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这是一首嘹亮的歌曲，激昂的歌曲，是我踏进抗大校门最先听到的。它唱出了中华民族驱逐日寇的英雄气概，唱出了抗大学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几十年来，每当我回忆起难忘的抗大学习生活，嘹亮的《抗大校歌》仍在耳边萦绕。
  一九三五年十月，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为了培训人才，充实加强军政干部队伍，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也就是“抗大”的第一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为逼蒋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压了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中央坚持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至此，十年内战宣告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和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实现。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和阎锡山看到全国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打起“抗日”的旗号，在武汉、广州、西安等地办起了名目繁多的学校和训练班，用优厚的物质待遇和封官许愿作诱饵吸引知识分子，与我们争夺青年和学生。七七“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党中央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以毛泽东同志亲手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指导思想，在教学上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采取了政治和军事教学并重的方法，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扩大了抗大的影响。从此，全国各地、各阶层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不畏险阻纷纷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逐渐成为全国的抗日救亡中心、民主的圣地、革命的摇篮。
  一九三三年我在宝鸡上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经常参加一些爱国学生运动，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西安事变”以后，全国进入一个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我的思想也起了急剧变化，为追求真理，拯救中华民族，我决心寻找一条抗日救国的出路。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眼含热泪，偷偷离别了慈爱的父母和亲友，离别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挣脱封建社会的束缚，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行程八百里，历尽艰险和周折，由西安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投入革命队伍。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坡岭纵横，塬川连绵，清清的延河水由北向南绕城而过，奔腾的黄河咆哮着向东流去；还有那因地就势，依山傍坡的窑洞，一排排，一层层，整整齐齐，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连接云端；蜿蜒起伏的“抗大公路”，宛若玉带，缠绕其间；晚上点点灯火闪耀在山间，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绚丽多姿，生气盎然。在这里歌声和欢笑声不绝于耳，到处洋溢着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情，充满着自由民主，团结友爱的热烈气氛。
  当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党中央为了加强各方面的力量，在延安共建立了三所学校，抗大是其中的一所。抗大的教育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抗战胜利，培养更多的党政军干部，使他们毕业后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所以，抗大在办学中始终坚持着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为加强抗大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到延安后进入抗大学习，当时正是第三期毕业，第四期开学阶段，我被分配到瓦窑堡驻地，开始也不知道学校怎么编制，只知叫没有校舍的“抗大”，后来才知道学校编制分大队、中队、小队，我属于一大队，队长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耀邦，副大队长詹才芳，政治处主任王赤军，过了一段时间又被迁移到延安北关住进了窑洞，经过整编，我被编到第三大队，大队长方正平、政治处主任钟伟，大队下还设有中队，一个中队为一个学习单位。
  我们这一期抗大的教学任务根据知识分子较多的特点，在课程设置上基本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政治课方面：有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军事课方面：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等，这些内容不是每个队都要全部进行的，而是根据情况的需要有选择地酌情增减。当时正值毛泽东同志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著作，因此，这两篇著作成为抗大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依据，列入教学的必修课程。另外，学校还结合实际请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作政治和军事报告。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先后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的报告。前方来的朱德贺龙等同志给我们讲过有关如何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取得胜利的报告。有时还结合学校所学课程搞军事演习，这都为我们后来奔赴抗战前线打下了基础。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作风是严肃的，学习条件是艰苦的。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五分钟穿衣集合，然后是锻炼爬山，或是上操场跑步，早晨训练完后就集体到延河边洗嗽。学校的伙房设在窑洞里，做饭的炊具很简单，碗筷很少，所以，我们自带的缸子除刷牙外还当饭碗用，学校没有专门的伙夫，而是学员们轮流做饭，没有食堂，在露天就餐。吃饭时间很短，只限制十分钟，哨声一响，不管吃完没吃完，放下碗筷跑步集合，尤其是早餐热气腾腾的小米稀饭，盛在缸子里一时凉不了，所以吃饭时没有一个说话的，只听到边吹边吃的声音。学校里的主食是小米饭，每星期改善一次伙食，可以吃到白面馍、大米饭和羊肉，当时大家把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上，解放区普遍生活都很艰苦，所以没有人计较吃好吃孬。我刚来抗大的时候，穿的是国民党发的粗布黄单衣，下身是短裤叉。到了秋天，陕北的气候冷得早，多半时间都在露天学习和开会，尤其是听首长作报告时，由于时间较长，大家冻得全身发凉，嘴唇发紫，我们只好相互紧靠在一起，这样可以暖和一点。到了入冬以后，我们才穿上自己织的用槐树籽染成黄色的粗布棉衣。我们这期学员住的窑洞是前期学员挖的，每个窑洞都用土坯盘了个大炕，十人一个班都睡在大炕上，当时大家都风趣地说“抗大睡大炕”。窑洞里没有桌椅板凳，只有个人的生活和学习用具，睡觉时把自己的衣服放在头顶上，因为夜间有时搞紧急集合，以免摸错了衣服。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是自由活动时间，我和几个同学有时凑到一起去抗大合作社饭馆花上三毛钱，买上一大盘红烧肉，每人一碗肉丝面围在一起边吃边谈，总共不到一元钱，算是最好的宴会。
  抗大的教学条件非常简陋，没有正式课堂，除雨天外，不论军事课、政治课都在露天上课，大家每人一个四条腿的小方凳，用膝盖当课桌。教员站在石台上讲课，学员们坐在小凳上用心听讲，上课秩序很好，没有说话的，每上完一次课，大家都感到腰酸腿痛，但没有一个叫苦的。上课的时间一天为八小时，军事课、政治课各四个小时，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或者唱歌，或者讨论国家大事，或做游戏，顿时整个校园一片沸腾，到处洋溢着团结、活泼的热烈气氛。
  抗大的学习生活条件的确很苦，但同学们学习的热情却很高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来抗大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毕业后到战场上去锻炼改造自己，这是第三课。大家始终把主席的谆谆教诲铭记在心里，努力学习，苦练杀敌本领，渴望能早日上战场杀敌报国。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残酷“扫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遭到极大困难。党中央号召党、政、军、民、学各部门行动起来，一面学习、战斗，一面参加劳动生产，我们大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人拿起了铁锨锄镢上山坡，开荒种地，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和劳动竞赛，激情豪迈，歌声悠扬，大家用锄头、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这就是当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真实写照。通过劳动，使大家认识到“劳动改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后，有的到参训队，有的到了政工队，还有的到了敌工队。我毕业后到区队长训练班学习了一个阶段，然后留校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告别了陕甘宁边区的乡亲们，踏上了去前线的征途，参加了晋西支队。
  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抗大学员一期期毕业，又一批批奔赴抗日前线，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他们把抗大精神，传遍整个中国，为祖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抗大象一盏明灯，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象一座熔炉，锤炼了我，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指引着成千上万英姿飒爽的革命青年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抗大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