我说：“高锐，宪兵队叫你去一趟。”我问：“我犯了什么法？”校长说：“只是问你一些事情，你不要害怕，小岛教官陪你一块去，问完就带你回来。”我无法，就由小岛带着到了现在四大马路大观园附近的日本宪兵队。一会儿，一个日本人和一翻译来了，问我《锄奸团》的情况，我说我不是《锄奸团》的人，和他们根本不认识。日本人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了两句日本话，就来了两个日本宪兵，把我关进了女牢里。牢房在地下室，分隔成若干小间，房间阴暗潮湿，里面已有三个女犯，都是《锄奸团》的家属。我进去以后，因为无故被抓，心中十分气愤，反而不怎么害怕了。有一天晚上，同室的人都睡了，我睡不着，依在墙上。这时一个大个子日本兵在门口放哨巡逻，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大约是觉得我年纪小（我当时19岁），又是学生模样，怎么会被抓来，感觉很奇怪，就走到过道尽头，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字从铁栅栏里递给我。因为我学过一点日语（当时学校开有日语课），看见字条上写的是：“你为什么被抓来？”我马上掏出笔在上面写了两个字：“爱国”，就交给了他。他看后朝我点了点头就走了。
在地下牢房里关了不几天，又受到一次审问，因为我一再否认参加过《锄奸团》，也不认识其中的人，这次就让被抓来的《锄奸团》的人来辨认我，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甚至把检举我的那位“锄奸团”家属叫来，她也不认识我，结果审讯不了了之。以后我就被放置一边，不再审问了。初冬的一天，宪兵队忽然来人叫我，把我带到一间空屋里，我以为又要审讯了，不料却给了我一份学期的期末考试卷，所以我在牢中还参加了学校的期末考试。
在牢中每天有半小时放风时间。有一次放风时，我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一看是宋祥，因为看得紧，无法说话，以后我们装作不认识，利用放风时监视稍松的时间插空讲上几句，我才知道抓《锄奸团》时他不在济南（他也没有参加过《锄奸团》，只是认识里面的人），准备到敌后根据地去，不料到了枣庄，生了病不能走，又被抓了回来。
我就这样在日本宪兵队里关了三个来月。有一天下午，忽然接到通知去洗澡，洗完澡后，又突然宣布所有的人全部释放回家（我后来才知道这次释放的原因是因为《锄奸团》的头头们向日本人投降，所以被捕的人全部放出）。在狱中我最担心的就是家里，我父亲早逝，只有母亲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回到家里，一家人抱头大哭。母亲告诉我，我被捕后，家里万分焦急，四处打听，班上许多同学尽管都生活困难，但还自动捐了一些钱，送到家里，帮助维持生活。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校长看到我，只淡淡说了一声：“回来了。”就不再说什么。好象我不是被捕而是请了几天假。
转眼就到毕业了，我虽然被关了三个多月，但仍以最高分数完成了毕业考试。按当时学校规定，凡毕业考试第一名的学生可以留校（到学校附小任教），可当分配工作时，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慢腾腾地说：“根据教官的意见，分配你到仁丰纱厂。”我问道：“按规定我不是可以留校吗？”“是的，不过这是教官的意见。”他又重复了一句。这教官就是被我们轰过的班主任、送我到日本宪兵队的小岛。“我去做什么？”我问。“教日本人中文。”天哪，我最恨日本人，虽然我也知道日本人并不都是一样，但感情上却不愿和他们（不论是谁）打交道。出狱后，我还以为我与《锄奸团》无涉，事情完了，其实没完，他们居然用这么个办法来折磨我。
