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0年，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在校听到一些进步的教员、进步的同学谈起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事迹，这对我是一个启蒙，促使我想问题，促使我去看有关的书刊，结果是越来越被共产党所吸引。
  当时，在济南乡师教员中，最活跃、最受进步学生拥护的是田在村先生，辽宁人；在学生中，一级的刘开浚，张鸿范最有影响力。1931年夏，一级的姜效骞被捕。虽然被捕的只有一个人，但在学生当中谈起来，却大有谈虎色变的情形。可见当时白色恐怖对人民的威胁很厉害。“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如同一声霹雳，顿然，人心沸腾，全国震动，形势出现了急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山东党抓住了这一当务之急，顺应广大群众爱国的热切要求，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放手发动了抗日救国运动，在学校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组织读书会，研究时事，武装头脑。并以抗日义勇军的精神，组织学生军，让学生有抱负地参加军事训练。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分子带头，并起着骨干作用，热气腾腾的形势向前发展着。我自然投入了这一激流。
  鉴于平津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示威，全国各地学生也跃跃欲试，济南的学生对此壮行义举，也自然不甘落后。乡师的党支部为发动组织学生南下请愿，同乡师的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进行酝酿，与济南的其它学校进行串联，万众一条心，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压制与多方阻挠，各中等学校的学生背起行李，排好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出自己的校门，奔向了津浦车站，汇成了一支学生大军，而国民党当局拒绝学生乘车南下，学生遂展开了卧轨斗争。在寒冬日月里，几千学生以充满热血的爱国之躯，卧在铁轨上，截挡着南来北往的火车。这感动了广大人民，一列列火车被迫停滞于济南，对国民党统治阶级也有了压力。最后，迫使韩复榘下令发车，爱国的学生取得了胜利。
  济南学生请愿代表团到达蚌埠，国民党中央党部就派人来迎接，到达浦口更是如此。露出的尾巴表明，意在收买、分化、软化。济南的学生队伍抵南京以后，和北平、上海等地学生一起，跟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济南学生强烈要求见蒋介石，并在国民党政府门前游行、呼口号，反对不抵抗主义，打倒出卖东三省的国民党政府，迫使蒋介石于12月12日下午在国民党政府单独接见了济南的请愿学生。蒋介石接见时，首先说明他到济南等情，企图用甜言蜜语进行拉拢。济南学生不听他那一套，当场揭露了他放弃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的罪行。他在狼狈不堪下，企图用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谬论加以搪塞，济南乡师的学生，进行了尖锐的反驳。蒋介石羞恼地从台上下来灰溜溜地溜走了。他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由汪精卫上台。各地学生在南京的请愿、示威，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在学生中出现了一种消极说法，说什么蒋介石已接见，汪精卫已上台，学生已取得了胜利，应适可而止了。当时，济南乡师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反驳这种论调是很积极的。12月17日发生了“珍珠桥惨案”，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许多学生被枪杀或被推落水中淹死。全国人民为之愤慨，眼看事态要扩大。第二天，国民党就派军队包围了请愿学生住宿的中央大学等地，立即以武装押解请愿学生离开南京，遣送回原地。济南的学生在18日早晨被押送到浦口，只好带着抗日救国的意志，带着请愿示威的再接再厉的精神，回到山东再做决定。
