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全国劳模时传祥
  张兴廉
  一、走过严冬
  1915年9月20日，时传祥降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时传祥排行老四，因少年倔犟，悍勇好斗，被乡邻们戏称“时老四”。
  1925年，时传祥父亲时圣茂自赵官镇银号高利贷款，年仅10岁的时传祥随父作贩猪生意。因屡遭地痞、流氓、集头、恶商敲诈勒索，至1927年时家生意凋敝、本利蚀光！为偿还银号贷款，时家忍痛将8亩薄田典卖。时父因贫病交加，患“水臌病”20余天便溘然病世。时父既死，时家顶梁柱倾折，时传祥家境一贫如洗。
  1930年，古历正月初三日，年仅15岁的时传祥怀揣7个糠饼子，伙同本村时圣禄、时圣安、胡继水等人外出谋生。他们历经13天，来到北京城。经三哥时传真（早一年来北京当掏粪工）四处说情，得以到三庙西营子李元才粪场当掏粪工，下半年又转到三庙范家胡同史风群粪场当掏粪工。
  旧北京，粪业老板经营的目的是为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大利润，根本不为净化环境、美化城市。他们任意在城内辟设粪场、垃圾场，每临夏季，蚊蝇成群，臭气熏天，以文明古都著称的北京城垃圾成堆，瘟疫横行。严重威胁着市民和掏粪工人的身体健康。时传祥住的是老板的牲口棚，夏季热气、臭气混在一起，令人恶心难熬；冬季，驴棚敞露、风雪相侵，时传祥身上盖着麻袋片，直冻得周身发抖、瑟索一团……
  一次，时传祥吃力地推着粪车在西城区绒线胡同过马路，当他推过了坑洼不平的石头路，刚要过电车道，车子一颠，车把一歪，粪车倾倒，稀粪撒了一路！巡警赶来，二话没说，抡起警棍照时传祥没头带脸痛打一顿，只打得时传祥遍体鳞伤，最后逼迫他用手捧粪，直至将电车道打扫干净为止……
  1937年7月，北京城沦为日寇之手。这时，日伪勾结，官匪一家，掏粪工人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次，时传祥推着粪车过十字路，路口荷枪而立的日本兵站立两旁，各路行人需弯腰屈膝向他们鞠躬才得放行。此时的时传祥已长成一条22岁的高大汉子，由于没有向东洋佬鞠躬敬礼，推着粪车昂首挺胸过了十字路！几名日本兵赶过来，不由分说将时传祥打倒，他们“巴格牙鲁”地骂着，又忽然亮出明晃晃的刺刀照时传祥戳来，时传祥纵身跃出、迅即逃脱，幸免一死！
  掏粪工人身受粪场老板和日伪政权的双重压迫，挣扎在社会的最低层，致使那时的清洁工人十有八九讨不上老婆，当时的清洁队被北京市井讽为“花子帮”、“光棍队”。
  1938年3月，山东老家赵官镇崔桥村民女崔秀庭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同时传祥见面，便定下婚事。一日，远在北京的时传祥接到家中来信，要他支钱、请假，于四月初十日赶回家完婚。时传祥找到粪场老板，结果钱支不出，假也不准，反被臭骂一顿，他只好忍气吞声埋头掏大粪。时传祥回不了家，15岁贫女崔秀庭只好怀中抱只大公鸡便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直至1939年春节，时传祥才赶回家，同崔秀庭团聚。10余天的夫妻聚首使他们互有寄托、感情日笃。春节过后，时传祥同家人、妻子、乡亲们依依惜别，又赶回北京掏大粪。
  这里依然日伪跋扈、兵匪横行。
  一日，时传祥到西单六部口一律师家掏粪，因天气炎热，向律师佣人讨水喝，这位律师竟然指着窗台上一只积有鱼头鱼骨喂猫的碗要时传祥水管上接水喝！时传祥人穷志不短，一气之下摔碎猫饭、愤然离开律师家！不料，律师告官，时传祥一口水没喝成，却又招来伪警察对他一顿痛打。
  这一段落，时传祥还亲眼目睹了工友石德林、老工人石家斋、工友张连邦被粪场老板、日伪区队部开除、痛打，逼死人命和被日伪警察活埋的残状。
  ——时传祥于旧北京干掏粪工18年，垃圾堆里捡破衣，泔水桶里捞剩饭，受尽凌辱，挨尽欺侮，终于熬过漫漫长夜，迎来祖国解放。
  二、忘我劳动
  1949年1月31日，北京城和平解放。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4岁的时传祥被选为前门区粪业工会委员，并担任工会组长。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11月15日，北京市粪业工会召开全市“清除粪霸罪行，庆祝政府接管粪道”大会，时传祥登台愤怒控诉了旧北京粪场老板、把头，欺压、逼死、活埋工人的罪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依法逮捕了22名罪大恶极的粪霸。
  此时，时传祥山东老家分得了田地、房屋。那片土地上有慈祥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并已有6岁的长子时纯庭、周岁的女儿时俊英。温暖的小家、可爱的故土，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然而，他想到自己是在北京城工作，这里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必须留下来，净化城市、美化首都。时传祥以百倍的热情，主人翁的姿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首都的环卫工作中。
  花市下四条胡同耿大爷家的厕所倒塌，砖块掉进厕坑，时传祥趁工休日给他垒好厕墙、修好厕坑。南翔胡同张老太太家厕所内无厕坑，脏且难用，时传祥牺牲工休日自带工具给她挖了厕坑，砌上砖块，搭上木板。耿大爷、张老太太曾几次到清洁队感谢时传祥。东花市斜街一巷，70余岁的张大娘独身生活，她年老体弱，居室很脏，时传祥组织青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张大娘扫了屋顶，粉刷了墙壁，整理了院落，使原来拉杂昏暗的房间突然变得整洁美观，光彩夺目！张大娘拿出仅有的5斤粮票和几元钱，要时传祥领着“哥儿几个”下饭馆吃顿饭，结果
  被时传祥婉言谢绝。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教学楼三楼水冲厕所损坏，粪便、污水混在一起，师生无法上厕所，时传祥组织青工赶到现场，清除粪便、污水，疏通管道，把厕所打扫得一干二净。十一中师生向崇文区清洁队写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时传祥为北京市民义务服务的典型事例说不完，叙不清。
  1954年1月，时传祥得次子时纯利。
  1954年4月，时传祥被选为前门区粪业工人先进生产者。
  1956年，时传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被选为前门区人大代表。
  1958年2月，时传祥得次女时玉华。
  1958年3月，时传祥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1958年是个火红的年月，崇文区清洁队提出：“粪业工人要大搞积肥，大力支援郊区农业生产”的口号。时传祥带领青年工人到处寻找肥源，终于找到一个多年废弃的化粪池，他们不怕脏臭、挖出粪便，积肥15万余公斤，无偿地支援了郊区人民公社。
  该年，崇文区清洁队改用汽车运粪，时传祥提出：“人不等车、车不等人，加快周转，分秒必争”的工作口号，大大加快了掏运速度，使崇文区清洁队以崭新的面貌，全优的效率，成为插向北京市环卫系统一面鲜艳的红旗。
  三、友谊长存
  1959年9月，时传祥以突出的成绩被推举为出席10月份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0月26日下午，群英会开幕。3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步入人民大会堂，在湖南厅
  接见主席团成员。
  国家主席刘少奇面容慈祥，步履矫健地来到时传祥跟前，紧紧握住时传祥的手，操浓重的湖南口音和悦地问道：“你就是时传祥吧！”时传祥惊异万分！国家主席日理万机，国事繁忙，怎么一下就认出自己呢？连说：“我是时传祥，我是时传祥！”刘主席接着问道：“老时同志，这几年清洁工人的生活怎样？工作累不累？”时传祥高兴地回答：“主席，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好，清洁工人用轱辘车推粪，每人每天平均运到93桶，大家一致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出一把力！”刘主席乐得哈哈大笑说：“大家的干劲可真足啊！你们还得加把劲，把全市的清洁工人都带动起来嘛！”
