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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出巡齐河留诗篇
清乾隆帝以明达勤政，文治武功，安邦治国，体恤民情著称于历代君王，在他执政的60年（公元1736年——1795年）间，曾为黎民百姓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
乾隆帝曾于乾隆21年、41年、55年三次巡幸山东；16年、22年、27年、30年、45年、49年6次南巡江浙等地。
齐河素有山东省城北大门之称。乾隆帝巡幸山东，齐河是必经之路，每次必巡齐河。在6次南巡中，也都经过齐河。清乾隆年间，在县境华店乡韩杨庄曾为乾隆帝建行宫。旧县志古迹篇中记载：“皇宫，在邑西北四十里韩杨庄迤北，为清高宗（乾隆）南巡驻跸之所，具有宫殿规模，并存御书晏婴碣。后经黄流漂荡，宫成废墟，碑已埋没无迹。所有遗址，今租于附近村民，充作学费，无复旧观矣。”乾隆帝每次巡齐河或路经齐河，都在行宫食宿，处理政务。
乾隆帝每次巡幸山东、南巡，除到泰山谒拜、到曲阜祭孔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巡视体察民情，并即兴作诗，以抒感怀。
齐河古晏城，因是当年晏婴采邑（封地），故而得名。清代于城北建有造型雄奇、外观壮阔的晏婴祠。乾隆帝巡齐河，览县志，阅古籍，深为古齐国一代名相晏婴的贤德、功绩所感动，他巡览晏婴祠后，顿发怀古之幽情，欣然命笔，提写七言诗《晏城》，诗曰：
“彰君赐固服桓子，
执彼鞭犹慕史迁。
羸马敝车一时耳，
晏城千古属斯贤。”
闻名史书的齐相晏婴，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公正卿，辅政50余年，他礼贤下士，力主节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景公见其国内巡察，出使外国，所乘马车为破车老骥，就赐给他快马、新车，晏婴却说：“国内尚切财微力薄，我还是迁就着用吧！”晏子的节俭风范深为募僚田桓子所敬服，汉代司马迁阅《晏子春秋》后亦曾发出过：“……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的感慨。
诗的前两句（景公赐于晏子车马，晏子不受）既昭彰了君王的恩赐，又使田桓子十分敬服（晏婴），司马迁既便为他执鞭（当侍从），仍然（非常）欣慕他（无奈历史已经变迁）。后两句是说老马破车，显尽一时风采，晏城千年百代应属于（晏婴）这样的贤人。
乾隆帝以其七言诗盛赞春秋时期一代名相晏婴。
乾隆36年，由于大清河决口，全境大水，一片汪洋，陆地行舟；乾隆49年，不仅大旱，还遭蝗害。两年，县境收成无几，民不聊生。乾隆帝巡齐河视察水灾后，曾御书七言古诗《徒骇河》，其中“将欲弃地让之水，亿万生计绝瓦解”一句，表现出他面对灾情无计可施的困惑心情，但他也当即谕示除放赈、免额赋外，还拨发给齐河灾民种子、牲畜、农具等，同时豁免齐河民欠税赋银两。
由于乾隆帝多次来齐河，对齐河风土民情，经济状况非常了解。乾隆30年（公元1765年）钦颁谕旨，拨银48500两，将齐河天会年间始筑的土城改建成砖城。周围计长809丈3尺，高2丈，顶宽1丈4尺，底宽2丈4尺，炮台8座，城楼4座，马
道4座，陴墙有垛墙1428个。城外护城河周长6华里，陂岸高1丈2尺，濠深2丈。于乾隆31年10月开工，33年8月峻工。东门曰朝阳，西门曰阜城，南门曰迎薰，北门曰拱极。此举加强了齐河城廓建设和外围防务。
乾隆41年风调雨顺，秋麦皆收。当年，乾隆帝巡幸山东。来齐河后，经过三天巡视，看到了丰收景象，即兴作诗《齐河道中》诗曰：
“历历齐郊已三日，
物力民情已粗悉。
鸡鸣犬吠达四境，
饥食寒衣足千室。
民风迥不与昔同，
信知敦俗由年丰。
年丰余福灾余罪，
此责岂诿诸群工。
群工迩来喻我意，
丰不伪陈灾不讳。
但须终始引以诚，
天必降康民受赐。
前岁流离即此民，
今来皆作饱暖人。
道路感谢尔莫频，
尚冀风俗归温淳。”
乾隆帝在诗中以“鸡鸣犬吠达四境，饥食寒衣足千室”描写了齐河的丰收景象；以“民风迥不与昔同，信知敦俗由丰年”概括了齐河丰收后的淳正民风；以“群工尔来喻我意，丰不伪陈灾不讳”表彰了在齐河供职的知县、县丞（群工）；以
“道路感谢尔莫频，尚冀风俗归温淳”表述他与臣民同乐的愉悦情怀和他希冀好风俗、好年景长久下去的殷切心境。
（齐河县政协文史科）
禹城扒鸡与王明奎
翻开《中国名菜谱》第六辑，在洋洋一百四十五种名菜中，“禹城扒鸡”名列前茅，然而谁曾想到这一久负盛名的特产创始人，却是一个贫苦的农民。
清光绪十七年（1819），禹城县月牙湾村有一青年，名叫王明奎，他聪敏勤快，为了谋生，十八岁那年，经营起一桩独特的小买卖——煮鸡。
开始时，他仅把杀好的鸡将两腿交叉别入鸡膛内，把两翅膀从鸡脖子的刀口插入，让翅尖从嘴的两侧伸出，然后放上一般常用的佐料，曰“扒鸡”。后来，他为了招徕生意，请一老中医开了五种药料调味，又制出“五香扒鸡”（也称烧鸡）。他提篮串乡，赶集叫卖，小买卖还算可以。
有一天晚上，王明奎又把二十几只鸡煮在锅里，点燃灶火，加足劈柴，便躺在床上。整天劳累，格外疲倦，不觉睡着了，等醒时天已大亮了，因炖鸡时间大过，明奎慌了神，再看扒鸡已塌锅，一提鸡腿，骨肉分离。他见机行事，用笊篱小心地把鸡捞在篮子里，提到县城去卖，他想到今天的鸡与往日不同，干脆换个新名，叫“五香脱骨扒鸡”。他一吆喝，“脱骨”二字引起了买主的注意，霎时间一篮扒鸡兜售一空，从此他的“五香脱骨扒鸡”名声四扬。为了保持即得声誉，王明奎精心从无意失误中总结经验，并再次调料配方，把佐料中的糖稀改用蜜汁，掌握好火候，制出了更加味美的五香脱骨扒鸡。
王明奎生意兴隆了，扔下篮子，换上担子，继而设上摊子，后来在县衙门前花了五百块银元买了四分宅基和八间房子，设了门面，挂起招牌，成了有名的“王家扒鸡铺”。王明奎将技术传给了儿子，他儿子也是个有心人，使扒鸡的制作质量不断提高，他家卖的扒鸡虽然比别人的价格高，但每天煮三、四百只鸡都被抢购一空。清末民初，他家先后在本县火车站、济南纬八路、沾化、利津等地方开设扒鸡铺。“王家五香脱骨扒鸡”的名声越传越远。当时已有“闻香下马，品尝为快”之说了。
禹城扒鸡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一独特产品，其开创之功，还得属于王明奎。
选自《德州风物志》
一幅珍贵的画像
李孟才
清康熙年间，德州诗人田山姜先生，在他所著的《山姜诗选》里，有一首长诗，题目是：《苏禄王画像歌》，全文如下：
狸睛戟髯鸦色袍，乌帽红帕螭龙交。山桑雕弓鹳翎箭，珊瑚宝玦大食刀。秃襟短袖击鼍鼓，狰狞怪状真鬼豪。两旁丁丁两海女，西施郑旦两妖娆。一插雀钗露粉面，一调鹦鹉衣冰绡。左者拖裙捧玉斗，右者晞发吹秦箫。云是苏禄巴都像，澄心堂纸魂逍遥。画工貌得乃大手，虎头道子挥〓毫。
于阗迤东六万里，青山一发中原朝。永乐皇帝受琛贡，何殊南楚来包茅！峨艑破浪送之去，天吴拔地空中逃。沧屿茫茫掉其尾，魑魅大小群相招。天津败荻吊蟋蟀。卫河崩岸鸣鸱鸮。廷臣奏〓谥恭定，赐以玉篆沉烟壕。诏葬鹿角筑马鬣，碑碣堂庑苍山牢。是时景隆罢酣战，连城十二围周遭。荒垒遗镞夜月冷，颓沙奔马寒花飘。过者贳酒浇杯土、火珠迸落华表高。玉鱼金碗在何处？当年性命轻鸿毛。余观此图生叹息，村原禾黍风萧萧。
诗的大意是：“两眼炯炯有神像狸子一样，短须翘起坚硬如戟。头戴黑帽，红帕束额，好似两条螭龙纠缠在一起。身背雕弓，袋装羽箭，腰间跨着珊瑚宝玉装饰的大食（大食即唐代阿
拉伯帝国）国的佩刀。身穿对襟短袖战袍，双手正在敲着鳄鱼皮蒙制的大鼓。面目狰狞如鬼王。两旁站立着两个海国少女，都赛过西施郑旦的美貌。一个面如傅粉，头插雀形金钗，一个身穿透明纱衫正在调戏架上的鹦哥。左边的拖着长裙手捧玉杯，右边的头披长发吹奏着秦箫。据说这是苏禄国王巴都葛叭答剌的画像，画像纸非常名贵，画工也出自大手笔，能与古代名画家顾恺之、吴道子比美。”这是诗的前一段，虽然对画像的称赞有些过于夸张，但画像比较真实地画出一个异域番邦酋长的形像则是可贵的。
诗的下段大意是“苏禄王从几万里的海外，来中国朝见明永乐皇帝，皇帝接受了他的贡物。回国的时候，乘大运河船南行，不幸病死在德州以北的安陵。皇帝赐以‘恭定’的谥号，并按王礼安葬在德州城北‘十二连营’的遗址里，修建了庙堂，树立了碑碣。过往官员和文人骚士，都到墓前奠酒拜谒。我今观此画像，感叹人世无常，远望墓地外的原野，丰茂的禾黍，被秋风吹的萧萧作响，更助长了悲凉的气氛。”
诗的最末两句，表明山姜先生是在德州而不是在北京观看画像的，原野禾黍的景物，充分证明这一点。
苏禄王的画像，我们所知道的有两幅。据《德州文史》第一辑注①说：“东王画像是纸质的。画中东王穿红袍，扎玉带，戴王冠，穿厚底靴。长须垂至胸部，坐椅上。两旁站立两个王子，白面无须，穿黄袍。数百年来，此画像几经变更存放处所。日军侵华期间，画像适在清真寺中存放，被驻寺日军军马踩坏像的肩部一小部分，经守墓人温寿龄悄悄藏起。1959年，省博物馆取去展览，后查询，据云已送回德州，尚未寻到。”现在苏禄王墓大殿正中挂的东王画像，则是德州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副教授田瑞画的，与前一画像大同小异，这两幅穿红袍的画像，
都是东王死后补写的，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东王的真实面貌。
在中菲两国合拍的电影《国王与皇帝》，影片里出现的东王，也是锦帕缠头，在与敌人作战中，也有击鼓的场面，也用弓箭射杀敌人。东王所带来的侍女，也是披发赤足，显示南方海国的风貌，有些镜头与诗中所描写的颇为相符，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影片的顾问们据山姜先生诗中的内容，设计的这种场面，那就是菲律宾方面，古代这些生活内容，有传下来的形像而被采用了。总之，山姜先生是真实地见到这幅画像，这是应该肯定的。至于这幅画像是怎样来到中国而又存放在德州东王后裔的手里而又逸失不存，我的个人分析，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明代以前，很早就有两国的商人来往通商。到了明初来往更加频繁。据1988年12月马来西亚华人刘子政先生写的《苏禄与中国关系史》见（《德州文史》第六辑）载：“明成祖永乐帝时，政府派彭道刚出使苏禄等国……后来他死于苏禄和乐岛，其墓在和乐市附近两英里的地方，为当地人景仰之处。”据此，中国的画工、笔墨、纸张等传入苏禄，也就不能排除。东王在来中国以前，可能早画有此像，东王不幸猝死中国，王妃葛木宁，痛伤万分。为了排遣对死者的怀念，她在1423年回苏录时，把画像带来中国，朝夕相守，以慰相思之情，这也是可能的。
（二）苏禄东王来中国时，他是身穿本国服装的，他随身也带来了弓箭，大鼓等，带来的男女侍从也是本国装束。他到中国以后，见到中国有很好的画师，他在下榻的国宾馆里，请中国画师画了这张肖像，随身带回本国，他不幸中途薨逝，此像也就被留守王墓的王妃留下，这样推测，也是顺理成章的。
山姜先生见到这幅画像是在清康熙年间，距今不过300年。
如果不是意外的遭到损坏，画像不会有大的损伤。清雍正八年（1730），苏禄国王苏老丹访问中国时，道经德州，瞻扫祖茔东王墓。这时王妃和王子早已去世，这张珍贵的画像，被国王苏老丹取回本国，也并非不可能。
总之，山姜先生写的这首诗，为我们留下一宗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信息。如果万一有幸，在中菲两国发现这一幅珍贵的画像，那将成为两国人民最宝贵的历史文物。
[=此处为插图（苏禄王墓大殿中的“巴都葛叭哈剌东王画像”（宋卫中摄影））=]
德州华振茶庄
华振茶庄已有近百年历史，是德州“老字号”之一，解放前在德县（现德州市）茶行业中信誉卓著，有很高的知名度。1984年恢复华振茶庄的字号后，对开拓德州市茶叶市场，满足人民需求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追溯华振茶庄的历史，还要从广兴合茶庄说起。1871年（清同治十年），本市线市街（现黎明街）的张荣祥、河北省枣强县吉利村王冠五、冀县马官村寇某等三人共集资一万吊（其中：张荣祥6000吊，王冠五及寇某各2000吊）在南门外角下涯（现解放南路北段）路东购置门市3间，后院房30余间，开设广兴合茶庄，由王冠五任经理。由于经营得法，生意发展很快。1895年王冠五病故，由其子王竹轩继任经理。为扩展业务，增强与广丰永茶庄（当时也较有名气）竞争的能力，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便又在广兴合茶庄稍北路西，租赁线市街王某的门市3间，柜房库房30余间，开设了华振茶庄（取中华振兴之意），委派张万连为该店经理，王竹轩任两店总经理。至此3家茶庄呈鼎足之势，垄断着德县的茶叶市场。
解放前顾客按斤买茶叶的很少，多是购买小包茶叶（零售小包装茶叶每包重2.5钱）。一些商贩或茶馆店主来购茶，也多是买包好的小包茶叶，其质量与价格同零售一样，只是份量小一些，每包重1.7—2钱。由于工作量大，所以全店20多人有三分之二的店员在柜台上包装捆扎，其他人员在库房里筛选勾
兑。业务繁忙季节，晚上全店人员都要加班包装小包茶。
当时，根据茶叶不同品种和质量，每斤（十六两）定价0.64元、0.80元、1.60元、3.20元、6.40元等。各家价格统一，竞争主要靠以质量争顾客。在竞争中，华振茶庄有自己的优势：1、收茶季节在产地直接收购，不足部分在天津批发商处购进，既保证新茶质量，又降低了成本。2、高、中、低档茶叶品种齐全。红茶以祁门、武夷茶为主，绿茶以旗枪、龙井为主，花茶则有茉莉、玉兰、珠兰、枳子等香型茶。高档茶有碧罗春、毛峰、寿眉、雀舌等品种。低档六安茶适合顾客的口味，每小包3个铜板（合0.015元）的“上林第一”则是该号的畅销品种，颇受群众欢迎。至于马上鲜等季节茶则及时组织供货，保证适时上市。3、勾兑茶叶是当时各零售茶庄的基本工艺，为适应各类顾客的口味，达到色香味俱佳，兑茶师傅将不同香型的茶叶按一定比例掺兑在一块，能使香味更加醇厚。如玉兰和茉莉兑在一起则香味更浓、更耐沏。华振茶庄很注意茶叶的勾兑工艺，经常派人到同行家买来茶叶进行品尝对比，以改进自己的勾兑配方，提高竞争力。4、民国初期，在运河西岸自置花园培育茉莉鲜花，盛花季节在零售小包中放一枚新花，叫做“一口鲜”，确能招徕更多的顾客。5、对大商号或用茶大户实行赊销，凭折子记帐取货，每年按“三节”结算，也能扩大业务。此外服务态度好，商品保质保量，是该店生意兴盛的根本保证。
1933年，天津林记茶庄经理厉延青投资在米市角南广丰永茶庄对门修建新式砂石门脸，开设正大顺茶庄，经理张茂同。开业之初，为了创名气争市场，赔钱招徕顾客，不但茶叶质量高，而且小包的份量也足，一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其它茶庄则一下子冷落起来。为避免赔钱竞争，造成更大的损失，广兴合经理王竹轩决定停业修理门面。广兴合与邻居振兴布庄和一家
肉铺合资翻修店铺，建成砂石结构的新式门面。华振茶庄是租赁的房屋，不能翻修，就把旧式花棂门脸油漆贴金，粉刷一新，这样两号茶庄把竞争可能赔掉的钱改建、装潢了门脸儿，而正大顺则多卖多赔，三年的时间亏本2万余元。后来经理换了孙友三，终因元气大伤，无力与华振茶庄竞争，于1945年将买卖倒给广兴和，字号仍为正大顺，另委张义臣任经理。同时广丰永也因竞争失利，营业不振，于1950年歇业。这样德县的茶叶市场便为广兴和与华振茶庄所垄断。广兴合还在高唐县开设广兴同茶庄，在郑家口镇（现故城县府所在地）开设广兴义茶庄。此时是广兴合、华振茶庄的全盛时期。由于当时的商号所得盈利多数是每年年终除留10％的公积金外，均按钱六（股东）人四（经理店员）的方式分掉，故没有大的发展。
德州市解放初期，因受敌伪宣传的影响，王竹轩委任张秉钧为广兴合经理，自己迁居天津，并决定将正大顺关闭，与广兴合合并。1950年后又将华振茶庄撤销与广兴合合并，直至公私合营。
1957年成立烟酒糖茶经理部，茶叶店与烟酒副食门市部合并经营，专营茶店全部撤销。1960年以后，茶叶划为二类专控商品，并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制度，每户每月供应2两，以后随着货源逐渐充裕，供应量有所增加。
1983年随着市场的日益开放，烟酒公司在商业街回民糕点门市部僻出一间门市设茶叶专柜，实行敞开供应，销量日渐增加。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恢复老字号的指示精神，烟酒公司决定在太平街路北恢复华振茶叶店，任命原利源茶庄副经理郭丰森为经理。茶庄开业后，按照原华振茶庄的经营方式，迅速打开了市场。具体措施：1、直接从产地茶场进货，与福建、浙江等地20多家茶厂建立业务联系，保证新茶质量。2、严把
质量关，不进人情茶、回扣茶，对货样不附的茶叶坚决退货，树立良好的门市信誉。3、为打开销路，对高档茶仍包成小包出售，起到先尝后买的作用，因而迅速打开局面。4、品种多样化，除备齐红、绿、花、素及季节茶、礼品茶等品种外，并增加多种健身茶，以满足各类顾客的需要。5、严格柜台纪律，信守职业道德，开展代邮业务，处处方便群众。
目前，德州市经营茶叶的商店已发展到百余家。根据市场需要，德州市又建立了茶叶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华振茶庄仍享有良好的信誉，其销售额和经济效益均居同行业之冠。
（郭丰森 邓麟阁提供资料 关家利整理）
德州兄弟照相馆
德州的照相业，最早始于李焕章师傅由天津东马路宝光照相馆学艺成功后，于清末光绪年间，来德州马家溜口（今商业街）开设德州第一家照相馆——“文茂照相馆”。民国初年其子李兰亭继承父业，继续经营。
约在1926年，何丽园先生由济南学艺归来后，在德州城内南门里大街路西开设了“丽园照相馆”。由于何先生深懂经营之道，加之设备齐全，摄影技术全面、熟练，特别是待人和气，因此开业不久，便赢得了德州各界朋友的信任，而且波及州城邻近各县。
“丽园照相馆”开业不久，我和胞兄于连泉二人，一同来德州投奔何先生（我们同何先生是同乡）拜师学艺。以后先后来拜师学艺的还有郑殿臣、刘世恩、赵殿英，当时我们几个都是何先生的第一批学徒。
何师傅对“徒弟”态度和善，但要求甚严，除了必须遵守的几条明文规定的“店规”、“铺法”外，最主要的是通过茶余饭后坐下来和我们谈心。何师傅对我们的教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业精于勤”、“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等。师傅时常对我们讲：学徒不光是学技术，更要学会做人；技术不难学，但做个好生意人却不是件容易事儿。师傅的身教、言传以及在丽园的十多年经营活动实践，都为我们后来建立和经营好兄弟照相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春天，我和二哥于连泉（还有合伙人秦锦园）在德州南门瓮城开了个照相馆，取名“振鲁”，由于连泉当掌柜。开业后虽然人手少，设备简陋，但天天顾客盈门，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下半年收了两名学徒，一个叫王钦臣，另一个叫肖万达。人手多了，我便能抽出点时间，跑跑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目的是设法拓宽集体拍照的路子。有时也到同行业中走走看看，学点别人的长处，弥补我们的不足。