我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生活，为了母亲，我只得去了仁丰纱厂。这里来上课的都是日本在纱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每周根据他们不同时间的班次上课。我平时除了上课外，极少和他们打交道，我虽然也会一些日语，但从不说，上课我只念课文上的中文不读日文。尽管学生对老师很有礼貌，但我的心情仍然十分压抑，我不愿和日本人来往，只有下课回到了我的宿舍时，才使我呼吸到一些亲切的空气。我和三个女工住一间小屋，原先厂里把我当“千部”看待，要给我安排较好的房子，我不同意，愿意和工人住在一块。我在仁丰纱厂二年多，交了不少工人朋友，她们都不把我当外人。这期间我还经历了一件事：仁丰纱厂有个日本管理员，中饱私囊，贪污伙食费，工人怨声载道，在几经抗议得不到解决后，一天开夜班饭时，这个日本管理员照常例背着双手迈着慢步来到食堂视察，忽然电灯熄灭，工人们一拥而上，把这个日本管理员揍得鼻青脸肿。我心想这家伙确实太坏，但又担心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同宿舍的女工悄悄告诉我，这是工人们计划好的行动，电灯熄灭也是工人搞的，不然，哪有那么巧？日本人后来查问，但电工说，停电是因为线路出了故障，当晚吃饭的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打人，所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日本管理员则被调回国内。
在仁丰纱厂干了两年左右，1942年，我的一个在制锦市小学教学的同学告诉我，该校有一个教师有病请假，需要补充一个。我就去找我的一个同学，她丈夫是省教育厅长，他不了解我被日本宪兵队关过的事，就给制锦市小学校长打了一个电话，结果，暑假后我就到了制锦市小学任教，脱离了仁丰纱厂，又开始教起中国学生来。
制锦市小学是一所设备较好的学校，是当时的模范小学。教中国学生不和日本人打交道，我很高兴，尤其是制锦市的人不了解我以前的事，一切可以从新开始了。但不料日本人仍然没有放过我。我到学校不久，有一天校长忽然把我叫去办公室，告诉我省教育厅要组织一次大东亚学生演讲会，学校派我去参加演讲。我一听就气上心来：这不是叫我去捧日本人吗？校长看我脸色不好，又说：“这是教官（小学也有日本教官）的意见。”我强忍着气说：“校长，我在大庭广众之间讲不出话来，人一多我就脸红。”把事推掉。过了几天，校长又来找我说：“教官说了，你不能讲，就写一篇讲演稿，由别的老师代讲。”我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没法写，请校长另找别人。校长说：“你考虑考虑慢慢写吧，教官等着呢。”我没吭声，可始终没有写出稿子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学校换了校长，我因和新校长无关系被辞退，经友人介绍，到财政厅当了一名录事，一直到解放。
解放后，我参加了教育研究会。不久，就分配到三合街小学，从事我心爱的教育事业。领导器重我，委以重任。我先后担任了三合街小学、经五路小学、县西巷小学的校长。1958年，我调至省教育厅教研室工作，主要负责小学教材的组织编写，1985年离休。我虽然孤身一人（爱人病故，无子女），但仍经常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活动。我的学生们，有的成了党、政、军的负责人，有的成了教授、专家，也有的是普通工人、教师，他们至今和我联系不断，有时到我家来交谈至深夜，这些都是我晚年最大的安慰。
这时的女师，已经改组，任命了新校长，并且有三、四名日本教官，控制着学校的大权。当时我和其他青年学生一样，尽管生活在日伪统治之下，但仍然有一股抑制不住的爱国热情，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一种天然的仇恨，对社会、学校中的许多事情不满意，经常和校长、日本教官发生冲突。学校中也有不少爱国教师，他们经常利用上课和辅导的机会，向学生灌输一些爱国思想，我班的班主任王老师（著名作家李广田夫人）就经常在语文教学中结合有关课文讲一些古代仁人志士的故事。我们的伙食按规定标准，本来应该较好，可却粗劣不堪，学生们几次交涉都得不到解决，于是几个班的学生就联合起来，推出代表去找校长。大家围在校长室内，你一言我一语，情绪十分激烈，校方怕把事情闹大，只好答应改善。不久，王老师返回大后方，校方将日本女教官小岛安排来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小岛为人阴沉，中国话虽懂得不多，可到处转悠，监视着学生的一举一动，大家对她都十分反感，听说要来当我们的班主任，十分气愤。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偷偷地在学校公布她当班主任的告示上打了一个大×。