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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哲学家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一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德州）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见“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体系的中心是所谓“天人感应”说。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谴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企图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和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的论点。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阶级矛盾现象有所揭露，提出“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的抑兼并主张。教育上主张以教化为“提防”，立太学，设庠序。著有《春秋繁露》（可能经后人附益修改）及《董子文集》。
  选自《德州区情》
  滑稽之雄——东方朔
  乡土
  东方朔（公元前154—93年）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省陵县神头镇）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著名文学家。
  东方朔幼年失去父母，由兄嫂抚养成人。他从小聪明过人，勤奋好学，“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暗于心”。二十几岁，已精通《诗》、《书》、《易》及孙子、吴起兵法，加以善剑术，富文才，能言善辩，性诙谐，深得乡里百姓喜爱，把他视为才子神童。
  一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16岁的刘彻继位当皇帝。此时，国家经过“文景之治”时期，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广大农民处在“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悲惨境地，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针对这种情况，年轻的汉武帝锐意进取，他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改革，认识到非大批良才无以治国，便下诏给宰相以下的官吏，号召他们推荐人才，“举贤良方正直言极柬之士”。于是天下士人纷纷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拔杰出人才予以宠信重用。其中品德优良的称为“贤良”，文词见长者称为“文学”。东方朔闻得汉廷广求文士，也想乘时千禄，便西入长安，至公车令处上书自陈，上书曰：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征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尝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武帝令他待诏公车。公车属卫尉管领，置有令史，凡征求四方名士，得用公车往来。武帝叫他待诏公车，已是有心留用，东方朔只好遵诏待命。在公车令处领取钱米，只够一宿三餐，此外没有什么奉金，累得望眼欲穿，囊资俱尽，不见诏下。一天，东方朔出游都中，见有一班侏儒从身边经过，便向他们恐吓道：“你等死在眼前，尚不知晓么？”侏儒大惊问故。东方朔又说道：“我闻朝廷召入你们，名为侍奉天子，实是设计歼除。试想你们不能为官，不能为农，不能为兵，无益国家，徒耗衣食，何不一概处死，可省许多食用？但恐杀你无名，所以诱令进来，暗地加刑。”侏儒闻言，统统吓得面色惨沮，涕注俱下。东方朔复佯劝道：“你们哭也无用，我看你们无罪受戮，很是可怜，现有一办法，你们按我说的去做可免一死。”侏儒齐声问什么办法，东方朔说：“你们等御驾出来，叩头请罪，如天子要问，你们可推到我东方朔身上，包管无事。”说罢东方朔离去。侏儒信以为真，逐日至宫门外侯着，好容易得如所望，便一齐至车驾前，跪伏叩头，泪请死罪。武帝惊问何因？侏儒们齐声道：“东方朔传言，臣等将受天诛，故来请死”。武帝道：“朕并无此意，你等且退，待朕讯明东方朔便了。”众拜谢起去。武帝即命人往召东方朔。
  东方朔正虑无从见驾，特设此计，即得闻诏，立即欣然赶
  来。武帝问道：“你敢造言惑众，难道目无王法么？”东方朔跪答道：“臣朔生固欲言，死亦欲言，侏儒身长三尺余，每次领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身长九尺余，亦只得粟一囊，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意以为陛下求才，可用即用；不可用即放令归家，勿使在长安索米，饥饱难免一死呢！”武帝听罢，不禁大笑，便命东方朔待诏金马门。金马门本在宫内，入宫后，便容易觐见天颜了。
  二
  当朝侍臣，多数来自远方，大都有一技之长。分词章和滑稽两派，滑稽派要推东方朔，词章派要推司马相如。庄助、枚皋、吾邱寿王、主父偃、朱买臣、徐乐、严安等均在两派范围。
  一天，武帝召集术士，令东方朔射复（游戏名）。特使左右取来一盂，把守宫（壁虎）放入盂下，叫人猜射。众术士屡猜不中，东方朔满怀信心地对武帝道：“臣尝研究易理，能射此复”。武帝令他猜射，东方朔便分蓍布卦，依象推测，便答出四语道：
  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无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
  武帝见东方朔猜中，随口称赞，并命左右赐帛十匹，再令别射他物，东方朔无不猜中，连蒙赐帛。此时因技见宠，素善口才的郭舍人独怀妒意，进向武帝说：“东方朔不过侥幸猜着，未足为奇。臣愿令东方朔复射，若再能猜中，臣愿受竹答百下，否则东方朔当受答，臣当赐帛。”说着，郭舍人即向盂下放入一物，叫东方朔射复。东方朔布卦后含糊说：“这不过是个窭数呢（小物）”。郭舍人笑指道：“臣早知东方朔不能中，何必谩言！”话没说完，东方朔又申说道：“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
  生，盂下为窭数。”郭舍人不禁失色，待至揭盂一看，确是树上寄生一果。这时郭舍人趋至殿下，府伏等着受答。监督优伶的官吏，奉武帝命，用竹板答责郭舍人，喝打声与呼痛声同时并作。东方朔在一旁拍手大笑道：“咄！口无毛，声嗷嗷，尻益高！”郭舍人又痛又恨，等到受罚已毕，一跷一拐地走向殿阶，哭诉武帝道“东方朔敢毁辱天子侍官，罪应弃市（刑法）。武帝便问东方朔“你为何将他毁辱？”东方朔答道：“臣不敢毁辱他，是与他说的隐语。”武帝问隐语讲什么，东方朔答道：“口无毛是狗窦形，声嗷嗷是鸟哺觳声，尻益高是鹤俯啄状，怎么说是毁辱他呢？”郭舍人从旁应声道：“东方朔有隐语，臣也有隐语，东方朔若不知也应受笞”。东方朔随声说道：“你且说来”。“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
  郭舍人本来又疼又气，何心思作隐语，不过胡诌而已，可才思敏捷的东方朔并不加思索，随口答道：“令作字解，壶所以盛物，龃即邪齿貌；老是年长者的尊称，柏是不凋木，四时阴浓。为鬼所聚；涂是潮湿的路径；伊优亚乃未定词；狋吽牙，乃犬争声。”郭舍人信口乱凑，胡诌成词，无什么深意，经东方朔一一解释，倒觉得语有来历，郭舍人自觉才辩不能相及，便忍受了一些答辱。武帝却因此很重视东方朔，拜为郎官。
  从此东方朔常侍驾前，时常说些笑语，引动武帝欢颜，武帝逐渐加宠，就是有时东方朔说错了嘴，武帝也不加责怪，反而称东方朔为先生。
  一年三伏天，武帝赐肉给大家，先例由大官（官名）分给，东方朔入殿等侯赐肉，等到太阳偏西大官丞没有来分，肉却已摆着。由于天气盛暑，汗流浃背。此时，东方朔热得不由懊恼起来，便拔出佩剑，走到肉案前，割下方肉一方，举肉与同僚们道：“三伏天热，应早回去休息，且肉也防腐，臣我不如
  自取，就此受赐回家罢。”口中说，手提肉便出殿门。群僚不敢动手，待至大官丞进来，宣诏分给，但确不见东方朔，问明群僚，才知东方朔割肉回家，心里恨他专擅，当即向武帝奏明。第二天武帝在御殿见东方朔便问道：“昨日赐肉，先生不待诏命，割肉自去，究属何理？”东方朔脸不变色免冠跪下，从容请罪。武帝道：“先生且起，尽可自责罢了！”东方朔再拜而起自责道：“东方朔！东方朔！受赐不待诏，为何这般无礼呢？拔剑割肉，志何甚壮！割肉不多，节何甚廉！归遗细君，情何甚仁！难道敢称无罪么？”（细君：小妻）。武帝又不觉失笑道：“我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岂不可笑！”当下顾令左右，再赐酒一石，肉百斤，使他归遗细君。东方朔舞蹈称谢，受赐而去。群僚们大都服他机警，称羡不置。
  有一日东都献一矮人，入谒武帝，见东方朔在一旁，很惊讶地说：“此人惯偷王母蟠桃，何亦在此。”武帝怪问原因，矮人答道：“西方有王母种桃，三千年方一结子，此人不良，已偷桃三次了。”武帝再问东方朔，朔但笑无言。其实东方朔并非仙人，不过略有技术，见誉当时！偷桃一说，是说他谐谑，滑稽罢了，所以东方朔毫不争辩。
  三
  东方朔虽好谐谑，但也能对武帝察颜观色，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的补益作用。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开始改换装束暗中离宫外出，向北走到池阳县，向西走到黄山宫，向南到长扬宫打猎，向东去宜春宫游乐。与能骑马射箭的左右亲随，经常半夜时分出宫，黎明时到达终南山脚下，箭射鹿、野猪、狐狸、野兔等动物。策马追猎，践踏了农田庄稼，百姓大声怨骂。
  一天，武帝想：狩猎道路远，身体又劳累，又给百姓带来祸患，不如建个上林苑。于是就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把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这一区域的土地及其价格，统计登记，准备把它建成上林苑，连接到终南山。武帝便令中尉、左右内史，上报所属各县的荒田数量，准备给盩县和杜县的百姓作一补偿。吾丘寿王办理完毕后回来报告，武帝很高兴的连声称赞。
