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每当读起这千古绝句，我心中总是涌起无限感慨：你看，荒原上的烈火将野草连茎带叶统统烧焦了，但它却奈何不了那深藏于沃土之中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重新覆盖原野，回答火的凌虐。蒋介石反动派背叛革命，妄图将共产党人斩尽杀绝，无数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然而，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她比荒原野草有更强盛的生命力。度过严酷的寒冬，我们党的组织更加壮大，革命事业更加蓬勃旺盛地发展起来了。
  一
  1931年，我在临清乡师学习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该校老校长孙桐阁，是位进步人士，他阅读了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大公报记者曹谷冰《苏俄考察记》等文章后，了解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巨大变化，感到苏联的社会制度太好了，便积极将这些文章推荐给我们这些学生。后来，我又读李达的《现代社会学》，该书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及其任务，指出了中国将来也会走上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这本书对我启发颇大。
  是年寒假，我在家乡冠县见到了在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读书的同乡钱立勋，他将乡师学生印发的《柔锋》等刊物拿给我看，并透露了乡师有共产党的活动。我听后甚为欣喜，决心到济南投考乡师，寻找共产党。
  1932年夏，我告别家乡，中断了在临清乡师的学业，到省城济南投考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
  我从老家出发，经聊城时，天色已晚，便投宿在聊城东关的一个小客栈里。当晚，住在这个客栈里的除了我们六、七个学生外，还有两名身份不明的年青人。这天晚上碰上韩复榘的属下来查店，他们对我们几个青年学生问了几句就过去了，但对那两个年轻人却盘问再三，年轻人一口咬定是去走亲戚的。军警们没有问出什么，便离开了客栈。等他们一走，我好奇地询问这两位年轻人的身份职业，他俩悄悄地告诉我：“不瞒你说，我们是当兵的，在江西打共产党，被红军俘虏后，又被释放了，是从江西逃回来的。”
  我一听他们到过苏区，喜出望外，连忙打听那里的情况，这两个年轻人感慨地说，那里好得很！我们来到苏区，起初一、二个月，连红军的影子也没见着。可是到了第三个月，红军忽然来了，多得不得了，到处都是。攻势极为猛烈，我们根本没法招架，只好缴枪了。被俘虏后，红军待我们很和气，对我们说，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干的，发给路费回家。这样我们俩就回家来了。他们的讲述深深吸引了我们，我对共产党更加向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从聊城出发，来到东阿的滑口，乘船抵达洛口。当时的济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赤色群众，消灭异己，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真是鬼蜮横行，民不聊生！
  一天中午，我在经二路冠生园饭店吃饭，听到街上人声噪杂，出来一看，原来是韩复榘的执法队用卡车押解“犯人”前往纬八路刑场路过此地。警察一边高喊着：“闪开！闪开！”一边将围观的群众推到路边。只见车上被绑缚着的那个人气宇轩昂，一脸正气，不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封建军阀韩复榘！”我的心被震撼了，他那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深深铭记在我的心里，我认定他准是共产党员！
  到北园考试时，我住在鹊华桥街。一天早上，去图书馆的途中，发现路上有许多传单，我随手拣起一张来，只见上面写着“打倒蒋介石！”“工人联合起来！”等口号。同行的老同学赶忙警告我：“快扔掉！这些东西是不能拣的，让特务看见了，他们会说是你撒的。”我扔掉了传单，可是扔不掉心中的苦闷，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出路何在！
  二
  1932年夏，我考入乡师。同年三月，在我进校之前，该校党支部书记刘开浚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范铭枢老先生。这一年还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博兴、益都、日照农民暴动，暴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在山东各地影响很大。我进乡师以后，经常听同学们议论这些事。我很想听听，但我一走近他们，他们又若无其事地转移了话题。
  晚上，我常常到二级、三级老同学宿舍去玩，看到有些同学在阅读唯物辩证法等进步书籍，但是，却看不到共产党有什么活动。我心中感到苦闷，来投考乡师，就是为的投奔共产党，可是不知道共产党是谁，心中暗自着急！