1941年，秦锦园与别人合伙在马家溜口开设“同真照相馆”，后因某种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宣告停业。
1942年，我和二哥都有了点盈余，于是我向二哥提出单独干的要求，经协商同意，我便带上两名徒弟，在线市街“另起炉灶”，但字号未变，仍名“振鲁”。线市街虽不是市中心，但是这里院子大，房子宽，于是我便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盖起了“玻璃房”，购置了“坐机”、“外拍机”，本想大干一番，无奈那时时局不稳，市场相当混乱，直接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照相业当然也不例外。1946年德州解放前夕，凡靠近城墙的房舍，大都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扒的扒了、烧的烧了、抢的抢了，至此，我辛辛苦苦置办的一点“家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1949年，我们兄弟三人（于连泉、于润泉和叔伯兄弟于洪泉）经过再三合计，各自凑了点儿本钱，在太平街东头路北，挂出了“兄弟照相馆”的牌子（由我当经理）。1951年将馆址迁至黎明街路东。
从1949年到1956年，兄弟照相馆在德州同行业中，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可以说是处于鼎盛时期。之所以取得了些成绩，除了因为解放后的历史条件好，地处繁荣地段的位置好，主要是靠我们认真地抓好内部管理，提高质量，诚恳待人，热情服务。加之我们兄弟几个都是“科班出身”，懂业
务，有实践经验，例如我虽是经理，但我能拍照、能冲洗、能修版，业务上的问题，处理的也比较及时、准确，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馆的工作质量和良好的信誉。
照相这个行当在旧社会是个侍候人的买卖儿，而在今天则是实实在在的服务行业，因此搞好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靠注重社会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我们兄弟几个在德州照相业断断续续的干了二十多年，对地、市两级所属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工厂、学校的分管人员大都比较熟悉，因此，业务路子比较宽广。例如：每年六、七月间，市内、郊区大部分应届毕业班的中小学学生毕业证照片、毕业生集体合影等，都提前到我们单位联系预约拍照。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按预约时间分头到各校去拍照，尽管天热，交通条件差，我们凭着手提、肩扛笨重的照相器材，步行几十里，也绝不失约，因为这是我们的黄金季节，忙上两个月，其经济收入比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我们兄弟照相馆有两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是对带孩子来照相的顾客要满腔热情，要有足够的耐心，比如给小孩子照相，因为孩子容易紧张，不听摆布，哭、闹是难免的，而家长因孩子不听话，急得满身大汗，甚至又骂又打，也是可以理解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先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陪着笑脸拿玩具哄孩子，端茶递烟劝大人。待孩子笑了，大人为我们所感动而消气了，我们再照不迟。我们绝不因为活多而冷落乘兴而来的顾客。由于我们热情诚恳的服务态度使我们的信誉大大增强，并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二是允许顾客挑毛病，不准营业员对顾客无礼。我常常对同事们说：“凡是来这里照相的人都希望自己能照出理想的照片，稍不如意，便满脸不高兴，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本属正常现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沉住气，先听人家把话讲完，如果是熟人，对他们说上几句玩笑话，嘻嘻哈哈的把人
家送走。如果是生人，或是故意挑疵儿不大懂礼貌的个别人，这就要看咱们的真功夫。你硬我软，你说气话我说客气话，你挑毛病我不争辩，你“停火了”，咱们再慢慢地讲条件（或修、或重照），绝不准与顾客“顶嘴”、“吵架”，更不准恶语伤人，丧失生意人的职业道德。谁违犯了这条，就解雇谁，绝不姑息迁就。因此，兄弟照相馆的职工从来没有发生过和顾客吵架的事。
1956年公私合营后，作为私方代表，我和其他从业人员一样，上班干活，下班回家，不过问业务。文革期间，兄弟照相馆被更名为“工农兵照相馆”。
自1956年下半年到1978年我退休时，先后来店里当领导的同志有（据张文海同志回忆）宫议先、宫金保、张文海、刘玉文、周玉铭、张凤君等。在宫议先当主任时，店里职工已发展到22人，月收入约5000元左右。1978年，张凤君当主任时，又将工农兵照相馆改名为“虹影照相馆”，那时有职工23人，当时购进818型国产彩色扩印机等先进设备，全店月收入高达30000元，成为德州市能拍摄彩色照片的首家照相馆。
（于润泉口述、田金鹏整理、德城区文史委供稿）
德州罗酒
董玉水
前辈宿儒屡屡谈及罗酒轶事。此酒为德州罗氏家族自酿，为数无多，专于宴请高朋密友，文人墨客，可称罗氏家酒，三百年前曾名藻一时，后已失传，笔者数访罗氏后人，亦皆茫无所闻。
经查手藏《德县志》“艺文志”内有清·王士祯号渔洋山人赞赏诗：
德州罗酒
玉井莲花作酒材，
露珠盈斛拨新醅。
清冷错认康王水，
风韵还宜叔夜（荷叶）杯。
清·高珩号紫霞道人题赞诗：
尝罗钦瞻酒
瑞露天浆总未真，部署无双从事好，
每从德水想清沦。风流第一麴生亲。
不惭名下如佳士，蒲城奢望吾何敢，
乍对尊前信故人。一斗从君借小春。
清·宋弼号蒙泉，题长诗“罗酒歌次和酉山”，摘要如下：“城中贤豪多好事，家家秋酿菊花浓，就中罗酒称第一，清如玉雪传高风”。“麴材屑麦糜煮黍，六琯律主黄钟宫”。
以上诗中提到的罗钦瞻，名国士，德州人，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至御史，德州罗酒创制人。高珩，明·崇祯进士，入清官至刑部侍郎，山东淄川县人。王士祯，清·顺治进士，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官至刑部尚书。以上三人皆为明末清初人士，而宋弼为清·乾隆十年（1745）进士，官至陕西按察使，德州人，与以上三人相距一百余年，由此可推断：德州罗酒自明末至清中期，持续酿制总在百年以上。诗中还提到“家家酿酒菊花浓”繁盛的德州酒文化概貌。酿制原料为“麴材屑麦糜煮黍”，并具有荷花与菊花香型。
由于年代久远，德州罗酒的酿制工艺与品味已无确切资料可咨查询。据宿老李孟才先生按其祖上传说描述：罗酒在酿制时，夏日用莲瓣，秋日用菊花，数层匀撒于秫秸箔上，吊挂近锅口，严封，使蒸馏气体通过，冷却成酒。
从王诗的内容看，第一句“玉井莲花作酒材”说明用玉井的水和莲花作酒的原料，第二句“露珠盈斛拨新醅”，则说明酒的蒸气遇冷成露珠变成新酒，喝起来“清冷错认康王水”，说明此酒属冷饮露酒。第四句“风韵还宜叔夜（荷叶）杯，就是说喝冷酒须用荷叶式大杯才好。再从宋诗来看“家家酿酒菊花浓”，说明秋天用鲜菊花酿酒。“清如玉雪传高风”，又提到酒是冷酒。“麴材屑麦糜煮黍”，说明用黍作原料酿制的低度露酒。
总之，罗钦瞻是明末大官，德州著名巨绅，他创制的罗酒，目的是为了自用及招待亲友，再说此酒酿制有季节性（夏秋两季），并且工艺复杂，自清·乾隆以后罗氏子孙式微，已无力继续酿制。
笔者对酿酒为门外汉，不敢妄臆，然就德州古代名产罗酒失传，甚感婉惜，切盼行家里手，闻人志士大力投入开发研制，以期发掘成功，为我国酒文化增添一朵奇葩。
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七、七”抗战前夕
张兴无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市赵洪都村人，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1940年4月5日病逝于绵阳，享年56岁。
宋哲元自幼随父读书，后考入北洋陆军第六镇随营武备学堂，从此即投笔从戎。历任冯玉祥部副团长、团长，国民军第一军第十一师师长，热河都统兼西北军骑兵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等职。
1937年6月，日本军全面侵华战争即将发动，它的侵略势力进一步向华北尤其是北平附近深入。处此情形下，宋哲元与日军折冲尊俎，秉乘蒋介石的意旨，不敢和日军过早地演成僵局。因此即以请客联欢等形式，表示“中日亲善”，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总是妄图通过二十九军上层军官来软化二十九军官兵，以达其使二十九军不战而降，轻而易举地吞并华北之目的。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都不愿奴颜事敌，使日本军计划落空。日军恼羞成怒，于是在“七七”事变前夕，他们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联欢席间，竟演了一幕“鸿门宴”式的恶作剧。中日双方
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6月6日，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主任、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一一四旅二二七团团长杨干三等团以上军官。此外，还有当时在北平的秩意军阀和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日本方面出席的有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和驻北平附近部队的连长以上军官。
上午10时，联欢会开始。首先由宋哲元讲话，接着由松室孝良讲话。大意都是，中日是同族同文的国家，应力求亲善。讲话完毕，中日军官在一起照像，每一个中国军官旁边安插着一个日本人。随即宴会开始，每席是三四个日本军官坐客位，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和那些社会名流与日人松室、松岛、樱井共坐两席，其余的中日双方军官共坐8席。在两张主座席的两边，设有两张空桌子，备上下菜之用。一时，怀仁堂内觥筹交错，拳声四起。欢宴到酒酣之际，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也跳上桌子高唱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接着又有日本军官唱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本顾问松岛起立，始而舞蹈，继而又抡起一把指挥刀挥舞起来，居心叵测，气焰骄横，大有“项庄舞剑”之意。松岛舞罢，日方鼓
掌而狂笑。中方军官目睹此等情况，怒火难抑，想与日人大拼一场。副军长秦德纯附耳告诉旅长董升堂说：“情势紧急，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升堂说“先打拳，后耍刀。”说完，他就跳到席位的中间，打了一套八卦拳。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作答。这时，李致远旅长拍案而起，立趋酒席前打了一套在学生时代所学到的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
日本军官边打拳舞刀，边挨桌敬酒，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李致远实在按捺不住心头怒火，为与日人针锋相对，立即招呼他的传令兵坐他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他用最好的钢材定做的“柳叶刀”来。日人又舞了两三起“倭刀”，董升堂旅长也用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少顷，李致远的“柳叶刀”取来，他立即换上传令兵的布鞋，劈了一趟10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气焰。李致远入座后，有几个日本人上去敬酒。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气氛稍缓。日本人舞刀不能压倒我方，便又改变花样。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又将点燃的纸烟，口叼3支，鼻孔中塞两支，两个耳朵里各插1支，肚脐眼上按1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出完洋相后，日本人又提出来写大字。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吴佩孚的醉笔。吴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行大字，一挥而就，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日本人见写字也不能占上风，就猛地把宋哲元、秦德纯等一一高举起来。我方几名军官也如法炮制，把松室孝良、松岛等高举起来。顿时，席间气氛又紧张起来，双方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由宋哲元将我方喝止，松室孝良也将日方斥退，气氛才算缓和下来。这场“鸿门宴”闹剧也到此
落幕。二十九军军官们雄赳赳，气昂昂，而又心怀余愤地走出了怀仁堂。
日本侵略者既不能在这次宴会上逞其奸，便又策划新的侵略阴谋。6月下旬，日本侵略者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老巢——通县向北平派出了二三百个便衣特务。这批日特携带武器炸药，进城后，分别隐蔽在朝阳门、西直门等地方。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日军也增加了兵力，补充了弹药；通县的日军，也借军事演习为名，开到朝阳门外。原来日本侵略者是策划了一个夺取北平城的阴谋。他们让便衣特务埋伏在城里，计划在6月底的某日晚上。在西直门内外等地方，伪装成一些大学的“共产分子”，一面放火鸣枪，一面高喊“打倒宋哲元”、“欢迎红军北上”的口号。东交民巷和城外的日军听到枪响后，就以“防共”、“安民”的名义，开到城下。而埋伏在朝阳门、西直门的日特则打开城门，这样里应外合，一举占领北平城。
但是，日军的这个阴谋计划，很快被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侦知。党组织通过在二十九军工作的党员将这一情况转告给二十九军司令部。与此同时，二十九军的巡逻兵在大街上也抓到了一个日本特务，从特务的口供里也证实日本侵略者要阴谋夺取北平。于是，二十九军便作了应变的准备。
月底那几天，二十九军在街上加强了巡逻，一些重要的地方，尤其是朝阳门、西直门等地，都加强了警戒，并派出便衣，进行侦探。一天，夜幕降临，当几个日本特务鬼鬼祟祟地来到朝阳门就要动手时，当即被埋伏在附近茶馆内的二十九军便衣队包围缴械，他们所携带的反动标语和传单也被查获。与此同时，妄图在其他几处寻衅的日特也被抓了起来。日军妄图谋取北平城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风平浪静之后，雄伟的天安门仍旧庄严地耸立在北平城中
央；御河上白石桥栏沐浴在夕阳之中，依然是那样美丽壮观；东西长安街要冲上做防御用的砂袋，还是堆积如山。于是，不几日，日本侵略者罪恶的炮弹便落到了芦沟桥上。
文物荟萃话陵县
谢龙堂
陵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远在夏、商、周时代，这里就封有鬲氏国，春秋属于齐西偏地。战国旧志以为地并于赵，封公子胜（平原君）于此。秦始皇东游厌气次其地，故后置厌次县（即今神头镇）。汉置安德县，隋唐以来，它是平原郡的治所，宋、元时代，即为德州驻地，从西汉到明初的一千五百年间，它一直是郡和州的所在地。以上寥寥数语，勾划出陵县是一座历史悠久、历尽沧桑、文化古迹丰厚斑斓可考的历史古城。
解放后，文物工作者在陵县、禹城、齐河、济阳、临邑、乐陵等地，先后出土过大量鹿角、兽骨、石斧、石刀等新石器，以及多处原始社会遗址。陵县近二十年来通过文物普查也发现了早期遗址。如在碱场店乡金傅寨村北德惠新河河段上，就是一处文化层深厚，集多朝代遗迹于一地的古文化遗址。在300米长的河段上，遍布着鬲足、豆柄、口沿，及早期陶片瓦砾，并出土了战国至汉陶瓶，陶罐等文物。在河道北岸约五六米深处，还出土了鹿角、兽骨、石刀、石斧、石镰、埠镰、陶纺轮等文物。石器石质坚硬，磨制光滑，刃部锋利，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遗物，从以上出土文物考证，中层为商周、战国至汉遗址，下层为原始社会遗址，特别是石器的发现，带来了远古的回声，证明了远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陵
县这块大地上辛勤劳动、繁衍生息，世代相传。那时就已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渔猎并学会了制陶和纺织。他们以劳动和汗水滋润着这块大地，改变着自然。推动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也在陵县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夏朝时，陵县所属的第一个封国一鬲氏国也在陵县境内。据有关史料载“古鬲氏国，鬲县故城，在今德州东南二十五里之武家庄”（今已属德州的抬头寺）。清叶圭缓著《续山东考古录》载：“夏鬲国汉青城平原郡鬲县，后汉、魏、晋因之，鬲县故城在德州东南二十五里”。《齐乘》载：“东南二十五里武家庄掘井得城墙一段，为当时古鬲氏国城墙。”《魏书·地理志》记载的更清楚：“鬲县，两汉、晋属平原，后属渤海，后属安德郡，治在临齐城（今陵县城）”。按刘昭著《后汉书集注》载：“鬲县境内有‘盖节渊’城南有‘蒲台’，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顿处，在台下萦蒲系马”。经考查，武庄村南确有一片洼地，方圆二、三十亩，这可能是“盖节渊”的原址了。关于“蒲台”遗址，经过二千余年的风雨侵蚀和多次洪水泛滥，该遗址已不见踪迹了。
