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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许由何足道
  在中国历史上，许由算得上远古时代的名人。他出名的原因很简单，即不愿当官。
  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他，他闻知吓得了不得，急急忙忙逃到箕山之下，过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隐士生活。尧又请他做九州长，他一听连连摇首，跑到颖水边上，捧着河水洗开了耳朵，道是不愿听，怕脏了耳朵。
  乍一看，许由实在是个视“官”如敝屣，看名利若浮云的“志行高洁之士”。有不少文人墨客也被他的“高行”蒙了眼睛，为其吟诗作文，讴歌不已。最近翻了些书，方知许由的“高行”应该大打折扣。
  说到底，为许由唱赞歌的人都犯了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现在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人物。
  实际上，在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下的“官”同阶级社会的“官”的含义大相径庭。
  韩非子在《五蠹》中这样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出现），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
  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段文字至少说明，那时的“王（即统治者）”须具有超人的智慧，并以智慧为百姓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使人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去赢得人们的拥护才行。来不得半点马虎，任何投机取巧、狗苟绳营都是不能奏效的。有巢氏为“王”，是因为他“构木为巢”，使人们得以“避群害”；燧人氏为“王”，是因为他能“取火以化腥臊”，使人们免受“伤害腹胃”之苦。从而说明，远古时代的“官”意味着责任、义务和付出。
  我们再看看“王”的生活，便会知道那时的“官”实在没有油水可捞：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居乱草断木之屋），粝粢米之食，藜藿之羹（吃的是粗米野菜），冬日麂裘（穿的是兽皮），夏日葛衣（扎麻衣），虽监门之养不亏于此矣（尧的生活水平同守门人没有什么两样）”。
  “王”在生活上同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工作中却要身先士卒，冲在前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工具），以民为先，股无胈（累得大腿没有肌肉），胫不生毛（小腿的毛被磨光），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比臣下或俘虏还要苦）”。
  综上所述，远古时代的“官”责任重大，吃苦在前，根本谈不上个人的任何特权。如此之“官”，而许由不当，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吗？
  二、尧“察”舜的启示
  史籍中关于远古时代（夏代之前）情形的记载，系史家根据传说整理而成，其中搀入作者个人的好恶及希冀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记载之于今人，不仅有可资借鉴之处，而且是饶有兴味的。如尧“禅位”于舜的故事即是如此。尧
  为了选准“帝位”的继承者，真是费尽了心机。根据《孟子》、《史记》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尧对舜进行考察的大致轮廓。
  八十六岁的尧大约觉出自己已年高体迈，便向四岳（官职名，系君主近臣）征求“践朕位”的人选。并要求他们“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颇有点“不拘一格选人材”的意味。于是，四岳向他推荐了虞舜。
  尧问道：“其何如？”四岳介绍说，其“父顽、母嚣（愚蠢凶恶）、弟傲，能和以孝”。这就是说，舜的家庭环境异常恶劣，但舜能够正确处理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正合了“齐家者方可平天下”的老话。于是，尧表示“吾其试哉”，决定对舜做进一步的考察。
  尧对舜的考察简直近乎苛刻。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与舜为妻，目的是“以观其内”；令九男与舜同处，“以观其外”。舜在如此严密的“考察”之下，励精图治，自强不息。他耕于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和睦相处，不侵地界）；他渔于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他“陶（制陶器）于河滨”，陶器“皆不苦窳”（没毛病）。凡他居住过的地方都“一年而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实在是化民有方，政绩卓著。
  但是，尧对舜的考察仍在继续，他还要亲自验证。他令“舜入山林川泽”，以察其勇；委舜以“五典”（司徒）之职，以察其理民之能；令其“遍入百官”，以察其治吏之道；令其“宾于四门”，以察其待客之礼。
  如是亲察再三，尧方郑重作出让舜“即帝位”的决定，又经过八年“摄政”的实践，尧崩，舜方继位。据说，舜执政后，“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尧这个接班人算是选对了。
  我们可以看出，尧对舜的考察经历了推荐、询问、派员调查、亲自考察几个阶段。尧以考察舜的领导能力为着眼点，同
  时对其生活情况、思想道德品质做了详尽的了解。考察方法精当周致，高招迭出。像以二女妻舜，使九男与处即非常人可以做到。他还特别注重其政绩和百姓呼声。考察中步步深入，环环紧扣，使整个考察工作有条不紊。这样尧才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了舜这个“帝王”之才，使其“发于畎亩之中”。
  由此，孟子方发出了“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腹，空乏其身，行拂乱（违背）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感慨。