  济南的学生回到济南，山东人民为之振奋，而韩复榘甚担心我们在山东闹事，早给准备好的是：让教育厅通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提前放寒假，学生不得不离开学校了。乡师党支部就以读书会和学生会名义召开了学生大会，要求同学们回家之后，深入农村，认真去做群众工作，有条件的在农村办民众夜校，除教群众识字外，要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学生去南京请愿的经过，充分揭露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奉行的只打内战不抗日的卖国政策。为了做好抗日救国宣传，乡师党支部还拟定了一个宣传提纲供参考。同时，党支部还把假期不回家乡的同学组织起来，负责和回家的同学联络，给他们通信介绍国际国内情况，给他们邮去进步报刊。据事后了解，回家乡的同学在农村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办民众夜校的不少，投亲访友进行活动的更多，发挥了很大的宣传作用。留在乡师的同学在党支部领导下，办了一个刊物，旨在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刊物的名字开始叫《前冲》后来有些同学提意见说《前冲》这个名字大露锋芒。党支部听取了群众意见，就改名为《柔锋》。济南乡师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活动，不因为南下请愿示威被国民党押回而受挫，相反的，结合南下经历和影响，将抗日救国活动引向了深入，比较扎实地联系着更广泛的群众。显然，济南学生在党领导下到南京的请愿示威，对山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山东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使山东人民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是可以信赖的。大大地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对山东党的发展建设确实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
  1932年2月开学了。济南乡师新去了一个教务主任叫李子义，同时还带去了两个教员。乡师的学生有一个传统习惯，对新来的教职员，在初上课时，要提出几个问题考一考，看看他信奉什么？观点如何？再确定欢迎或“欢送”。
  李子义的到来，也正是济南思想领域里谬种流传、比较混乱的一个时期。就抗日而言，大量的是人民的呼声，伸张民族的志气，但“攘外必先安内”的怪调初露头角，曲线救国的邪说也有散布。就是对中国的社会是什么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不是反帝反封建？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李子义肚子里究竟装着什么货色，不等学生考问，自己就夸夸其谈地自我亮牌了，完全是托派的一套谬论。田在村先生在北京就知道他有托派活动，也向进步的学生交了底。乡师党支部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不能让群众受骗上当，于是发动了一次“反托派”斗争。支部把周围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先同李子义展开了辩论。后来，托派纠合了一些国民党分子，组织了“护校委员会”，指责进步的学生是要把乡师断送掉，是要让国民党有关当局来查封这个学校，以此笼络学生的多数，跟我们闹对立。
  乡师党支部为急于达到赶走李子义的目的，就把党团员和将要入党入团的可靠的学生二十几人组织起来（我是其中之一），一起跑到李子义家里下最后通牒，要他不能再去乡师教书，如不遵从，群众不答应，引出事端由其自己负责。又将其谬论批驳了一通。李子义当场表示抵制。以打架著称的张德芳警告李子义不许其再进乡师大门。李子义低头不再顽抗，我们就回到了乡师。李子义确实不再去乡师讲课了。但由托派纠合国民党分子组成的“护校委员会”，却更加剧烈地反对我们，一些中间的落后的学生，很怕乡师因共产党而被查封，以致耽误了他们求学的前途，一旦回家对家长也难以交待。于是都站在“护校委员会”的一边，托派和国民党分子利用这种情况，要求学校开除我们。我们陷于了孤立，我们只有共产党员和跟着共产党走的这么二、三十个人顶着干。还有些赞成我们的理论观点，佩服我们的抗日主张和实践的同学，为避免招惹麻烦，在风头上也不敢为我们仗义执言。后来，还是同情我党的校长鞠思敏先生为我们解了围。有一天，他找我们谈，他说：“哎呀！