1972年，出土于于集乡孟家庙村西北的“北齐安德郡功曹史明湛墓志铭”，也证实了古鬲国在我县境内。墓志载：“明湛字文渊，青州平原鬲人也，又置安德郡鬲县属焉，复为安德县”。《陵县志》也载：“天保中（北齐），鬲县并入”。从此，夏王朝第一个封国——鬲氏国，便汇入了陵县大地，他的脉络一鬲津河，至今仍流淌在陵县大地上，述说着远古的故事。
战国时期，陵县地处燕赵边境，又是南北交通要道，是齐国北境有战略地位的重镇。
将军寨战国遗址，位于马颊河畔。1969年春，陵西开挖马颊河岔河时，在将军寨村下洼南侧，约在地表以下二米深处，发
现多处古墓砖券，出土了上千枚齐国刀币。1980、1982年，又在该处附近河道中，先后两次出土齐国刀币三十余枚。该地位于陵县城西北十三里，为一片洼地，北面约200米处是二、三米高的断崖，绵延十余里，马颊岔河自南侧穿过。在长约900米，宽300米地面上及河道边沿，遍地散布着早期的（战国至汉）碎砖、瓦砾、陶瓷残片，北坡断崖有明显的灰土层。根据实地考察，又多次出现战国墓葬和齐国刀币，由此定为战国遗址，很可能是齐国北边境的一座古城镇。《德县志》载：“齐桓公救燕经由今县地”。这就使我们想起“霸主救燕的故事”。所以不难设想，在战国时，陵县地处燕赵边境，又是南北交通要道，他不仅是齐国北境具有战略地位的重镇，在经济及文化上也是比较繁荣的地区。
李冲天战国遗址。该遗址位于刘泮乡李冲天村公路东侧的南北灌渠内。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数十米。1986年11月开挖神头至刘泮乡灌渠时，约在五米深以下，发现早期遗址和墓葬群。大批文物毁于泥水之中，事后仅收集到出土文物十余种。从调查了解到，遗址分上中下三层，下为战国，中为汉，上为唐。地层关系较为复杂，四至六米深处墓葬较多，多为砖室墓，并有瓮棺葬。瓮棺葬多为埋葬儿童，是新石器时代延伸至汉代的一种葬俗。大部分文物都在下层，仅收集到的有：青铜剑二件、陶马三件、陶俑四件、陶罐三件、盖豆一件。青铜剑铸造工艺精良，剑刃锋利，无锈蚀，是战国时期典型的青铜剑。陶马造型匀称，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如秦陵兵马俑之陶马极为相似。该处是面积较大，埋藏较深的古遗址和墓葬群，文物代表性最典型的战国遗址。
糜镇田冢古墓。田冢古墓也是一座较典型的战国墓葬。该墓位于田冢村北的二百五十米处，田冢村以墓得名。该墓直径
约46米，高约4米。1959年该村打井用砖曾将墓南侧挖开，下有墓道走廊，走廊北去便是墓室，规模较大，有壁画。出土文物有青铜兵器、偃月刀、陶器等，移交平原县文化馆（当时平、陵合并）。战国时期，陵县位于齐国北边境，是自古以来的战略要地。时为齐国田姓，田儋、田荣均征战于此，田荣败走平原（今陵县）时在此被杀。该墓称为田冢，从墓室的结构形式和出土文物分析判断，为齐国王室墓葬。
秦汉时期，是陵县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这个时期秦置厌次县，汉置安德县，王莽设安定公国。这里既是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故里，又是秦汉名公巨卿的受封之地。车骑大将军张安世，汉武帝外祖母臧儿，汉皇室最后一个皇帝孺子婴均封于此地。规模恢宏的汉墓群（七十二冢）即行成于此时，这一切把陵县古代描绘成一帧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古厌次（富平城）秦置。“秦始皇东游至此，厌天子气曾次于此而得名”。传说秦始皇称帝后巡幸天下至此，见神头一带晓气缭绕，问方士知为天子气，非常震惊，认为自己已是天子，岂能再出天子，随在此置厌次县，意在压住天子气。
厌次古城今在陵县神头镇西南一里许，北依笃马河，连绵起伏的汉墓群分布在笃马河北岸，东方朔墓，祠座落在它的周围。1978年文物普查时，在神头镇先后发掘收藏出土文物有：佛龛、汉陶罐、陶勺、耳杯、铜纺、王莽制币“大布黄千”，以及汉五铢等文物三十余件。在后石庄以南的断崖上，有明显的灰土层，“大布黄千”，汉陶罐等就是在此发现的，为此，把这一带定为古厌次遗址。
神头汉墓群，俗称七十二疑冢，位于神头笃马河北岸。在长约五华里，宽约三华里地面上，绵延起伏，星罗棋布，排列着雄伟高峻的古墓群。晓气缭绕，神秘莫测，十分壮观。1973
年经实地勘查，尚存古墓38座。1978年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东方塑墓。1978年德州地区组成考古队，将四号、十一号、十五号墓进行发掘，出土文物三十五件。以陶器为主，有少量铜器、石雕。不少文物都是稀世珍品，如：陶器绿釉八联灯，造型高大，古朴典雅，视为文物珍品，博山炉形似荷花，含苞欲放，造型美观，以上二件为国家一、二级文物。还出土有贴塑器物座，陶仓、陶井、弩机、石猪、石蝉、汉五铢等，通过以上出土文物的鉴定，始知汉代古墓。《陵县志》载：“相传以为皆秦汉以来名公巨卿之墓”。由于在发掘中没有发现文字记载，故难以考证为谁之墓群。为探索古墓之迷，陵县有关文史学者，查阅了大量史料，初步定为西汉张安世家族之墓群。史载：张安世西汉昭帝（前86—74年在位）时为右将军，始封富平侯，一直传子孙到东汉安帝（公元107—122年在位），共传九代二百余年。《陵县志》载：富平爱侯张延寿下云：“汉书父安世，以右将军光禄勋辅政，与大将军光（霍光）定策，徙封九万三千六百户。元康四年（西汉宣帝）爱侯延寿嗣，十一年薨。据《汉书》载：“汉以来封侯者百数，保国持宅未有若富平者也”，由于富平世家在神头受封二百余年之久，且极尽豪华，挥金如土，故有条件在厌次境内构筑巨大的家族墓群。根据以上史料所载，神头“七十二冢”，是张安世冢族的墓群，看来是比较可靠，这千古之迷的破译，对研究陵县的汉代历史和文物考古，都有重要意义。
南北朝时期，安德县历属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北魏置安德郡，后并入渤海郡，复置，属沧州安德郡。于集乡孟家庙明氏墓群，即东魏至北齐之墓。其一，在该村西，俗称“高台庙墓”，墓上原建一小庙，为东魏辅国将军琅琊太守明赉之墓。1967年被该村群众将墓挖开（该墓早年被盗），仅出土墓志一
方，文物五件（镇墓兽、陶屋等），均收藏于省博物。墓志方柱体，三面刻，魏书。志载：“魏辅国将军琅琊太守明赉，东魏兴和二年（540）卒，晚年做为博平令，故后人也称博平墓。”该村小王沟以北，南北并列二墓，相距三十米左右，俗称“双冢子”，靠南一墓为北齐明湛之墓（明赉之子）。1972年开挖小王沟时出土墓志一方，高43，宽58厘米，志26行，行20字，共520字，魏书。墓志载：“大齐冀州安德郡功曹史故人明湛墓志铭。1985年5月，小王沟加宽，将墓全部挖开，墓顶早已塌陷，墓内文物掩埋在泥水之中，据民工反映文物之多可推一小车，但大部流失。时后仅搜集保留下来的十四件。有陶俑、陶仓、陶狗、陶羊、执柄绿釉瓶等。东魏、北齐在历史上时间短促，文物稀少，出土文物较为珍贵，尤其两方魏书墓志，更是难得之文物珍品，如明湛墓志详细记述了夏鬲氏国，鬲县的演变及后来并入安德县的情况，它为考查北朝、陵县的历史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随着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及多次文物普查，埋藏在地下的文物更多的被发现。仅举几例：如邓集乡李塔汉墓，黄集乡王集唐代墓群，城关镇马家，唐汉白玉石雕佛像，以及城关西街宋元瓷器窖藏等，真可谓丰富多彩，光怪陆离。邓集乡李塔村的“陶塑春谷图”，展现出两千多年以前，劳动人民的春谷景象。这一碓的发明，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黄集乡王集唐代墓群，由于其中一墓砖券塌陷，出土文物有：海兽葡萄铜镜二件，荷花铜镜一件，三彩炉一件，双鼻黄釉罐三件，黑陶瓶一件，开元通宝七枚等十余件文物。如海兽葡萄镜、高浮雕、无锈蚀、龟钮，五只海兽栩栩如生，外环有八只飞鸟形状各异。工艺精湛，古朴典雅，是典型的唐代前期铜镜。又如三彩炉：鼓腹、兽足、施黄绿白釉色，釉色光亮，润泽如酥，
是唐三彩中的珍品。城关马家，在整平土中，出土唐代汉白玉石雕佛像五尊，其中两尊铭文为：“垂拱（武则天），永淳（唐高宗李治）年，王留行妻刘敬造‘弥拖’。雕琢精美，体态匀称，衣纹流畅。它反映了石雕大师精湛的雕琢艺术和唐代佛教在陵县的传播情况。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繁荣昌盛时期，从陵县出土的宋元瓷器中，也折射出当时这里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1980年冬，在陵县城西南侧，西街农民张明德起土盖房时，约在地表一米深以下，挖掘出一大陶瓮（陶瓮已破），内藏瓷器等文物十余种。其中有宋代影青瓷盘四个，宋影青瓷盆三个，元白釉黑花大盘一个，白瓷斗笠形小圈足小碗三个，梅瓶、影青钵各一个，鸡心铜镜一个，铁器四件，铜钱一枚（皇宋通宝）。该窖藏就瓷器来说有钧窖、磁州窖、龙泉窖、湖田窖之佳品。如影青瓷盘、釉色青中透紫，晶荣润泽，足边釉厚垂若泪，是典型的钧窖产品。宋影青盆（亦称洗），釉色青中透绿，内壁刻蔓草花纹，底饰荷花纹，造型精美，润泽如酥，是典型的龙泉窖产品。宋白釉瓷碗，亦称“芒口碗”，碗壁斜出，窄边小圈足，斗笠形，通体施白色釉，伏烧，壁薄如纸，光泽晶莹，秀丽挺拔，是宋景德镇湖田窗佳品。元黑花白釉大盘，器形较大，口沿微敛，盘底平坦，统体施白釉，饰黑色莲花纹，体大厚重，古朴素雅，为元磁州窖佳品。该窖藏瓷器的出土，不仅反映了当时陵县人民的民情风貌，同时对研究考察宋元瓷器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物价值。
古货币的出土，也反映了陵县悠久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经济文化的概貌。陵县收藏的古货币，更是名目繁多，琳琅满目。1970年将军寨战国遣址，出土大量齐国刀币（约千余枚），从已收藏刀币来看，为三字刀和四字刀（齐圆化、齐之圆化）两种，为齐桓公时期铸造之都城货币。这一刀币的出现，不仅对陵县考
古有重要意义，在鲁北地区也是少见的。陵西小王沟出土汉半两150余枚，这是汉文帝时铸造通用的货币，至武帝时废除，改铸汉五铢。半两钱也是较为稀少的古货币之一。1989年，于集乡徐庄汉遗址出土汉五铢千余枚，包括西汉、东汉，并含有少量汉半两，新朝王莽货币一货泉，大泉五十等，据闻，在这之前，该处曾出土汉五铢60余斤，但全部流失。1982年丁庄小刘庄出土新朝王莽货币八枚。1981年丁庄苑庄出土宋代货币窖藏350余斤，1986年陵县北关出土宋代货币窖藏90余斤，这两次出土的宋代货币，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全，都是空前的。经过部分检选整理，除大部为宋代（北宋、南宋）货币外，并含有唐、金、元少量货币。北宋历九帝，共35个年号，我们已发现26个年号的北宋货币，从宋太祖赵匡胤“宋元通宝”直至宋徽宗的“宣和通宝”，每个皇帝的不同年号的货币大部都有。南宋仅有宋高宗赵构的“建炎”、“绍兴”通宝。宋代货币的特点是：铸造量大，种类繁多，这也反映了宋代经济繁荣，货币广泛流通的一个侧面。每代皇帝更换一个年号几乎就铸造一次货币，而且每个年号又是多种书体，真、草、隶、篆，不一而足。有不少货币都是皇帝亲书，如宋太宗赵炅亲书三体书“淳化”、“至道”元宝，宋仁宗赵祯的三体书，“天圣”元宝，宋神宗赵顼三体书“元丰”通宝，其书体，均为篆隶行书。最为珍贵的是，宋徽宗亲书瘦金体，“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该二币钱身厚重体大，书体端庄秀丽，刚劲质朴。世为大观在徽宗诸钱中，书法以此为第一，工于八分，铁画银钩。古货币收藏家都把“崇宁”、“大观”视为珍品。唐开元“通宝”为后世铜币以“通宝”或“元宝”为名的由来，“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非指年号。金“正隆元宝”，元“至元通宝”，也是较为稀少珍贵之货币，“正隆元宝”以“字文峻整”，制作颇精著称。仅以上所收
藏的古货币，它反映了中华民族货币文化的一个缩影，记载了陵县的经济文化历史源远流长。
陵县文化馆现收藏诸历史文物千余件，分有铜、铁、玉、石（石雕）陶、瓷等十多类，青铜器中有：剑、炉、钫、壶。陶器中有：豆、罐、俑、壶、佛龛等。瓷器中有：北齐釉钵，唐“三彩炉”，宋影青大盘、元白釉黑花大盘、以及明成化铁龙瓶等等，造型古朴，风韵典雅，工艺精湛，流光溢彩，都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它不仅反映了陵县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且也可相见，他们与外地的交流来往。
陵县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自古就是土地肥沃，五谷繁茂的宝地，因而也出现了不少历史名人。他们的轶事遗迹，描绘了一帧斑斓光辉的历史画卷，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和记载了陵县的历史和文化。战国名将廉颇，其故里是陵县廉家寨，至今已传七十三代。陵县志载：“廉家之西北约半里余有砖瓦砌之大坟，相传即廉颇将军之墓，该庄百余户，均系廉姓，按时祭祀，至今不衰。”并载，在该村附近有放马场二处，饮马井一处，当年廉颇在此操练饮马，这些古迹尚依稀可见。廉颇战国时赵国大将，惠文王时，将兵破齐，拜为上卿，后多次败齐、魏，歼敌立功，以勇敢善战闻名于诸侯。前251年，他大破燕军，任相国，封信平君。晚年悒郁不得志，愤而奔魏，后又离魏适楚，死于寿春（今安徽寿县）。据闻该处亦有廉颇墓。
滑稽大师东方朔，其故里平原厌次（即今陵县神头镇），西汉武帝时太中大夫，他不仅是滑稽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晋夏侯谌自洛阳来乐陵郡探亲，又专程来厌次，游历东方朔故里和瞻拜东方塑画像。见先生之遗像，慨然有怀，写了一篇音韵铿锵，文彩斐然的赞文一《东方塑画赞》，赞颂他高尚的情操和渊博的学识；歌颂他不畏权贵，戏弄万乘，玩世不恭的消极反
抗精神，高度评价东方朔“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超拔同类的精华。这篇赞文曾被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收入《文选》。唐天宝十三年由平原郡太守大书法家颜真卿刻石立碑。厌次城内原有东方朔祠，祠内前后二殿，前殿塑有东方朔像，后殿有塑母像。院内碑石林立，松柏参天。去城西南二里许，位于笃马河泮，有东方朔墓，并有颜真卿撰书的“东方先生墓碑”，墓区“树影溪光，古木萧森”。祠墓皆为陵县古今闻名的名胜古迹，不幸的是，朔祠于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但朔墓依然存在，于1978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少文人学士，一到陵县就想起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而且不观赏一下《东方先生画赞碑》，视为憾事。颜真卿和画赞碑反映了“安史之乱”的一段史话：颜真卿受奸相杨国忠排挤，于天宝十一年出任平原郡太守。此时安禄山叛迹已显，颜真卿早有察觉，在平原郡“阳会文士，阴筹武备”，他一面修竣城池，训练丁壮，一面泛舟外池饮酒赋诗，故作懈怠。安禄山对颜真卿有所疑虑，于是派四名使者探听虚实，颜真卿陪同使者游览古厌次名胜一东方朔祠，并与使者在祠内周旋，颜真卿即兴挥毫，重书赞文，并撰写碑阳和题额，命人刻石立碑。麻痹了使者，安禄山也受蒙蔽，认为颜真卿乃一介书生，不足为虑。然而安禄山叛乱后，“河朔尽陷，独真卿所守平原郡，城防森严，不能下”。颜真卿也就成了抵御安禄山叛乱的中流砥柱。
颜真卿此时正值盛年（45岁），所书《东方朔画赞碑》，遒劲秀拔，雄健浑厚，气势磅礴，为颜碑中珍品。1200余年来，世人尊为楷模，争相拓临，倍受欢迎，该碑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颜真卿为防御安禄山叛乱，还修建了规模浩大，雄伟壮观平原郡古城墙，烧制了无数的“绊马石”。城墙高五丈，周长二
十余里，城墙筑有楼、橹、女墙、炮台等，易守难攻，十分坚固。虽然千余年风雨剥蚀，兵焚战乱，城墙旧迹仍岿然迄立，目前保护较好的尚有三段，长千余米。为抵御安禄山叛军设置路障，烧结陶土制成“绊马石”，至今陵县周围时有发现，从这古老的城墙和众多的“绊马石”，可以想象当年颜真卿率领军民奋勇抗击安禄山叛乱的壮观场面。
陵县这座古老郡城的名人名胜，举不胜举，如战国平原君赵胜，他的墓就座落在县城西北隅护城河边；赵宅乡还有战国兵家孙膑的名胜古迹，这就是孙膑庙和他的衣冠冢；县城西关有颜子钓鱼台、看花寺；南街东侧是一处罗织有序的古建筑群，那里有明代弘治年建规模宏大的孔庙，庙内设有历史悠久的三泉书院；孔庙西侧有享有盛名的颜公祠和赵公庙。这些名胜古迹，不仅吸引了历代文人学士，达官贵人，瞻仰观赏，而且也反映了陵县的悠久历史和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文化古迹已顷圯废弃，但陵县人民素有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陵县党政领导，更加认识到文物古迹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投资数百万元，进行发掘、修复、保护和新建。随着城镇建设，它们正以其古老雄姿与新的建筑群相映生辉，给陵县城以古朴美丽的点缀。
总之陵县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历史悠久，文物荟萃，名胜古迹遍布，但我阅历浅薄，水平有限，以上所写，也只不过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地下文物的埋藏和文化古迹还有待于我们去发掘考察，即是这样，也足以证明，陵县不愧为是一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古城，让它的灿烂文化，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更加闪烁璀灿的光辉。