  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演讲竞赛会，每班推选一名同学参加，训育主任到我们四级二班征求意见。他想让吴庆文同学参加。但大家都一致推选我。我讲的题目是《乡村教育与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从国际形势讲到民族危机，最后讲到唤起民众。我的演讲很受大家欢迎，评比结果，我得了第一名，还得到了五块钱奖金。
  此后，二级同学姚仲明常跟我接近。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谈论最多的还是社会问题，我们谈到一些社会现象，谈到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姚仲明同学告诉我，这些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
  有一次，我和姚仲明同学在北园大杨庄一带散步，当我们谈论到中国的出路问题时，姚仲明同学突然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连忙问：“不是说乡师也有共产党吗？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带着神秘的微笑，自豪的说：“有！有！”我急切地对他说：“我来考乡师就是为了参加共产党啊！”
  过了几天，姚仲明同学找到我，说是要介绍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解释说，二十四岁以上可参加党组织，二十四岁以下参加团组织。几天后，团市委负责人宋天民同志在乡师东侧的菜园里和我谈话，讲了参加党团组织的基本要求：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牺牲的决心；积极做党的工作；严守党的机密；按期缴纳党团费等。我表示坚决遵守党的纪律，努力按照党的要求去做。最后，宋天民同志告诉我，我的候补期为半年。
  1932年11月，是我政治生命的转折点，我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历史。
  三
  入团不久，姚仲明同志给了我一卷传单，让我和王学荣同志一起到鲁丰纱厂去散发，并嘱咐我们，不要把传单扔在地上，要递到工人手里。
  星期天黄昏时分，我和王学荣同志来到鲁丰纱厂，把传单一份份递到工人手里。有的工人一见是传单，马上塞到口袋里；有的人不敢接，扔到地下转身就走。我们俩一边散发，一边往厂里走，走到一个井边，见几个警察正在洗脸，便赶忙抽身离开了纱厂。
  当时，新城兵工厂已经建立党支部，宋天民同志认为那里组织发展缓慢，指示我去发展党员。一天下午，下了第二节课，我去伙房拿了两个馒头就跑出了校门。到了新城兵工厂，被门卫拦住了。在门口转了一圈，发现厂西南角有个小茶馆，我便走了进去，主动跟正在喝茶休息的工人攀谈起来，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还没谈几句，茶馆的主人急忙过来制止，善意地劝道：“青年兄弟，莫谈国事，不要招惹是非！”
  我悻悻地走出茶馆，来到津浦路附近，见许多工人在那里休息，有的在下象棋，我就走了过去，跟他们一起下棋，趁机向他们谈起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工人们也都知道苏联好，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不再受欺凌，但是一提到让他参加共产党，他们不是惊慌的躲开了，就是沉默不语。一位老工人关切地说：“小兄弟，你这样讲，被厂里的警务知道了是很危险的，我们也知道苏联好，但要参加共产党，我可不敢。”
  我到新城兵工厂去了十几次，跟许多工人交谈过，都没有结果。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青年工人，跟他谈起参加共产党的事情，他一听，惊奇地打量着我：“你是共产党吧？厂里的共产党已被抓走七、八个了，我可不敢参加。”
  我向宋天民同志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也感到太急了不行，让我慢慢地做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再发展。
  1932年2月29日，韩复榘的捕共队突然闯进了乡师，抓走了支部成员阎世风、吴保明、韩维樒等同志。我和姚仲明同志为防备敌人晚上抓人，不得已天天晚上睡在附近菜园的茅屋里。从姚仲明同志那里，我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省、市委遭到严重破坏，我们跟省、市委失掉了组织联系，目前具体情况不详。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到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看眼病，回来时，在广智院东街碰上了宋天民同志。他一看见我，连忙把我拉到路边，急切地悄声问道：“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没遭到破坏吗？”