你们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教育厅，省党部都向我施加压力，当面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本来是山东的教育家，你现在已成了昏庸老朽，你培养的学生都成了共产党。’”鞠说：“我为了维护我的尊严，进行了驳斥：‘我鞠思敏老而不昏，庸而未朽。我知道我们爱国的重要，我知道主张抗日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如果讲昏朽，是你们这些人。我鞠思敏自办教育以来，我希望我的学生有见解，有主张，有头脑。我的学生没使我失望。’”当时教育厅压着他要开除我们这些人，他对他们说：“我办学以来就没有开除过学生，我的理论是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学校如果教育不了学生，而把他们开除，等于宣布教育的失败。任意将学生抛弃到社会上，谁对其再负教育之责呢？我生平办教育以来，我不承认我教育有什么失败，我决不能开除我的学生。”他说：“尽管我这样跟他们说理，问题是现在他们掌握大权，为息事宁人，我看你们这些人出头露面多的，太惹人注目的，暂且离开学校。”他点了几个名字：刘开浚、张洪范、张德芳等，可以离校一些时间。另外象我和李名山这几人，岁数尚小，不大引人注意；还有一些人，平时不是那么红的。他说：“你们仍留在学校，埋头读书，注意安全。离开学校的，也不要放弃学业，一面避避风险，将来到一定时候，愿意回来，可以再复学。我鞠思敏说一不二，我负责任。咱们这是为了能够站得住，走得通。”他这番苦口婆心，大家都谅解他，都佩服他。刘开浚等离校后，就在鹊华桥附近租了房子住下。我们留在学校的，注视着有关动向的发展，谨慎地开展着活动。据知，李子义、田在邨都离开了济南，来乡师的新教务主任是北平师大的宋辑斋，而后来顶替田在邨的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李世华（李竹如）。他们同乡师的党团员都保持了配合和默契。
  1932年3月，国民党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刘开浚、张洪范等未能幸免。这次在济南遭到逮捕的也不只是共产党，还有第三党的袁春霆，从正谊中学到乡师的著名教师陈济源，还有在山东德高望重的范明枢老先生（当时也在乡师）。还有一些平时对时局爱发牢骚，痛骂国国民党不抗日的正义人士也被捕去了。
  这次大逮捕，乡师的党支部遭到了较大的打击，负责人有的被捕，有的被迫离校。一级只剩下了郝相槐，二级还有我和韩维樒、李名山，三级还有王文轩、吴保明、阎世风、宋光初等人。后来姚第鸿跟我们接上关系，乡师支部由他亲自领导，他亲自吸收我参加了党。
  三
  1932年秋后，任作民同志任山东省委书
  记。党内多佩服他的理论水平高，有组织能力，很坚强，魄力大。他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建设，很有成效，要求也比较严。党团支部按时过组织生活，省委派人亲自领导。对每次开小组会也都要求谈国际国内形势；谈工作情况；谈自己的思想活动。要求一丝不苟。党团员感到很受教育。但是，由于当时正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很严重的时期，济南党也提倡搞“飞行集会”，鼓励冒险行动。谁能坐着黄包车在市内大街上奔跑着撒传单，谁就被称为英雄好汉；标语传单要贴到国民党省政府的大门口才算好样的；有的在夜间用刷子把打倒帝围主义、打倒资本家的标语以斗大的字写在西门外电力公司的墙上，这在党内推崇为模范行动。那一段党的工作本来是很起色的，可惜为“左”倾冒险主义抵销了成就，损伤了力量。乡师的党团员虽然对如此冒险做法感到有压力，但还积极地顶着干，有的也逐渐滋生了消极情绪。
  1932年秋季开学，赵健民考入了济南乡师。乡师支部为迎接新考取的学生，就布置党团员主动与新同学接触联络，了解一些情况。我是鲁西人，对鲁西来的新同学我去做工作较便利。我就注意到赵健民这位从鲁西来的新同学了。他刚入学不大爱多说话，但是很喜欢读书，每天的课余时间，他必然到图书馆或阅览室去看书报。他给同学们谈起来，能提出重要问题，显然他的观察与探索是认真的。支部认为这个人很值得做进一步了解，并给他些影响，让我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也常到阅览室同他一起看报。我每逢看到有红军和苏区的事，就有意识地提一提，试探周围的人反应如何。赵很注意，他总是想多了解一些有关的情况。有一次他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他说：“你说现在山东各地搞民团，搞联社会，这个东西将来能不能抗日？”我说：“这些势力也看掌握在谁手里，谁来领导它，民团掌握在韩复榘手里，抗不了日；联社会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也抗不了日。”