德州古瓷窑考
李孟才
在本世纪20年代，德州小西门里一带，曾有一片广场，地面上布满碎砖乱瓦，间杂大量碎瓷残片。当地贫苦居民，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场取土脱坯出卖。在挖土过程中，有时发现完整青（蓝）、白瓷器，多数是碗、碟、瓶、盘、瓷灯，还发现有瓷俑①、玩具，并有烧瓷用的支烧或垫饼。因此，引起古玩收藏家如马予沆②、洪班臣③等和古玩商如孙绳武④、赵文斗⑤等的注意。他们由于对古瓷器有鉴别能力，在脱坯季节，经常到现场守候，每发现有完整或微残器物，辄当场廉价收购。收藏家把买到的古瓷留作自己鉴赏；古玩商则到北京、天津等地高价出卖，从中谋取暴利。因此，孙绳武和赵文斗都成为德州的富商。当时，一些行（háng）家都一致认为德州小西门里，在古代一定是瓷器店聚集的地方，谁也未曾想到城里竟会有瓷窑存在。
1949年国庆节，我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在陶瓷馆里看到挂有一张《中国宋代瓷窑分布图》，其中：山东省有两处，一是博山、一是德州。由此，我曾联想到德州小西门里一带的碎瓷残片是大有来头的。
1980年，德州液压元件厂（以下简称元件厂）修建厂房，在院中挖土时，挖到约1.5米深处，发现有完整器物及大量碎瓷片、瓷俑、古钱、支烧、瓷俑半成品等（见图）。
1982年春，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出于爱好，走访了元件厂
负责同志，他给我指出挖土地点，然土坑早已填平，所出土的文物也多由市文化馆和山东省博物馆收藏。据他介绍：出土文物多系粗白瓷、缸瓦器和粗白瓷灯，另有一个形似玩具的绿釉小鸭。土坑中还有烧红的土块和残存的砖砌水道等。
后来我又到市文化馆找到馆长赵惠民同志，他带我看了一个在元件厂出土的铁轴。该轴长约50厘米，直径约15厘米，两端都有轴头各长约2.5厘米，直径约1.5厘米。我认为此物似属制釉料的工具，建议请专家鉴定并要妥善保存。同时，市文化馆保管文物负责人胡树林同志，还让我看了一些在元件厂出土的碎瓷片、瓷制女俑头、粗白瓷灯碟，古钱和支烧。经过初步观察、判断，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陶片中，有一状似泥人玩具的碎片，一面施釉，彩色有红、黄、绿三色较淡，胎质疏松，具北宋三彩类型。有的陶片施黄釉或绿釉，色彩鲜艳，有净面釉、有划花，也显示出北宋初期所具特征。
二、瓷女俑头，面部洁白光亮，黑髻高耸，乌黑似漆，具有高度造型艺术特色。
三、出土的几枚古钱当中，有宋真宗天禧（1017—1021）、宋仁宗天圣（1023—1031）、辽圣宗太平（1021—1030）、宋徽宗崇宁（1102—1106）数枚……根据钱币推算，从宋真宗到徽宗，可以认为这处瓷窑在北宋时期，烧制了约百年左右。
四、从地下发现以及地面显露的瓷片来看，绝大多数是粗白瓷器，完全属于民间日用品，瓷胎坚细，多呈灰白色，瓷面多数有黑、褐色简单花纹和彩绘，少数有划花，瓷器内底部有支烧痕迹，表明这处瓷窑是民窑，属于北宋磁州窑系⑥。另外还有一些白瓷，是属于元代制品，还有少量的仿钧窑⑦青（蓝）瓷，钧紫（窑变）凝聚不散，充分显示元代特征，这又说明这处瓷
窑在元代又继续烧制了一个时期。
五、从元件厂这次出土的文物中看出，不仅有瓷器，同时发现多片支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支烧是烧制瓷器必需之物，说明这里是瓷窑遗迹。
元件厂古瓷的发现，我未能亲临现场，仅目睹部分实物，实属遗憾，但上列事实，也足以说明瓷窑的存在。据观察，古瓷片密布范围，南至元件厂、玻璃厂南面，北至原第二造纸厂。
通过以上分析，我个人的初步见解，认为旧德州小西门一带，系宋、元古瓷窑遗址。它的上限，约在北宋真宗（赵恒）在位时期（998—1021），下限约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1260—1294）。瓷窑紧靠卫河（即清雍正以前未改道的旧运河，俗称旧河）东岸，卫河上游的漳河紧靠磁州（今河北磁县）。德州瓷窑，由磁州运来制瓷原料——瓷土，顺水船可直达窑场，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优越的，因而宋、元两代断续烧制不衰。
元代的陵州（德州在元代称陵州）土城，在瓷窑的南面。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大水环城”⑨。土城都被大水冲毁，瓷窑焉能存在？洪武三十年（1397），新建的德州砖城，面积向北大加扩展，古瓷窑被城垣和住宅复盖于地下，应该是这处古瓷窑遗迹久久不被发现的根本原因。
〔注〕
①瓷俑，古代殉葬之物，也称明器或冥器。
②马予沆，德州马家溜口街（今商业街）人。民国初年古玩收藏者。
③洪班臣，德州八仙庙街（今升平街）人。民国初年古玩爱好者，30年代在中山市场（今工人文化宫）开设一间古玩店。
④孙绳武，德州人，20年代走街串乡收买古玩。后独资在南门里大街路西开设文宝斋古玩店。
⑤赵文斗，德州人，20年代走街串乡收买古玩，30年代与他人合资
经商。
⑥磁州窑系，磁州窑是宋、元时代北方民间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磁县漳河两岸。品种以盘、碗、罐、瓶为主。此类窑遍布河南、山东、山西，因称磁州窑系。
⑦钧窑，在河南禹县，为北宋五大名窑之一。
⑧钧紫，钧窑烧制的青（蓝）瓷，瓷面间有紫红色，称为钧紫，俗称窑变。
⑨见明洪武《五行志》。
远古琐谈
刘承智
一、许由何足道
在中国历史上，许由算得上远古时代的名人。他出名的原因很简单，即不愿当官。
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他，他闻知吓得了不得，急急忙忙逃到箕山之下，过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隐士生活。尧又请他做九州长，他一听连连摇首，跑到颖水边上，捧着河水洗开了耳朵，道是不愿听，怕脏了耳朵。
乍一看，许由实在是个视“官”如敝屣，看名利若浮云的“志行高洁之士”。有不少文人墨客也被他的“高行”蒙了眼睛，为其吟诗作文，讴歌不已。最近翻了些书，方知许由的“高行”应该大打折扣。
说到底，为许由唱赞歌的人都犯了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现在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人物。
实际上，在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下的“官”同阶级社会的“官”的含义大相径庭。
韩非子在《五蠹》中这样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出现），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
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段文字至少说明，那时的“王（即统治者）”须具有超人的智慧，并以智慧为百姓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使人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去赢得人们的拥护才行。来不得半点马虎，任何投机取巧、狗苟绳营都是不能奏效的。有巢氏为“王”，是因为他“构木为巢”，使人们得以“避群害”；燧人氏为“王”，是因为他能“取火以化腥臊”，使人们免受“伤害腹胃”之苦。从而说明，远古时代的“官”意味着责任、义务和付出。
我们再看看“王”的生活，便会知道那时的“官”实在没有油水可捞：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居乱草断木之屋），粝粢米之食，藜藿之羹（吃的是粗米野菜），冬日麂裘（穿的是兽皮），夏日葛衣（扎麻衣），虽监门之养不亏于此矣（尧的生活水平同守门人没有什么两样）”。
“王”在生活上同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工作中却要身先士卒，冲在前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工具），以民为先，股无胈（累得大腿没有肌肉），胫不生毛（小腿的毛被磨光），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比臣下或俘虏还要苦）”。
综上所述，远古时代的“官”责任重大，吃苦在前，根本谈不上个人的任何特权。如此之“官”，而许由不当，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吗？
二、尧“察”舜的启示
史籍中关于远古时代（夏代之前）情形的记载，系史家根据传说整理而成，其中搀入作者个人的好恶及希冀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记载之于今人，不仅有可资借鉴之处，而且是饶有兴味的。如尧“禅位”于舜的故事即是如此。尧
为了选准“帝位”的继承者，真是费尽了心机。根据《孟子》、《史记》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尧对舜进行考察的大致轮廓。
八十六岁的尧大约觉出自己已年高体迈，便向四岳（官职名，系君主近臣）征求“践朕位”的人选。并要求他们“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颇有点“不拘一格选人材”的意味。于是，四岳向他推荐了虞舜。
尧问道：“其何如？”四岳介绍说，其“父顽、母嚣（愚蠢凶恶）、弟傲，能和以孝”。这就是说，舜的家庭环境异常恶劣，但舜能够正确处理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正合了“齐家者方可平天下”的老话。于是，尧表示“吾其试哉”，决定对舜做进一步的考察。
尧对舜的考察简直近乎苛刻。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与舜为妻，目的是“以观其内”；令九男与舜同处，“以观其外”。舜在如此严密的“考察”之下，励精图治，自强不息。他耕于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和睦相处，不侵地界）；他渔于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他“陶（制陶器）于河滨”，陶器“皆不苦窳”（没毛病）。凡他居住过的地方都“一年而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实在是化民有方，政绩卓著。
但是，尧对舜的考察仍在继续，他还要亲自验证。他令“舜入山林川泽”，以察其勇；委舜以“五典”（司徒）之职，以察其理民之能；令其“遍入百官”，以察其治吏之道；令其“宾于四门”，以察其待客之礼。
如是亲察再三，尧方郑重作出让舜“即帝位”的决定，又经过八年“摄政”的实践，尧崩，舜方继位。据说，舜执政后，“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尧这个接班人算是选对了。
我们可以看出，尧对舜的考察经历了推荐、询问、派员调查、亲自考察几个阶段。尧以考察舜的领导能力为着眼点，同
时对其生活情况、思想道德品质做了详尽的了解。考察方法精当周致，高招迭出。像以二女妻舜，使九男与处即非常人可以做到。他还特别注重其政绩和百姓呼声。考察中步步深入，环环紧扣，使整个考察工作有条不紊。这样尧才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了舜这个“帝王”之才，使其“发于畎亩之中”。
由此，孟子方发出了“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腹，空乏其身，行拂乱（违背）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感慨。
三、痛改前非亦可贵
《贵州都市报》4月25日报道：“象祠”遗址近日被确认。该祠遗址在今黔西县素朴镇灵博山（又名麟角山），最初人们望文生义，以为该祠为祭祀大象所建。专家们经过大量考证得出结论：此祠系为远古传说中人物——象而设。
初闻此事颇有些费解，象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恶人，人们怎么会为他立祠呢？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象是虞舜的同父异母弟，是个高傲自大，私欲熏心、善搞阴谋诡计的坏家伙。他为了独吞家产，便伙同其母蒙骗其父瞽叟，想出一个个毒计，欲置舜于死地。
且看以下两例：
瞽叟“尚欲杀之（指舜），使舜上涂廪（涂抹粮仓），瞽叟从下纵火焚。舜乃以两笠（竹帽）自杆而下，去，不得死”。此计不成，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藏在井中穿孔内，由他井而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象以为这次必定置舜于死地了，于是原形毕露，得意洋洋地说“本谋者象”，真是不打自招。没料想，舜却从他井逃出，象见了舜，
尽管心下惊愕不已，嘴上却假惺惺地说“我思舜正郁陶（悲伤的厉害）”，好一个十足的两面派！而舜雍容大度得很，不仅没有报复之心，而且“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当舜“代尧践帝位”后，不念旧恶，“封弟象为诸侯”。
但人们为什么为象立祠呢？太史公没有说。然而，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撰写的《象祠记》中可略知一二。他说，在舜的感召下，“瞽叟化而成慈父”，而象在被封侯之后，“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如此看来，象同样是在舜的感召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痛改前非，用卓著的政绩来洗刷自己以往的罪恶。
我们知道，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细细想来，人们所犯错误约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明事实真相，不了解事物的内在规律，致使认识与实际脱节甚至背离，这就造成了判断的谬误和行为的失当，如瞽叟欲杀舜就属这一类；另一类是明知道自己行为为法律道德所不容，但私欲恶性膨胀，铤而走险，如象为争家产而欲杀兄即为此例。一般说来，犯有第一类错误的人，只要弄清事情的原委，便会懊悔不已，纠正起来比较容易；而明知故犯的人由于其犯错误是主观意识使然，病根扎在自己的心头上，改起来就要困难的多。在那些杀人、抢劫、盗窃、诈骗、贪污、受贿等犯罪分子中，“二进宫”、“三进宫”甚至“数进宫”者不乏其人，有些顽劣之徒还顶风作案就是明证。正是因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寡，那些能够翻然悔悟，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且成就一番事业者就显得格外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象立祠便不是不可理解的了。无怪乎王阳明先生也大发感慨：
“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
四、让“不肖”之子靠边站
“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个老话题。贤明当道，国泰民安；愚贪弄权，国衰民困。这一点，已成为被万千事实证明无误的历史规律。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真正含意还是主张任用“贤”者。故凡有远见的当权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
翻阅《史记·五帝本纪》，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尧和舜皆有子嗣，但都未能接上老子的班。
“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如是说来，丹朱与商均之所以未能“践帝位”，都是因为“不肖”的缘故。何谓“不肖”？照郑玄的解释是，“肖，似也。不似，言不如父也”。即是说丹朱、商均的素质比不上老子，或者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当帝王不称职。据说尧认为丹朱“顽凶”，便斥之曰“不用”而传位于舜。至于商均有哪些弱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毛病是可以肯定的。
在司马迁先生心目中，尧和舜都是不可多得的“明君”。他称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老百姓对其“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又说舜“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可见尧、舜在位期间，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正是因为他们亲自体验过治理国家的艰难，更知道继位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继续发展和安危兴亡，所以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摒弃一家之私，不传“不肖”之子，而传位于贤能之士。尧就此说过一句蕴意深长的话，“终不以天下之病（受损害）而利一人（指其子丹朱）”，“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在“天下”和“儿子”
之间，尧和舜都采取了利“天下”而不利“不肖”之子的态度，实可称道。
尧不传位于丹朱而传位于舜，舜治国有方，出现了“上下咸让”、“百工致功”、“百谷时茂”的繁荣景象；舜不传位于商均而传位于禹，“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禹曾在会稽计功，想来政绩也是显著的。
选贤任能，让不肖之子靠边的用人之道，于国于民都是功德无量。