  当时，东方朔在旁，便提出批评意见说：“终南山是国家的天然屏障，汉朝建国，离开了三河之地，在霸水、浐水之西，经河、渭河之南建立都城，这就是所说的天下鱼米之乡富饶之地，秦王朝凭借着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这一带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优质木材，各行各业用它们做原料，百姓靠它们维持生活。又盛产稻、梨、栗、桑、麻、竹箭等物品，土地适宜于种植姜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由此可以人人温饱家家富足，不必担忧受饥寒之苦；所以酆水与镐水之间，号称肥沃之地，每亩土地价值一斤黄金。现在圈占这片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财政费用的来源，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个理由。荆棘荒草得以蔓延，扩大狐狸、野兔、虎、狼的活动范围，破坏百姓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使幼童怀恋故土而忧愁，老人痛哭流涕而悲伤，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二个理由。驱赶百姓而修建上林苑，周围筑墙以做为禁苑，策马东西奔驰，驱车南北追逐，其中有深沟大河。为追求一天射猎的乐趣，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犯难，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三个理由。当年商纣王兴建了内有九市的宫殿，导致诸侯背叛，楚灵王筑起章华台而导致楚国百姓四散逃走，秦始皇兴造阿房宫而导致天下大乱。我只是卑贱愚笨的臣仆，竟然冒犯陛下的旨意，真是罪该万死！”
  武帝听完了东方朔的这一番话后，沉默良久说：“先生之言
  极是，真乃兴我汉邦，治我社稷的良臣也。”武帝对东方朔大加称赞后，即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并授以给事中的官衔，赐给他一百斤黄金以示奖励。但是，武帝仍然按照吾丘寿王所奏报的规模兴建了上林苑。
  上林苑即经拓造，遂引出司马相如的一篇著名的《上林赋》。
  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壁》、《皇太子生谋》、《屏风》、《殿上柏桎》及《平乐观赋猎》、《从化孙弘借车》等，后人汇成《东方太中集》。
  东方朔生平事迹，初载于《续史记·滑稽列传》中，故以滑稽家著称于世。观其解射复，说割肉，谏上林等言辞，及《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文章，不仅诙谐风趣，而且义理精辟，言辞才辩，独树一帜，文采风格，卓然一家，实为西汉文学大家之一。六朝志怪小说，如《十洲记》、《神异记》等，也假托其名以传世，可见其文学成就对后世影响之大。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为“滑稽之雄”。俗称东方朔当今相声之祖师爷，瞎子算卦的祖师爷。但其文学家的地位，被其滑稽家的名声所淹没，后世多知其为滑稽家，少知其为文学家，有识之士，自然以为憾事。
  参考书目：
  ①《史记》
  ②《汉书》
  ③《白话资治通鉴》
  ④《陵县文史》
  ⑤《历史通俗演义》
  巾帼英雄迟昭平
  在西汉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具有威名的巾帼英雄、平原女子迟昭平，在漫长的历史长卷中，熠熠闪光，展示着一代女性的尊严与骄傲。
  迟昭平，平原城南人，生卒年月无考。自西汉初始年末（公元9年），贵族皇戚王莽夺取了汉室帝位，推行了所谓“王田制”，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翌年，又横征暴敛，还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禁”，邻里遭殃，男人惨受惩罚，妻女也收为官婢。加之灾荒连年，疫病蔓延，因此，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群起操戈，反对王莽集团的残暴统治。
  从新莽天凤六年开始（公元19年）王莽大兴土木，扩筑宫室，修建九庙，“饰以金银雕文，穷百工之巧……造奇特之宇。同时，又征淑女，选皇后，穷奢极欲不已”。
  贫苦百姓，无法忍受，于地皇二年（公元21年）群雄四起，起义者遍及各地。迟昭平也于同年秋，聚众数千人在河阻中举行起义（现平原城西南），抗官税、荡官衙、杀豪绅、掠贵族、分粮与贫苦百姓，扶危济弱，杀富救贫，一时声威大振，成为众豪强中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在这期间，先后起义的还有东平的瑷子路和肥城的刘诩，他们汇集了农民起义军二十万，活动在黄河南岸东西百余里的广大地区，茌平董次中为首的起义军，移往兖州去进攻官兵；富平（今阳信）人徐异卿，也率万余人起义；另外还有起义军势
  力较大的铜马、高湖、重连、五楼等部农民起义军在各地活动，形成了强大的反“莽”势力。
  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迟昭平部与徐异卿部汇合，战斗在平原、富平、厌次、乐陵、无棣、盐山等地，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万之众。这支农民起义军，不但攻县郡、杀贪官污吏、抢府衙官库、砸地方牢狱、拯救身陷囹圄的无辜百姓，给王莽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同时，他们也袭击地主豪强的营堡、乡聚（镇），无情地打击那些宦官、王孙、公侯，没收他们剥削的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百姓，深受广大贫民的拥护。起义军的风暴动摇了王莽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彻底崩溃了。
  由此，迟昭平的名字，也载入秦汉农民起义的史册之中。
  选自《德州风物志》
  数典思贤话赵苞
  赵苞，生活在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期。当时，外戚、宦官两大集团和其他附带的官僚集团，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把朝廷政事闹得乌七八糟。一些沉浮宦海的人，纷纷趋炎附势，攀高结贵，拼命钻营。而赵苞，却耻于和这类人物为伍。他的从兄赵忠，与张让、夏恽等十二名太常侍，是一个垄断朝廷大权的宦官集团（人们取其大数，称为“十常侍”）。他们以张让、赵忠为首，胡作非为，架空了昏庸无能的灵帝刘宏，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不但自己封侯显贵，父兄子弟也遍布各州郡，横行霸道，蠢害人民，天下百姓恨之入骨。有人劝说赵苞：“你哥哥在朝中掌握权柄，你何不与之和好，图个日后荣升？”赵苞说：“赵忠欺君罔上，误国害民，我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我生当孝于亲、忠于君，岂能和他们称道？！”他，恬淡寡欲，身正影直，年轻时被举为孝廉，迁升广陵令，上任三年，政教清明，被擢为辽西太守。
  东汉末年，我国北部鲜卑人中，有个首领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以北三百里的弹汗山立庭（即建都），把东汉王朝作为侵掠对象，经常率领部下入寇幽、并、凉三州。这一带的百姓年年遭受掠夺，人口死伤，财物损失不可计数。仅赵苞任辽西太守第一年（公元176年）的上半年，边境被侵就达三十多次。侵略者的猖獗，激起赵苞无比义愤。他刚刚到任，就率领部下英勇杀敌，屡挫强寇，有力地震慑了檀石槐部落。从
  此，赵苞威震边陲，名扬四方。他镇守的辽西一带，成了鲜卑人不可逾越的屏障。
  第二年冬天，赵苞派人到武城接老母和妻儿去辽西，行至柳城（今河北省昌黎县境内）时，正遇到万名鲜卑骑士入侵，老母和妻儿不幸被掠走。鲜卑人扬扬得意，以为只要把赵氏婆媳掌握在手里，就可以用骨肉之情动摇赵苞爱国之心，迫使他弃城投降，进而便可以突破辽西一带防线，长驱直入，直捣汉家大片疆土。
  春节前的一天，辽西一带，寒风刺骨，黄沙满天。鲜卑人押着赵氏婆媳来到辽西城下。连声搦战。赵苞开城迎战，看到敌阵前被押着的老母和妻儿时，一阵心酸，声泪俱下：“娘啊，儿子本来打算以微禄奉养你老人家，谁知反使你祸殃致身，儿子真是恶该万死！”
  听到儿子的话，赵母连忙喊道：“威豪（赵苞的字）我儿，这是敌人的奸计，千万不要上当。人总有一天要死，不得为我亏损忠义。你快快进兵杀敌吧！”
  母亲的话，象一道威严的军令。只听赵苞一声悲号：“娘啊，事已至此，儿子不能再顾及母子私恩，只有为国尽忠了。”随即指挥军马，向敌阵杀去。将士们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大破敌阵，鲜卑兵死伤大半，狼狈逃窜。但，赵苞的老母和妻儿却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战斗结束后，赵苞收拾老母和妻儿的尸体，归家安葬。乡亲们纷纷登门，吊唁致哀。赵苞对乡亲们说：“为救老母而愧忠义是不忠，为全忠义而杀老母是不孝。我必须在战阵上尽忠，在地下尽孝。”说罢，号啕大哭，呕血而死。
  赵苞母子的死，英勇悲壮，受到后代人们的敬仰。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赵苞母子所表现的民
  族精神，是当时人民反抗鲜卑侵略的共同精神，这种精神是汉族所以继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选自《德州风物志》
  学识渊博的崔琰
  崔琰（公元159—216），字季圭。东汉清河郡东武城县（今山东省武城县）人。少时淳朴忠实，不善辞令，好击剑习武。二十三岁方发奋读书，攻《论语》等儒家经典。二十九岁从古文经学家郑玄求学。
  崔琰学识渊博，才貌非凡，为大将军袁绍所赏识，征授为骑都尉。他屡谏袁绍而其采纳甚少。官渡之战，曹操大破袁军，征召崔琰为别驾从事，并拜其为曹丕之师。初，曹丕悉心狩猎游玩，行为无羁，经崔琰训教劝释，幡然悔悟。当时曹操欲立次子曹植为太子，秘征崔琰之见。崔琰直言进谏：“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宜承正统。臣以死守之。”曹操纳其言，并擢升他为中尉。
  曹操为丞相时，有外使求见。曹操以“形陋不足以威远人”，便请“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的崔琰代之，而自“捉刀立于床头”。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崔琰被诬为傲世怨谤，赐死。
  选自《德州风物志》
  不畏权势的东汉文学家祢衡
  孙路军 乡土
  祢衡（公元173～198年），字正平，平原郡般（pán）人（今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
  祢衡自幼聪明伶俐，对事物有辨认能力，有过目成诵，耳闻不忘之才能，成年后尤显博学多识，但却有“恃才傲物”的性格。当时的大司马北海太守孔融，很器重祢衡的才华和抱负，曾曰：“其才十倍于我。”因此二人结成了深挚的忘年之交。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军阀混战。黄巾农民起义加之董卓把持朝政，造成天下大乱，国家四分五裂，各路封建势力扩充武装、强掠地盘，割据称雄，整个中原地区一片乱离景象，人民遭受着战乱的蹂躏，痛苦不堪。祢衡虽然很有才华，但在那黑暗动乱的年代里，根本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不时还要遭受战乱的磨难。他小小年纪就离乡背井，先后到荆州、许都等地避难。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他不甘心向黑社会低头，在同邪恶势力的抗争中，逐步形成了尚气刚傲，善辩好胜，不畏权势的刚强性格。
  有一天，在许都避难的祢衡正专心读书，他的好友、比他大20岁的孔融突然来到他家拜访，一番寒暄之后，孔融开门见山地向他说明了来意，要他去曹操手下做官。当时曹操的权势很大，他掌握控制了汉献帝的大权，自称为大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手下有大军百万，战将两千员，真可谓盛极一时。