  我把韩维樒等同志被捕前后的情况扼要地告诉了他，并向他询问省、市委被破坏的详细情况。原来，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在上海开会时被捕叛变。叛变后，出卖了山东省地下党组织，省委书记任作民、团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以及其他省委负责同志共有二十九人被捕，目前我们已与中央北方局失掉联系。
  得知这些情况，我心里很难过，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了片刻，宋天民同志也没问我的候补期，指定我定期与他联系。
  经过这次大逮捕，有些同志经不住严酷环境的考验，胆怯了，退缩了，有几个原来比较积极的老同学也不敢干了。
  没多久，宋天民同志与原省委秘书长张北华同志取得了联系。省委机关被破坏后，张北华同志挺身而出，自动组成临时省委，任临时省委书记，一面继续领导各地的斗争，一面积极想办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几天后，我与宋天民同志联系时，他告诉我：已经与中央北方局接上关系，北方局派大刘同志（刘泽如）、“小刘”同志（宋澄）来恢复山东党团组织。接着，宋天民同志带我来到历山街一个小院里，见到了“小刘”同志，我向“小刘”同志汇报了最近一段的工作情况。宋天民同志指定我担任乡师支部书记，尔后，又指定我为济南北区巡视员。
  六月底，团省委在杆石桥外省立一中的宿舍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宋天民同志和另外两位老同志负责讲课，我也参加了学习。规定下午三点上课。七月二日下午，我按时到达，可是等到四点多钟还没有人来。我感到很疑惑，出了一中校门，往北走到普利门附近，碰巧一辆汽车由远而近缓缓从我面前经过，我往车里随便扫了一眼，突然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定眼一看，坐在车里的竟是“小刘”同志，两侧一边一个满脸凶相的人紧靠着他。见状我大吃一惊，马上返回一中宿舍，等待宋天民同志。
  天快黑下来了，宋天民同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一见到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又出事了！省委机关又被破坏了，小刘被捕了，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宋天民同志与我一道回到乡师。事后，我们才知道，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导致了山东省委机关的大破坏，临时省委书记张北华，组织干事唐玉清（即田海山），团省特委书记小刘（宋澄）及刘泽如等人被捕，青岛、泰安、潍县、益都等地的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约有三百名党员群众被捕。
  当时，我们白天不敢进城去打听情况，只能晚上出去探听消息，回来就住在菜园里。省委组织遭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许多同志生死不明，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晚上睡不着觉，我和宋天民同志就坐在菜地边倾心交谈。我们一致认为，这次省委机关被破坏最大的教训就是组织不纯，一些不坚定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组织，一旦局势恶化，他们经受不住考验，消极了、退缩了，甚至叛变投敌，出卖组织，出卖同志，致使我们的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谈到暴动问题时，宋天民同志说：“暴动也不行，各个地区的暴动都是临时夺枪，我们的队伍还没有组织起来，国民党的军队就赶到了，暴动被镇压，群众遭屠杀，刚刚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又损失掉了。日照暴动规模比较大，但也失败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和破坏。
  此后七、八天，宋天民同志屡次去市内找关系都是失望而归。有一天，他对我说：“在济南的关系联系不上了，我决定回胶东，到那里寻找组织，你在济南继续找组织，我们找到了组织就互相通个信。”他把通信地址留给了我：牟平县榆林集祥生堂。
  宋天民同志走时没有路费，我到几位同乡家里去借，均碰了钉子。不得已，我把两床棉被拿到韩复榘开的惠鲁当铺，当了三块钱，加上原来的两块，倾囊送给了他，总算凑足了车票钱。临走前，宋天民同志将他所知道的党团关系都交给了我。
  宋天民走后杳无音讯，我曾给他去过一封信，也未见回音。
  四
  自1933年7月起，乡师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我和姚仲明、王文轩等同志互相勉励，一面独立坚持斗争，一面想方设法寻找上级党组织。
  为限制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禁锢学生的思想，控制舆论，使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1935年春，国民党教育当局决定对全省师范生实行会考。这个决定，引起师范学校学生的强烈反对。我们找到学生自治会会长张万涛，要他给全省十几个乡村师范、五六个后期师范发通知，联合各校，拒绝会考。