  伴着镁光灯的闪闪烁烁，国家最高行政官员同普通掏粪工人热情握手、亲切交谈的场景被记录进永恒的史册，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介传遍大江南北、祖国各地。
  国家主席同时传祥的谈话在继续。当刘主席问到清洁工人学文化的情况时，时传祥汇报说：“过去掏粪工人很少有识字的，解放后成立了业余学校，现在大家一般达到高小程度，能看报写字了。就是我差点儿，才认二、三百个字，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刘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老时啊，一个先进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光工作好不行啊！各方面都得好嘛！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发展，没有文化哪行？我都这么大年纪啦，现在还学习呢！你才44岁，时间还不晚嘛！”说着，刘主席从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摘下一支“英雄”牌金笔，递给时传祥，又说：“回去后要好好学习，阳历年的时候，拿它给我写封信！”时传祥万分激动，颤抖着双手接过国家领袖赠送的这只沉甸甸的金笔，表示回去后要努力学文化。刘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
  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是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回去后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不要骄傲自满，要和大家团结一致，用清洁工人的双手，把首都打扮得更美好
  11月8日，全国群英会闭幕。时传祥回到清洁队，向全体清洁工人汇报了全国群英会盛况，转达了刘主席对清洁工人的问候。
  12月26日晚，时传祥终于铺开信纸，颤抖着双手，用刘主席亲赠的金笔给刘主席写了回信：
  敬爱的刘少奇主席：
  您好！
  我开会回来以后，把您关心我们清洁队职工工作、生活、学习的事，向大家作了汇报。全体同志都感动极了，一致表示要坚决听党的话，听您的话，继续鼓足干劲，把自己的工作做地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两个月来，我和全体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文化学习也有了很大进步。
  刘主席，我过去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您看到我写的这封信一定会很高兴吧！但是，我一定不能骄傲自满，继续鼓足干劲，争取最快地成为有文化的新工人，以更大的成绩报答党的培养和关怀。
  祝您
  新年快乐！
  时传祥
  1959年12月26日夜
  第二天，时传祥到崇文区邮局将这封满载着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沉重友谊的信件投进绿色的邮筒。
  不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他的中南海办公室里接到这封来信。刘主席启封展开信笺，字斟句酌地读完，然后拍案站起，连声夸赞说：“好老时！有毅力、有气魄嘛！”
  晚上，刘主席将这封信交给夫人王光美，高兴地说：“光美，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给我写信来了！”
  王光美将信读完和悦地说：“听说他家解放前是雇农、赤贫，没读过书，你可也真难为他了！”
  刘主席哈哈大笑说：“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才能大搞技术革新，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时传祥带了一个好头嘛！”
  刘主席接见时传祥后，时传祥计先后在北京各服务行业，机关单位、军营学校，作报告400余场，对提高服务质量、稳定行业队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964年10月25日，为纪念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5周年，副市长万里、崔月犁带领北京市委、市政府、市环卫局机关30余名干部到崇文区清洁队同时传祥一起参加背粪劳动。之后，京城各界干部、职工、教师、学生，驻京解放军官兵，作家、画家、演员、记者，纷纷来崇文区清洁队参加背粪劳动，并纷纷要求同时传祥合影留念，一时间，北京城形成一股义务背粪热！
  1964年12月，时传祥当选为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21日，出席全国人代会，当大会进入选举阶段，时传祥履行一位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他向刘少奇主席又投下庄严的一票。
  1965年，民柬西哈努克亲王授意王子尤玛那拉恩到崇文区清洁队拜见时传祥；是年，莅临北京参观访问的加拿大代表团，英国代表团，日本大坂清扫局代表团，都曾到崇文区清洁队拜会清洁工人时传祥，并以同时传祥围坐一张桌子吃饭引为无上光荣！一位大坂清扫局代表团成员无限感慨地说：“中国清洁工
  人能够受到刘少奇主席阁下的接见，这在日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一位加拿大代表团成员归国后向时传祥致函，信的末尾称颂“中国掏粪工人万岁！”
  ——北京市十里长街义务背粪的璀灿画卷，以及国内、国际对时传祥这样一位“劳动者明星”所形成的“追星”现象，又无不说明——“人民至上”、“劳动至上”。
  四、“文革”罹难
  1966年9月，时传祥被选为北京市国庆观礼团成员，凭借他的影响和名气，又被推举为观礼团副团长。
  10月1日，时传祥率观礼团成员登上天安门城楼。他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一天，他惊疑地发现刘少奇主席的位置排到了第八位，并发现他面色不振，神情抑郁。当刘少奇主席来到他的面前，没有讲话，只是攥住他的手掂了两掂，这使时传祥感受到一股深情叮嘱的力量。
  这一天，毛泽东主席第四次接见全国红卫兵，时传祥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了150万红卫兵大军，天安门下红旗如林，“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率领5000多红卫兵，公然把“打倒刘少奇！”“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黑令部！”的大标语推向社会，贴满天安门城墙。
  ——这一切意味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将逐步完结他的政治生涯。
  12月26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师生文革座谈会上公然吹风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传祥是个工贼，他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张春桥也鼓噪说：“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
  ——就这样，因打倒刘少奇，而株连到时传祥。
  12月27日，在江青点名的第二天，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便赶来崇文区清洁队揪斗时传祥，在工人的全力保护下，时传祥没被揪走。
  12月31日，“政法兵团”卷土重来，强行将时传祥绑架揪走，于政法学院大操场召开10万人批斗大会。1967年新年伊始，在首都人民喜庆新春的日子里，时传祥被押上汽车，脖子上挂“工贼”、“粪霸”大牌子，被拉至京城各大街小巷亮相游斗……
  1967年，已逾“知天命”之年，52岁的时传祥在频繁地游街被批斗中，血压显示为：240—180mmHC，其身心健康正在遭受严重威胁。歹徒们没因地病体羸弱而停止对他迫害：每天清晨，他们派人前面骑着自行车，让时传祥紧随其后，强令他跑步到各清洁队向群众“请罪”，时传祥身后跟着棒子队，他步履稍慢，就挨棍子打、鞭子抽！就这样，歹徒们挟迫他沿架松——东晓市——左安门——架松这段6里路的环形路跑一圈，折磨完，大汗淋漓的时传祥即刻瘫软在地。