  曹操素有爱才之德，很注意结纳当时的文人名士。孔融也曾多次在曹操面前对祢衡大加称赞，曹操很想见祢衡，这次孔融来拜访祢衡，就是奉了曹操之命，拉祢衡去曹操处做官。
  祢衡虽然性情刚傲，但对孔融却很佩服，他时常说：“当今之世，我看得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孔文举（即孔融），一个是杨德祖（即杨修），除了这两个人，谁也不行。”可见他们二人交情之深。这次孔融来请祢衡去见曹操，祢衡心里十分为难：去吧，自己身处乱世，无意仕途，而且本来就瞧不起曹操；不去吧，好朋友的面子又不好不给；只好再三推说有狂病，不能前往。孔融见劝说不下，也理解他的心情，便告辞好友，回去向曹操禀报。
  曹操本以为自己的权势这么大，天下的人都怕他三分，何况祢衡是一个到处流浪的失意文人，必然会来依附于自己。不料祢衡竟如此大胆，敢托病不来。这把曹操给气坏了，一气之下，便派兵将祢衡给抓来了。祢衡心想，你曹操请人不到便抓，也太不讲道理了，我才不吃这一套呢！便昂然来到曹府，在刀斧丛中，如入无人之境，面对杀气腾腾的曹大将军，反而不揖不拜。曹操见其不拜，有失自己威严，也不给祢衡命座。祢衡见此情景，便仰天叹息道：“天地这么大，怎么连个像样的人都没有？”
  “我手下有几十员文官武将，都是当今英雄，怎么说没有人呢？”曹操趾高气扬地说。
  “那你说给我听听。”祢衡反唇一讥。
  “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深谋远虑，就是萧何、陈平也赶不上他们；张辽、许褚、李典、乐进更不可挡，当年的岑彭、马武也不如他们；吕虔、满宠作为从事；于禁、徐晃是我先锋；夏侯悙是天下奇才，曹子孝是世上的福将，能说没有人才吗？”曹
  操一气说完，满以为把祢衡难倒，面有得意之色。
  祢衡微微一笑，不无嘲讽地说：“你那几个人物，都不在话下，荀彧只可以叫他吊丧问疾，荀攸只可以看守坟墓，程昱只可以看守大门，郭嘉可以用来读读文章，张辽可以用来击鼓鸣金，许褚只可用来看牛放马，乐进只可取状读诏，李典只可传书送信，吕虔只会磨刀铸剑，满宠只会喝酒吃饭，于禁只会筑墙垒窝，徐晃嘛，杀猪宰羊差不多，夏侯悙这奇才也只能算个‘完体将军’，曹子孝这员福将只不过是个‘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一席话，把曹操及他的左膀右臂说得一文不值。
  曹操气急败坏地怒喝道：“你敢这么放肆，那你有什么能耐？”
  “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不像你们这般人物，只会阿谀奉承。我哪能同你们这群庸夫俗子相提并论呢？”一番唇枪舌剑，直说得曹操张口结舌，一班文武目瞪口呆。曹操恨得要命，但又怕落个杀害名士之骂名，不敢加害祢衡，就令人录用其为击鼓吏，想借机会污辱他。其手下张辽对曹操说：“此人出言不逊何不杀之？”曹操说：“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之，天下必谓我不能容物，彼自以为能，故令为鼓更以辱之。”
  第二天，曹操在庙堂之上宴请宾客，命令鼓吏们换上击鼓衣，按秩序从席前击鼓而过，为他们作乐。轮到祢衡时，他却依然穿着旧衣脚踏小步，露着傲态，见鼓便击，迭成《渔阳三挝》的鼓曲，章节悲壮，如骂如讽，宾客听了没有不慷慨流涕的。当他走到曹操面前时，故意停下来，左右的官吏见祢衡没有穿鼓衣，大声要他更衣，祢衡当着曹操和众宾客的面，脱下旧衣，裸体而立，惊得满席宾客捂着脸不敢看，哪有心思喝酒
  作乐。祢衡慢慢换上鼓衣，击鼓而过，面不改色。曹操本想羞辱祢衡，不想在自己祭祖的地方，守着那么多宾客反被祢衡捉弄了一番，胀红着脸斥责道：“庙堂之上，你太无礼了！”袮衡也毫不示弱，反驳道：“你欺君罔上，才叫做无礼。我显示父母给我的本来体态，是表明我这清白之体。”
  “你是清白，谁是污浊呢？”
  “你曹操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全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想篡权夺位，是心浊也。”一顿臭骂，直骂得曹操头昏脑胀，十分尴尬。事过几日，在身为汉相的曹操对祢衡恨气难消的情况下，孔融从中周旋，对祢衡说：“你太过分了。”又对曹操说：“祢衡有谢罪之意。”曹操信了孔融的话，特摆盛宴，招待祢衡，想挽回面子。结果祢衡却布衣琼巾，手持木棒，来到曹操面前戳地大骂，曹操更加恼火。其手下人却劝曹操把祢衡杀掉。曹操说，我杀他虽然像杀只老鼠麻雀一样，但别人将说我不能容人。于是指着祢衡大声说：“令你往荆州为使。如刘表来降，便用你作公卿。”
  在传统的认识中，曹操是个篡权奸雄。祢衡能够在曹操气焰薰天的情况下，如此胆大地污辱曹操，表现的确是勇敢。据此，《三国演义》中写有“祢正平裸衣骂贼”一节，后来又编成“击鼓骂操”的戏曲，把祢衡塑造成了一个顶天立地、大义凛然的英雄。从而反映了祢衡不畏权势，能言善辩，敢于大胆表露自己的坚强性格。但也表现了祢衡恃才傲物目空四海、与人多不和睦的弱点。
  祢衡到荆州后，刘表对其礼节周到，把他当作上宾。祢衡很赞赏刘表的所作所为，但却爱讥讽刘表左右之亲信。于是刘表亲信就利用机会诬陷祢衡，对刘表说：“祢衡称颂将军仁义爱
  人，可以与周文王相比。但又认为将军临事不能决断，而最终的失败，必定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这话实际上指出了刘表的缺点，但却不是祢衡说的。刘表因此大怒，但刘表领会了曹操借刀杀人之用心，自己也想落个大度惜才的美名，便又把祢衡“荐”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黄祖是个暴性子粗鲁武夫，没有悟出刘表的用心，便收留了祢衡。
  祢衡和黄祖的儿子、任章陵太守的黄射很好。黄射在大宴宾客时，请祢衡以鹦鹉为题作诗，以助雅兴，祢衡便挥笔疾书，笔不停辍、文不加点，迅即写成了《鹦鹉赋》。其辞曰：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含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讥。故其嬉游高峡，栖跬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嘴，绿衣翠衿。采采丽容，咬咬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因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乎众禽。于是羡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纲维之备役，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远害，不违忤以表生。故献全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
  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离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兽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峨？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菲余年之足惜，慜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
  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若乃少吴司辰，蓐收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憔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
  感平生之游处，若损箎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
  祢衡在《鹦鹉赋》中完全是借鹦鹉以自比。他把咏物与自喻，紧密地交融在一起，浑然奔放，淋漓尽致地展示胸襟，抒发了他身遭坎坷、心情积郁的真实情感，并从侧面触及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对汉赋发展中僵化局面，给予了有力的冲击。
  纵然祢衡才华横溢，但因为对黄祖那种霸气十足，品德不端，又重权在握、不学无术的人甚为不恭，有一次对黄祖的行为逊言相忤，黄祖便暴横地命五百军士把祢衡推出去，在鹦鹉洲杀害了，时年26岁。刘表听说祢衡死后，就下令把其葬于鹦鹉洲边。后人有诗叹曰：
  黄祖才非长者俦，
  你衡丧首此江头。
  今来鹦鹉洲边时，
  惟有无情碧水流。
  祢衡的遭遇，是才智之士生于乱世的典型悲剧，后人对他莫不寄予惋惜和同情。唐朝大诗人李白游江夏过鹦鹉洲的时候，
  感慨万千，挥笔写了一首《经鹦鹉洲吊祢衡》的五言诗：
  魏帝营八极，蚁视一祢衡。
  黄祖头筲人，杀之受恶名。
  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
  铿锵握金玉，句句欲飞鸣。
  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
  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
  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
  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作为汉末的文学家祢衡，原有著作两卷，早已失传，后世见到的只有四篇文章，即《吊张衡文》、《鲁夫子碑》、《颜子碑》（孔子弟子颜回）、《鹦鹉赋》。其中《鹦鹉赋》写得“浩气坌涌”、“慷慨倬厉”，是祢衡的代表之作。鲁迅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是以气为主，写文章的了。”
  而今祢衡故里，其故居德平镇小祢家庄，在80年前已成废墟。曾参与民国24年《德平后志》编纂的阎昭纲老人（已故）撰《祢衡井》一文，引用其塾师、清举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赠文学博士王星垣先生考证说：“据故老与师相传——祢衡祖居于般。古盘遗址在邑（德平）东北二十五里盘城孟家、李家二村，适当古般城之内，……古般遗址，在清乾隆年间犹高数丈余，后来逐渐撤平变为耕田。北城有古刹一座，名‘海子寺’，寺内有古井一眼，仲秋节夜半时，井中出现月亮，就是平昌八景之一的‘般城秋月’古迹……董卓、公孙瓒争相罗致之（招请，搜罗），衡俱辞不就，便将其家迁来平昌（法平）；远游荆襄……家中闻（衡遇害）讯，遂又北移僻地，筑室安居，改祢姓为弭，其后人沿用至今。满家乡老弭家，确系祢衡后裔。”
  小祢家村虽废，但“祢衡井”犹存，岁历千余载，泉甘而冽。1933年，德平县长戴章民，立碑勒石于井旁，碑高2米，正面刻“祢衡故里”4个大字，碑阳刻撰文，今此碑已毁。民国22年《山东古迹名胜大观》第一集，所载之照，已只余残垣一段与古井。1956年，废德平县为临邑县德平镇。镇建筑队将“祢衡井”套入院内。
  泉声水影，遥接鹦鹉洲，
  芳草萋萋，犹恐被掩谜。
  原守斯镇者，筑亭以护之，立石以铭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庶不让昔人专美于前也。（注（阎昭纲《祢衡井》一文尾语。））
  农民起义英雄窦建德
  刘承智