  三、痛改前非亦可贵
  《贵州都市报》4月25日报道：“象祠”遗址近日被确认。该祠遗址在今黔西县素朴镇灵博山（又名麟角山），最初人们望文生义，以为该祠为祭祀大象所建。专家们经过大量考证得出结论：此祠系为远古传说中人物——象而设。
  初闻此事颇有些费解，象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恶人，人们怎么会为他立祠呢？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象是虞舜的同父异母弟，是个高傲自大，私欲熏心、善搞阴谋诡计的坏家伙。他为了独吞家产，便伙同其母蒙骗其父瞽叟，想出一个个毒计，欲置舜于死地。
  且看以下两例：
  瞽叟“尚欲杀之（指舜），使舜上涂廪（涂抹粮仓），瞽叟从下纵火焚。舜乃以两笠（竹帽）自杆而下，去，不得死”。此计不成，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藏在井中穿孔内，由他井而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象以为这次必定置舜于死地了，于是原形毕露，得意洋洋地说“本谋者象”，真是不打自招。没料想，舜却从他井逃出，象见了舜，
  尽管心下惊愕不已，嘴上却假惺惺地说“我思舜正郁陶（悲伤的厉害）”，好一个十足的两面派！而舜雍容大度得很，不仅没有报复之心，而且“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当舜“代尧践帝位”后，不念旧恶，“封弟象为诸侯”。
  但人们为什么为象立祠呢？太史公没有说。然而，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撰写的《象祠记》中可略知一二。他说，在舜的感召下，“瞽叟化而成慈父”，而象在被封侯之后，“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如此看来，象同样是在舜的感召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痛改前非，用卓著的政绩来洗刷自己以往的罪恶。
  我们知道，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细细想来，人们所犯错误约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明事实真相，不了解事物的内在规律，致使认识与实际脱节甚至背离，这就造成了判断的谬误和行为的失当，如瞽叟欲杀舜就属这一类；另一类是明知道自己行为为法律道德所不容，但私欲恶性膨胀，铤而走险，如象为争家产而欲杀兄即为此例。一般说来，犯有第一类错误的人，只要弄清事情的原委，便会懊悔不已，纠正起来比较容易；而明知故犯的人由于其犯错误是主观意识使然，病根扎在自己的心头上，改起来就要困难的多。在那些杀人、抢劫、盗窃、诈骗、贪污、受贿等犯罪分子中，“二进宫”、“三进宫”甚至“数进宫”者不乏其人，有些顽劣之徒还顶风作案就是明证。正是因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寡，那些能够翻然悔悟，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且成就一番事业者就显得格外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象立祠便不是不可理解的了。无怪乎王阳明先生也大发感慨：
  “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
  四、让“不肖”之子靠边站
  “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个老话题。贤明当道，国泰民安；愚贪弄权，国衰民困。这一点，已成为被万千事实证明无误的历史规律。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真正含意还是主张任用“贤”者。故凡有远见的当权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
  翻阅《史记·五帝本纪》，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尧和舜皆有子嗣，但都未能接上老子的班。
  “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如是说来，丹朱与商均之所以未能“践帝位”，都是因为“不肖”的缘故。何谓“不肖”？照郑玄的解释是，“肖，似也。不似，言不如父也”。即是说丹朱、商均的素质比不上老子，或者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当帝王不称职。据说尧认为丹朱“顽凶”，便斥之曰“不用”而传位于舜。至于商均有哪些弱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毛病是可以肯定的。
  在司马迁先生心目中，尧和舜都是不可多得的“明君”。他称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老百姓对其“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又说舜“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可见尧、舜在位期间，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正是因为他们亲自体验过治理国家的艰难，更知道继位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继续发展和安危兴亡，所以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摒弃一家之私，不传“不肖”之子，而传位于贤能之士。尧就此说过一句蕴意深长的话，“终不以天下之病（受损害）而利一人（指其子丹朱）”，“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在“天下”和“儿子”
  之间，尧和舜都采取了利“天下”而不利“不肖”之子的态度，实可称道。
  尧不传位于丹朱而传位于舜，舜治国有方，出现了“上下咸让”、“百工致功”、“百谷时茂”的繁荣景象；舜不传位于商均而传位于禹，“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禹曾在会稽计功，想来政绩也是显著的。
  选贤任能，让不肖之子靠边的用人之道，于国于民都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