  我们的活动被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知道了，他把济南乡师校长找去问罪。校长回来后，找到张万涛，劈头就问：“反会考的通知是你发的吗？”张万涛老实的承认：“是的。”
  校长继续追问：“为什么发这个通知？”张万涛回答说：“这是大家的要求。”
  校长气急败坏，威胁张万涛：“你这样做，违犯教育厅的决定，你要马上改过来，不然就开除你！”
  在校长的压力下，张万涛不得已，在报上登了声明，声称反会考通知是错误的。
  我们看了报纸后，都感到很气愤，找到张万涛，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是校长逼我这样做的，不然就要开除我。”
  在我们的劝说下，张万涛又给各师范学校发了一个联合反对会考的通知。通知一发出，我们即奔赴各地联系。我到了莱阳，一方面联络各校反对会考，另一方面借机寻找党的组织。从莱阳返回后，又到了兖州、曲阜等地，各校都支持反会考斗争。
  这一切又被何思源发现了，他与乡师校方商定：提前放假！消息传出，有的同学主张组织纠察队，禁止学生离校。我们党支部的几个同志研究后，认为不能硬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领导者如果不能避免损失，是无用的领导。我们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又给各地师范学校发了通知，说明全省不统一组织反会考了，望各校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酌情安排。接着，我们给校长写了一封秘密信，警告他：若擅自开除学生，我们决不罢休！
  后来，校方还是开除了七、八名学生，但是由于我们注意了斗争的策略，只有一名党员（李相三）被开除，党组织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乡师教务主任田佩之，思想进步，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宋天民同志离开济南时，把一架油印机留给了我，我们就是在田佩之老师家里刻印宣传品的。1934年暑假前，我去莱芜进行工作，来回都是步行跋涉。田佩之老师知道后，送给我十八块钱，我又添了七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从此，我骑着自行车到各地活动，方便了工作。
  教我们国文课的是北平女师大毕业的一位女老师，她专给我们讲授《孔雀东南飞》、《西厢记》一类的作品，我很反感。有一次下课后，我对她说：“老师，我们就要亡国了，你还讲这些东西干什么？”他毫无表情地说：“我学的就是这些。”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有一天，又该上国文课了，不知哪位同学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了七个字：“商女不知亡国恨”。上课时间到了，那位女教师踩着钟声进了教室，一眼望见黑板上的字，不禁潸然泪下，难过地说：“同学们，我也是爱国的呀！”此后，她逐渐转变了，不再讲那些缠绵悱恻的作品了，而是讲岳飞的《满江红》、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等爱国主义的作品。
  五
  陈衡舟、宋鸣时先后叛变，省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基层党组织绝大多数也遭到破坏。当时，济南市基层党组织除乡师党支部未被完全破坏外，只有新城兵工厂党支部未遭破坏。宋天民同志离开济南前，曾带我去见了该厂党支部的石吉亭、陈德林和张洪涛等同志。
  为了恢复济南市党组织的活动，我按照宋天民同志留的关系进行联络，但工业实验所、津浦大厂、振业火柴公司的党员关系都联系不上。我们就以乡师，新城兵工厂为基地，巩固和扩大全市的党组织。考虑到全省各地党组织普遍遭到破坏，我们也着手进行了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
  不久，我介绍同乡孙洪同志入党，建立了惠商职业学校党支部。刘莱夫同志介绍马全章同志入党，在正谊中学建立了党支部。我介绍省立高中的林浩同志入党后，他又介绍该校同学梁玉振等人入党，在省立高中建立了党支部。姚仲明同志发展的党员王玉珍、尹燕桂等同学分别在省立一中和华北中学建立了党支部。此外，安波同志和李秀海同志分别建立了省立一师和育英中学党支部。党的工作艰难地、但又是扎实地开展起来，党的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壮大。
  在这一时期，乡师党支部先后发展了郭超、刘少傥、景晓村、朱春和、高启云、刘莱夫、丁之夏、白学光、陈锡德、周美瑶等十几名党员。
  到1934年5月，济南市的党组织已发展到八九个支部，除乡师支部二十余名党员外，其他支部多则十几人，少则三、四人，还有一些零星关系。由于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统一组织全市的斗争问题提上了日程。我与陈德林，王文轩三人在五柳闸开会，研究了济南市党的工作，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我任书记，陈德林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统一领导全市各党支部的工作。