  隋朝末年，炀帝荒淫，朝政腐败，赋重徭苛，天怒人怨，致使群雄蜂起，窦建德便是其中杰出的农民起义英雄之一。他领导的起义军以高鸡泊为根据地，高举反隋的旗帜，同隋王朝进行了殊死地搏斗，控制了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地区，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为中国农民战争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起义前的窦建德
  窦建德为济南人，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农民之家，“少重然诺，才力过人”，从小就养成了富有同情心，敢说敢为的性格。一次耕地时，他见一家人围着坟坑哭泣，上前一问方知这家死了人无钱送葬，他就把耕牛送给这家，料理丧事。
  有几个强盗夜入其宅，企图劫掠，窦建德执木棒守住大门，“盗入，击三人死”，其他强盗再不敢进，央求带走尸体。窦建德令他们抛过绳索，从院墙拉出去。窦接过绳索，借以跃出墙外，夺刀拼杀，又杀死了几个，剩下的抱头鼠窜。窦建德“由是知名”，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其父死时，来送葬者达千余人，窦建德感谢乡亲们的深情厚意，但“所赠予皆让不受”。他当“里长”时，曾被逮捕坐过牢。
  乡亲们的贫困，贪官污吏的暴行，为窦建德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隋炀帝杨广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以卑鄙的手段登上皇帝的宝座后，“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他骄奢淫逸，营建东都（今洛阳），大兴土木；他不惜民力，修道凿渠，为所欲为。据统计，他即位后的五年内调徭役不下六百万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只有四千六百多万，征调民夫占全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致使“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不自量力地发动了对辽东（今朝鲜）的战争，更使百姓苦不堪言。这年秋末，山东“水潦成灾”，天灾人祸齐降，于是，遍及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暴发了，而山东则为首义之区。
  炀帝发动对辽东战争时，窦建德在被征之列，并任“二百人长”。这时，其同乡孙安祖亦被征，因其家被洪水吞没，妻子冻饿而死，请求免征，不但未被允准，反遭“捕劾答辱”。孙安祖一怒之下刺杀县令，到窦建德处避难，窦建德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劝他立即起事。
  窦建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鼓励孙安祖“建功于世”，并说高鸡泊的地势优越，可以“乘间窃出，掠夺足以自资，因得聚豪杰，且观时变，以就大计。”孙安祖欣然同意。窦建德即召集乡亲数百人，并由他率众推举孙安祖为首领，向高鸡泊进发，投奔已在那里聚义的蓨（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
  当时鄃（夏津）人张金称、高士达义军“往来漳南”，“独不入建德间”。官府怀疑窦建德为义军同伙，便残酷地杀害了他全家。当时，窦建德正在河间，闻知全家被害，他悲愤满腔，率众投奔高鸡泊，公开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
  辉煌的业绩
  窦建德投奔高鸡泊后，很受高士达的器重，被任命为“司
  兵”（管理兵器）。不久，高鸡泊起义军发生内江，孙安祖被张金称杀害，其部下数千人皆投奔窦建德，使高士达部很快发展到万人之众。
  窦建德待人诚恳，身先士卒，“倾身接物，执答与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高士达雍容大度，“自以智力不及建德，乃推为司马”（“司马”为领兵要职）。自此，高鸡泊起义军在窦建德的领导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辉煌的业绩。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隋王朝派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进犯高鸡泊。窦建德请高士达看守辎重，自率精兵七千迎敌。他在长河（今山东德州市郊）布下伏兵，严阵以待，同时致信郭绚，诈称自己同高士达不合，请求投降。郭绚信以为真，大摇大摆地“从建德到长河界”。义军伏兵出其不意，猛烈袭击郭军，斩杀数千，获马千匹，郭绚仅带数十骑突围而逃。义军穷追不舍，将其斩杀于平原。
  隋太仆卿杨义臣击败张金称起义军后，气焰非常嚣张，他闻知郭绚兵败，发誓要将高鸡泊“穷刬根穴”，率兵进剿。窦建德对敌情做了客观分析，提出“宜引兵避之，彼欲战不得，军老食乏，乘之可有功”的作战方案。高士达却错误地认为不足为虑，没有采纳。窦建德乃留守大营，高士达率军迎击，初获小胜，他更加蔑敌轻进，终于战败被杀。杨义臣向大营发动猛攻，窦建德抵御不住，仅带百余骑突围北上，乘隙攻占饶阳（在今河北省）。杨义臣“谓余党不足忧，引去”。
  窦建德返回平原，为高士达发丧，并借机招集旧部，“得数千人，军复振”，自称大将军。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西南）筑坛场，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在各地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隋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隋王朝妄图先消灭窦建德部，尔后消灭瓦岗军，派遣涿郡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督兵三万，陈兵河间七里井。窦建德佯装自乐寿（今河北省献县境）向南败退，并放出风声将撤到豆子〓（今山东惠民县境），暗在高鸡泊内设下伏兵。薛世雄因此放松戒备。窦建德亲率千余名敢死队中途急返，迂回至七里井，趁拂晓弥天大雾，部署大军，向薛部发起猛攻，杀声震天，直插敌阵。薛军“遂溃，相腾藉，死者如丘”。薛世雄仓皇逃回涿郡，惊吓而死。
  蜕变的悲剧
  窦建德称长乐王后，对隋亡之后出现的群阀并起的复杂局面缺乏清醒的认识，由于农民革命的时代局限，在封建思想的浸蚀下，他的立场逐渐发生变化，由坚强的反隋英雄蜕变为隋王朝的忠臣。
  随着农民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隋王朝的官吏们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这些义军眼里的“刽子手”，在窦建德看来却成了“忠臣”、“义士”。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七月，被起义军围困一年之久的隋河间丞王琮被迫投降。对这个隋王朝的顽固分子，义军将士皆曰该杀，但窦建德固执己见，称王琮为“忠臣”，任命他为瀛州刺史，并下令“与琮隙者敢辄摇，罪三族。”并说，“往为盗，可枉杀人，今将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
  此时的窦建德已视隋朝降吏为“忠臣”，而称起义者为“盗”，政治上已走向了他反隋立场的反面。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冬至”那天，窦建德置酒“大会僚吏”，适有群鸟随五只大鸟从宫殿上空飞过，又有人来献
  “玄圭”。投降义军的隋景城丞孔德绍借机大谈“祥瑞”，说“昔天以是授禹，今瑞之侔，国宜称夏。”窦建德依其言改国号为“夏”，且改年号为“五凤”。
  这年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一伙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发动政变，缢死炀帝。其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到达魏县（今河北大名南），窦建德居然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也”。他已公开声明，自己是隋朝的“臣民”了。
  于是他随即发兵声讨宇文化及，连战皆捷。宇文化及退守聊城（在山东省），窦建德令以撞车机发石破城而入，他向肖皇后俯首称臣，将宇文化及的一班官员“枭首”，把宇文化及同其子押至大陆县（今河北晋县西南）砍了头。
  为了取得隋王朝忠臣的正式名分，他以诛杀宇文化及为资本，向炀帝的孙子越王侗请赏，越王侗正式封他为“夏王”。与此同时，他大量起用隋朝故吏。
  这年八月，窦军攻陷洛州（今河北永年），即迁都于此。越王侗为王世充所废，他才“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书称诏”，并追谥场帝为闵帝。看来，他这个隋朝的忠臣算是当定了。
  此后，窦建德从封建的“忠孝”观念出发，不管政敌态度如何，凡“忠”者皆待之以“礼”。
  唐黎阳守将徐世勣（即徐懋公）为窦所俘，因其为唐之“忠臣”而释之。有人劝他诛杀徐，他亦不肯。隋王朝的“忠臣”赵州刺史张志昂、邢州刺史陈君宾、大使张道源等被俘后，窦下令“即释之”。
  窦建德的后期，还犯了主观武断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错误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
  大将王伏宝，屡建战功，有人诬陷他谋反，窦建德便将其
  杀害。王伏宝临死时，大呼：“我无罪，王何信谗，自刈左右手乎！”
  纳言宋正本好直谏，窦建德也听信谗言将其处死。由是，“政教益衰”。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窦建德率军西进，去救援在洛阳同李世民激战的王世充，一路连克管州（今郑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县），屯军荥阳，同王世充约定共同讨唐。
  三月，秦王李世民进据虎牢（今荥阳西北），派骑兵五百侦察窦营后，“设伏道侧”，亲率数骑诱窦军入埋伏圈，“追杀三百”，窦军殷秋、方瓒二将阵亡。窦军见唐兵势众，即止兵不进，“顿六十日不敢进”。
  鉴于这种情况，祭酒凌敬建议，先不同唐军决战，而过河攻占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且派良将据守，然后越太行山，进入上党（今山西东南），继而占领壶口关，以收复河东地区。并明确指出这样做的好处是“乘虚捣境，师有万全，一也；拓土得众，二也；郑（洛阳）围可解，三也。”
  这本是个切实可行的战略，但窦建德听信了王世充派来求援的王琬、长孙安世的话，决计同李世民决战，妻子劝他依凌敬之言行事，他却蛮横地说，“此非女子所知”。
  五月，窦建德大举攻打虎牢，李世民先是“按甲不战”，以待时机。到了中午，李世民见窦军“皆坐列，渴争饮，意益怠”，即亲率史大奈、秦叔宝等将兵绕至窦军阵后，大杀大砍，窦军惨败。窦建德逃至牛口峪被俘，次年被斩于长安。时年四十九岁。
  窦建德的后期尽管由反隋英雄蜕变为隋朝忠臣，犯了战略错误，但其仍保持了勤俭节约、关怀下属的美德，他“不喜食肉”，妻子也“未尝纨绮”，每攻城有获，即分送将士，曾俘