  冬季，乡师学生举行讲演比赛会，赵报名参加了，他讲的题目是《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大的一个题目，颇使人感到惊奇。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这是常常讨论到的问题，但他是一个群众，能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很不简单，他在有限的发言时间内讲了对二次大战的种种设想，从主要国家的兵力上，从地理条件上，都做了分析。他占有不少材料，讲的头头是道。证明他研究问题很用心，知识不寻常。他这么一讲，全场为之轰动。大家说这个人平常不怎么说话，讲这么一个大题目，有这么些内容，很不得了。连地理、历史教员都为之惊讶。散会后，党组织就要我加紧做他的工作，加快吸收他。我加速了步伐，同他谈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深了。从中了解到他从小受家庭教育和学校的影响，关心人民的疾苦。1929年，聊城一度被土匪占了，他看到附近人民横遭蹂躏，忧心忡忡，就背起包袱奔向济南，试图找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调元进行质问：为什么要老百姓纳粮养兵，老百姓有难，操持兵权的人就撒手不管了呢？为何不把军队还给老百姓由自己保卫自己呢？！当时兵荒马乱，中途被阻而归。从深谈中也了解到，“九一八”事变后，为国家前途，他忧心如焚，后鉴于济南学生轰轰烈烈地南下请愿示威，可是他在临清读书就搞不起来了。寒假，他回到冠县，碰到在济南乡师念书的钱立勋。他从钱口中明白了济南学生所以能南下进行了有声有色的请愿示威，因为有共产党领导斗争，济南乡师就有不少共产党。赵知道了这些情况，就决定暑假去考济南乡师，找共产党去。根据对他了解的
  深入，我充满着信心，同他谈参加共产党的问题。他问：“加入共产党以后，有意见，有主张能提吗？”我说：“当然可以提。我听说共产党是讲民主集中制的，如果你的意见提得对，自然会得到赞成。如果所提不对，自然人家不能接受”。那时我也怕轻易暴露身份，不敢一下子就说我是共产党，只说：“你也找共产党，我也找共产党，谁先找到就通气一起参加。”
  后来学校将要放寒假了。乡师支部仍然按照工作的需要，党团员谁应该回家乡，谁不应该回家乡，都有统筹安排。走的留的都有明确任务。这次我就被留校，做留校学生的工作，同省委保持着联系。寒假尚未开始，有的同学已提前回家乡了，我就发展了赵健民。在这寒假期间，他同我一起进行工作。他工作很积极。
  1933年2月，开学不久，又发生了一次大逮捕。乡师被捕的有韩维樒、阎世风、吴保明。他们早饭后为执行任务，急忙离开了学校，中午吃饭时未归，我心里开始有些不安，焦虑地等候，到了晚饭时还不见他们回来，我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出了问题。我对赵健民说：“晚饭后有事相商，请到门口等我。”见面后，我们到一个僻静地方，我告诉他，恐怕是出了问题了。我们要提防敌人来学校捕人，要想法保护组织，须通知党员、团员要警惕，要做应变准备。夜间睡觉应须注意，如有风吹草动，须从速躲藏；白天派人值班，大门口放游动哨，如发现可疑现象，赶快通知大家疏散。经我们商量后，就通知了党团员，并做了分工安排。那几天校内没出事，我到校外到处打听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原来我所知道的关系统统找不上了，可见受破坏的严重性。每天晚上，我和赵健民出去凑凑情况，并商量调整在学校的应变措施。
  这次乡师被捕去三个重要的党团员，组织虽然没受到大的破坏，但所受冲击，所受影响，是很不小的，一段时间同省委联系不上了。有的同志灰心丧气了，产生了退缩情绪。幸而四月间，赵健民去医院看眼病碰到了团市委的宋天民，他原来曾领导过济南乡师支部。他告知由于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使省委遭受大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等同志亦被逮捕。即由刘泽儒、张恩堂等组成了临时省委。乡师支部从此由宋天民同志代表省委来领导，工作又恢复了正常，且有发展之势。乡师也来了几个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的教职员，如教务主任田佩之，他对党的活动是赞助的，起了很大作用；如国文教员夏紫修，曾帮助我们了解托派的捣乱。乡师支部一向重视做教员的工作，现又有加强，受益不小。
  暑假到了，赵健民留在济南乡师开展工作，并与省委保持联系。我分工回东阿开辟农村的工作。暑假期间，我在东阿县姜楼高小教书作掩护吸收了苏广才、王玉珍、赵传耕、谭秉岱等十余人参加了组织，在东阿县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支部。