  自1966年底至1971年10月，被连续摧残达5年之久的时传祥，形销骨立、极度虚弱，只能靠柱拐棍勉强行路了。
  四人帮害怕时传祥死在清洁队不好交待，指令造反派于1971年10月23日将他遣送回山东老家。四人帮对时传祥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相继，他们派造反派跟踪赶至时传祥老家山东省齐河县赵官公社机关，说：时传祥是江青点名批判的“工贼”，你们要划清界限，严格管制。消息很快传送到各有关部门，致使当地医院不给他看病，子女们也不准升学、参军……至1972年入秋，因长期压抑忧愤，他已是四肢瘫软、饮食难下，舌根发硬、吐语困难了……
  1972年10月26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时传祥却一时变得情绪振奋，精神活脱起来。近中午，他让妻子崔秀庭炒出四味小菜，堂屋八仙桌上偷偷摆出刘少奇对他的接见照片，夫妻二人高举起酒杯，庆贺刘少奇主席对他的13周年接见日！并共同祝愿刘主席早得解放！早日站出来工作！然而消息闭塞的时传祥哪里知道，刘主席早于1969年12月已在河南开封被迫害致死！
  至1973年夏季，58岁的时传祥已不能走路，终日卧病在床，眼看着病情一天天恶化，一家人求助众乡亲给他抹了一口水泥棺材，时传祥拄着拐棍爬到当院，看到这口棺材后有气无力地说：“说到死，俺时传祥不怕，可俺的冤还没有诉，屈还没有申，俺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再说，俺带着一身弄不清的问题，怎么去向阎罗大王交待呀……”
  五、英名永垂
  1973年5月6日中午，奄奄一息的时传祥把儿女们叫到跟前说：“快给周总理写信！给朱老总写信！”听完时传祥断断续续的嘱咐，由其次子时纯利执笔写道：
  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亲爱的老伯伯们：
  您们好！
  我们是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子女，父亲时传祥自1971年处理回乡之后，总是念叨着、催促着，要我们给毛主席、给您们写信汇报。不瞒首长们说，对于父亲现实的情况，我们想不通。
  在父亲处理回乡的三年中，他始终硬挺着，因身患重病，耽误治疗，现在他病情危急！他虽然终日卧床，但还是表示病愈后归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
  进革命事业，要求在未来的革命风浪中，让首长们考验他……
  最后，请周伯伯、朱伯伯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们的父亲时传祥的问题。
  此致
  敬礼
  时传祥子女：时纯庭 时俊英时纯利 时玉华
  1973年5月6日
  信写好后，由时传祥次子时纯利赶到公社邮政支局寄走。
  时传祥同他的子女们根本没有料到，在“四人帮”查封甚严的日子里，这封信到达北京后，即被“四人帮”安插的亲信扣压，根本送不到周总理手中！
  1973年8月21日凌晨2时，北京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刚刚处理完外事工作，继之，召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万里和其他有关同志。
  当周总理问及北京市环卫工作时，顺便问道：“全国劳动模范，清洁工人时传祥同志现在怎样？”当万里向他汇报了时传祥因惨遭迫害，重病缠身，于1971年被处理回乡时，周总理眉头紧蹙，他神情凝重、面色阴郁，随即一拍案桌，异常气愤地说：“胡闹！荒唐！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并当即向万里指示，“要代表党组织把时传祥接回北京，要给他治病，向他道歉，给他平反！”
  9月16日，时传祥被接回北京，立即送往宣武医院抢救。宣武医院医护工作者遵照万里指示，邀请京城各大医院著名大夫对时传祥精心会诊，实施全力抢救和特别护理。
  ——时传祥终因前期延误治疗，不能控制“弥散性脑软化症”的继续加剧，住院一年零八个月，于1975年5月19日下午2时10分，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0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中共崇文区委，北京市环卫局为时传祥举行平反大会。市委书记赵鹏飞郑重宣布：四人帮强加给时传祥“粪霸”“工贼”、“假劳模”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时传祥一切政治荣誉！
  1996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于劳动人民文化宫二进院为全国劳模时传祥筑塑底座半米、身高两米的高大铜像。25日，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同志，亲临现场，为时传祥铜象举行揭幕仪式。
  1999年7月，中共齐河县委、齐河县人民政府，举行“时传祥纪念馆”奠基仪式。一座恢宏、壮观的全国劳模纪念馆不久将矗立在时传祥家乡县城驻地。
  时传祥英灵终得告慰！
  一座精神丰碑重新竖起！
  一种不朽的精神——时传祥名言“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所拓展的广义的职业道德和敬业观念将重放异彩。
  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形象将光照千秋、永垂后世……
  人民的公仆——记回族共产党员米群山
  官延水 李化武 米照华 华锋 齐文史
  米群山，男，回族，1916年生于齐河县（现祝阿镇）米三里村一户贫农家庭。少年米群山，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他曾讨过饭，当过雇工，后又到华店乡张博士村扛活，当长工。米群山生于战乱，兵燹匪患的骚扰，地方当局的腐败，促使他思想进步，倾向革命。1948年32岁的米群山被推选为米三里村自卫队队长。当年夏季，我人民解放军解放齐河城时，他配合正规部队参与战地救援，一夜间曾转移救护过7名伤病员。
  全国解放后，他精神焕发，信心倍增地投身到家乡的经济建设行列。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至1957年任齐河县大夫营乡信用社主任，因为人正派，作风扎实，并具备一定的组织、工作能力，1957年夏季经城关镇党委研究，调任米三里村党支部书记。从此，米群山在家乡这片热土上，开始谱写生产斗争的壮丽诗篇，并以他坚实的步履，显著的功绩，描绘出一名回族共产党员的人生风采。
  一、创业者的足迹
  男儿当自强，创业谱华章。
  齐河县米三里村是紧濒黄河金堤的一个村落。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后，米三里大队包括米三里、刘三里、王窑3个自
  然村，其中米三里为回民村，刘三里、王窑为汉民村。从此，身为米三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米群山，带领全大队回、汉两个民族200余户村民，走上了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艰苦创业之路。
  米三里全大队耕地低洼易涝，盐碱地占全村耕地面积的78％，真是“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1962年冬天，米群山和全村的干部群众，顶风冒雪，破冰挖沟，改造盐碱地。在天寒地冻的隆冬季节挖沟修台田，苦干一冬春，挖了5条排水沟，修了300多亩条田。1963年，米群山又带领群众打机井。当时，有些人对打机井信心不足，米群山就带头吃在工地，睡在工地。饿了，啃块凉饼子；困了，扶着绞扛打个盹。经过一个多月的苦干，终于打成了第一眼机井。1963年夏季，米三里大队平均每人分得小麦96斤。在当时绝大多数村还吃国家救济粮的情况下，米三里大队的成绩引起了的轰动。国务院农林办、省人委农林办和齐河县委组成联合工作组总结了米三里大队的经验。当年，米群山当选为华东地区劳动模范，并赴上海光荣地出席了表彰大会。