  在恢复发展济南市党组织的同时，我们又在全省各地从事党的恢复发展工作。1933年寒假，我与孙洪回冠县老家期间，发展了寿张省立八乡师的冯干才同志及县师的钱洪勋同志。后来冯干才同志建立了八乡师党支部。经徐运北同志介绍在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发展了王连级、郭庆云、王以翔、宋鸿恩等同志，恢复建立了该校党支部。在阳谷县为申云甫等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姚仲明同志在东阿县发展了苏广才等十几名同志，建立了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我到金乡，与党员翟子超、秦和珍等同志取得了联系。高中党员梁玉振、乡师党员孙志谦等人回原籍分别发展了部分党员。经乡师同学刘莱夫联系，我于1934年初去莱芜，与莱芜党组织刘仲莹等同志取得了联系。经乡师党员刘少傥、王学荣介绍、与新泰党员王宪亭等取得联系。在此基础上，1935年春节，我同其他有关同志以拜年为名，在堂邑县城内徐运北同志家集会，组建了中共鲁西特委，徐运北任书记，钱洪勋任组织部长，申云浦任宣传部长。统一领导东阿、冠县、阳谷、聊城等地党的活动。
  1935年秋，莱芜的刘伯戈、周茂申、房春荣等人叛变。11月初，刘仲莹派人来通知我们，叛徒有可能来济南，让我和刘莱夫（刘莱夫在莱芜入党，我曾去过莱芜）马上离开学校。接到通知后，我与刘莱夫、张元修等人在北园附近召开了紧急会议，讲明了发生的情况，交待了支部的工作，并指定张元修同志继我之后担任乡师党支部书记。从此，我离开了学校，结束了学生生活，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经过各地同志们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到1935年底，济南市已有党员一百多人，鲁西二百多人，莱芜一百多人，加上博兴、平原、肥城、金乡等地，我们掌握的党员关系达五百多人。
  各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需要一个高一级的组织来统一领导。1935年冬，我第二次到莱芜，与刘仲莹等人共同组建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刘仲莹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同志任宣传部长，黄仲华同志任农民部长，于一川、陈德林同志任委员，统一领导着全省除胶东以外的多数党组织。
  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我骑着自行车到各地联系工作，寿张、冠县去了七、八次；聊城、阳谷、东平、东阿、泰安，莱芜等县各去了两次，冒着严寒酷暑，为党的事业日夜奔波。
  六
  自1933年7月与上级失掉联系以后，我们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寻找上级党组织。
  刘仲莹同志到上海去了两次；鹿省三同志到上海去了一次；徐运北同志到北平去了一次；我两次去泰安冯玉祥处打听消息，都没有结果。
  后来，乡师的党员郭崇豪同志告诉我说，他的家乡濮县可能有党的活动。1935年秋的一天，我冒着蒙蒙细雨，骑着自行车，连夜赶到濮县，见到了中共河北省直南特委代表柳耀先（刘宴春）同志，他答应通过河北省委为我们与北方局接上关系。
  冬，郭崇豪同志收到濮县党组织的来信，说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来到濮县，叫我立即前去联系。
  收到信的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骑上自行车，迎着朔风出发了，黄昏时分，已跑了三百六十里路，当夜宿在寿张。次日清晨，我又赶了一百多里路，来到濮县古云集，与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当天晚上，在徐庄见到了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同志。我把山东党组织的情况和两年多来寻找中央关系的经过详细地向黎玉同志作了汇报，并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请黎玉同志转交北方局。
  1936年4月下旬，黎玉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来山东组建新省委。5月1日，我们在济南四里山下开会。黎玉同志传达了北方局的有关指示，充分肯定了山东党组织在与上级失掉联系后自觉地独立地开展革命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了济南乡师党支部在恢复发展省市党组织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同时，组建了新的山东省委，黎玉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
  “血沃中原肥劲土，寒凝大地发春华。”省市党组织及乡师党支部走过了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
  （本文原载《坚强的战斗保垒》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