  “隋宫人千数，皆放去”。
  综观窦建德的一生，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消灭了隋王朝大量有生力量，为摧毁腐朽的隋王朝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受时代局限，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杰出的农民起义英雄。同时，他具有良好的品格，因而受到百姓的敬仰，人们为其在河北献县修建祠庙，以示纪念。
  “江北第一才子”董养性
  董养性（1616—1672），字迈公、号毓初。乐陵市城东董家村人。性情古朴，家贫嗜学。平生潜心理学，对四书五经均有注释考订，著书百余卷，镌版未竟者数十卷，镌版发行五十六卷，对后世颇有影响，时有“江北第一才子”之称。
  养性七岁入塾攻读。其父董之华亦通文墨，见儿口诵心惟，手不释卷，微笑说：“继吾志者，已有人矣。”后来养性夜读，恐睡熟误学，以瓢为枕，翻身即醒。祖母见其枕瓢而眠，故将瓢偷放于旁。养性一觉睡至天亮，醒来，掩面而泣。祖母问明其哭泣，因失瓢枕误学之故，即喜而将瓢复放于床头。
  养性苦读十年，于1632年（明崇祯五年）补“邑博士”，是年十七岁。从此，养性更加刻苦用功，凡读经传，必追其源，考其同异，通其义理，进行注释订正。1648年（清顺治五年）考中拔贡后，便开始著《四书订疑》，1663年（康熙二年）写完二十三卷，欲动笔再著《易经订疑》之际，奉邀赴江南宁国以文会友。去后，因他才学渊博被宁国徐府聘请为师。他谨循为师之道，严教不懈，弟子学而不厌，后大都成名。在教学之余，他夜以继日地写成了《易经订疑》十五卷，《易经启蒙订疑》四卷。后又撰写《春秋订疑》。
  康熙六年（1667）六月，官居宁国府通判，忠于职守，赏罚严明。奉公之余，他又写完《春秋订疑》十四卷，连同以上各卷均已镌版，发行于世。嗣后，又考订《诗经》、《书经》。在
  此期间太平县令因过而被罢官，养性被荐代县令。上任后以经术伤吏治、整内务、施仁政、倡礼义、兴教育、严法纪，除暴抚良。亲自登山植树造林，并邀请良农、良商、良师前来共欢并加以勉励。故而博得百姓赞誉，士民谱曲歌颂其功德，送匾额无计。在忙碌间隙，他又写完了《诗经》、《书经》、《礼记》订疑数十卷，镌版未竟，仅存其稿。
  董养性因积劳成疾，于康熙十一年（1672）辞世，享年五十八岁。他居官几载，政绩卓著，众多著作，更为后人留下了较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选自《德州风物志》
  邢子愿先生传
  席文天
  三百八十年前，诗文家、书法家邢子愿先生谢世了。他犹如一颗明珠殒落了。然而，将尽四百年至今，他却仍然闪烁着光辉，德行、文章，特别是其书法作品及成就，著之于史书，存之于艺苑，明清以来，不时为人们所乐道。
  邢侗，字子愿，号知吾，别号来禽济源山主，人尊称来禽夫子。山东省临邑县万柳（今邢柳行）村人，明世宗嘉靖中，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其先民邢伯通与弟伯住，于明初奉旨迁民，自直隶河间府任丘县石门桥先至商河，不三月移临邑城北五里之钟家庄后定居，与任姓为邻，后发展为村，名任家楼。伯住，住未久，于洪武三十三年（1401）奉旨招募天下弓马娴习之士，应招入忠义卫军，后籍遵化县喜峰口团亭寨；伯通则落在此地，劳动生息，死葬于村东南，是为邢氏北茔。伯通为临邑邢氏之始祖。
  至四世，邢政中举，为岢岚知州。自此，家境渐富足。嗣后，子孙繁众，科第蝉联，江南、河北居官者甚多。六世，侗伯父如默，进士及第，官至吏、工给事中；侗父如约，善医，御试第二，加封御史。父辈伯仲三人，和睦相处，终不分著。这时家道益丰，家资钜万，拥有城东北宿安店、城西南八里庄、城西万柳村等数处庄园。邢父即居万柳，后改为邢柳行。而邢父却是一个“醇心善行”的人，建“聚星桥”（明《山东通志》有
  载），大缮学宫，赈饥恤贫，甚至“焚券罢偿”（烧了地契，不再交租），人称“邢佛”。时王世贞有诗说：“诸方衲子（穷人）俱称佛，一邑婴儿半姓邢”。声誉远播海内。侗母德平万氏，乃明万历驸马宅，生侗及妹慈静；两弟佑、伉，靳氏所出。邢侗即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后来这个邢氏七世孙，终于较先世更为显曜和彪炳。
  邢侗七岁（1557）能作“擘案书”。剑拔弩张，神采飞舞。十三岁（1563）作王宠楷书。侗夙禀灵慧，家多藏书，十四岁已能尽读。嘉靖四十三年（1564）邹督学安福到济南，看到邢侗的楷书说：“此儿书法有前辈风，是天下才也”。召至济南泺源书院读书，传为齐中美谈。
  侗父为督租官吏侮辱，侗愤然曰：“丈夫不能荣其亲，而以亲辱耶！益勤学无间日。”十八岁（隆庆二年，1568）考取拔贡。又二年，侗应诏进京，尽友天下士，学日益博，考中京闱举人。万历二年（1574）二十四岁，进士登第，殿试卷，杂用沈度、王宠，赵荣禄数千言，一字无遗。主考谷城于慎行少师见之，惊叹说：“徐淮以北固无此！”成为邢侗的恩师。
  邢侗，仪容峻伟，明目龙准，丰颐方口，发如云，须如戟，声如洪钟，及第跨官，京都人围观如堵，行至西华门，闻前边鸣锣开道，说冯保轿到，命回避。冯保是得宠的宦官，网罗亲信，蒙蔽当朝，文武无不恨之切齿，却也奈何不得，因更跋扈无惮，气势赫然。邢侗听说是冯保，不由怒愤填膺，便勒马挺胸，高声吼道：“余山东邢侗，岂畏人者，吾将叫诸天阍！”说要招呼掌守皇宫的禁军。冯保看看邢侗的仪容，对手下说：进士跨官，还是不要多事的好，回轿改道。这件事，一时轰动京师，佞者咋，忠者快。邢侗的凛然气度，不胫而走，相继传遍宇内，以为快谈。事后回乡，四方文士学子，无不慕交子愿者。
  万历三年（1575），侗二十五岁，四月授南宫知县。侗向以孝顺闻名乡里，事事请示父亲；而邢氏家规甚严，以礼义忠厚，和睦乡里为本，如今便问于邢父曰：“若何为政？”回答是：“吾家故温，不需若养，祓除其心，以和惠民”，并“教之：在官廉。岁以农入佐之。”意思说：我们家能温饱，不需你作官养我；暂不要考虑孝顺我，去为南宫人民谋福利去吧。不要贪污，每年我以家廪助你。竟像供应学生读书一样，供应儿子作官，不须作对不起百姓的事。“邢佛”，多么温厚啊！
  “有其父，必有其子”，进得南宫，一举惊全县——官方规定，县衙有两本账，一本是“官拨”，知县动用此银，以贪污论，可以弹劾；一本是“杂入”，就可机动了。一日，子愿坐堂理事，竟令两本合为一本。表示：我不动一两为己，谁敢动一两为私？此举传闻开来，全县上下莫不心服。子愿与其家眷，“廪食囊衣，悉自家中（临邑老家）具之，不以烦邑人”（南宫人）。
  接下清理旧案，“大小狱，察之以情；豪夺小民者，虽权贵居间，上官示意，不徇私情，以三尺绳绳之无贷”。不三、五日，将数年所压陈案、数月所积新案，一一理清，冤者申，罪者认，相讼者双方，无不贴服其“清明”。邻县枣强，有一桩多年难断之旧案，请子愿相助审理，介时间明情由，片言而决，“公生明，廉生威”双方叹其“果而公”。
  南宫理案之“赎金”，籴粮入库，以备荒年。稍有余羡，即以开玉带街，修藏书楼，建学宫，兴教化，周济寒士，岁课月试。诸生中登科者，相继不绝。正风俗，劝垦耕，三年，考绩循良，连任南宫。一秉“先教化，后文法”之旨，又二年大治，“野无不耕之田，下无废学之士。盗息讼减，吏民亲爱之，号之曰“邢父。”万历八年（1580）三十岁，六月提升入京，为监察御史。南宫人于城东门内路南，立“生祠”以寄去思。
  在御史任，万历九年（1581）三月，出按河东巡盐政，所部河南、山西、陕西数千里。当时州吏对私贩盐者捕获不及，便捉其家人抵罪入狱，十不一生，罚不得其人。子愿命勿捕，既捕者，使其回赎，活数千人。所得赎金累万，一无所取。有司数十人，往往受谢，子愿不纳，一律不开封驳回。过二十年，李维祯入晋，晋人于子愿犹诵说不已。为政之道，在得民心。
  万历十一年（1583），按三吴（今苏州、常州、湖州一带），子愿精察练达，舞文弄墨之徒，无隙施其奸诈之技。云间大盗张帮陵，以海为穴，为民害二十年。子愿设方略，令所司擒住，斩之弃市以示众，解散其余党；有三个小头目当杀，子愿念其亲友子女，以“树敌莫夥”抗章释放。终因此而“夺俸”（薪）三月，子愿却喜曰：“吾以三月俸，全三人命，所得多矣！”从此，民得过平安日子，此则所得更多了。当时正逢荒年，子愿即令开赈，而后奏闻皇上，因民无外逃者。转迁湖广参议，临行所过之处。民皆焚香祝送。
  督漕米，两渡淮水，往返风涛中凡二年。不急催科，民无紧迫感。令部下官员，不得苛虐士卒，弊端殆尽。有人逢迎送以精致的凉席，子愿斥之。事毕，回乡看望双亲，没有携带任何吴楚物产，童子所挑，宝剑、书箱、十两俸银而已。太公见了，笑道：“此真吾子也！”小住，赴京述职。
  时日本骚边，子愿草以对策十数条。万宗伯、许给事叹曰：“先轸有谋，胥臣多闻，子愿兼之矣！”然朝廷不能用。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升陕西行太仆寺少卿。子愿虽赴任，然不以为适意。明朝中叶到此，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统治阶级内部已腐朽堕落，官僚机构臃肿，官员互相倾压，营私作弊，加之宦官弄权，使军政败坏，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正是在平静之中酝酿着大动荡之际。子愿看到
  了这般现象，悟到后之危机，自度力不能匡时，倘是永乐，正可大有作为，朱翌钧坐等明治，恐徒作其牺牲，随采取了韬晦之计，脱辞以“亲老归养”，三上书恳请恩准，至是年五月获准返乡。子愿释褐登仕凡十二年，节节上升，官至四品，时年三十又六。后知子愿者评为“急流勇退”，以赞其颇识时务。
  子愿，为官清廉，兴利除弊，提携左右而有政声，家居，服食器用，质而雅，俭而易求，绝不为奇，尝言：“奇生怪，怪生无常，是产祸也。”孝伺双亲，和睦乡里。立言：不夺民一亩田，不占民一间屋。为娱亲老，只买下城东南隅，城墙下空闲荒旷之地营筑一园林，“粗具木石”，用自己辞官的俸银和转贷筑建，名曰“泲园”，内设二十六景，多因地造形，非常简陋，如，因池为“思曼湖”，凿小池为“优钵罗池”，因丘为“犁邱台”等，“来禽馆”为其第七景，是他的读书处。民国十九年（1930）摄下一张照片，载之《山东名胜古迹大观》，不过三间东房，实属一般。然正如清莫树椿《来禽馆即景》诗中所说：“制朴无华地自尊”，因邢子愿为一代名士，行谊留芳，此馆竟载之正史，流传四海于千秋，这恐连邢侗其时也是“始料未及”的。二十六景，景景系辞题诗，诗景相得益彰，一时成为北地名园。
  园成，“外户不闭，与众共之，”乡里百姓，可以随意步入观览，倘与子愿相遇，他还“和颜接引，殷勤劳问”，实为一私营不售票之“公园”。即后来在南地杜甫旧游鹊华两岐处新营之“湘花园”，也不过“长河贯中，银杏垂柳，堂斋小拟，淡园几榻”而已。却也“与众共之”，“田舍翁，引上坐，同桌食”（址今废）。美行谊，是子愿美德之一，敬老爱幼，倘外出，路遇亲老，乘则下车，骑则下马，谦和礼让，“不识金紫贵人”。事亲至孝，时邢父年迈，制以坐车使童子推之，游园内诸景，侗持铲旁立，每过一景，必先前行，铲平路上小块垒，垫平小坑沟，
  使车行平稳。从此，居泲园读书处，凡二十六年，研诗文，功书画，终于成就为诗文家，书画家。
  子愿夙以古文辞名世，最善班马之学。晚年驰骋于周、秦、两汉、晋、宋、六朝之间，尤好作骈丽语，一时操觚之士，于大江以北，咸推子愿为盟主，继明后七子李于鳞等后，是“中兴五子”之一，与严陵王穉登、云杜李维祯、云间董其昌、吴郡冯时可结社，冯时可写了《五子赞》，他在赞文序中说：“类其诗曰‘中兴五子诗’，四君子者，才藻同，气谊间，郁塞浮沉同，而不肖刻鹄，庶几仿佛”。不过鉴于晚明文风不振，继前后七子之遗续，“主张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企图进一步廓清“台阁体”浮浅之风，以图匡复。前后七子，中兴五子的主张，一脉相承，虽终不离儒道，实也有反传统思想，以“复古”为名，行改造（或说改良）传统文化之实，对促进文化发展有其一定作用。然因晚明不振，五人相聚困难，邢氏年寿不丰，未能在文学领域发挥作用而不闻于文坛。邢侗孜孜半生，却也留下了大量著作。首先在方志上，先是知南宫时，即主纂了《南宫县志》，世评为“核而文，严而直，信史笔也。”万历十六年（1588），应聘纂修《武定州志》十五卷，四册，约十万字，体例完备，论述精辟，成为名志；万历十九年（1591），应临邑知县刘承忠聘，创修《临邑县志》十六卷，四万字。其散著，“拟古十篇”，补史佚之文，未免过于深奥，似“比古人还古”，其余却有不少佳作，如《与季弟论文》等，又通俗易懂，结为《来禽馆集》二十九卷，至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入《四库全书》，诗则出入李、杜、王、岑，“高古典雅，每每工而拙用之”；五七言律宗唐，古风追汉魏，如《平倭歌》等颇有建安风骨。“于鳞之后，子愿代兴，堪为一代词宗”。晋江友人黄克缵说：“余时与唱和，每诗筒至，辄私念：‘此中有佳句’，如尹婕