  1964年10月1日，米群山作为华东地区劳模，被选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代表，赴京参加了建国15周年国庆观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观礼团成员合影留念（米群山站在毛泽东主席后边第四排）。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这荣誉来源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当选为华东地区劳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之后，米群山更加坚定了艰苦创业、继续带领群众改变生产条件的决心。1967年的寒冬腊月，在根治米三里大窑洼的过程中，他早起晚睡，带头抡大镐、抬大筐。由于劳累过度，那些日子他经常鼻子流血、嘴吐血。一次，他同王盛如一起抬大筐，突然晕倒在地，人们都围过来，劝他歇几天。米群山坚定地说：“大洼窑还
  没根治好，我怎么能休息？”不管人们怎么劝说，他一直苦干在工地上。
  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米群山带领全大队干部群众打了9眼机井，修了800多亩畦田，建了400多亩稻田，开挖了100多条顺水沟，把全大队1200多亩盐碱涝洼地建成了虹吸引黄自流灌溉的稳产高产田。自1964年起，米三里大队平均每年向国家缴售20多万斤爱国粮。1977年，米三里大队平均亩产粮食1215斤，成为当时齐河农业战线上的“四大名牌”之一。米群山也先后当选为党的“十大”、“十一”大代表和省委候补委员。
  二、劳动者的本色
  为官吃苦在前，行政清白公廉。
  1971年8月，米群山当选为德州地委委员后，有的群众认为他当了“大官”，就劝他别再拼死拼活地干了，多出出点子，指挥指挥就行了。这给米群山敲起了警钟。经过一番思考后，米群山买了一张大镢，安了一张大锨。有的群众见了问他：“旧的不坏，怎么又安新的？”米群山说：“你们不是说我当大官了吗，官大，就得刨地抡大镢，挖土用大锨，这才象个官样哩。”——这就是米群山。朴实的形象，朴素的语言，勾画出一个农村党员的淳正本色。
  米群山自1963年当选华东地区劳模和1964年出席国庆15周年观礼之后，名气渐渐大了，外出开会、介绍经验的机会多了起来。他自觉严格要求自己，一年四季除到上边开会，天天坚持参加集体劳动，铁锨不离手，走到哪里，干到哪里。每逢到省、地开会，他都是先算好班车时间，到地里干一阵活，常常是车要开了，他才从地里赶到车站。开会回来，他首先到5个生产队转上一圈，只要社员不收工，就和大家一起干。平时，只要过了上工时间，上边的人来找米群山，到了村里不问老米在哪里，而是直接问：“老米在哪块地里。”那时，米群山的家属带着三个尚小的孩子，并照料着一家6口吃饭穿衣，但从不搞特殊。她不当“官太太”，集体出工总是跑在群众前面，1963年她劳动了1870分，比一般社员高出20％。
  1975年7月，米群山担任了齐河县委副书记。他当官不象官，还是一身农民打扮，没有一点官架子。他骑自行车到省里开会，警卫人员见一个农民老汉要进会场，就过来阻拦。他说明身份，还是不让进，只好叫先到会场的地委负责人领他进会场。担任县委副书记后，他尽量抽时间回村参加劳动。1977年春节逼近，腊月二十九、三十他仍在村里饲养室和饲养员铡草。
  一天，米群山正在县委办公，其长子米登泉陪一叔兄弟到县医院看病，因忘了带钱，就到县委找父亲米群山。这时，恰巧让县委书记焦念赵遇上。焦书记问：“老米，这是谁的孩子？在哪里工作？”米群山支吾了一下说：“这……这是村里的一个街坊，有病人住院忘了带钱，来借点钱。”说完就使眼色让米登泉走了。在当时，作为县委副书记的米群山如果照实说了是自己的儿子，在农村种地，县委书记也可能照顾一下，给安排个工作。直到如今，米登泉仍是一个农民。
  米群山当大队干部20多年，经过他手的粮款财物不知有多少，但他没沾过集体一斤粮、一元钱。他不管外出办事还是开会，路远带干粮，路近回家吃，从未在集体报销过半点费用。当时的群众说：“俺那支书真是生性耿直、不沾不贪。”现在人们回忆起他，则说：“米群山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好村官。”
  三、公仆的情怀
  情系家乡水土，心贴村民群众。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在浮夸风盛行的日子里，米群山讲实效、不虚报，实事求是，如实地向上级汇报粮食产量，因为他懂得虚报了产量，就得多缴纳统销粮，就会造成集体仓廪亏空，就会给群众生活带来困难。这一段落，因为他抵制浮夸风，曾一度被拔过“白旗”。
  生活困难时期，他主动到汉民王窑村蹲点，他尊重汉民生活习惯，注重回、汉民族团结，将上级拨发的救济粮款优先分发给汉民，并亲自带领村民到黄河大坝推土筑堤，将挣的钱买成粮食，分给村民度荒。使全大队形成了干部群众心连心，回汉两族一家人的良好民族关系。当时，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徐建春、郝建秀闻讯后，都曾来米三里大队蹲点，考察了解情况。
  米群山有个特别习惯：早晨到地里转，晚上围着村子转。清晨天未亮起床，到他认为该去的地里转上一趟再吃早饭，做到指导生产心中有数；晚上村里转一圈，到困难五保户家和群众数落家常，促膝谈心，了解疾苦，解决困难。夜里，他12点之前很少睡上觉，因为当时的米三里大队由三个自然村组成，转一圈，少说也得两个小时。
  工作那么忙，事情那么多，从当村党支部书记到任县委副书记，米群山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全大队二百多户人家，谁家有了病人，谁家缺柴少盐，谁家房子出了毛病，他都了如指掌，并想尽千方百计给予解决。
  那些年，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群众的住房都很差。米群山没有房子，只好借房住。既使这样，他心上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特别是烈军属、老弱孤寡户，他每隔几天总要转上一遭。每逢下雨，他不管自己的房漏不漏雨，不论白天、黑夜，都先到这些困难户家去看看。
  1963年夏天一个大雨之夜，他听说村民米兆朋的房子有危
  险，不顾天黑路滑，冒雨扛着木头帮助米兆朋把房修好。
  五保户米仁山的房子漏雨，米群山派人买来500片瓦，帮助他把房子修好。
  军属王路胜没房子住，米群山亲自帮着他盖了房子。
  米兆国一家当年家贫，其母亲带着4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困难，米群山给安排了地基，并帮助盖起了房子……
  如今，人们回忆说：“老支书那些年办得这类好事，说也说不完”。
  1963年春天，五保户米杨氏老太太病了，米群山请来医生为其诊病，并亲自煎汤熬药，不分白天黑夜精心照料，老人的病很快好了。米群山了解到米杨氏老太太没有盐吃，就亲自跑到供销社给他买来5斤盐，老人感动得泪流满面，逢人就说：“群山比俺亲儿子还好。”5斤盐现在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在当时那个年月里，特别是对一个孤寡老太太说来，真是雪中送炭呵！
  四、夕阳的风彩
  朝霞无限好，夕阳更绚丽。
  1979年，63岁的米群山因年龄关系离开了县委副书记岗位，回家乡城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人们担心米群山这老典型适应不了新形势。出人意料的是，米群山在城关公社又爆出了一个冷门：在他所包的管区小刘村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心有余悸的村民问他：“你老米看准了吗？别折腾一顿子再把地收回去。”米群山说：“我是党员，党的号召我们应该坚决响应。再说，小刘村是全公社最穷的村，只有分田到户才有出路。”人们都说：“老米不是老脑筋。”
  1980年，因年老体弱，米群山退休了，回到了米三里村。这时，米三里还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米群山就几次到县城找在县里工作的米照华（现任齐河县政协主席），让他到村里做说服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米三里顺利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米群山退休回到村里，成了一名普通党员，但他并没有闭门休养，而是尽力发挥一个老党员的作用。米三里村绝大多数群众是回民，素有养羊宰羊的习惯。米群山知道这是一条致富的捷径，特别是米三里与济南隔黄河相望，附近又有浮桥，早晨宰了羊，运到济南羊肉还温热呢。因此，他逢人就宣传宰羊的好处，并让自己的大儿子米登泉带头宰羊。现在米三里村的屠宰专业户已由原来的30％发展到80％，成了名符其实的屠宰专业村，先后被评为省畜牧业强村、县畜牧业十强之一、县经济百强村之一，村里有各种机动车100多辆，电话40多部。村民们高兴地说：“米三里能有这么大的发展，多亏老支书打下的好基础。”