清乾隆帝以明达勤政，文治武功，安邦治国，体恤民情著称于历代君王，在他执政的60年（公元1736年——1795年）间，曾为黎民百姓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
乾隆帝曾于乾隆21年、41年、55年三次巡幸山东；16年、22年、27年、30年、45年、49年6次南巡江浙等地。
齐河素有山东省城北大门之称。乾隆帝巡幸山东，齐河是必经之路，每次必巡齐河。在6次南巡中，也都经过齐河。清乾隆年间，在县境华店乡韩杨庄曾为乾隆帝建行宫。旧县志古迹篇中记载：“皇宫，在邑西北四十里韩杨庄迤北，为清高宗（乾隆）南巡驻跸之所，具有宫殿规模，并存御书晏婴碣。后经黄流漂荡，宫成废墟，碑已埋没无迹。所有遗址，今租于附近村民，充作学费，无复旧观矣。”乾隆帝每次巡齐河或路经齐河，都在行宫食宿，处理政务。
乾隆帝每次巡幸山东、南巡，除到泰山谒拜、到曲阜祭孔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巡视体察民情，并即兴作诗，以抒感怀。
齐河古晏城，因是当年晏婴采邑（封地），故而得名。清代于城北建有造型雄奇、外观壮阔的晏婴祠。乾隆帝巡齐河，览县志，阅古籍，深为古齐国一代名相晏婴的贤德、功绩所感动，他巡览晏婴祠后，顿发怀古之幽情，欣然命笔，提写七言诗《晏城》，诗曰：
“彰君赐固服桓子，
执彼鞭犹慕史迁。
羸马敝车一时耳，
晏城千古属斯贤。”
闻名史书的齐相晏婴，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公正卿，辅政50余年，他礼贤下士，力主节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景公见其国内巡察，出使外国，所乘马车为破车老骥，就赐给他快马、新车，晏婴却说：“国内尚切财微力薄，我还是迁就着用吧！”晏子的节俭风范深为募僚田桓子所敬服，汉代司马迁阅《晏子春秋》后亦曾发出过：“……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的感慨。
诗的前两句（景公赐于晏子车马，晏子不受）既昭彰了君王的恩赐，又使田桓子十分敬服（晏婴），司马迁既便为他执鞭（当侍从），仍然（非常）欣慕他（无奈历史已经变迁）。后两句是说老马破车，显尽一时风采，晏城千年百代应属于（晏婴）这样的贤人。
乾隆帝以其七言诗盛赞春秋时期一代名相晏婴。
乾隆36年，由于大清河决口，全境大水，一片汪洋，陆地行舟；乾隆49年，不仅大旱，还遭蝗害。两年，县境收成无几，民不聊生。乾隆帝巡齐河视察水灾后，曾御书七言古诗《徒骇河》，其中“将欲弃地让之水，亿万生计绝瓦解”一句，表现出他面对灾情无计可施的困惑心情，但他也当即谕示除放赈、免额赋外，还拨发给齐河灾民种子、牲畜、农具等，同时豁免齐河民欠税赋银两。
由于乾隆帝多次来齐河，对齐河风土民情，经济状况非常了解。乾隆30年（公元1765年）钦颁谕旨，拨银48500两，将齐河天会年间始筑的土城改建成砖城。周围计长809丈3尺，高2丈，顶宽1丈4尺，底宽2丈4尺，炮台8座，城楼4座，马
道4座，陴墙有垛墙1428个。城外护城河周长6华里，陂岸高1丈2尺，濠深2丈。于乾隆31年10月开工，33年8月峻工。东门曰朝阳，西门曰阜城，南门曰迎薰，北门曰拱极。此举加强了齐河城廓建设和外围防务。
乾隆41年风调雨顺，秋麦皆收。当年，乾隆帝巡幸山东。来齐河后，经过三天巡视，看到了丰收景象，即兴作诗《齐河道中》诗曰：
“历历齐郊已三日，
物力民情已粗悉。
鸡鸣犬吠达四境，
饥食寒衣足千室。
民风迥不与昔同，
信知敦俗由年丰。
年丰余福灾余罪，
此责岂诿诸群工。
群工迩来喻我意，
丰不伪陈灾不讳。
但须终始引以诚，
天必降康民受赐。
前岁流离即此民，
今来皆作饱暖人。
道路感谢尔莫频，
尚冀风俗归温淳。”
乾隆帝在诗中以“鸡鸣犬吠达四境，饥食寒衣足千室”描写了齐河的丰收景象；以“民风迥不与昔同，信知敦俗由丰年”概括了齐河丰收后的淳正民风；以“群工尔来喻我意，丰不伪陈灾不讳”表彰了在齐河供职的知县、县丞（群工）；以
“道路感谢尔莫频，尚冀风俗归温淳”表述他与臣民同乐的愉悦情怀和他希冀好风俗、好年景长久下去的殷切心境。
（齐河县政协文史科）
禹城扒鸡与王明奎
翻开《中国名菜谱》第六辑，在洋洋一百四十五种名菜中，“禹城扒鸡”名列前茅，然而谁曾想到这一久负盛名的特产创始人，却是一个贫苦的农民。
清光绪十七年（1819），禹城县月牙湾村有一青年，名叫王明奎，他聪敏勤快，为了谋生，十八岁那年，经营起一桩独特的小买卖——煮鸡。
开始时，他仅把杀好的鸡将两腿交叉别入鸡膛内，把两翅膀从鸡脖子的刀口插入，让翅尖从嘴的两侧伸出，然后放上一般常用的佐料，曰“扒鸡”。后来，他为了招徕生意，请一老中医开了五种药料调味，又制出“五香扒鸡”（也称烧鸡）。他提篮串乡，赶集叫卖，小买卖还算可以。
有一天晚上，王明奎又把二十几只鸡煮在锅里，点燃灶火，加足劈柴，便躺在床上。整天劳累，格外疲倦，不觉睡着了，等醒时天已大亮了，因炖鸡时间大过，明奎慌了神，再看扒鸡已塌锅，一提鸡腿，骨肉分离。他见机行事，用笊篱小心地把鸡捞在篮子里，提到县城去卖，他想到今天的鸡与往日不同，干脆换个新名，叫“五香脱骨扒鸡”。他一吆喝，“脱骨”二字引起了买主的注意，霎时间一篮扒鸡兜售一空，从此他的“五香脱骨扒鸡”名声四扬。为了保持即得声誉，王明奎精心从无意失误中总结经验，并再次调料配方，把佐料中的糖稀改用蜜汁，掌握好火候，制出了更加味美的五香脱骨扒鸡。
王明奎生意兴隆了，扔下篮子，换上担子，继而设上摊子，后来在县衙门前花了五百块银元买了四分宅基和八间房子，设了门面，挂起招牌，成了有名的“王家扒鸡铺”。王明奎将技术传给了儿子，他儿子也是个有心人，使扒鸡的制作质量不断提高，他家卖的扒鸡虽然比别人的价格高，但每天煮三、四百只鸡都被抢购一空。清末民初，他家先后在本县火车站、济南纬八路、沾化、利津等地方开设扒鸡铺。“王家五香脱骨扒鸡”的名声越传越远。当时已有“闻香下马，品尝为快”之说了。
禹城扒鸡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一独特产品，其开创之功，还得属于王明奎。
选自《德州风物志》
一幅珍贵的画像
李孟才
清康熙年间，德州诗人田山姜先生，在他所著的《山姜诗选》里，有一首长诗，题目是：《苏禄王画像歌》，全文如下：
狸睛戟髯鸦色袍，乌帽红帕螭龙交。山桑雕弓鹳翎箭，珊瑚宝玦大食刀。秃襟短袖击鼍鼓，狰狞怪状真鬼豪。两旁丁丁两海女，西施郑旦两妖娆。一插雀钗露粉面，一调鹦鹉衣冰绡。左者拖裙捧玉斗，右者晞发吹秦箫。云是苏禄巴都像，澄心堂纸魂逍遥。画工貌得乃大手，虎头道子挥〓毫。
于阗迤东六万里，青山一发中原朝。永乐皇帝受琛贡，何殊南楚来包茅！峨艑破浪送之去，天吴拔地空中逃。沧屿茫茫掉其尾，魑魅大小群相招。天津败荻吊蟋蟀。卫河崩岸鸣鸱鸮。廷臣奏〓谥恭定，赐以玉篆沉烟壕。诏葬鹿角筑马鬣，碑碣堂庑苍山牢。是时景隆罢酣战，连城十二围周遭。荒垒遗镞夜月冷，颓沙奔马寒花飘。过者贳酒浇杯土、火珠迸落华表高。玉鱼金碗在何处？当年性命轻鸿毛。余观此图生叹息，村原禾黍风萧萧。
诗的大意是：“两眼炯炯有神像狸子一样，短须翘起坚硬如戟。头戴黑帽，红帕束额，好似两条螭龙纠缠在一起。身背雕弓，袋装羽箭，腰间跨着珊瑚宝玉装饰的大食（大食即唐代阿
拉伯帝国）国的佩刀。身穿对襟短袖战袍，双手正在敲着鳄鱼皮蒙制的大鼓。面目狰狞如鬼王。两旁站立着两个海国少女，都赛过西施郑旦的美貌。一个面如傅粉，头插雀形金钗，一个身穿透明纱衫正在调戏架上的鹦哥。左边的拖着长裙手捧玉杯，右边的头披长发吹奏着秦箫。据说这是苏禄国王巴都葛叭答剌的画像，画像纸非常名贵，画工也出自大手笔，能与古代名画家顾恺之、吴道子比美。”这是诗的前一段，虽然对画像的称赞有些过于夸张，但画像比较真实地画出一个异域番邦酋长的形像则是可贵的。
诗的下段大意是“苏禄王从几万里的海外，来中国朝见明永乐皇帝，皇帝接受了他的贡物。回国的时候，乘大运河船南行，不幸病死在德州以北的安陵。皇帝赐以‘恭定’的谥号，并按王礼安葬在德州城北‘十二连营’的遗址里，修建了庙堂，树立了碑碣。过往官员和文人骚士，都到墓前奠酒拜谒。我今观此画像，感叹人世无常，远望墓地外的原野，丰茂的禾黍，被秋风吹的萧萧作响，更助长了悲凉的气氛。”
诗的最末两句，表明山姜先生是在德州而不是在北京观看画像的，原野禾黍的景物，充分证明这一点。
苏禄王的画像，我们所知道的有两幅。据《德州文史》第一辑注①说：“东王画像是纸质的。画中东王穿红袍，扎玉带，戴王冠，穿厚底靴。长须垂至胸部，坐椅上。两旁站立两个王子，白面无须，穿黄袍。数百年来，此画像几经变更存放处所。日军侵华期间，画像适在清真寺中存放，被驻寺日军军马踩坏像的肩部一小部分，经守墓人温寿龄悄悄藏起。1959年，省博物馆取去展览，后查询，据云已送回德州，尚未寻到。”现在苏禄王墓大殿正中挂的东王画像，则是德州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副教授田瑞画的，与前一画像大同小异，这两幅穿红袍的画像，
都是东王死后补写的，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东王的真实面貌。
在中菲两国合拍的电影《国王与皇帝》，影片里出现的东王，也是锦帕缠头，在与敌人作战中，也有击鼓的场面，也用弓箭射杀敌人。东王所带来的侍女，也是披发赤足，显示南方海国的风貌，有些镜头与诗中所描写的颇为相符，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影片的顾问们据山姜先生诗中的内容，设计的这种场面，那就是菲律宾方面，古代这些生活内容，有传下来的形像而被采用了。总之，山姜先生是真实地见到这幅画像，这是应该肯定的。至于这幅画像是怎样来到中国而又存放在德州东王后裔的手里而又逸失不存，我的个人分析，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明代以前，很早就有两国的商人来往通商。到了明初来往更加频繁。据1988年12月马来西亚华人刘子政先生写的《苏禄与中国关系史》见（《德州文史》第六辑）载：“明成祖永乐帝时，政府派彭道刚出使苏禄等国……后来他死于苏禄和乐岛，其墓在和乐市附近两英里的地方，为当地人景仰之处。”据此，中国的画工、笔墨、纸张等传入苏禄，也就不能排除。东王在来中国以前，可能早画有此像，东王不幸猝死中国，王妃葛木宁，痛伤万分。为了排遣对死者的怀念，她在1423年回苏录时，把画像带来中国，朝夕相守，以慰相思之情，这也是可能的。
（二）苏禄东王来中国时，他是身穿本国服装的，他随身也带来了弓箭，大鼓等，带来的男女侍从也是本国装束。他到中国以后，见到中国有很好的画师，他在下榻的国宾馆里，请中国画师画了这张肖像，随身带回本国，他不幸中途薨逝，此像也就被留守王墓的王妃留下，这样推测，也是顺理成章的。
山姜先生见到这幅画像是在清康熙年间，距今不过300年。
如果不是意外的遭到损坏，画像不会有大的损伤。清雍正八年（1730），苏禄国王苏老丹访问中国时，道经德州，瞻扫祖茔东王墓。这时王妃和王子早已去世，这张珍贵的画像，被国王苏老丹取回本国，也并非不可能。
总之，山姜先生写的这首诗，为我们留下一宗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信息。如果万一有幸，在中菲两国发现这一幅珍贵的画像，那将成为两国人民最宝贵的历史文物。
[=此处为插图（苏禄王墓大殿中的“巴都葛叭哈剌东王画像”（宋卫中摄影））=]
德州华振茶庄
华振茶庄已有近百年历史，是德州“老字号”之一，解放前在德县（现德州市）茶行业中信誉卓著，有很高的知名度。1984年恢复华振茶庄的字号后，对开拓德州市茶叶市场，满足人民需求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追溯华振茶庄的历史，还要从广兴合茶庄说起。1871年（清同治十年），本市线市街（现黎明街）的张荣祥、河北省枣强县吉利村王冠五、冀县马官村寇某等三人共集资一万吊（其中：张荣祥6000吊，王冠五及寇某各2000吊）在南门外角下涯（现解放南路北段）路东购置门市3间，后院房30余间，开设广兴合茶庄，由王冠五任经理。由于经营得法，生意发展很快。1895年王冠五病故，由其子王竹轩继任经理。为扩展业务，增强与广丰永茶庄（当时也较有名气）竞争的能力，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便又在广兴合茶庄稍北路西，租赁线市街王某的门市3间，柜房库房30余间，开设了华振茶庄（取中华振兴之意），委派张万连为该店经理，王竹轩任两店总经理。至此3家茶庄呈鼎足之势，垄断着德县的茶叶市场。
解放前顾客按斤买茶叶的很少，多是购买小包茶叶（零售小包装茶叶每包重2.5钱）。一些商贩或茶馆店主来购茶，也多是买包好的小包茶叶，其质量与价格同零售一样，只是份量小一些，每包重1.7—2钱。由于工作量大，所以全店20多人有三分之二的店员在柜台上包装捆扎，其他人员在库房里筛选勾
兑。业务繁忙季节，晚上全店人员都要加班包装小包茶。
当时，根据茶叶不同品种和质量，每斤（十六两）定价0.64元、0.80元、1.60元、3.20元、6.40元等。各家价格统一，竞争主要靠以质量争顾客。在竞争中，华振茶庄有自己的优势：1、收茶季节在产地直接收购，不足部分在天津批发商处购进，既保证新茶质量，又降低了成本。2、高、中、低档茶叶品种齐全。红茶以祁门、武夷茶为主，绿茶以旗枪、龙井为主，花茶则有茉莉、玉兰、珠兰、枳子等香型茶。高档茶有碧罗春、毛峰、寿眉、雀舌等品种。低档六安茶适合顾客的口味，每小包3个铜板（合0.015元）的“上林第一”则是该号的畅销品种，颇受群众欢迎。至于马上鲜等季节茶则及时组织供货，保证适时上市。3、勾兑茶叶是当时各零售茶庄的基本工艺，为适应各类顾客的口味，达到色香味俱佳，兑茶师傅将不同香型的茶叶按一定比例掺兑在一块，能使香味更加醇厚。如玉兰和茉莉兑在一起则香味更浓、更耐沏。华振茶庄很注意茶叶的勾兑工艺，经常派人到同行家买来茶叶进行品尝对比，以改进自己的勾兑配方，提高竞争力。4、民国初期，在运河西岸自置花园培育茉莉鲜花，盛花季节在零售小包中放一枚新花，叫做“一口鲜”，确能招徕更多的顾客。5、对大商号或用茶大户实行赊销，凭折子记帐取货，每年按“三节”结算，也能扩大业务。此外服务态度好，商品保质保量，是该店生意兴盛的根本保证。
1933年，天津林记茶庄经理厉延青投资在米市角南广丰永茶庄对门修建新式砂石门脸，开设正大顺茶庄，经理张茂同。开业之初，为了创名气争市场，赔钱招徕顾客，不但茶叶质量高，而且小包的份量也足，一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其它茶庄则一下子冷落起来。为避免赔钱竞争，造成更大的损失，广兴合经理王竹轩决定停业修理门面。广兴合与邻居振兴布庄和一家
肉铺合资翻修店铺，建成砂石结构的新式门面。华振茶庄是租赁的房屋，不能翻修，就把旧式花棂门脸油漆贴金，粉刷一新，这样两号茶庄把竞争可能赔掉的钱改建、装潢了门脸儿，而正大顺则多卖多赔，三年的时间亏本2万余元。后来经理换了孙友三，终因元气大伤，无力与华振茶庄竞争，于1945年将买卖倒给广兴和，字号仍为正大顺，另委张义臣任经理。同时广丰永也因竞争失利，营业不振，于1950年歇业。这样德县的茶叶市场便为广兴和与华振茶庄所垄断。广兴合还在高唐县开设广兴同茶庄，在郑家口镇（现故城县府所在地）开设广兴义茶庄。此时是广兴合、华振茶庄的全盛时期。由于当时的商号所得盈利多数是每年年终除留10％的公积金外，均按钱六（股东）人四（经理店员）的方式分掉，故没有大的发展。
德州市解放初期，因受敌伪宣传的影响，王竹轩委任张秉钧为广兴合经理，自己迁居天津，并决定将正大顺关闭，与广兴合合并。1950年后又将华振茶庄撤销与广兴合合并，直至公私合营。
1957年成立烟酒糖茶经理部，茶叶店与烟酒副食门市部合并经营，专营茶店全部撤销。1960年以后，茶叶划为二类专控商品，并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制度，每户每月供应2两，以后随着货源逐渐充裕，供应量有所增加。
1983年随着市场的日益开放，烟酒公司在商业街回民糕点门市部僻出一间门市设茶叶专柜，实行敞开供应，销量日渐增加。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恢复老字号的指示精神，烟酒公司决定在太平街路北恢复华振茶叶店，任命原利源茶庄副经理郭丰森为经理。茶庄开业后，按照原华振茶庄的经营方式，迅速打开了市场。具体措施：1、直接从产地茶场进货，与福建、浙江等地20多家茶厂建立业务联系，保证新茶质量。2、严把
质量关，不进人情茶、回扣茶，对货样不附的茶叶坚决退货，树立良好的门市信誉。3、为打开销路，对高档茶仍包成小包出售，起到先尝后买的作用，因而迅速打开局面。4、品种多样化，除备齐红、绿、花、素及季节茶、礼品茶等品种外，并增加多种健身茶，以满足各类顾客的需要。5、严格柜台纪律，信守职业道德，开展代邮业务，处处方便群众。
目前，德州市经营茶叶的商店已发展到百余家。根据市场需要，德州市又建立了茶叶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华振茶庄仍享有良好的信誉，其销售额和经济效益均居同行业之冠。
（郭丰森 邓麟阁提供资料 关家利整理）
德州兄弟照相馆
德州的照相业，最早始于李焕章师傅由天津东马路宝光照相馆学艺成功后，于清末光绪年间，来德州马家溜口（今商业街）开设德州第一家照相馆——“文茂照相馆”。民国初年其子李兰亭继承父业，继续经营。
约在1926年，何丽园先生由济南学艺归来后，在德州城内南门里大街路西开设了“丽园照相馆”。由于何先生深懂经营之道，加之设备齐全，摄影技术全面、熟练，特别是待人和气，因此开业不久，便赢得了德州各界朋友的信任，而且波及州城邻近各县。
“丽园照相馆”开业不久，我和胞兄于连泉二人，一同来德州投奔何先生（我们同何先生是同乡）拜师学艺。以后先后来拜师学艺的还有郑殿臣、刘世恩、赵殿英，当时我们几个都是何先生的第一批学徒。
何师傅对“徒弟”态度和善，但要求甚严，除了必须遵守的几条明文规定的“店规”、“铺法”外，最主要的是通过茶余饭后坐下来和我们谈心。何师傅对我们的教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业精于勤”、“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等。师傅时常对我们讲：学徒不光是学技术，更要学会做人；技术不难学，但做个好生意人却不是件容易事儿。师傅的身教、言传以及在丽园的十多年经营活动实践，都为我们后来建立和经营好兄弟照相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春天，我和二哥于连泉（还有合伙人秦锦园）在德州南门瓮城开了个照相馆，取名“振鲁”，由于连泉当掌柜。开业后虽然人手少，设备简陋，但天天顾客盈门，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下半年收了两名学徒，一个叫王钦臣，另一个叫肖万达。人手多了，我便能抽出点时间，跑跑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目的是设法拓宽集体拍照的路子。有时也到同行业中走走看看，学点别人的长处，弥补我们的不足。