  好望见邢夫人，自痛其不如也”。遗作有五百余首，亦收入全集。
  临池之美，以钟、索、二王为主，深得右军神髓，挂壁书，多临大令，其余兼虞、褚、颠米、秃素；大而擘窠，小而蝇头，博而行、草、篆、隶，各臻其妙，而以行草见长，晚年尤精章草。其于绘事，“偶作意写卷石、莎草、长松、修竹，游戏点缀，罗罗见其清淑，大抵仿叔明，元章笔意”。不以丹青为长，不过略以自适，却也落落大方。因其家藏甚富：昔按吴时，得《十七帖》真本，万历二十年（1592）上石来禽馆，他如《澄清堂帖》、《兰亭序》、《黄庭经》等，均先后上石。他自己说：“与右军书坐卧几三十年，始克入化”；又藏有《云中君》、《右军像》、《东坡枯木》、《子昂墨竹》、《管夫人蛱蝶图》等画，故举笔往往肖似。特于书作，“试取临池妙墨，错杂诸名帖中，不辩谁古”，一时为海内所珍。万历三十九年（1611），皇上令内竖以邢侗字扇进览，为击节称赏，命女史学其书，遂置以图记。邢司马（玠）至高丽，有李状元妻，托致书子愿，愿为弟子，自恨身为女子，不能入中国，朱宗伯出使，从人适携邢书二幅，购之黄金同价；琉球使者入贡，愿少留，买邢书去。
  按其攻书之主旨，在于匡时。时朝廷不振，反映到书艺上，也出现衰飒之气，邢氏矢志辟除陋习，重振书坛，立志上索魏晋，以坚其骨，以期有成后，造就出自书风貌，孜孜不倦，以至晚年。止此一点，人便不俗，而高于当代诸公一俦矣，这也是其书为海内所珍之所在。王洽独选其晚书上石，亦具眼者。只惜邢氏年始逾花甲便谢世，壮志未遂，为一憾事！其书艺成就，盖可分为三期；拟议二王，标领褚米时，还是池水未墨阶段；晚造元微，特精章草，是成熟阶段，也是其能够独立书林的根基；然而其炉火纯青还在晚末，老笔纷披，物我俱忘，似生似荒，奕奕自运阶段。以所撰《东阿尊师于文定公碑》行书为代表，乡
  人任玥评道：“真字字珠玉，清逸绝不可及，先生书法，斯为至矣！”此碑久佚，至清，有人重刻之，今亦佚。所幸尚有于此稍前、清道光四年（1824）上石之《行书石刻》二十二字今存，仍可一览风采，或可见其仿佛耶？作为书家，子愿之字奕奕生动，不失右军风范，堪宜“上自宫禁，远及四夷君长，购得只字，宝为九鼎”合其称明末四大书家之首，与董其昌分掌大江南北，而名贯九州。
  子愿隐居“泲园”，专心诗文书画，卓有成就。然而，子愿虽已不为官，却仍心系国事成败，胸怀人民饥苦。时闻倭寇不断进扰海疆，便写了《倭国论》，凡七千余言，收入《来禽馆集》二十三卷。从岛国之地理位置，倭盗之行动特点和习性，到我方对策，征兵运粮，从内地到边疆之时间与消耗等，分析详尽。一日，蒙阴公鼐来临邑，二人同登犁邱台小酌，共议国事，感慨万千，写了首《平倭歌》以抒胸襟，还写了《与公孝与登犁邱》的五言律诗一首，亦可见其心迹。每逢旱涝饥荒，辄为民奔走求赈，时见于其诗文、书信之中。一次，临邑遭了特大涝灾，求赈不爽，他心疾如焚，在《上黄抚台》的信中说：“唯是今岁之情形，更岌岌乎危矣……高粱薥秫等，经月在水中，根株糜烂……囤内绝乎炊粮，釜底铿乎炊火……百金之家，斗绝糠核，又何况乎数亩贫民，佣身褛子哉……生等间从五里庙、清凉店路旁，拾得遗孩，付童奴代乳……今所恳冀者，尊台亟为生等鄙小邑……改折即次停征。无食则无民，无民则无邑……此而不为破格之施，将至社稷人民俱困……”一年大旱，他在《与王百谷》的信中说：“三春无雨，禾尽卷焦。畿辅之间，嗷嗷转剧。天子第坐深宫啖肉……言官启事蒸仍，裒如充耳，……足下试谓今天下治耶？乱耶？”这里直指朝廷之腐败，宫中食肉，不思民间饥苦。幸而终究也未惹出祸事加身，可算幸运耳。
  子愿先生身居“泲园”，然而实至名归，“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天下士来奔子愿者，不绝于门；加之家酿“雪水莲花酒”，芬馥清绝，一时名盛，客来也，子愿热情饷之，佳酿清芬，子愿清名，相得益彰，晚年客益填巷。当代名流，或新缺赴任，或进京述职，迂道来访。或评论古今，或商讨文艺，或对酒谈谑，锋起三教九流，端辩无舛；年近花甲，目无纤翳，齿能啖坚，须发无一茎白者，步履矫健，坐立无欠伸，神体终日不疲。来客每感言：“邢先生精神包身，文史满腹，如见卧龙！”卒因减产奉客，家道遂至中落。子愿本有木棉二十余顷，所入尽以供客，客去颇有赠遗，友人黄克缵叹曰：“人以文艺富，而子愿以文艺贫！”而子愿以文章书画之笔润为佐，一仍旧惯对客友若常，还不时赒济贫困。
  李于鳞后人不振，家居之白雪楼质于他人，子愿闻知，与当道交涉，赎回了白雪楼，置田以赡养其后。其高谊真足以风薄俗，可激颓波了。
  万历三十年（1602），邢父辞世，享年九十一岁。子愿厚葬之于西茔，墨面泣血，号恸过哀，齐鲁来观大殡者数万人，无不啧啧称道。
  座师东阿于文定公家居时，侗每年必去问候，于公常言：“子天下才，惜无知子者！”于公后应诏进京，过临邑，子愿饯送之，对老师说：“天下人才何限，必有贤于侗者，无以小子示天下私！”请老师进京后不要推荐自己。于公自是叹息。入朝后，为东阁大学士。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京师。子愿闻讣，飞马迎丧都门外，护榇抵东阿，经纪丧事，凡请谥、请〓、请祀，皆为操劳；葬日持纼，泪如麻下，撰写碑文，以行书书丹上石，人称二绝，诸多善后事宜已了，始返临邑。
  长子王瑞有美才，李维祯跋其《制义》卷说：“其古文辞与
  书法，有父风。”精采焕发，雅足擅妙临池，其于来禽，亦犹大令之于右军。万历三十九年（1611），死而无子。子愿哀伤逾年，遂至大病，四十日不愈，一至临歿其神不乱，援笔之曰：“天高水长，学则如此，止则五峰，小圃未成，西汉书未烂耳！”自理衣襟，正容端坐而瞑。岁在万历四十年（1612）四月二十七日，距生年嘉靖三十年（1551）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二岁。原配兰阳陈孺人，卒，继配平原赵恭人。子五：长王瑞，廪生；次王称，庠生，幼有神童之目，及长，博雅善诗文，工书，人称“小邢”，天启元年，朝鲜使臣权进已，闻称声华，呈诗赞颂。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临城下，护城殉难；三王蔼；四王桓；五王嘉，皆高才能文章。女五，其三女适襄阳太守乐陵史高先，后曾为整理《来禽馆集》效力，赎瑞露馆刻《来禽馆真迹》石。
  万历四十五年（1617），督学吴公，特檄祀子愿于乡贤祠。而来禽馆遂改为祠堂，室内旧物依旧；又，于邢柳行村东头路北立“太仆公祠”，堂三楹，香檀木雕像祀祠内，后昆春秋蒸尝慰祷。
  南宫“廉吏生祠”，犁邱“太仆公祠”，遥遥相望，堪标子愿先生之磊落一生。
  邢慈静女史传略
  席文天
  邢慈静，邢侗胞妹。明末著名书画家，工艺家，诗文家，名其室曰之室、芝兰室、兰雪斋，其生卒年月失考。一说小兄十岁。按此，则出嘉靖末；一说“约1568——约1634”。按此，则生于隆庆二年，卒于崇祯七年，享年六十六岁，比侗小十七岁，侗歿，她复在世二十二春秋。兄妹同出万氏夫人，侗居长，兄妹排次，慈静称八妹。
  慈静自幼聪慧。侗有九嫂杨氏，乃海丰梦山太宰之妹，硕学善诗文。时慈静方垂髫少年，杨氏试抽架上书，戏令慈静读之，则应口背诵，尽卷不讹一字，杨氏大惊。及长，益才气英发，博学善属文，诗有清致，与九嫂时相唱和；且工书善画，皆称绝品；其工艺造诣亦深，尤以刺绣品著称于世。母万氏甚怜爱之，必欲字贵人，年二十八始适大同知府武定马拯（回族）。后马拯迁辽，“辽阳坐镇六载”（慈静《黔途略》），慈静是同往的，“季弟送其姊之辽左”（邢侗《墓志》）可证。旋擢贵阳左布政。慈静曾劝以知止，不听。既赴任，慈静“虽从先大夫后，即觉步步鬼方，未必生还”（同书）。马拯不久果歿于黔。慈静断发毁面，一恸立绝，药治三日乃甦，即由水路归；慈静扶榇，二千余里出没江海，直至旋里。料理丧葬，便赴京上疏，列述丈夫之劳绩。上悯之，赠太常寺卿，赠恤赐祭返里。后慈静有诗哀之云：“当年若稳隆中卧，不到秋风五丈原！”人叹其“先见，
  不第书法、名才与兄颉颃也。”万历四十六年（1619）春，草《追笔黔途略》，至天启二年（1622）四月，复手书之，凡二千五百余言，备述黔路坎坷劳顿之状。后收入王世禄《然脂集》中，被誉为“文笔高古，存班惠姬之风”。其他著作，今皆散佚。
  其诗有《非非草》、《兰雪斋集》各一卷，皆收入钱牧斋《列朝诗集》。1981年《书法》第二期披露“苏州市博物馆珍藏的《邢慈静自书诗册》三十五页，录诗亦四十一首，有咏物、感思、怀古、忆旧种种，发思真挚，用词清雅。虽大部同于《非非草》中诗，然杂书王冕诗两首，故名《诗册》。《临邑县志》、《邢氏家乘》各存其五六首相异者。其《九日寄兄》诗，当作于江南，云：“千里愁多病未苏，登高无力倩人扶；黄花此日开应遍，曾有新诗上卷无？”寥寥数语，情景毕至，一派易安风骨。
  晚年刻《之室集帖》，包括《芝兰室非非草》（自书诗）、《来禽馆真迹》（兄侗手札）等数种。《明史》说她“善仿兄书”，《书法》载文说“书体颇类其兄，善卫夫人（茂漪）法，好学管道升”。然观其追古师今，功力深厚，是为根基；不为一般女书家之软媚丽、容止羞涩之态，独得浑庄茂朴之概；情势淳和，风骨劲健，毕竟自成面目。
  绘事，以善作观音名世，花卉、山水、无所不精。青岛市博物馆藏其一幅《白描罗汉》精品：济南市博物馆收藏其一册页，山水八幅，为一级文物。昔邑世家有收藏，画品清雅，超元入妙。清乾隆间收其《莲辫观音图》入内府，录于《秘殿珠林目录》，近台湾省《故宫藏画集》已精印行世。1943年，日人成户，自临邑西街马姓（慈静后人）处，得慈静《观音图》及兄侗一笔擘窠书《风》字去，飞入东洋矣！
  女史晚年，名其室曰一尘斋，号蒲团主人，工诗文，伴书画，寡居事佛终。赞曰：慈静女史，颍慧翩跹。巾帼精英，垂
  髫己显，稍长益发，才气横天。书不让兄，诗追子愿。《非非草》集，海内竟观。大河之阳，再世易安。更工绘事，誉满大千。《云中观音》，异域争传。燕都故宫，今有存篇。呜呼〓噫，天公何偏。迟室马拯，早歿江南。两千里兮扶柩还，《追笔黔途》语凄惨！今读遗什，思忆绵绵：斯人斯衷，有以终年？奈何奈何，终归蒲团。
  诗人田山姜先生传
  李孟才
  田雯（1635—1704），字纶霞，号山姜，晚号蒙斋。德州人，清康熙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博学工诗，为清初京都诗坛十子①之一。为了了解田氏生平，现从三个方面加以叙述。一、家世综述
  田雯始祖田植，明初，由原籍枣强（现属河北省）迁来德州南关。传至高祖、名三戒，字子慎，号中泉，明嘉靖丁酉（1537）举人，癸丑（1553）成进士，授户部主事。曾祖田高，字绍泉，秀才。“承父清白之贻，室无长物，墳籍数百卷而已。依外家（岳父家）丁公以给（帮助生活）”②。祖父田实栗，字裕所，“以毛诗（《诗经》）讲学里塾间，死后，门人私谥曰贞曜先生”。③
  田雯的父亲田绪宗，字仿文，号蓼菴，生于明万历37年（1609），“八岁入学，日诵千余言，家贫苦学，冬月拥薪几下御寒。母卒后，设讲席于桑园镇（即今吴桥县城），著书数年。清顺治辛卯（1651）举人，壬辰（1652）进士，癸己（1653）八月，选授浙江丽水知县。甲午1654）二月抵任，甫及三月，民歌曰‘邑侯清，妇子宁，邑侯廉，妇子安’是年八月因疾卒，年仅46岁，祀丽水名宦祠，所著《筮仕记》一编，收入《四库全书④》。”田雯的母亲张太夫人“幼读诗书，绪宗任丽水知县，甲