  米群山老了，但他人老心不老。因新村建在黄河大坝的房台上，村路、胡同狭窄，车辆进出困难，村里集资修水泥路，米群山拿出100元钱，也要参加集资。村干部说：“老支书就免了。”米群山说什么也不答应。现在村里已修了3条水泥路。地里的排水沟有些年久失修，村里请来挖掘机，米群山当年已是70多岁的高龄，还从黄河坝上爬上爬下，指点如何清淤挖沟，先后挖了6条排水沟。村里修学校，米群山没事就到工地看着，成了施工质量义务监督员。现任村委会主任米兆桐说：“一听说村里办什么事，老支书都是再三催促。七八十岁的人了，仍然热情不减。”
  米群山的荣誉已成过去，面对时代的巨大变化，面对人民
  群众的日渐富裕，作为一个老党员，他由衷地喜悦。他说：“共产党员就是为了让群众都过上好日子嘛！”他有三个孙子，一个上大学，一个读初中，一个在村里干屠宰。对此，米群山欣慰而又幽默地说：“我家中既出了大学生，又有中学生，还有一个屠宰状元哩！”
  1998年8月13日，走过了人生81个春秋的米群山溘然长逝。黄河呜咽，白云低回。全村人沉浸在对老支书的悼念和追忆之中……
  奋斗过的人，至死无悔；为民办过好事的人，虽死犹生！
  名冠中西的科学巨匠王浩
  张兴廉 谢丙玲
  王浩（1921—1995年），世界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山东齐河县人。
  王浩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194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哲学部，1946年考取美国哈佛大学，公费留学生，1948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并当选为独立研究员，后任该校助理教授。1954年入英国牛津大学作“洛克讲座”讲演，之后任该校高级教职。1961年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并主持逻辑研究室工作，直至病逝。
  生于战乱，少时生计艰难，求学流离颠沛
  王浩排行老三，1921年5月生于泉城济南，父亲王祝晨时任济南第一师范校长，母亲刘之澄是位善良贤惠克勤克俭的家庭主妇。王浩出生后因母亲缺奶，仅靠喝豆汁生存。稍大，父亲便买些夹心蛋糕和莲子为其补食。
  1922年后，父亲因创办进步刊物，介绍新文化书籍，延聘女教师及俄人艺术科教师执教，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视为“异端分子”、“危险人物”。1926年10月遭山东督办张宗昌通缉，11月南逃广州。1928年回山东后，经几次迁动到曲阜二师任教后，又卷入二师学生排演《子见南子》一案，遂远调聊城三师。在父亲遭难的日子里，幼年王浩同弱兄孤母处境坎坷、生计艰难，仅靠吃煎饼卷大葱，喝青菜汤度日。因于省城难以维持生活，后随母迁居齐河老家，至1929年秋其父返济后，又随母回到济南，住广智院街24号，王浩就近于济南市第四实验小学读完三、四年级。1931年夏秋之交，全家搬居东关七家村21号，王浩随父转入济南师范附小读书，1933年又考入省立济南一中初中就读。
  王浩天资聪颖，因自恃灵俐和少时贪玩，学业时有疏漏，入初中后第一学期英语考试仅得60分，且未告知父亲便随母亲和姐姐去青岛度暑。父亲得悉即刻将其快信追回。王浩素日亲见两个哥哥因疏于学业遭父体罚情景，挨打最多的则是木纳的大哥王弘。此刻的王浩站于严父面前，周身颤栗慌促不已，因惹祸而随时准备领受体罚。父亲知其仅因对英语课无兴趣才致考分不佳，绝非智力不济，又见其有悔过之意，对他没施皮肉处罚，但勒令他“暑期不得一日外出，须专心补好英语！”自此，王浩竟对英语课产生浓厚兴趣，并打下坚实基础，这对他后来
  借助这门语言或讲学、或科研、或著述，以致发展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不无关系。
  1936年王浩入南京中央大学实验高中就读。
  1937年11月，日寇入鲁，隔黄河轰炸济南，王浩遂与济南同学结伴返回南京。不久日军兵临石头城，王浩便开始了抗日流亡学习生活——他先随“流亡学校”徒步沿长江入安徽后南折，到达皖南屯溪，皖南战局恶转。王浩又随“流亡学校”入江西，渡鄱阳湖，涉赣江，入湖南长沙暂读。辗转千里，历时数月，王浩已完全同家庭失去联系。
  几个月后，王浩打听到父亲亦带济南流亡学生驻湖北均县，母亲在西安与二哥同住，姐姐在山西城固“西北联大”教书时，因牵挂父母心切，遂于1938年秋由长沙抵西安探母，并将母亲接至陕南城固交代给姐姐，自己便入“西北联大”附中读高中三年级。是年冬季，父亲带流亡学生由湖北取道白河入陕，曾看望了王浩母子，之后带领流亡学生入四川三台。1939年夏，王浩考入西南联大数学系。入学前夕，又护送母亲至三台，便只身赶赴云南昆明，开始了战时大学生活。1942年夏，王浩又返临三台看望父母。1943年王浩于西南联大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从师冯友兰、金岳霖等著名教授读哲学研究生，成绩亦属上乘，毕业时获硕士学位。
  1946年春王浩以优异成绩考取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出国前适值父母由成都返鲁，王浩即刻赶赴成都，陪父母到达西安后因陇海铁路中断，不能继续护送父母，经短期准备，便只身经南京至上海渡船入美国求学。自此王浩开始了漫长的游子生涯。
  到美国后，因处他乡异地和国内战乱频仍，王浩时时惦念国内亲人。因在美学业成绩优异，山东省政府奖给他一份为数
  颇丰的奖学金，王浩便主动留给在济父母以补贴生活。父亲却将这笔奖学金私下买成盘尼西林（青霉素）和其他贵重药品，秘密运抵解放区救治八路军伤员。事后父亲寄信于他，称颂他办得好，并表示深为此事高兴。
  治学严谨，摘取了颗颗学术明珠
  1948年，王浩于哈佛大学毕业后，适值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取得重大发展，“集合论”、“数理逻辑”开始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国内亲人安定。王浩便将全部精力投身研究，至50年代初，已发表多篇有价值的论文，在全美最早区分了“非直谓集合论”与“直谓集合论”的界限，开拓了集合论的一个新领域。在逻辑语义方面，1952年在美发表有关“真理定义”的论文，于哲学领域提出更加完整的理论，改进了30年代初A·塔尔开始的逻辑学研究工作。1954年与A·博克斯合作，提出与当时流行的计算机不同的改进设想，1957年终于创设出一种比图林计算机更接近现实的计算机。1958年他用该机仅以9分钟时间，便全部证明出A·N怀特海和B·A·W罗素合著的450条数学定理，一时令美国数学界惊叹不已，这种机器也随之被誉为“王氏机器”。
  在计算机方面的突出贡献，使王浩先生于1983年获“国际人工智能会”颁发的第一界“数学定理机械证明里程碑奖”（相当于诺贝尔奖）——王浩获此殊荣，令驻美各界学者刮目相视。
  1960年，他又创立一种新的数学理论——铺砖理论（或称骨牌游戏理戏理论）。经实验，这种理论在很多方面特别在应用科学领域起到重要的作用。1962年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数学逻辑概论》，1974年在美国出版《从数学到哲学》英文本，1977年他应邀于中国科学院作专题讲学后，讲稿以《数学逻辑
  通俗讲话》为名出版。1981年中国科学出版社又以中、英两种版本再版该书。1985年后在美分别出版《超乎分析哲学之外——如何无负于人类已有的知识》、《论述哥德尔和他的思想》、《计算、逻辑、哲学》等专著。
  王浩身居海外，不为西方颓靡时风所惑，殚精竭虑，献身科学。步入人生壮龄的王浩同时界临科学的峰巅，此时的王浩先生已是名冠中西、蜚声世界的著名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哲学家。