  七月份，由于宋鸣时的叛变，临时省委遭到了致命的大破坏。宋系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他知道的组织关系很多，他向国民党省党部全盘端出。临时省委的负责人除个别人逃掉，均被逮捕。从此，山东党同中央即长期失掉了联系。宋鸣时出卖组织叛变后，又当了捕共队长，对党的危害甚大。党团员提起来均恨之入骨。
  党组织连续地遭到破坏，致使党团员的思想也受到了连续的挫伤，再加上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压力，很多党团员发生了苦闷和动摇，不愿再与组织联系。有的在路上碰到了党内的同志拐弯就走，回避谈党团工作；有的向组织声明，以后不要再找他过组织生活了，将来一旦党用着他的时候，他可以尽力之所及，但现在不愿意再参加党的活动了。这些现象在乡师是存在的。乡师党支部面对着党团组织遭此接连破坏，从组织上从思想上都存在着严重危机现象怎么办？经商量我们决定要前进！要干下去！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上级党的领导，发挥独立工作的精神，先摸索着干起来，同时多方寻找上级党组织派人来领导。对此，赵健民同志不仅观点最明确，在实践中他也正是这样贯彻的。
  四
  乡师的党根据自己确定的指导思想，一面发挥独立工作精神，在校内整顿组织，发展组织。在校外尽可能地找过去知道的关系，期望能在活动上取得联系，相互配合，使被破坏的残局，有所收拾；一面派人到处寻找党的关系，期望能与上级早日打通，结束我们的聋盲之苦。对中央的方针、政策、重大的决定，我们听不到看不到，只能在黑暗中凭常识摸索着干，也担心做错了对党不利。为避免造成内部的泄气，对一般党、团员还不能说我们已失去了上级党的领导，还要在报纸上摘一些关于党中央和红军的好消息，对党团员进行教育，鼓舞士气，以利坚持斗争。
  鉴于宋鸣时叛变当了特务队长之后，曾向国民党夸功，说他知道的关系都逮捕了，山东共产党已经被打扫干净、被绝根了。我们针对敌人的这种自吹自擂的麻痹思想，强调采取稳扎稳打，纠正了过去那种容易招致打击的盲动作法。从此，力量的积蓄才逐渐有成效。
  济南乡师的党，在恢复山东党组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赵健民同志有特殊的贡献，难怪有人说：乡师党在山东党内是一个重要堡垒。乡师党的努力，接上了不少的关系，经共同奋斗，首先恢复建立了济南各学校、工厂的支部，后来又成立济南市委，赵健民同志担任了市委书记。以济南为基地，以济南的党为依托，经奔走与各县进行联系，恢复、建立一些县委。1935年春节，赵健民同志和徐运北等同志，在徐运北同志家中成立了鲁西特委。1935年底，赵健民同志又和莱芜县委刘盛玉等同志联系，成立了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刘盛玉任工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任组织部长。山东党组织在这段时间里，有较好的发展，有较好的建设。
  济南乡师党组织的发展更快，工作的开展更为活跃。从1933年到1935年这期间，发展了张元修、刘嘉典、景晓村、孙怀清、魏诩公等二十多个党员。在发起中等学校反对国民党的会考中，在宣传、组织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中，济南乡师的党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武新宇同志到济南乡师任推广部主任，对党的活动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1935年冬，赵健民同志通过多方努力，终于在河北濮阳找到了北方局的关系。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组成了正式省委，和中央失掉关系三年的山东党又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济南乡师的党员，在省委的领导下，于“七七”事变后，分赴山东各地发动游击战争。成为一批有力的骨干。还有不少去了延安，分配到其它战场。我记得，在1938年春，我曾与范明枢老师相会于莱芜县城，1946年又与之相会于临沂县城，他两次都颇有感慨地谈起济南乡师，那个环境里有一批共产党，使他开了眼界，焕发了人生的青春。
  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在党的“七大”之前到了延安，他在中央党校做大报告时，曾称济南乡师党支部等于我党在白区的一个党校，为党培养出大批的干部。
  （本文原载《坚强的战斗保垒》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