1941年，秦锦园与别人合伙在马家溜口开设“同真照相馆”，后因某种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宣告停业。
1942年，我和二哥都有了点盈余，于是我向二哥提出单独干的要求，经协商同意，我便带上两名徒弟，在线市街“另起炉灶”，但字号未变，仍名“振鲁”。线市街虽不是市中心，但是这里院子大，房子宽，于是我便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盖起了“玻璃房”，购置了“坐机”、“外拍机”，本想大干一番，无奈那时时局不稳，市场相当混乱，直接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照相业当然也不例外。1946年德州解放前夕，凡靠近城墙的房舍，大都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扒的扒了、烧的烧了、抢的抢了，至此，我辛辛苦苦置办的一点“家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1949年，我们兄弟三人（于连泉、于润泉和叔伯兄弟于洪泉）经过再三合计，各自凑了点儿本钱，在太平街东头路北，挂出了“兄弟照相馆”的牌子（由我当经理）。1951年将馆址迁至黎明街路东。
从1949年到1956年，兄弟照相馆在德州同行业中，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可以说是处于鼎盛时期。之所以取得了些成绩，除了因为解放后的历史条件好，地处繁荣地段的位置好，主要是靠我们认真地抓好内部管理，提高质量，诚恳待人，热情服务。加之我们兄弟几个都是“科班出身”，懂业
务，有实践经验，例如我虽是经理，但我能拍照、能冲洗、能修版，业务上的问题，处理的也比较及时、准确，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馆的工作质量和良好的信誉。
照相这个行当在旧社会是个侍候人的买卖儿，而在今天则是实实在在的服务行业，因此搞好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靠注重社会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我们兄弟几个在德州照相业断断续续的干了二十多年，对地、市两级所属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工厂、学校的分管人员大都比较熟悉，因此，业务路子比较宽广。例如：每年六、七月间，市内、郊区大部分应届毕业班的中小学学生毕业证照片、毕业生集体合影等，都提前到我们单位联系预约拍照。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按预约时间分头到各校去拍照，尽管天热，交通条件差，我们凭着手提、肩扛笨重的照相器材，步行几十里，也绝不失约，因为这是我们的黄金季节，忙上两个月，其经济收入比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我们兄弟照相馆有两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是对带孩子来照相的顾客要满腔热情，要有足够的耐心，比如给小孩子照相，因为孩子容易紧张，不听摆布，哭、闹是难免的，而家长因孩子不听话，急得满身大汗，甚至又骂又打，也是可以理解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先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陪着笑脸拿玩具哄孩子，端茶递烟劝大人。待孩子笑了，大人为我们所感动而消气了，我们再照不迟。我们绝不因为活多而冷落乘兴而来的顾客。由于我们热情诚恳的服务态度使我们的信誉大大增强，并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二是允许顾客挑毛病，不准营业员对顾客无礼。我常常对同事们说：“凡是来这里照相的人都希望自己能照出理想的照片，稍不如意，便满脸不高兴，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本属正常现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沉住气，先听人家把话讲完，如果是熟人，对他们说上几句玩笑话，嘻嘻哈哈的把人
家送走。如果是生人，或是故意挑疵儿不大懂礼貌的个别人，这就要看咱们的真功夫。你硬我软，你说气话我说客气话，你挑毛病我不争辩，你“停火了”，咱们再慢慢地讲条件（或修、或重照），绝不准与顾客“顶嘴”、“吵架”，更不准恶语伤人，丧失生意人的职业道德。谁违犯了这条，就解雇谁，绝不姑息迁就。因此，兄弟照相馆的职工从来没有发生过和顾客吵架的事。
1956年公私合营后，作为私方代表，我和其他从业人员一样，上班干活，下班回家，不过问业务。文革期间，兄弟照相馆被更名为“工农兵照相馆”。
自1956年下半年到1978年我退休时，先后来店里当领导的同志有（据张文海同志回忆）宫议先、宫金保、张文海、刘玉文、周玉铭、张凤君等。在宫议先当主任时，店里职工已发展到22人，月收入约5000元左右。1978年，张凤君当主任时，又将工农兵照相馆改名为“虹影照相馆”，那时有职工23人，当时购进818型国产彩色扩印机等先进设备，全店月收入高达30000元，成为德州市能拍摄彩色照片的首家照相馆。
（于润泉口述、田金鹏整理、德城区文史委供稿）
德州罗酒
董玉水
前辈宿儒屡屡谈及罗酒轶事。此酒为德州罗氏家族自酿，为数无多，专于宴请高朋密友，文人墨客，可称罗氏家酒，三百年前曾名藻一时，后已失传，笔者数访罗氏后人，亦皆茫无所闻。
经查手藏《德县志》“艺文志”内有清·王士祯号渔洋山人赞赏诗：
德州罗酒
玉井莲花作酒材，
露珠盈斛拨新醅。
清冷错认康王水，
风韵还宜叔夜（荷叶）杯。
清·高珩号紫霞道人题赞诗：
尝罗钦瞻酒
瑞露天浆总未真，部署无双从事好，
每从德水想清沦。风流第一麴生亲。
不惭名下如佳士，蒲城奢望吾何敢，
乍对尊前信故人。一斗从君借小春。
清·宋弼号蒙泉，题长诗“罗酒歌次和酉山”，摘要如下：“城中贤豪多好事，家家秋酿菊花浓，就中罗酒称第一，清如玉雪传高风”。“麴材屑麦糜煮黍，六琯律主黄钟宫”。
以上诗中提到的罗钦瞻，名国士，德州人，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至御史，德州罗酒创制人。高珩，明·崇祯进士，入清官至刑部侍郎，山东淄川县人。王士祯，清·顺治进士，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官至刑部尚书。以上三人皆为明末清初人士，而宋弼为清·乾隆十年（1745）进士，官至陕西按察使，德州人，与以上三人相距一百余年，由此可推断：德州罗酒自明末至清中期，持续酿制总在百年以上。诗中还提到“家家酿酒菊花浓”繁盛的德州酒文化概貌。酿制原料为“麴材屑麦糜煮黍”，并具有荷花与菊花香型。
由于年代久远，德州罗酒的酿制工艺与品味已无确切资料可咨查询。据宿老李孟才先生按其祖上传说描述：罗酒在酿制时，夏日用莲瓣，秋日用菊花，数层匀撒于秫秸箔上，吊挂近锅口，严封，使蒸馏气体通过，冷却成酒。
从王诗的内容看，第一句“玉井莲花作酒材”说明用玉井的水和莲花作酒的原料，第二句“露珠盈斛拨新醅”，则说明酒的蒸气遇冷成露珠变成新酒，喝起来“清冷错认康王水”，说明此酒属冷饮露酒。第四句“风韵还宜叔夜（荷叶）杯，就是说喝冷酒须用荷叶式大杯才好。再从宋诗来看“家家酿酒菊花浓”，说明秋天用鲜菊花酿酒。“清如玉雪传高风”，又提到酒是冷酒。“麴材屑麦糜煮黍”，说明用黍作原料酿制的低度露酒。
总之，罗钦瞻是明末大官，德州著名巨绅，他创制的罗酒，目的是为了自用及招待亲友，再说此酒酿制有季节性（夏秋两季），并且工艺复杂，自清·乾隆以后罗氏子孙式微，已无力继续酿制。
笔者对酿酒为门外汉，不敢妄臆，然就德州古代名产罗酒失传，甚感婉惜，切盼行家里手，闻人志士大力投入开发研制，以期发掘成功，为我国酒文化增添一朵奇葩。
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七、七”抗战前夕
张兴无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市赵洪都村人，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1940年4月5日病逝于绵阳，享年56岁。
宋哲元自幼随父读书，后考入北洋陆军第六镇随营武备学堂，从此即投笔从戎。历任冯玉祥部副团长、团长，国民军第一军第十一师师长，热河都统兼西北军骑兵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等职。
1937年6月，日本军全面侵华战争即将发动，它的侵略势力进一步向华北尤其是北平附近深入。处此情形下，宋哲元与日军折冲尊俎，秉乘蒋介石的意旨，不敢和日军过早地演成僵局。因此即以请客联欢等形式，表示“中日亲善”，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总是妄图通过二十九军上层军官来软化二十九军官兵，以达其使二十九军不战而降，轻而易举地吞并华北之目的。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都不愿奴颜事敌，使日本军计划落空。日军恼羞成怒，于是在“七七”事变前夕，他们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联欢席间，竟演了一幕“鸿门宴”式的恶作剧。中日双方
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6月6日，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主任、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一一四旅二二七团团长杨干三等团以上军官。此外，还有当时在北平的秩意军阀和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日本方面出席的有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和驻北平附近部队的连长以上军官。
上午10时，联欢会开始。首先由宋哲元讲话，接着由松室孝良讲话。大意都是，中日是同族同文的国家，应力求亲善。讲话完毕，中日军官在一起照像，每一个中国军官旁边安插着一个日本人。随即宴会开始，每席是三四个日本军官坐客位，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和那些社会名流与日人松室、松岛、樱井共坐两席，其余的中日双方军官共坐8席。在两张主座席的两边，设有两张空桌子，备上下菜之用。一时，怀仁堂内觥筹交错，拳声四起。欢宴到酒酣之际，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也跳上桌子高唱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接着又有日本军官唱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本顾问松岛起立，始而舞蹈，继而又抡起一把指挥刀挥舞起来，居心叵测，气焰骄横，大有“项庄舞剑”之意。松岛舞罢，日方鼓
掌而狂笑。中方军官目睹此等情况，怒火难抑，想与日人大拼一场。副军长秦德纯附耳告诉旅长董升堂说：“情势紧急，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升堂说“先打拳，后耍刀。”说完，他就跳到席位的中间，打了一套八卦拳。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作答。这时，李致远旅长拍案而起，立趋酒席前打了一套在学生时代所学到的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
日本军官边打拳舞刀，边挨桌敬酒，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李致远实在按捺不住心头怒火，为与日人针锋相对，立即招呼他的传令兵坐他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他用最好的钢材定做的“柳叶刀”来。日人又舞了两三起“倭刀”，董升堂旅长也用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少顷，李致远的“柳叶刀”取来，他立即换上传令兵的布鞋，劈了一趟10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气焰。李致远入座后，有几个日本人上去敬酒。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气氛稍缓。日本人舞刀不能压倒我方，便又改变花样。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又将点燃的纸烟，口叼3支，鼻孔中塞两支，两个耳朵里各插1支，肚脐眼上按1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出完洋相后，日本人又提出来写大字。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吴佩孚的醉笔。吴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行大字，一挥而就，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日本人见写字也不能占上风，就猛地把宋哲元、秦德纯等一一高举起来。我方几名军官也如法炮制，把松室孝良、松岛等高举起来。顿时，席间气氛又紧张起来，双方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由宋哲元将我方喝止，松室孝良也将日方斥退，气氛才算缓和下来。这场“鸿门宴”闹剧也到此
落幕。二十九军军官们雄赳赳，气昂昂，而又心怀余愤地走出了怀仁堂。
日本侵略者既不能在这次宴会上逞其奸，便又策划新的侵略阴谋。6月下旬，日本侵略者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老巢——通县向北平派出了二三百个便衣特务。这批日特携带武器炸药，进城后，分别隐蔽在朝阳门、西直门等地方。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日军也增加了兵力，补充了弹药；通县的日军，也借军事演习为名，开到朝阳门外。原来日本侵略者是策划了一个夺取北平城的阴谋。他们让便衣特务埋伏在城里，计划在6月底的某日晚上。在西直门内外等地方，伪装成一些大学的“共产分子”，一面放火鸣枪，一面高喊“打倒宋哲元”、“欢迎红军北上”的口号。东交民巷和城外的日军听到枪响后，就以“防共”、“安民”的名义，开到城下。而埋伏在朝阳门、西直门的日特则打开城门，这样里应外合，一举占领北平城。
但是，日军的这个阴谋计划，很快被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侦知。党组织通过在二十九军工作的党员将这一情况转告给二十九军司令部。与此同时，二十九军的巡逻兵在大街上也抓到了一个日本特务，从特务的口供里也证实日本侵略者要阴谋夺取北平。于是，二十九军便作了应变的准备。
月底那几天，二十九军在街上加强了巡逻，一些重要的地方，尤其是朝阳门、西直门等地，都加强了警戒，并派出便衣，进行侦探。一天，夜幕降临，当几个日本特务鬼鬼祟祟地来到朝阳门就要动手时，当即被埋伏在附近茶馆内的二十九军便衣队包围缴械，他们所携带的反动标语和传单也被查获。与此同时，妄图在其他几处寻衅的日特也被抓了起来。日军妄图谋取北平城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风平浪静之后，雄伟的天安门仍旧庄严地耸立在北平城中
央；御河上白石桥栏沐浴在夕阳之中，依然是那样美丽壮观；东西长安街要冲上做防御用的砂袋，还是堆积如山。于是，不几日，日本侵略者罪恶的炮弹便落到了芦沟桥上。
文物荟萃话陵县
谢龙堂
陵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远在夏、商、周时代，这里就封有鬲氏国，春秋属于齐西偏地。战国旧志以为地并于赵，封公子胜（平原君）于此。秦始皇东游厌气次其地，故后置厌次县（即今神头镇）。汉置安德县，隋唐以来，它是平原郡的治所，宋、元时代，即为德州驻地，从西汉到明初的一千五百年间，它一直是郡和州的所在地。以上寥寥数语，勾划出陵县是一座历史悠久、历尽沧桑、文化古迹丰厚斑斓可考的历史古城。
解放后，文物工作者在陵县、禹城、齐河、济阳、临邑、乐陵等地，先后出土过大量鹿角、兽骨、石斧、石刀等新石器，以及多处原始社会遗址。陵县近二十年来通过文物普查也发现了早期遗址。如在碱场店乡金傅寨村北德惠新河河段上，就是一处文化层深厚，集多朝代遗迹于一地的古文化遗址。在300米长的河段上，遍布着鬲足、豆柄、口沿，及早期陶片瓦砾，并出土了战国至汉陶瓶，陶罐等文物。在河道北岸约五六米深处，还出土了鹿角、兽骨、石刀、石斧、石镰、埠镰、陶纺轮等文物。石器石质坚硬，磨制光滑，刃部锋利，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遗物，从以上出土文物考证，中层为商周、战国至汉遗址，下层为原始社会遗址，特别是石器的发现，带来了远古的回声，证明了远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陵
县这块大地上辛勤劳动、繁衍生息，世代相传。那时就已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渔猎并学会了制陶和纺织。他们以劳动和汗水滋润着这块大地，改变着自然。推动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也在陵县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夏朝时，陵县所属的第一个封国一鬲氏国也在陵县境内。据有关史料载“古鬲氏国，鬲县故城，在今德州东南二十五里之武家庄”（今已属德州的抬头寺）。清叶圭缓著《续山东考古录》载：“夏鬲国汉青城平原郡鬲县，后汉、魏、晋因之，鬲县故城在德州东南二十五里”。《齐乘》载：“东南二十五里武家庄掘井得城墙一段，为当时古鬲氏国城墙。”《魏书·地理志》记载的更清楚：“鬲县，两汉、晋属平原，后属渤海，后属安德郡，治在临齐城（今陵县城）”。按刘昭著《后汉书集注》载：“鬲县境内有‘盖节渊’城南有‘蒲台’，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顿处，在台下萦蒲系马”。经考查，武庄村南确有一片洼地，方圆二、三十亩，这可能是“盖节渊”的原址了。关于“蒲台”遗址，经过二千余年的风雨侵蚀和多次洪水泛滥，该遗址已不见踪迹了。