第二天，全校同学纷纷扬扬都来观看，成了一个不小的事件。校长把我和几个同学找去，严厉批评，从此我就给校方留下一个反日捣乱的印象，成为他们注视的目标。正好这时飞来一椿横祸。我初中时有一位同学叫宋祥，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我们经常偷看一些进步书籍，议论国家大事，他认识国民党地下组织《抗日铁血锄奸团》中的一个朋友，常上他家去，和他的家属也熟悉，并在他们中间提到过我的名字。《锄奸团》有一次用炸弹在日伪行政公署门口爆炸，惹怒了日本人，被日本宪兵队全部抓去（包括家属）。在审问中，宋祥朋友的家属，因听说过我的名字，把我供出（其实我不但没参加过《锄奸团》，而且连里面的人也不认识一个，更不用说他们的家属了），因此我也成了搜捕对象。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准备休息，忽然一位老师慌慌张张跑来，把我叫到宿舍门口说：“赶快赶快，我听到消息，日本宪兵队要来抓你，你到厕所里躲一躲吧。”我连忙披上棉袄，躲到厕所里。
我在厕所里躲了一夜，冻得要命，第二天天亮才回到宿舍。洗完脸刚准备去上课，忽然校长派人来找我，对我说：“高锐，宪兵队叫你去一趟。”我问：“我犯了什么法？”校长说：“只是问你一些事情，你不要害怕，小岛教官陪你一块去，问完就带你回来。”我无法，就由小岛带着到了现在四大马路大观园附近的日本宪兵队。一会儿，一个日本人和一翻译来了，问我《锄奸团》的情况，我说我不是《锄奸团》的人，和他们根本不认识。日本人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了两句日本话，就来了两个日本宪兵，把我关进了女牢里。牢房在地下室，分隔成若干小间，房间阴暗潮湿，里面已有三个女犯，都是《锄奸团》的家属。我进去以后，因为无故被抓，心中十分气愤，反而不怎么害怕了。有一天晚上，同室的人都睡了，我睡不着，依在墙上。这时一个大个子日本兵在门口放哨巡逻，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大约是觉得我年纪小（我当时19岁），又是学生模样，怎么会被抓来，感觉很奇怪，就走到过道尽头，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字从铁栅栏里递给我。因为我学过一点日语（当时学校开有日语课），看见字条上写的是：“你为什么被抓来？”我马上掏出笔在上面写了两个字：“爱国”，就交给了他。他看后朝我点了点头就走了。
在地下牢房里关了不几天，又受到一次审问，因为我一再否认参加过《锄奸团》，也不认识其中的人，这次就让被抓来的《锄奸团》的人来辨认我，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甚至把检举我的那位“锄奸团”家属叫来，她也不认识我，结果审讯不了了之。以后我就被放置一边，不再审问了。初冬的一天，宪兵队忽然来人叫我，把我带到一间空屋里，我以为又要审讯了，不料却给了我一份学期的期末考试卷，所以我在牢中还参加了学校的期末考试。
在牢中每天有半小时放风时间。有一次放风时，我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一看是宋祥，因为看得紧，无法说话，以后我们装作不认识，利用放风时监视稍松的时间插空讲上几句，我才知道抓《锄奸团》时他不在济南（他也没有参加过《锄奸团》，只是认识里面的人），准备到敌后根据地去，不料到了枣庄，生了病不能走，又被抓了回来。
我就这样在日本宪兵队里关了三个来月。有一天下午，忽然接到通知去洗澡，洗完澡后，又突然宣布所有的人全部释放回家（我后来才知道这次释放的原因是因为《锄奸团》的头头们向日本人投降，所以被捕的人全部放出）。在狱中我最担心的就是家里，我父亲早逝，只有母亲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回到家里，一家人抱头大哭。母亲告诉我，我被捕后，家里万分焦急，四处打听，班上许多同学尽管都生活困难，但还自动捐了一些钱，送到家里，帮助维持生活。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校长看到我，只淡淡说了一声：“回来了。”就不再说什么。好象我不是被捕而是请了几天假。