  午年（1654），太夫人买舟南行，七月抵暑，八月，绪宗即因病逝世……（太夫人）携带幼子，扶柩四千余里，阅十月始达。抵里后，课子甚严。一室之内，午夜篝灯，纺绩声、读书声、哭声三者而已。兄弟显贵后（田雯仲弟田需，康熙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一如布荆寒素。每岁夏秋，必习静村居，与农妪相周旋，农妇晨夕扻洽，亦忘其为八座（坐八抬大桥的二品夫人）夫人也。太夫人工于诗，每脱稿即焚弃无存。（田）雯尝从旁窃记，仅得《茹荼吟》30首”。⑤兹录二首如下：
  其一 夜听儿子读书
  迢迢午漏月痕生，寒火虚窗络纬鸣。
  默坐秋堂听不厌，虫声和以读书声。
  其二 送长子之楚
  黄鹤楼前白浪生，江流滚滚鄂王城。
  倘从鹦鹉洲边过，一吊才子祢正平。
  太夫人生于明万历43年（1615），卒于清康熙30年（1691），寿76岁。
  从以上田氏家世情况来看，田雯高祖田三戒开始读书应试，并任中级京官。到了曾祖、祖父两代，家道中落，他的曾祖父田高，穷的依靠岳家生活。祖孙五代共迁居四次。田三戒从南关移居运河长堤，田高移居西关土地庙巷，田绪宗又迁居竹竿巷，直到田雯居京官以后，才买下明御史卢世〓旧宅——“尊水园”（田雯改称山姜书屋），才算有了自己的住处。
  田雯自幼生长在寒士之家，又受到祖父、父母良好的家庭教育，这对他以后居官清正，生活俭朴，诗文造诣深厚，无疑是起到决定作用的。
  二、从政业绩
  田雯一生，在科举仕途中，一帆风顺。十六岁考中秀才，26岁中举，清康熙三年（1664）成进士。历官内阁中书、江南省（当时江苏及安徽一部分称江南省）学政、湖北省督粮道、江南巡抚、贵州巡抚、刑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等职。康熙40年（1701）因病回籍。是年康熙皇帝（玄烨）南巡，驻跸德州，就住在田雯私第——山姜书屋，并御书“寒绿堂”匾额赐给田雯。田雯于康熙43年（1704）因病逝世，终年69岁。
  田雯居官清廉，自奉俭朴，受到百姓的爱戴。他在江南学政任内，经常到各地书院“为诸生（秀才）讲经，每临按试，从两骡，二仆随之。戒有司（告诉地方官），勿供张（不要招待）、自市（买）蔬菜、脱粟（米饭）以食”。⑥调贵州巡抚时，“黔地处蛮荒，数十年无发科甲者”。⑦他到任以后，“重修甲秀楼以助形胜；修武乡侯（诸葛亮）王文成（王守仁）二祠；葺龙场书院。购备经史诗文数百卷，集诸生肄业其中，公暇时自行课督，自是文风日盛……在任三载，化童泽石脊之地、为礼乐文邦。黔人各于岁首署门（贴春联）曰：‘夜郎复旦’、‘罗甸回春’”⑧以歌颂他的德政。“及丁内艰（母亲死回家守孝），黔民泣送者百里不绝。又争聚资筑山姜别业以祠。”⑨宦游40年，官至台阁，只是买了一所旧宅，作为自己的府第，在城东南阳谷店村，买了部分土地，修建了部分农舍，使佃户聚居，称“山姜村”。在其中修建了别墅称“瓜隐园”，作为致仕读书处。终生布衣蔬食，不改勤俭家风，在封建时代，称得起是清官廉吏，是难能可贵的。
  三、诗文成就
  田雯学识广博，著述丰富，主要著述有：《山姜诗选》十五卷、《古欢堂集》十二卷、《黔书》上下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等。在《长河志籍考》里、详细考证了古九河故道的变迁，历代郡、治的所在地及兴废，旁及古迹、文物、金石、碑碣等都作了记述，为以后修志者作为参考依据。在任贵州巡抚期间，全面考察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服饰舞蹈等，写出《黔书》二卷，对我们今天认识16世纪贵州的风土面貌，实为一部珍贵的资料。田氏诗作有家学渊源，根基深厚。《山姜诗选》中，共录诗一千三百余首，在诗歌形式上，他几乎作了全面的尝试。除了古杂体之外，如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古体，五言排律等，无所不包。在师承方面，他说“文有韩退之，诗有杜子美”。据笔者看来，应当说他得力于韩诗较多，尤其是关于咏史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兹录《十二连城歌》一首，聊见一斑。
  十二连城歌、
  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
  旧鬼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
  当时靖难戎马作，旌旗斜卷安陵郭。
  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箨。
  燕云黑压金川门，齐黄二子徒纷纷。
  济上犹传铁太守，白沟空恨李将军。
  衰柳残阳长河口，鸦阵障天不可数。
  荞花豆叶争秋风，平芜迸落战场土。
  清初，新城（今山东桓台）王士禛以“神韵派”统率诗坛，田雯独能异军突起，另辟蹊径，与王氏相抗衡。他的诗作，大
  气磅礴，雄浑豪迈，极为当时所称道。《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论说：“负其纵横排奡之气……不肯规规作常语。”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清康熙年间，天下初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人民的苦难非常深重。清政府为了压制舆论，大兴文字狱。当时士大夫阶级的文人学子，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在作品中，很少描写人民疾苦的内容，田雯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他的诗作里，关于人民疾苦的描绘，比重很小。但诗人是有正义感的，面对人民的疾苦，无法视而不见，在《山姜诗选》里，还是写出了如《〓溪水灾谣》、《采砂谣》、《淘金辞》等思想性比较高的作品，虽为数甚少，可说是田诗中的菁华。
  田雯出身于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其作品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如《长河志籍考》中，有关于迷信鬼神的记述：《黔书》中，有卑视少数民族的观点；诗作中大量的歌颂统治者的“清明政治”等。这些诗思想性都不甚高。尤其是他的诗文，喜用生僻辞字，深奥典故，读起来使人费解。正如京都诗坛十子之一的德州诗人谢重辉，评论田诗时说：“蒙斋独好奇，佶屈不犹人。”⑩这虽是褒辞，我们若从反面加以理解，正是田诗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田氏的著述里，毕竟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内容。他的诗作，视野广阔，辞藻富丽，成为清初诗坛上一株奇葩，则是应该给以肯定的。
  附注：
  ①清初京都诗坛十子是：王士禛、颜光敏、叶燮、林尧英、汪懋林、宋荦、曹贞吉、曹禾、田雯、谢重辉。
  ②③④⑤⑦⑧见《安德田氏宗谱》
  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
  ⑨见《德县志·文艺内编》
  1990年6月13日写于师专宿舍
  晚清大僚卢荫溥
  孙寿昌
  昔日德州民间口碑传颂着“卢氏德州第一家”、“卢阁老家五代七进士”之美誉。笔者曾在《德州文史》第十一辑撰文《卢雅雨与郑板桥》，介绍了雅雨先生的文采和政绩，史料引起爱好德州文史朋友们的极大兴趣。此次将先生之嫡孙《晚清大僚卢荫溥》传略，呈献诸君，这对于了解德州文风之盛，人才辈出，历史辉煌，将有所帮助。
  一、春风得意，仕途似锦
  卢荫溥（1760—1839）德州人，字霖生，号南石。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出生在德州城里一煊赫隆盛之族、锦衣鼎食之家。他的祖父卢雅雨（见曾），康熙六十年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是清代著名的才子诗人，有《雅雨堂丛书》一百二十余卷传世。他的曾祖卢道悦，康熙九年进士，官河南偃师知县，著有《公余漫草》，《清福堂遗稿》等。高祖卢世〓，明·天启五年进士、官都御使，是位毕生研究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著名学者，有《读杜私言》，《杜诗详注》等著述。他的远祖卢宗哲，明·嘉靖十四年进士，官光禄寺卿。荫溥自幼受到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加之世代书香，仕宦连绵的影响和熏陶，学习注重学问文章，做人看重道德修养，内心牢固树立起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的大志信条。他聪慧过人，文思敏捷，又练就
  了一笔流畅隽秀的小楷书法，不但文章文藻雄丽，言简意赅作的好，那圆润苍劲，俊逸飘洒的小字写的更好。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年仅二十一岁的荫溥，得中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参于修撰“三通及河源纪略”①。在翰院充任办事官期间，进呈御览文字，多出其手。封建时代，翰林院是皇家储材之所，翰林是皇帝的顾问，智囊。清代入阁拜相的绝大多数由翰林出身，康熙明文规定不是翰林出身的不得作经筵官、不能成为名誉上皇帝的老师。清朝掌文词翰墨的南书房行走和皇子师付的上书房行走，都要由翰林充任。翰林是科考中选拔出尖子中的尖子，皇帝的近侍，接近帝王的重要朝臣。
  嘉庆初年荫溥调任军机章京（章京满语，相当于军机大臣的助理）。嘉庆十六年（1811）以光禄寺少卿加四品卿衔、擢至兵部左侍郎兼军机大臣，开始跻身于清廷重臣之列。此时的荫溥踌躇满怀，春风得意，可谓官运亨通、前程似锦。
  二、形势不妙，多事之秋
  乾隆死后，嘉庆亲政。满清王朝从所谓“康乾盛世”的峰顶跌落下来，滑向衰败的下坡。鸦片涌入，白银外流；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内扰外患，危机四伏，江河日下，民怨沸腾。土地高度集中，破产的农民，不堪压榨，铤而走险，各地纷纷起义，反抗清政府黑暗统治。仁宗颙琰从登上皇帝宝座那天起，就进入国运日蹙，多事之秋。嘉庆元年（1796）湖北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张正谟等在荆州首倡起义，由此而酿成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以燎原之势，波及川、楚、陕、甘、豫五省。清廷调兵遣将，手忙脚乱，耗军费二亿两白银，为时九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同时周边少数民族此起彼伏的起事，浙、闽、粤、蔡牵、朱濆率海上义师，同清水师连绵不断地战斗，使得统治者
  万分惊恐，惶惶不可终日。