1972年，出土于于集乡孟家庙村西北的“北齐安德郡功曹史明湛墓志铭”，也证实了古鬲国在我县境内。墓志载：“明湛字文渊，青州平原鬲人也，又置安德郡鬲县属焉，复为安德县”。《陵县志》也载：“天保中（北齐），鬲县并入”。从此，夏王朝第一个封国——鬲氏国，便汇入了陵县大地，他的脉络一鬲津河，至今仍流淌在陵县大地上，述说着远古的故事。
战国时期，陵县地处燕赵边境，又是南北交通要道，是齐国北境有战略地位的重镇。
将军寨战国遗址，位于马颊河畔。1969年春，陵西开挖马颊河岔河时，在将军寨村下洼南侧，约在地表以下二米深处，发
现多处古墓砖券，出土了上千枚齐国刀币。1980、1982年，又在该处附近河道中，先后两次出土齐国刀币三十余枚。该地位于陵县城西北十三里，为一片洼地，北面约200米处是二、三米高的断崖，绵延十余里，马颊岔河自南侧穿过。在长约900米，宽300米地面上及河道边沿，遍地散布着早期的（战国至汉）碎砖、瓦砾、陶瓷残片，北坡断崖有明显的灰土层。根据实地考察，又多次出现战国墓葬和齐国刀币，由此定为战国遗址，很可能是齐国北边境的一座古城镇。《德县志》载：“齐桓公救燕经由今县地”。这就使我们想起“霸主救燕的故事”。所以不难设想，在战国时，陵县地处燕赵边境，又是南北交通要道，他不仅是齐国北境具有战略地位的重镇，在经济及文化上也是比较繁荣的地区。
李冲天战国遗址。该遗址位于刘泮乡李冲天村公路东侧的南北灌渠内。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数十米。1986年11月开挖神头至刘泮乡灌渠时，约在五米深以下，发现早期遗址和墓葬群。大批文物毁于泥水之中，事后仅收集到出土文物十余种。从调查了解到，遗址分上中下三层，下为战国，中为汉，上为唐。地层关系较为复杂，四至六米深处墓葬较多，多为砖室墓，并有瓮棺葬。瓮棺葬多为埋葬儿童，是新石器时代延伸至汉代的一种葬俗。大部分文物都在下层，仅收集到的有：青铜剑二件、陶马三件、陶俑四件、陶罐三件、盖豆一件。青铜剑铸造工艺精良，剑刃锋利，无锈蚀，是战国时期典型的青铜剑。陶马造型匀称，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如秦陵兵马俑之陶马极为相似。该处是面积较大，埋藏较深的古遗址和墓葬群，文物代表性最典型的战国遗址。
糜镇田冢古墓。田冢古墓也是一座较典型的战国墓葬。该墓位于田冢村北的二百五十米处，田冢村以墓得名。该墓直径
约46米，高约4米。1959年该村打井用砖曾将墓南侧挖开，下有墓道走廊，走廊北去便是墓室，规模较大，有壁画。出土文物有青铜兵器、偃月刀、陶器等，移交平原县文化馆（当时平、陵合并）。战国时期，陵县位于齐国北边境，是自古以来的战略要地。时为齐国田姓，田儋、田荣均征战于此，田荣败走平原（今陵县）时在此被杀。该墓称为田冢，从墓室的结构形式和出土文物分析判断，为齐国王室墓葬。
秦汉时期，是陵县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这个时期秦置厌次县，汉置安德县，王莽设安定公国。这里既是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故里，又是秦汉名公巨卿的受封之地。车骑大将军张安世，汉武帝外祖母臧儿，汉皇室最后一个皇帝孺子婴均封于此地。规模恢宏的汉墓群（七十二冢）即行成于此时，这一切把陵县古代描绘成一帧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古厌次（富平城）秦置。“秦始皇东游至此，厌天子气曾次于此而得名”。传说秦始皇称帝后巡幸天下至此，见神头一带晓气缭绕，问方士知为天子气，非常震惊，认为自己已是天子，岂能再出天子，随在此置厌次县，意在压住天子气。
厌次古城今在陵县神头镇西南一里许，北依笃马河，连绵起伏的汉墓群分布在笃马河北岸，东方朔墓，祠座落在它的周围。1978年文物普查时，在神头镇先后发掘收藏出土文物有：佛龛、汉陶罐、陶勺、耳杯、铜纺、王莽制币“大布黄千”，以及汉五铢等文物三十余件。在后石庄以南的断崖上，有明显的灰土层，“大布黄千”，汉陶罐等就是在此发现的，为此，把这一带定为古厌次遗址。
神头汉墓群，俗称七十二疑冢，位于神头笃马河北岸。在长约五华里，宽约三华里地面上，绵延起伏，星罗棋布，排列着雄伟高峻的古墓群。晓气缭绕，神秘莫测，十分壮观。1973
年经实地勘查，尚存古墓38座。1978年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东方塑墓。1978年德州地区组成考古队，将四号、十一号、十五号墓进行发掘，出土文物三十五件。以陶器为主，有少量铜器、石雕。不少文物都是稀世珍品，如：陶器绿釉八联灯，造型高大，古朴典雅，视为文物珍品，博山炉形似荷花，含苞欲放，造型美观，以上二件为国家一、二级文物。还出土有贴塑器物座，陶仓、陶井、弩机、石猪、石蝉、汉五铢等，通过以上出土文物的鉴定，始知汉代古墓。《陵县志》载：“相传以为皆秦汉以来名公巨卿之墓”。由于在发掘中没有发现文字记载，故难以考证为谁之墓群。为探索古墓之迷，陵县有关文史学者，查阅了大量史料，初步定为西汉张安世家族之墓群。史载：张安世西汉昭帝（前86—74年在位）时为右将军，始封富平侯，一直传子孙到东汉安帝（公元107—122年在位），共传九代二百余年。《陵县志》载：富平爱侯张延寿下云：“汉书父安世，以右将军光禄勋辅政，与大将军光（霍光）定策，徙封九万三千六百户。元康四年（西汉宣帝）爱侯延寿嗣，十一年薨。据《汉书》载：“汉以来封侯者百数，保国持宅未有若富平者也”，由于富平世家在神头受封二百余年之久，且极尽豪华，挥金如土，故有条件在厌次境内构筑巨大的家族墓群。根据以上史料所载，神头“七十二冢”，是张安世冢族的墓群，看来是比较可靠，这千古之迷的破译，对研究陵县的汉代历史和文物考古，都有重要意义。
南北朝时期，安德县历属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北魏置安德郡，后并入渤海郡，复置，属沧州安德郡。于集乡孟家庙明氏墓群，即东魏至北齐之墓。其一，在该村西，俗称“高台庙墓”，墓上原建一小庙，为东魏辅国将军琅琊太守明赉之墓。1967年被该村群众将墓挖开（该墓早年被盗），仅出土墓志一
方，文物五件（镇墓兽、陶屋等），均收藏于省博物。墓志方柱体，三面刻，魏书。志载：“魏辅国将军琅琊太守明赉，东魏兴和二年（540）卒，晚年做为博平令，故后人也称博平墓。”该村小王沟以北，南北并列二墓，相距三十米左右，俗称“双冢子”，靠南一墓为北齐明湛之墓（明赉之子）。1972年开挖小王沟时出土墓志一方，高43，宽58厘米，志26行，行20字，共520字，魏书。墓志载：“大齐冀州安德郡功曹史故人明湛墓志铭。1985年5月，小王沟加宽，将墓全部挖开，墓顶早已塌陷，墓内文物掩埋在泥水之中，据民工反映文物之多可推一小车，但大部流失。时后仅搜集保留下来的十四件。有陶俑、陶仓、陶狗、陶羊、执柄绿釉瓶等。东魏、北齐在历史上时间短促，文物稀少，出土文物较为珍贵，尤其两方魏书墓志，更是难得之文物珍品，如明湛墓志详细记述了夏鬲氏国，鬲县的演变及后来并入安德县的情况，它为考查北朝、陵县的历史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随着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及多次文物普查，埋藏在地下的文物更多的被发现。仅举几例：如邓集乡李塔汉墓，黄集乡王集唐代墓群，城关镇马家，唐汉白玉石雕佛像，以及城关西街宋元瓷器窖藏等，真可谓丰富多彩，光怪陆离。邓集乡李塔村的“陶塑春谷图”，展现出两千多年以前，劳动人民的春谷景象。这一碓的发明，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黄集乡王集唐代墓群，由于其中一墓砖券塌陷，出土文物有：海兽葡萄铜镜二件，荷花铜镜一件，三彩炉一件，双鼻黄釉罐三件，黑陶瓶一件，开元通宝七枚等十余件文物。如海兽葡萄镜、高浮雕、无锈蚀、龟钮，五只海兽栩栩如生，外环有八只飞鸟形状各异。工艺精湛，古朴典雅，是典型的唐代前期铜镜。又如三彩炉：鼓腹、兽足、施黄绿白釉色，釉色光亮，润泽如酥，
是唐三彩中的珍品。城关马家，在整平土中，出土唐代汉白玉石雕佛像五尊，其中两尊铭文为：“垂拱（武则天），永淳（唐高宗李治）年，王留行妻刘敬造‘弥拖’。雕琢精美，体态匀称，衣纹流畅。它反映了石雕大师精湛的雕琢艺术和唐代佛教在陵县的传播情况。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繁荣昌盛时期，从陵县出土的宋元瓷器中，也折射出当时这里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1980年冬，在陵县城西南侧，西街农民张明德起土盖房时，约在地表一米深以下，挖掘出一大陶瓮（陶瓮已破），内藏瓷器等文物十余种。其中有宋代影青瓷盘四个，宋影青瓷盆三个，元白釉黑花大盘一个，白瓷斗笠形小圈足小碗三个，梅瓶、影青钵各一个，鸡心铜镜一个，铁器四件，铜钱一枚（皇宋通宝）。该窖藏就瓷器来说有钧窖、磁州窖、龙泉窖、湖田窖之佳品。如影青瓷盘、釉色青中透紫，晶荣润泽，足边釉厚垂若泪，是典型的钧窖产品。宋影青盆（亦称洗），釉色青中透绿，内壁刻蔓草花纹，底饰荷花纹，造型精美，润泽如酥，是典型的龙泉窖产品。宋白釉瓷碗，亦称“芒口碗”，碗壁斜出，窄边小圈足，斗笠形，通体施白色釉，伏烧，壁薄如纸，光泽晶莹，秀丽挺拔，是宋景德镇湖田窗佳品。元黑花白釉大盘，器形较大，口沿微敛，盘底平坦，统体施白釉，饰黑色莲花纹，体大厚重，古朴素雅，为元磁州窖佳品。该窖藏瓷器的出土，不仅反映了当时陵县人民的民情风貌，同时对研究考察宋元瓷器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物价值。
古货币的出土，也反映了陵县悠久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经济文化的概貌。陵县收藏的古货币，更是名目繁多，琳琅满目。1970年将军寨战国遣址，出土大量齐国刀币（约千余枚），从已收藏刀币来看，为三字刀和四字刀（齐圆化、齐之圆化）两种，为齐桓公时期铸造之都城货币。这一刀币的出现，不仅对陵县考
古有重要意义，在鲁北地区也是少见的。陵西小王沟出土汉半两150余枚，这是汉文帝时铸造通用的货币，至武帝时废除，改铸汉五铢。半两钱也是较为稀少的古货币之一。1989年，于集乡徐庄汉遗址出土汉五铢千余枚，包括西汉、东汉，并含有少量汉半两，新朝王莽货币一货泉，大泉五十等，据闻，在这之前，该处曾出土汉五铢60余斤，但全部流失。1982年丁庄小刘庄出土新朝王莽货币八枚。1981年丁庄苑庄出土宋代货币窖藏350余斤，1986年陵县北关出土宋代货币窖藏90余斤，这两次出土的宋代货币，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全，都是空前的。经过部分检选整理，除大部为宋代（北宋、南宋）货币外，并含有唐、金、元少量货币。北宋历九帝，共35个年号，我们已发现26个年号的北宋货币，从宋太祖赵匡胤“宋元通宝”直至宋徽宗的“宣和通宝”，每个皇帝的不同年号的货币大部都有。南宋仅有宋高宗赵构的“建炎”、“绍兴”通宝。宋代货币的特点是：铸造量大，种类繁多，这也反映了宋代经济繁荣，货币广泛流通的一个侧面。每代皇帝更换一个年号几乎就铸造一次货币，而且每个年号又是多种书体，真、草、隶、篆，不一而足。有不少货币都是皇帝亲书，如宋太宗赵炅亲书三体书“淳化”、“至道”元宝，宋仁宗赵祯的三体书，“天圣”元宝，宋神宗赵顼三体书“元丰”通宝，其书体，均为篆隶行书。最为珍贵的是，宋徽宗亲书瘦金体，“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该二币钱身厚重体大，书体端庄秀丽，刚劲质朴。世为大观在徽宗诸钱中，书法以此为第一，工于八分，铁画银钩。古货币收藏家都把“崇宁”、“大观”视为珍品。唐开元“通宝”为后世铜币以“通宝”或“元宝”为名的由来，“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非指年号。金“正隆元宝”，元“至元通宝”，也是较为稀少珍贵之货币，“正隆元宝”以“字文峻整”，制作颇精著称。仅以上所收
藏的古货币，它反映了中华民族货币文化的一个缩影，记载了陵县的经济文化历史源远流长。
陵县文化馆现收藏诸历史文物千余件，分有铜、铁、玉、石（石雕）陶、瓷等十多类，青铜器中有：剑、炉、钫、壶。陶器中有：豆、罐、俑、壶、佛龛等。瓷器中有：北齐釉钵，唐“三彩炉”，宋影青大盘、元白釉黑花大盘、以及明成化铁龙瓶等等，造型古朴，风韵典雅，工艺精湛，流光溢彩，都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它不仅反映了陵县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且也可相见，他们与外地的交流来往。
陵县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自古就是土地肥沃，五谷繁茂的宝地，因而也出现了不少历史名人。他们的轶事遗迹，描绘了一帧斑斓光辉的历史画卷，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和记载了陵县的历史和文化。战国名将廉颇，其故里是陵县廉家寨，至今已传七十三代。陵县志载：“廉家之西北约半里余有砖瓦砌之大坟，相传即廉颇将军之墓，该庄百余户，均系廉姓，按时祭祀，至今不衰。”并载，在该村附近有放马场二处，饮马井一处，当年廉颇在此操练饮马，这些古迹尚依稀可见。廉颇战国时赵国大将，惠文王时，将兵破齐，拜为上卿，后多次败齐、魏，歼敌立功，以勇敢善战闻名于诸侯。前251年，他大破燕军，任相国，封信平君。晚年悒郁不得志，愤而奔魏，后又离魏适楚，死于寿春（今安徽寿县）。据闻该处亦有廉颇墓。
滑稽大师东方朔，其故里平原厌次（即今陵县神头镇），西汉武帝时太中大夫，他不仅是滑稽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晋夏侯谌自洛阳来乐陵郡探亲，又专程来厌次，游历东方朔故里和瞻拜东方塑画像。见先生之遗像，慨然有怀，写了一篇音韵铿锵，文彩斐然的赞文一《东方塑画赞》，赞颂他高尚的情操和渊博的学识；歌颂他不畏权贵，戏弄万乘，玩世不恭的消极反
抗精神，高度评价东方朔“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超拔同类的精华。这篇赞文曾被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收入《文选》。唐天宝十三年由平原郡太守大书法家颜真卿刻石立碑。厌次城内原有东方朔祠，祠内前后二殿，前殿塑有东方朔像，后殿有塑母像。院内碑石林立，松柏参天。去城西南二里许，位于笃马河泮，有东方朔墓，并有颜真卿撰书的“东方先生墓碑”，墓区“树影溪光，古木萧森”。祠墓皆为陵县古今闻名的名胜古迹，不幸的是，朔祠于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但朔墓依然存在，于1978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少文人学士，一到陵县就想起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而且不观赏一下《东方先生画赞碑》，视为憾事。颜真卿和画赞碑反映了“安史之乱”的一段史话：颜真卿受奸相杨国忠排挤，于天宝十一年出任平原郡太守。此时安禄山叛迹已显，颜真卿早有察觉，在平原郡“阳会文士，阴筹武备”，他一面修竣城池，训练丁壮，一面泛舟外池饮酒赋诗，故作懈怠。安禄山对颜真卿有所疑虑，于是派四名使者探听虚实，颜真卿陪同使者游览古厌次名胜一东方朔祠，并与使者在祠内周旋，颜真卿即兴挥毫，重书赞文，并撰写碑阳和题额，命人刻石立碑。麻痹了使者，安禄山也受蒙蔽，认为颜真卿乃一介书生，不足为虑。然而安禄山叛乱后，“河朔尽陷，独真卿所守平原郡，城防森严，不能下”。颜真卿也就成了抵御安禄山叛乱的中流砥柱。
颜真卿此时正值盛年（45岁），所书《东方朔画赞碑》，遒劲秀拔，雄健浑厚，气势磅礴，为颜碑中珍品。1200余年来，世人尊为楷模，争相拓临，倍受欢迎，该碑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颜真卿为防御安禄山叛乱，还修建了规模浩大，雄伟壮观平原郡古城墙，烧制了无数的“绊马石”。城墙高五丈，周长二
十余里，城墙筑有楼、橹、女墙、炮台等，易守难攻，十分坚固。虽然千余年风雨剥蚀，兵焚战乱，城墙旧迹仍岿然迄立，目前保护较好的尚有三段，长千余米。为抵御安禄山叛军设置路障，烧结陶土制成“绊马石”，至今陵县周围时有发现，从这古老的城墙和众多的“绊马石”，可以想象当年颜真卿率领军民奋勇抗击安禄山叛乱的壮观场面。
陵县这座古老郡城的名人名胜，举不胜举，如战国平原君赵胜，他的墓就座落在县城西北隅护城河边；赵宅乡还有战国兵家孙膑的名胜古迹，这就是孙膑庙和他的衣冠冢；县城西关有颜子钓鱼台、看花寺；南街东侧是一处罗织有序的古建筑群，那里有明代弘治年建规模宏大的孔庙，庙内设有历史悠久的三泉书院；孔庙西侧有享有盛名的颜公祠和赵公庙。这些名胜古迹，不仅吸引了历代文人学士，达官贵人，瞻仰观赏，而且也反映了陵县的悠久历史和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文化古迹已顷圯废弃，但陵县人民素有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陵县党政领导，更加认识到文物古迹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投资数百万元，进行发掘、修复、保护和新建。随着城镇建设，它们正以其古老雄姿与新的建筑群相映生辉，给陵县城以古朴美丽的点缀。
总之陵县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历史悠久，文物荟萃，名胜古迹遍布，但我阅历浅薄，水平有限，以上所写，也只不过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地下文物的埋藏和文化古迹还有待于我们去发掘考察，即是这样，也足以证明，陵县不愧为是一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古城，让它的灿烂文化，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更加闪烁璀灿的光辉。
德州古瓷窑考
李孟才