  王浩的治学足迹闪烁着灼人光环，他曾是西南联大学士、清华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牛津大学硕士，他获得了四所世界著名学府令人称羡的学位。1953年他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大学院士，1970年当选为不列颠科学院国外院士。他担任顾问和工作过的地方有剑桥大学、密歇根大学、“IBM研究中心”、“尔贝电话实验室”、普林斯顿等高等研究院等西方高等学府和科研重地。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同哥德尔的交往。哥德尔作为美国天才的数理逻辑学家，年轻时代即以两个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被誉为美国“两千多年来惟一与亚里斯多德并称的人”。王浩与晚年的哥德尔以科学为纽带交往甚密。他们曾一道携手共同切磋和探讨过许多数学与哲学领域的高深难题。
  王浩在撰文系统介绍了哥德尔的思想之后，1987年他发起并组建了“哥德尔学会”，以进一步研究和推进哥德尔哲学观念的新发展，他本人被当选为该会首任主席。王浩先生在诸门学科的杰出成就，已使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声震世界的科学巨匠。
  赤子情终圆故乡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王浩欣喜异常，感奋之际，于英国剑桥大学发表即席讲演。他慷慨陈词，热情洋溢的祝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后，王浩就想归国观光，拜访亲友，因忙于教务、科研和频繁讲学，一时难圆故乡梦。至1958年整风反右，得悉国内许多旧日师尊、同窗好友被打成右派，身遭非难。父亲王祝晨（解放后历任济南一中校长，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亦被打成“没戴帽的右派”，强迫劳动改造。至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蔓及全国，科技知识界大批有识之士身陷囹圄、惨遭迫害，他年逾八旬的父亲及兄长、四弟都作为学术尖子屡遭冲击。
  1967年9月，王浩又突接父亲在“文革”中怨愤离世的消息——国内时局的混乱和人际关系的非正常状态，使这位海外赤子精神压抑、心情沉重，一时熄了“故乡梦”……
  1972年，国内科技知识界开始绽露出春的信息，在周恩来总理的全力协调下，中美关系解冻。是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6月，王浩先生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怀念，参加了由美籍华人学者组队的第一个归国访问代表团，自1946年赴美后，26年来王浩先生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7月4日，周恩来总理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热情接见了代表团，当介绍到王浩时，周总理款步走过来，热情地说：“你就是王浩先生，我有一样东西让你看！”周总理当即掏出一份很旧的记录稿，王浩一看，是1949年他在剑桥大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讲演记录稿，周总理解释说：“是当年剑桥大学留学生
  托我国住英代办宦乡同志捎给我的，你是进步学者，欢迎你常来祖国讲学和访问！”
  祖国没有忘记他，总理日理万机还记起这件事，王浩先生一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参加完周总理接见，王浩带女儿简妮·王晓晴回到济南，由时任山东歌舞团导演的四弟王恒陪同回到齐河县，又由齐河县革委会副主任赵竹修陪同回到他阔别多年的家乡安头乡楼王庄，王浩踏上久别的故居，进屋后抚摸了当年曾经睡过的土炕。又于院中搂住一棵大树说：“我走时这棵树比我矮，现在长成参天大树了……”
  这一年王浩51岁，儿时的伙伴们见面之后仍能唤起少年的记忆。适值暑日，乡邻们搬来西瓜，切开后招待这位“留洋”归家的“大秀才”。王浩品尝着家乡西瓜，同乡邻们共同沉浸在旧日的甜蜜中。王浩先生拜祭了祖茔，察看了乡村学校，拜见了邻居，同乡亲们依依惜别。
  回济南后，他不要四弟设宴招待，吩咐他买来济南锅饼、米粉、蓑衣萝卜、糖醋蒜这些普通食品。吃惯了西餐的王浩先生品尝着这些老济南风味小吃，却津津有味兴致倍增——怀旧是一种心绪，怀旧是一份情感，重温旧时的记忆，召唤着这位海外游子的家乡情和赤子心。
  这次回国，他拜会了亲友，拜见了当年的指导教授，考察访问了家乡齐河县、上海市及广东省的一些地方。
  返美后，王浩先生连续撰文向美国人民介绍家乡变化和祖国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是年，《参考消息》亦以显著位置连续转载了他多篇声情并茂的介绍文章。
  粉碎“四人帮”后，中华大地科学的春天真正到来。王浩先生二次返回祖国，在济南部分大专院校作专门学术考察后，又
  由四弟王恒陪同回家乡齐河县及楼王庄调查走访。
  1977年王浩再次回祖国访问。11月13日，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询问了他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要求他“向祖国传播新科技知识，到各大专院校讲学……”会见结束后，邓小平设宴招待了王浩先生。
  自此，王浩便频频出现在首都各大专院校，他仅在中国科学院便作大型专题讲演6次，1985年又欣然应聘，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王浩拥抱科学的春天，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的还给祖国，并企望它对祖国经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以一片纯真的报国之心，报效这片生育他的土地。
  长逝纽约 英名永存
  1995年5月13日，一代科学巨匠王浩因患淋巴腺癌，于纽约医院溘然长逝——一颗璀璨的科学巨星陨落。
  5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王浩去世的致哀公告，17日又载文报道了他的病因，介绍了其生平及在数学、哲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文章称颂他“作为一名逻辑学家，一生致力于寻求一条将数学和哲学联系起来的道路……是逻辑主题的开拓者，为计算机科学起了推动作用和重大建树……”
  王浩的逝世，是世界数学、哲学、逻辑学领域的一大损失，驻纽约的各界学者及华人学者对王浩先生的逝世沉痛致哀。
  植根大地为苍天——回忆父亲郭澄清
  郭洪章 郭洪志
  我的父亲1929年出生在山东宁津县郭杲村，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回本县中小学任教并担任领导工作，主持创办了《宁津日报》《宁津文艺》等报刊，先后担任过宁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时集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从1952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从1971年先后担任了山东省文化厅创作办公室主任，文化厅党组成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政协委员。父亲因积劳成疾于1989年8月在济南病逝，享年60岁。30余年来，父亲共发表诗歌、民谣300余篇，散文及报告文学200余篇。
  我们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当代文学家。他离开我们十年了；他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付出了全部心血，为承担文学的责任献上了生命。
  我们敬爱的父亲，您在哪里？您去了——回归了大地，您将永远属于养育您的大地。我们深信，您更属于苍天，属于您曾参加建筑的民族文化的苍天。您在苍天和大地之间，在您人格魅力和身后留下的文学作品构筑的基座上，以无私无畏的崇高献身精神，树立起足以让咱们全家和子孙后代敬仰的纪念碑。
  一
  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父亲，您还记得吗？五十年代的乡间，小路弯弯，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像一条小溪，曾流淌您的儿子泥土芬芳的童年。