转眼就到毕业了，我虽然被关了三个多月，但仍以最高分数完成了毕业考试。按当时学校规定，凡毕业考试第一名的学生可以留校（到学校附小任教），可当分配工作时，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慢腾腾地说：“根据教官的意见，分配你到仁丰纱厂。”我问道：“按规定我不是可以留校吗？”“是的，不过这是教官的意见。”他又重复了一句。这教官就是被我们轰过的班主任、送我到日本宪兵队的小岛。“我去做什么？”我问。“教日本人中文。”天哪，我最恨日本人，虽然我也知道日本人并不都是一样，但感情上却不愿和他们（不论是谁）打交道。出狱后，我还以为我与《锄奸团》无涉，事情完了，其实没完，他们居然用这么个办法来折磨我。
我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生活，为了母亲，我只得去了仁丰纱厂。这里来上课的都是日本在纱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每周根据他们不同时间的班次上课。我平时除了上课外，极少和他们打交道，我虽然也会一些日语，但从不说，上课我只念课文上的中文不读日文。尽管学生对老师很有礼貌，但我的心情仍然十分压抑，我不愿和日本人来往，只有下课回到了我的宿舍时，才使我呼吸到一些亲切的空气。我和三个女工住一间小屋，原先厂里把我当“千部”看待，要给我安排较好的房子，我不同意，愿意和工人住在一块。我在仁丰纱厂二年多，交了不少工人朋友，她们都不把我当外人。这期间我还经历了一件事：仁丰纱厂有个日本管理员，中饱私囊，贪污伙食费，工人怨声载道，在几经抗议得不到解决后，一天开夜班饭时，这个日本管理员照常例背着双手迈着慢步来到食堂视察，忽然电灯熄灭，工人们一拥而上，把这个日本管理员揍得鼻青脸肿。我心想这家伙确实太坏，但又担心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同宿舍的女工悄悄告诉我，这是工人们计划好的行动，电灯熄灭也是工人搞的，不然，哪有那么巧？日本人后来查问，但电工说，停电是因为线路出了故障，当晚吃饭的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打人，所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日本管理员则被调回国内。
在仁丰纱厂干了两年左右，1942年，我的一个在制锦市小学教学的同学告诉我，该校有一个教师有病请假，需要补充一个。我就去找我的一个同学，她丈夫是省教育厅长，他不了解我被日本宪兵队关过的事，就给制锦市小学校长打了一个电话，结果，暑假后我就到了制锦市小学任教，脱离了仁丰纱厂，又开始教起中国学生来。
制锦市小学是一所设备较好的学校，是当时的模范小学。教中国学生不和日本人打交道，我很高兴，尤其是制锦市的人不了解我以前的事，一切可以从新开始了。但不料日本人仍然没有放过我。我到学校不久，有一天校长忽然把我叫去办公室，告诉我省教育厅要组织一次大东亚学生演讲会，学校派我去参加演讲。我一听就气上心来：这不是叫我去捧日本人吗？校长看我脸色不好，又说：“这是教官（小学也有日本教官）的意见。”我强忍着气说：“校长，我在大庭广众之间讲不出话来，人一多我就脸红。”把事推掉。过了几天，校长又来找我说：“教官说了，你不能讲，就写一篇讲演稿，由别的老师代讲。”我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没法写，请校长另找别人。校长说：“你考虑考虑慢慢写吧，教官等着呢。”我没吭声，可始终没有写出稿子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学校换了校长，我因和新校长无关系被辞退，经友人介绍，到财政厅当了一名录事，一直到解放。
解放后，我参加了教育研究会。不久，就分配到三合街小学，从事我心爱的教育事业。领导器重我，委以重任。我先后担任了三合街小学、经五路小学、县西巷小学的校长。1958年，我调至省教育厅教研室工作，主要负责小学教材的组织编写，1985年离休。我虽然孤身一人（爱人病故，无子女），但仍经常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活动。我的学生们，有的成了党、政、军的负责人，有的成了教授、专家，也有的是普通工人、教师，他们至今和我联系不断，有时到我家来交谈至深夜，这些都是我晚年最大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