在本世纪20年代，德州小西门里一带，曾有一片广场，地面上布满碎砖乱瓦，间杂大量碎瓷残片。当地贫苦居民，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场取土脱坯出卖。在挖土过程中，有时发现完整青（蓝）、白瓷器，多数是碗、碟、瓶、盘、瓷灯，还发现有瓷俑①、玩具，并有烧瓷用的支烧或垫饼。因此，引起古玩收藏家如马予沆②、洪班臣③等和古玩商如孙绳武④、赵文斗⑤等的注意。他们由于对古瓷器有鉴别能力，在脱坯季节，经常到现场守候，每发现有完整或微残器物，辄当场廉价收购。收藏家把买到的古瓷留作自己鉴赏；古玩商则到北京、天津等地高价出卖，从中谋取暴利。因此，孙绳武和赵文斗都成为德州的富商。当时，一些行（háng）家都一致认为德州小西门里，在古代一定是瓷器店聚集的地方，谁也未曾想到城里竟会有瓷窑存在。
1949年国庆节，我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在陶瓷馆里看到挂有一张《中国宋代瓷窑分布图》，其中：山东省有两处，一是博山、一是德州。由此，我曾联想到德州小西门里一带的碎瓷残片是大有来头的。
1980年，德州液压元件厂（以下简称元件厂）修建厂房，在院中挖土时，挖到约1.5米深处，发现有完整器物及大量碎瓷片、瓷俑、古钱、支烧、瓷俑半成品等（见图）。
1982年春，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出于爱好，走访了元件厂
负责同志，他给我指出挖土地点，然土坑早已填平，所出土的文物也多由市文化馆和山东省博物馆收藏。据他介绍：出土文物多系粗白瓷、缸瓦器和粗白瓷灯，另有一个形似玩具的绿釉小鸭。土坑中还有烧红的土块和残存的砖砌水道等。
后来我又到市文化馆找到馆长赵惠民同志，他带我看了一个在元件厂出土的铁轴。该轴长约50厘米，直径约15厘米，两端都有轴头各长约2.5厘米，直径约1.5厘米。我认为此物似属制釉料的工具，建议请专家鉴定并要妥善保存。同时，市文化馆保管文物负责人胡树林同志，还让我看了一些在元件厂出土的碎瓷片、瓷制女俑头、粗白瓷灯碟，古钱和支烧。经过初步观察、判断，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陶片中，有一状似泥人玩具的碎片，一面施釉，彩色有红、黄、绿三色较淡，胎质疏松，具北宋三彩类型。有的陶片施黄釉或绿釉，色彩鲜艳，有净面釉、有划花，也显示出北宋初期所具特征。
二、瓷女俑头，面部洁白光亮，黑髻高耸，乌黑似漆，具有高度造型艺术特色。
三、出土的几枚古钱当中，有宋真宗天禧（1017—1021）、宋仁宗天圣（1023—1031）、辽圣宗太平（1021—1030）、宋徽宗崇宁（1102—1106）数枚……根据钱币推算，从宋真宗到徽宗，可以认为这处瓷窑在北宋时期，烧制了约百年左右。
四、从地下发现以及地面显露的瓷片来看，绝大多数是粗白瓷器，完全属于民间日用品，瓷胎坚细，多呈灰白色，瓷面多数有黑、褐色简单花纹和彩绘，少数有划花，瓷器内底部有支烧痕迹，表明这处瓷窑是民窑，属于北宋磁州窑系⑥。另外还有一些白瓷，是属于元代制品，还有少量的仿钧窑⑦青（蓝）瓷，钧紫（窑变）凝聚不散，充分显示元代特征，这又说明这处瓷
窑在元代又继续烧制了一个时期。
五、从元件厂这次出土的文物中看出，不仅有瓷器，同时发现多片支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支烧是烧制瓷器必需之物，说明这里是瓷窑遗迹。
元件厂古瓷的发现，我未能亲临现场，仅目睹部分实物，实属遗憾，但上列事实，也足以说明瓷窑的存在。据观察，古瓷片密布范围，南至元件厂、玻璃厂南面，北至原第二造纸厂。
通过以上分析，我个人的初步见解，认为旧德州小西门一带，系宋、元古瓷窑遗址。它的上限，约在北宋真宗（赵恒）在位时期（998—1021），下限约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1260—1294）。瓷窑紧靠卫河（即清雍正以前未改道的旧运河，俗称旧河）东岸，卫河上游的漳河紧靠磁州（今河北磁县）。德州瓷窑，由磁州运来制瓷原料——瓷土，顺水船可直达窑场，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优越的，因而宋、元两代断续烧制不衰。
元代的陵州（德州在元代称陵州）土城，在瓷窑的南面。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大水环城”⑨。土城都被大水冲毁，瓷窑焉能存在？洪武三十年（1397），新建的德州砖城，面积向北大加扩展，古瓷窑被城垣和住宅复盖于地下，应该是这处古瓷窑遗迹久久不被发现的根本原因。
〔注〕
①瓷俑，古代殉葬之物，也称明器或冥器。
②马予沆，德州马家溜口街（今商业街）人。民国初年古玩收藏者。
③洪班臣，德州八仙庙街（今升平街）人。民国初年古玩爱好者，30年代在中山市场（今工人文化宫）开设一间古玩店。
④孙绳武，德州人，20年代走街串乡收买古玩。后独资在南门里大街路西开设文宝斋古玩店。
⑤赵文斗，德州人，20年代走街串乡收买古玩，30年代与他人合资
经商。
⑥磁州窑系，磁州窑是宋、元时代北方民间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磁县漳河两岸。品种以盘、碗、罐、瓶为主。此类窑遍布河南、山东、山西，因称磁州窑系。
⑦钧窑，在河南禹县，为北宋五大名窑之一。
⑧钧紫，钧窑烧制的青（蓝）瓷，瓷面间有紫红色，称为钧紫，俗称窑变。
⑨见明洪武《五行志》。
远古琐谈
刘承智
一、许由何足道
在中国历史上，许由算得上远古时代的名人。他出名的原因很简单，即不愿当官。
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他，他闻知吓得了不得，急急忙忙逃到箕山之下，过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隐士生活。尧又请他做九州长，他一听连连摇首，跑到颖水边上，捧着河水洗开了耳朵，道是不愿听，怕脏了耳朵。
乍一看，许由实在是个视“官”如敝屣，看名利若浮云的“志行高洁之士”。有不少文人墨客也被他的“高行”蒙了眼睛，为其吟诗作文，讴歌不已。最近翻了些书，方知许由的“高行”应该大打折扣。
说到底，为许由唱赞歌的人都犯了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现在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人物。
实际上，在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下的“官”同阶级社会的“官”的含义大相径庭。
韩非子在《五蠹》中这样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出现），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
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段文字至少说明，那时的“王（即统治者）”须具有超人的智慧，并以智慧为百姓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使人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去赢得人们的拥护才行。来不得半点马虎，任何投机取巧、狗苟绳营都是不能奏效的。有巢氏为“王”，是因为他“构木为巢”，使人们得以“避群害”；燧人氏为“王”，是因为他能“取火以化腥臊”，使人们免受“伤害腹胃”之苦。从而说明，远古时代的“官”意味着责任、义务和付出。
我们再看看“王”的生活，便会知道那时的“官”实在没有油水可捞：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居乱草断木之屋），粝粢米之食，藜藿之羹（吃的是粗米野菜），冬日麂裘（穿的是兽皮），夏日葛衣（扎麻衣），虽监门之养不亏于此矣（尧的生活水平同守门人没有什么两样）”。
“王”在生活上同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工作中却要身先士卒，冲在前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工具），以民为先，股无胈（累得大腿没有肌肉），胫不生毛（小腿的毛被磨光），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比臣下或俘虏还要苦）”。
综上所述，远古时代的“官”责任重大，吃苦在前，根本谈不上个人的任何特权。如此之“官”，而许由不当，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吗？
二、尧“察”舜的启示
史籍中关于远古时代（夏代之前）情形的记载，系史家根据传说整理而成，其中搀入作者个人的好恶及希冀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记载之于今人，不仅有可资借鉴之处，而且是饶有兴味的。如尧“禅位”于舜的故事即是如此。尧
为了选准“帝位”的继承者，真是费尽了心机。根据《孟子》、《史记》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尧对舜进行考察的大致轮廓。
八十六岁的尧大约觉出自己已年高体迈，便向四岳（官职名，系君主近臣）征求“践朕位”的人选。并要求他们“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颇有点“不拘一格选人材”的意味。于是，四岳向他推荐了虞舜。
尧问道：“其何如？”四岳介绍说，其“父顽、母嚣（愚蠢凶恶）、弟傲，能和以孝”。这就是说，舜的家庭环境异常恶劣，但舜能够正确处理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正合了“齐家者方可平天下”的老话。于是，尧表示“吾其试哉”，决定对舜做进一步的考察。
尧对舜的考察简直近乎苛刻。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与舜为妻，目的是“以观其内”；令九男与舜同处，“以观其外”。舜在如此严密的“考察”之下，励精图治，自强不息。他耕于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和睦相处，不侵地界）；他渔于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他“陶（制陶器）于河滨”，陶器“皆不苦窳”（没毛病）。凡他居住过的地方都“一年而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实在是化民有方，政绩卓著。
但是，尧对舜的考察仍在继续，他还要亲自验证。他令“舜入山林川泽”，以察其勇；委舜以“五典”（司徒）之职，以察其理民之能；令其“遍入百官”，以察其治吏之道；令其“宾于四门”，以察其待客之礼。
如是亲察再三，尧方郑重作出让舜“即帝位”的决定，又经过八年“摄政”的实践，尧崩，舜方继位。据说，舜执政后，“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尧这个接班人算是选对了。
我们可以看出，尧对舜的考察经历了推荐、询问、派员调查、亲自考察几个阶段。尧以考察舜的领导能力为着眼点，同
时对其生活情况、思想道德品质做了详尽的了解。考察方法精当周致，高招迭出。像以二女妻舜，使九男与处即非常人可以做到。他还特别注重其政绩和百姓呼声。考察中步步深入，环环紧扣，使整个考察工作有条不紊。这样尧才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了舜这个“帝王”之才，使其“发于畎亩之中”。
由此，孟子方发出了“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腹，空乏其身，行拂乱（违背）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感慨。
三、痛改前非亦可贵
《贵州都市报》4月25日报道：“象祠”遗址近日被确认。该祠遗址在今黔西县素朴镇灵博山（又名麟角山），最初人们望文生义，以为该祠为祭祀大象所建。专家们经过大量考证得出结论：此祠系为远古传说中人物——象而设。
初闻此事颇有些费解，象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恶人，人们怎么会为他立祠呢？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象是虞舜的同父异母弟，是个高傲自大，私欲熏心、善搞阴谋诡计的坏家伙。他为了独吞家产，便伙同其母蒙骗其父瞽叟，想出一个个毒计，欲置舜于死地。
且看以下两例：
瞽叟“尚欲杀之（指舜），使舜上涂廪（涂抹粮仓），瞽叟从下纵火焚。舜乃以两笠（竹帽）自杆而下，去，不得死”。此计不成，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藏在井中穿孔内，由他井而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象以为这次必定置舜于死地了，于是原形毕露，得意洋洋地说“本谋者象”，真是不打自招。没料想，舜却从他井逃出，象见了舜，
尽管心下惊愕不已，嘴上却假惺惺地说“我思舜正郁陶（悲伤的厉害）”，好一个十足的两面派！而舜雍容大度得很，不仅没有报复之心，而且“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当舜“代尧践帝位”后，不念旧恶，“封弟象为诸侯”。
但人们为什么为象立祠呢？太史公没有说。然而，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撰写的《象祠记》中可略知一二。他说，在舜的感召下，“瞽叟化而成慈父”，而象在被封侯之后，“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如此看来，象同样是在舜的感召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痛改前非，用卓著的政绩来洗刷自己以往的罪恶。
我们知道，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细细想来，人们所犯错误约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明事实真相，不了解事物的内在规律，致使认识与实际脱节甚至背离，这就造成了判断的谬误和行为的失当，如瞽叟欲杀舜就属这一类；另一类是明知道自己行为为法律道德所不容，但私欲恶性膨胀，铤而走险，如象为争家产而欲杀兄即为此例。一般说来，犯有第一类错误的人，只要弄清事情的原委，便会懊悔不已，纠正起来比较容易；而明知故犯的人由于其犯错误是主观意识使然，病根扎在自己的心头上，改起来就要困难的多。在那些杀人、抢劫、盗窃、诈骗、贪污、受贿等犯罪分子中，“二进宫”、“三进宫”甚至“数进宫”者不乏其人，有些顽劣之徒还顶风作案就是明证。正是因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寡，那些能够翻然悔悟，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且成就一番事业者就显得格外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象立祠便不是不可理解的了。无怪乎王阳明先生也大发感慨：
“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
四、让“不肖”之子靠边站
“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个老话题。贤明当道，国泰民安；愚贪弄权，国衰民困。这一点，已成为被万千事实证明无误的历史规律。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真正含意还是主张任用“贤”者。故凡有远见的当权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
翻阅《史记·五帝本纪》，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尧和舜皆有子嗣，但都未能接上老子的班。
“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如是说来，丹朱与商均之所以未能“践帝位”，都是因为“不肖”的缘故。何谓“不肖”？照郑玄的解释是，“肖，似也。不似，言不如父也”。即是说丹朱、商均的素质比不上老子，或者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当帝王不称职。据说尧认为丹朱“顽凶”，便斥之曰“不用”而传位于舜。至于商均有哪些弱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毛病是可以肯定的。
在司马迁先生心目中，尧和舜都是不可多得的“明君”。他称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老百姓对其“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又说舜“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可见尧、舜在位期间，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正是因为他们亲自体验过治理国家的艰难，更知道继位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继续发展和安危兴亡，所以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摒弃一家之私，不传“不肖”之子，而传位于贤能之士。尧就此说过一句蕴意深长的话，“终不以天下之病（受损害）而利一人（指其子丹朱）”，“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在“天下”和“儿子”
之间，尧和舜都采取了利“天下”而不利“不肖”之子的态度，实可称道。
尧不传位于丹朱而传位于舜，舜治国有方，出现了“上下咸让”、“百工致功”、“百谷时茂”的繁荣景象；舜不传位于商均而传位于禹，“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禹曾在会稽计功，想来政绩也是显著的。
选贤任能，让不肖之子靠边的用人之道，于国于民都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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