  那时，我们和母亲还在乡下老家生活。您在县委工作，您总是从这条小路回家，我们欢天喜地地迎上去，爬上您的自行车，弟弟坐在前面，哥哥坐在后面。弟弟喜欢按响车铃，引来一群童年的伙伴。
  我们小哥儿俩总是手拉着手，沿着这条通往县城的弯弯小路去迎接您回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来来往往，我们走出去的路越来越远。有时候，我们顽皮地攀上路边高高的白杨树，遥望小路的尽头，扩展着眼中的地平线。
  后来，您回家越来越少，我们对这条您回家的小路开始失望了。爷爷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带我们踏上了这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到二十华里以外的县城帮我们找父爱。可总是找上的时候少，扑空的时候多，同事们说您下乡去了。有时候我们爷孙住下等上两天，您还不回来，我们就沿着那条乡间小路再走回家。我们成年以后才明白，您那是去农村工作和深入生活，您就是这样写下并发表了一百多篇中、短篇小说，二百多篇散文、报告文学和许多首诗歌民谣等作品。您的短篇小说《黑掌柜》、《公社书记》、《嘟嘟奶奶》等作品无不带着浓浓的农村生活气息。您常说：“文学离不开生活，生活是文学的家园。”
  我们的父亲太不注意照顾自己，您只有拼搏、拼搏……在拼搏中升华着您的精神和情感。那时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很坚强，很乐观，他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但我们哪里知道，您正接受着家庭、工作、文学三味真火的冶炼。您不能舍家，您要
  付出精力为老人多送一些温暖；您不能舍工作，工作中您总是抢重担；您更不能舍文学，文学是您的事业，您的生命，您心灵的家园。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告别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已是应该入学的少年。我们的父亲耕耘的文学事业，也开始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您已经在大地扎根，同人民特别是同农民群众已是心心相连。
  二
  六十年代初，根据党的政策，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从农村迁到县城安家。
  您在县城安家以后，仍然常年在农村深入生活，您和那些乡村干部、房东大娘大爷、朝气蓬勃的农村青年们感情是那样深。那些质朴的农民在生活中是您的朋友，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农民又都是您笔下的人物；作品完成以后，这些农民更是您作品的读者。您一天天、一年年加深着和农民的感情，同他们一起摸爬滚打、喜怒哀乐。您在农民群众中感受着生活，在文学的天地里享受着人生的苦辣酸甜。
  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您是那样无私地对待利益和金钱。
  1963年，您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社迷》，您高兴，我们全家高兴，热热闹闹庆贺一番。您得了1600多元稿费，全部交给了爷爷。有人说您孝顺，有人说您这是标准的孔孟之道，您却说这是血脉相连的感情。您说自己欠爷爷的太多，回报太少。
  紧接着您又出版了《小八将》、《公社的人们》两部短篇小说集和《社迷传》一部中篇小说。那时国家还没有摆脱经济困难，人民还没有摆脱生活困难，您把三部书的稿费全部用于交党费和捐给灾区人民，没给自己留下一分钱。当时母亲有些不
  理解，我们也不理解，您周围的同志也说这样做太过头了。后来我们懂了，我们的父亲对人民的感情太深，您只想着国家，只想着群众，心里唯独没有自己。
  那时您出版了几部文学著作，在文坛上有了些影响，不仅有人把您的一些作品翻译成外文，还有一些文学艺术部门要调您去任职，职务、待遇和工作条件都比县里好，可是您都谢绝了，坚持在县里工作，因为你留恋人民群众，留恋乡村生活，留恋基层工作。您说您割舍不了文学的根。
  咱们又搬家了，我们还没弄清根源，就走进一个荒凉的大院。
  那是一个旧社会大户人家的作坊，北房好一些，东西偏房很破旧。咱们家搬进了潮湿低矮的东房。东房有一根屋檩已经断了，在屋内顶着一根木柱子，很不方便也很不雅观。当时我们真不懂在县委办公室任领导职务的父亲为什么把家搬到这鬼地方。安家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北屋住着一位抗战老八路，原来您是为接近这位老八路才搬到这里来的。
  您参加过解放战争，打过济南战役，您非常尊重那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老前辈，您非常热心同这些老同志接触和一起工作。
  搬家之后，工作之余，您就和同院的这位老八路“纠缠”在一起，一起讲打鬼子，一起研究社会人生，一起到户外散步，一起拼杀象棋。这一住就是十几年，一直到那位老八路去世以后，咱们家才搬出小东屋，住进了好一些的房子。
  对于这位老八路，您给予了无限的深情，也从这位老八路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和文学营养。在您那些抗战体裁的文学作品里，处处闪现着这位老八路和他的那些战友们的影子。
  您在和这位老八路相处的日子里，完成了长篇小说《决
  斗》的初稿，长篇小说《龙谭记》也完成了创作前的准备工作。
  您就这样千方百计地深入生活，把自己植根人民生活的大地。您曾自豪地说：“搞文学创作，我有根，我有生活。”
  就这样，我们敬爱的父亲从故乡这个偏僻的小县城，走向了全省、全国……，成为中国文坛注目的青年作家。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像老黄牛一样为党和人民工作着的父亲，您的长篇小说《武装委员》已经开始印刷，却被迫停止出版了，您的一部中篇小说，也在出版社印出清样后被派性组织销毁。从此，您开始被揪斗和关“牛棚”。
  您被迫搁笔了，您不再写任何东西，您开始集中精力读书，蹲“牛棚”成了您读书的好机会。在这期间，已经不允许您读被称为“毒草”的文学书籍，您便更认真地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我们能看出，您不是做样子，而是真研究，您需要精神的太阳照亮人生。但是，您的脸似乎越来越痛苦、失望和愤怒。
  有一天我们问父亲：“您最崇拜的作家是谁？”您说：“用崇拜这个词不好，不过我可以这样说——我最尊敬最喜爱的文学家是鲁迅”。我们幼稚地接着问：“鲁迅和那些较有名气的文学家或者和你比较怎么样？”您感慨地说：“孩子，这可大不一样了，这样说吧，如果我可以在文学上跳跃两米的高度，那些著名的文学家们则可以像鸟儿、像飞机飞在蓝天。”“鲁迅呢？”我们接着追问，您激动地说：“鲁迅更像曹雪芹、更像莎士比亚，他是地球卫星、他是能在天外遨游的宇宙飞船。”
  从此，我们经常向您请教文学知识，您也开始喜欢和我们讲这些问题。您曾对我们说：“我写了短篇小说《社迷》，还出版了中篇小说《社迷传》，我知道我没写好。其实‘迷’是人对
  一种事物开始喜爱的初级态度，是迷茫的眷恋。我国就正处在社会主义‘迷’的阶段，我走不出困惑，所以中短篇都没有写好，题中之意也没写出来。这个主题该写！以后有条件，‘社迷’这个主题我要再写！”现在我们才体会到，您是多么希望社会主义走出迷失，您再去写您的“社迷”呵！可惜您的愿望……
  在那个极左的“文革”年代，您守护着心灵，守护着信念，您的情感在历史浩劫中仍然在继续升华，您的精神在厄运的摧残下仍然向高处登攀。您生命中最壮丽的时刻，终于一步步向我们临近了。大约一个月后，您非常郑重地对我们的母亲说：“我不服，民心不服啊！革命老干部被整的太惨啦！如果他们完了——传统就丢了——人心就跨了——民族就完了……不行！我要写部反映老八路老革命精神风貌的长篇小说……”
  我们是您心灵搏斗的证人。
  从那天开始，我们更懂得理解父亲。陪您到田间散步，您曾多次喃喃地自言自语：“文学的责任，……文学家的责任……”我们很少说话，默默陪您走，您低头思考时，眼睛看着路面。
  有一天，您昂首远望，问我们：“谁能说清楚苍天是什么？”您自问自答：“其实，苍天是人心、千万人心、亿万人心……其实，苍天是文化、民族文化、人类文化……”，您接着对我们说也是对自己说，“盘古先开天，女娲又补天，屈原曾问天，悟空敢闹天……可是今天，或许，我们面临的正是苍天在塌陷！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突然，您攥紧了拳头，“吾心不能沉沦，这书我一定要写！书名我也想好了，就取名大——刀——记。”
  从此您开始忙起来，您去看望和安慰那些挨批斗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也千方百计来找您，一谈就是半天。村里的父老乡
  亲不仅来看您，给您送些吃的东西，还有人把您请到家中吃饭甚至住上几天。这是乡亲们担心您别垮了身体，更怕您再被派性组织抓去。
  当您忧国忧民的心灵攀上一个精神的高峰，正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您却被组织安排去地区军分区和济南军区搞文学工作。后来您又成为《奇袭白虎团》剧组编创人员。
  四
  把责任当成生命的父亲，您调省文化厅任创作办公室主任之后，马上就急急火火赶回来。您在县城没有落脚，直接回到乡下老家。
  您那次回来是安排好了机关的日常工作，向省委请了创作假。您要伏案著书了，您要写您的长篇小说《大刀记》了。您语重心长地说：“过去这是我自己的心愿，我自己压给自己的责任。现在不同了，我已经和省委汇报了，已和许多老领导说了，已经和国家及省出版社的有关领导谈了，我写这部书现在是党交给的任务，老领导老革命家们压给我的责任了。”
  为了写出历史的沉重，您把《大刀记》从二十世纪初期鲁北大地一个灾难深重的农民家庭写起。您开始写得很顺很快，字里行间流淌着您的文采，您的激情和文学功力。您写后让我们读，然后给您提意见，您让乡亲们和文学青年们读，也向他们征求意见。那是一段美好而又难忘的岁月。
  您又要走了，单位工作需要您去济南，《奇袭白虎团》剧组需要您去北京，您无可奈何地把创作停下来。您心中焦急，脸上布满阴云。我们心地善良的父亲和盼望结束动乱的人们没有想到，林彪反党集团被打倒之后没有实现天下大治，“四人帮”更变本加厉地开始了篡党夺权活动。这使您的心里又受巨大打
  击。
  当您又从省城回来，心里总平静不下来，情绪很不好，很少同别人说话，只是自己闷在屋里写呀写呀，一写就是十几小时。甚至常写起来彻夜不眠。
  这一次您写过以后没有让我们看，而是经常写了撕掉，撕掉了再写，反反复复却进度很慢。
  您动情地对老领导老同志们说：“你们现在活着，命是拣的，你们拼命的时候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我也上过战场，那只是学打仗。我现在的战场是握笔打冲锋。党培养了我，我不能当逃兵。这一仗下来，死了就算了，还活着命也是拣的。至于我自己的命运，打倒就打倒，批判就批判，坐牢就坐牢，随他的便，不做好这些准备敢在这个节故眼上写这样的书吗？”
  您病倒了，挂了几天液体，医生们说您是累垮的。您的病刚有好转就又开始伏案工作。医生们劝您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身体里有隐患。您笑着说：“只要我还能坚持干下去我就高兴，全面查体只能等我把任务完成以后再说了”。
  春天，您在创作《大刀记》之余，开始在院子里植树。柳树、榆树、杨树……您栽了十几种数十棵树，您为树浇水施肥松土剪枝，树活了，长高了，您从心眼儿里高兴。经常自己在院子里看天观树。我们执着的父亲多么像一棵生命力顽强的树噢，像树那样把根扎在大地里泥土里，坚强地挺着躯干，向苍天伸着枝叶敞着胸怀。
  1974年下半年，你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大刀记》终于脱稿了。但是出版之后困难重重，您不说，我们也不敢问，就这样等呀等……
  在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四人帮”进行的最艰苦的斗争中，在中华民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之际，
  《大刀记》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作为同“四人帮”斗争的组织部分，围绕《大刀记》的定稿和出书，也曾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的父亲虽然讲过一些秘密，但那艰难甚至是残酷的斗争场面我们毕竟没有身临其境。留给我们的，也是让世人都能看到的，这就是出版《大刀记》这部书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好象作者和编者无话可说，这种现象在长篇大部头文学著作出版中是少有的。了解内情和时代背景的人们，只能从扉页上阅读那无字的序言，通过每一页正文去听那无声的杜鹃啼血，在字里行间去感受一位普通文学家的骨气、良知和对人民的赤诚情怀。
  被病魔缠身的父亲，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激起创作热情和旺盛精力，您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又先后整理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和长篇小说《龙潭记》、《决斗》等著作。您说：“阴云已经散去，大地已经归春，历史已经走出误区，如果身体允许我再为祖国和人民奋斗几年该多好呵！”可病魔还是过早地夺去了我们敬爱的父亲的宝贵生命。
  我们永远爱着的父亲，您就这样去了，经过那样多的坎坷，留下那样多的遗憾，无怨无悔的去了。您一生痴情地离不开人民群众，您的工作关系调离基层，到省任文化厅创办主任、省作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之后，仍然坚持身在农村工作和生活，您在省直机关工作18年，竟然没有在省城济南安过一天家，没有一间房，更没有调一个家人和亲属到省城工作或学习，您几次推掉组织上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分配给您的公寓，坚持扎根农村。您临终前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您的骨灰埋在故乡的泥土里，永远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您对人民群众和大地母亲怀着深深地赤子情怀。
  “文革”无疑是文学的蛮荒、文学家艺术生命的墓地。我们
  的父亲，您却顽强地创造奇迹。您的艺术生命力，来源于您把自己深深地植根大地；更在于您心向着苍天、心向着太阳，把党和人民牢牢装在心里。面对历史的劫难，您不屈的抗争，坚守着自己；于无声处您用文学的声音呼唤正义。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您别无选择，于是，您选择了悲壮的拼搏，您选择了以文学作为战斗的武器。您创作出版《大刀记》承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更为这部著作拼垮了身体，牺牲了自己。于是《大刀记》成了“文革”中文坛上的奇迹；于是《大刀记》这部著作代替了您的名字，代替了您……
  为创作出版《大刀记》，我们的父亲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您能感到欣慰，因为您在“四人帮”大搞所谓批判“民主派即走资派”的狂妄时刻，以创作出版《大刀记》这部著作进行了顽强斗争。您能感到欣慰，因为《大刀记》这部著作曾像傲雪的梅花，在文学的冬天为纪念祖国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盛开。
  让我们骄傲的父亲，或许，如果不是十年浩劫中恶劣的创作环境，如果不是邪恶对正义，对文学的限制和扼杀，您的《大刀记》一定会写得更好！或许，《大刀记》所承担的沉重历史负荷，所具有的特殊历史地位，比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更重要、更震撼人心；或许，如果不是十年浩劫让您必须承担起最沉重的文学责任而牺牲了您自己的一切，您植根大地为苍天的艺术生命力一定会更长久、更辉煌……
  往事如昨——滴血含泪——不堪回首……
  我们告慰敬爱的父亲，您的《大刀记》初版20年后又被选入《中华之魂丛书》，于1995年为纪念祖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再版。
  这是您——一位共产党人——一位共产党的文学家，曾向党和人民交上的人生答卷……这是您——对党、对祖国、对人
  民——赤诚、坚贞、深沉和永恒的爱……
  苍天啊——大地！我们敬爱的父亲，您属于苍天和大地。
  您植根大地——就是您——永远和人民群众——身在一起——心在一起……
  您为苍天——就是您——为了党心——为了民心——毫无保留地奉献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