  摁下葫芦瓢起来，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冯克善领导直隶（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联合行动，举行天理教起义。天理教又名荣华会，系白莲教一个支派。特别是林清联络教徒二百余人，分为东西两队，于九月十五日化装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由内监策应引路、夺门入宫。进入东华门的陈爽等十余人，经过激烈博斗，终因路径不熟、攻至苍震门即败。另一支陈文魁等五十余人进入西华门，反关门以拒官兵。陈文魁率众攻隆宗门，入内右门，至御膳房。当时嘉庆帝没在宫中，驻跸西郊行宫。皇二子旻宁闻警，令紧闭宫门，王大臣等率健锐营，火器营，兵入神武门。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败，嘉庆回到紫禁城后，假惺惺遂颁“罪己诏”。诏曰：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命将步军统领玉麟等以懈弛门禁罪夺职。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特别是镇压林清、李文成起义，作为兵部左侍郎兼军机大臣的卢荫溥，运筹帷幄，出谋划策，主张采取：剿抚（骗）并施，分矢合击，坚壁清野，结寨团练（组织地方地主武装，配合官兵）之策。不管花费多大代价，只要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捕灭，就是大功一件。由于他赞划得宜，事平后，荫溥擢升礼部尚书，为嘉庆帝所赏识而重用。历任吏、户、兵、刑、工等部尚书、充国史馆总裁，晋协办大学士，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无上的荣耀，卢荫溥可谓“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仁宗命户部拨银给他修建“相府”，因德州城里卢氏老宅（今建设街路南）地皮所限，而选定城南郊区纪庄建府。相府大门内悬一横匾，上书“五代七进士”。新府第修好后，城内老宅的藏书及其一百二十八卷雅雨堂丛书书版（可装三间屋之多）全部运往纪庄新相府储藏。后不明原因相府失火，雅雨堂藏书和书版，
  全部被焚。一场火灾，将当年雅雨先生一生为之奋斗的诗文成果，化为灰烬，这是卢府最惨重的损失。仿佛预示着“飞黄腾达”的盛运，将要终止的不祥之兆。
  三、三朝重臣，官场老手
  1820年7月25日嘉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死，8月27日皇二子旻宁御太和殿，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道光元年。卢荫溥非常难过，他感激仁宗对他的赏识和重用，及知遇之恩。新皇帝登基，要倍加小心，俗曰“伴君如伴虎”。果然不出所料，9月7日道光帝诏曰：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俱革职，各降四级；军机大臣卢荫溥、文孚各降五级，俱留任。卢荫溥仍兼工部尚书。这一旧臣的波动，徒然间政坛风云突变，引起了多谋善断卢荫溥的惊惕。他颇通国典，又晓畅时务，为固位保禄，必须积铢累寸，老成持重，恭勤供职，勿躁也。果然后来扭转了道光帝最初对他不利的看法，保住了位极人臣的爵位。侍奉皇帝左右几十年，官场多变的诀窍，宦海沉浮的不定，他了如指掌。年老体弱，趁进退自如，以疾致仕。宣宗以大学士加太子太保，食全俸，优诏恩准。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卢荫溥重赴“鹿鸣宴”（皇家宴请）而卒于京邸，年寿七十九岁高龄。宣宗旻宁谕祭再三，赠太子太师，谥文肃，入贤良祠，国史有传。这是封建时代皇帝给予臣子无以复加的最高荣誉，卢荫溥得到了，死亦瞑目。一年后震惊朝野的鸦片战争爆发了。卢荫溥兄弟四人，三人中进士出仕：卢荫惠，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河南孟县知县。卢荫文，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甘肃泾县知县。卢氏五代七进士，都是朝廷命官，唯独荫溥官至六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师。他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封
  建专治的政治舞台上，周旋五十余年而立于不败之地，实不多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才高八斗，一代文星，并没有留下惠及后人的传世著作。他官至极品，经邦治国，也没有名垂青史的卓著政绩。他官高禄厚，富贵荣华一生，他是中国封建时代所造就的珠圆玉润、中庸之道、慧黠多谋的儒臣典型，比之他的先辈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附：①三通为《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编辑《河源纪略》，清廷前遣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考查河源，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回京。2月14日命翰林院官员根据考查资料以撰《河源纪略》，费时二年，后于四十九年七月成书，三十六卷，绘图列表、考古证今，杂录沿河所见风俗、物产、古迹、轶事。但误以星宿海西南、阿勒坦噶达素齐老上之天池为黄河源。
  晚清武状元昌伊苏
  孙寿昌 贾仕君
  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天下武士精英齐集京师应试。仁宗颙琰亲临西苑（今中南海）紫光阁大幄殿试（外场）。内阁六部，王公大臣，各部院衙署满汉高级官员，都前来观阅。校场内只见一魁梧身材武生，试马射，射毡球，纵马三次，发九矢，中九矢。试步箭射布侯，发九矢、矢矢得中。再试十二力大弓（十斤为一力），一百二十斤铁刀，最后抓举三百斤石锁，此三项，那武生弓开满，刀舞花、掇石过顶。御案后龙椅宝座上嘉庆帝，龙颜大悦，高兴的说：“此生乃神力也，中式。”之后由兵部尚书带领觐见，皇上点该生武进士及第，武状元。此人就是德州满洲驻防营之昌伊苏。
  一
  昌伊苏（1792—1850），字朴园，满洲正黄旗人。“嘉庆丙子（1816）中武举，庚辰（1820）中武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授乾清门头等侍卫。历官陕西潼关副将，甘肃、宁夏、西宁、河南总兵，固原提督，直隶提督”等（见《德县志》）。
  乾隆五十七（1792）年，农历腊月初八日，昌伊苏出生在德州城内东北隅满洲营一个护城兵家里。幼年父母早亡，由养父邦古那抚育成人。十四岁时，被送入德州满洲营城守御署（今德城区房管局址）当差。由于小昌伊苏聪明勤快、体质健壮，
  不久被提拔为班头，专门侍奉城守御大人。嘉庆十四年（1809）秋，昌伊苏十七岁那年，青州府满洲驻防营都统大人来德巡察（清代德州旗兵驻防营归青州旗兵驻防营都统管辖）。检阅驻防兵员演武操练，校场内高搭阅台，正中坐着都统大人，左右陪坐协领、佐领、防御等旗兵官员。演武开始，鼓乐齐鸣，旗帜招展、马步兵员、刀枪弓箭，列队待命。一声令下，只见跃马驰奔，箭不虚发，刀光剑影，人人争斗，杀气腾腾、互不相让，各显身手。演武完毕，都统捻须点首，表示满意。最后检阅列队，当走到年轻英俊、魁梧刚健的昌伊苏面前，都统停住了脚步，问陪从阅习官：“此辈何等人也？”陪从官忙答：“回大人话，属下一小戈什哈（满语亲兵），名昌伊苏，父邦古那，年老有病。”都统伸手朝昌伊苏肩胛骨用力一捏，昌伊苏稳丝未动，若无其事。检阅后都统分咐：“赏昌伊苏白银二十两，为父医病，要苦练武功，日后必有大进。”就这样一个偶然机遇，得到料想不到的好感与奖赏。从此德州满洲营官员对昌伊苏另眼相待，尽心教练，器重栽培，对他后来取得功名，打下有利基础。
  二
  封建时代，开武科取士，是朝廷专门选拔武职官员而设的科目。武举始于唐代，到了明朝成化十四年（1478）始设武会试，先定为六年一试，后改为三年一试。崇祯四年（1631）始武科殿试，清代沿袭，分内外场。外场考试科目有：马箭、步箭、弓力、舞刀、掇石，内场考试科目为默写《武经》一段，约五百字，但必须外场中试，方可进入内场。院、乡、会、殿试及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状元等名称，与文科相同，但须加“武”字，以示区别。《明史·选举志》载：穆，神二宗时，武科当以技勇为重，也就是说外场武功合格后，内场仅形式而
  已。
  昌伊苏得中武状元，年仅二十八岁，留京任头等侍卫，出入宫廷侍从皇帝左右。朝廷赐白银千两，命修建状元府第（今德城区第二针织厂址），并赐“武魁”御匾一块，以示殊荣。
  清·宣宗旻宁即位，满清王朝已从所谓康乾盛世的顶峰，跌落下来，滑向衰败的下坡：鸦片涌入，白银外流、天灾人祸、内扰外患，江河日下，危机四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道光十二年（1832）昌伊苏奉旨率精兵三千，赴台湾镇压农民起义组织“天地会”。他趾高气扬到台后，并没有什么“治国安民”的良策，而是耀武扬威“杀戮加掠夺”，污蔑反对清政府压榨的台湾百姓为“乱民”，“会匪”，要“格杀勿论”。为报效主子知遇之恩，昌伊苏凶相毕露：凡捕获所谓乱民会匪者杀，与匪勾连者杀，三人聚会者杀，户籍不明者杀，行迹可疑者杀，城门上挂满了血淋淋的人头。在疯狂地屠杀掩盖下，昌伊苏搜刮掠夺了大量金银财宝，并煞有介事的上奏“贼势蔓延，臣感兵力不足”的折子，颟顸的清廷又调拨二千人马赶往台湾，归他节制。“天地会”在他制造的腥风血雨中被镇压下去，他却得到最高统治者赏赐：黄马褂一领和奋勇巴图鲁（满语勇士）称号。无数百姓的头颅和鲜血换来昌伊苏白马红缨的无上荣耀。
  三
  道光十八年（1838），昌伊苏镇台已满六年，向皇帝奏请回籍养痾。宣宗准奏，乃优旨命回籍调养。晋京谢恩后，他回到德州，于城东置办田产百顷，成为德州满洲营最大的官僚，地主，富翁。
  昌伊苏离台时，几艘大海船，满载箱笼，男仆女佣，幕僚随从，及其眷属，他喜笑颜开，得意地喃喃道：“就要离开这是
  非之岛，荣归故里了”。谁知当海船行到台湾海峡之中，天公发怒，霎时狂飇骤起，巨浪滔天，乌云翻滚，雷鸣电闪，海船象瓢儿似的在波涛中颠簸。船内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昌伊苏亦心惊肉跳，感到凶多吉少。他跪在舱内，磕头如捣蒜，向老天爷，龙王爷，海神娘娘，发誓许愿，祈求神灵保佑。然而天公越发掀风鼓浪，倒海翻江，彤云密布，朔风呼啸，浊浪如山，仿佛宇宙将毁灭于一旦。这时，他身后心腹幕僚嚷道：“大人！大人！遭如此凶险，只有给龙王献一女子，才能逢凶化吉呀！”。蒙昧颟顸的昌伊苏急忙说：“那好，快快将丫头玉娘送给龙王”。喳！随从到后舱架起玉娘，拖到甲板，扔下那咆哮的大海，可怜的玉娘被大海吞没了。但她并救不了昌伊苏一家，翻腾的浪涛有增无减。东倒西歪，颠起落下的海船，随时就有被吞没的危险。贪生怕死诡计多端的幕僚又向昌伊苏进言道：“大人大人！事到如今，怕是龙王怪罪下来，嫌玉娘那贱丫头吧！这这这，如何是好？！。”昌伊苏犹豫了，一个巨浪打来，几乎把他晃倒。此时此刻，心胆俱裂，束手无策的昌伊苏，为了保住他自己那条老命和掠夺来的万贯家财，终于下了决心：“来人那！把格格（小姐）送给龙王。”他唯一的亲生女儿——明珠，也被抛入大海。昌伊苏瘫倒在船舱里。海风逐渐地收敛了，浪涛渐渐平息了，乌云渐渐飘散了，大海船慢慢驶出了海峡。昌伊苏如醉如痴，噩梦初醒，泪流满面的呼叫起来：“我的心肝好女儿，明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
  四
  昌伊苏回到德州后，德州满洲营城守御署，德州参将署，德州营守备署，德州营河州同署，德州卫守备署，德州知州署，德州武道署，德州游击署，德州督粮道库大使署，德州济南粮捕
  通判署，德州粮道行馆，德州太仆分司署，德州儒学署……州城所有大大小小军政衙门、各种职衔的满汉官员，及城内各大名门士绅，纷纷前去状元府恭贺昌伊苏荣归。府内高搭喜棚，张灯结彩，吹吹打打，筵宴三日，极尽大肆铺张喧耀之能事。
  状元府拥有良田百顷，瓦舍百余间，家藏金银珠宝知多少？昌伊苏妻妾四房，并无一子，二姨太为他生下一女，还被他扔入大海。如今，他虽养尊处优，山珍海味，饱食终日，其内心却默默受着天良的遣责。镇台时贪赃枉法，杀人如麻，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还我性命！还我性命！”闭目无数冤魂纷纷向他讨还血债。昌伊苏无法医治和摆脱精神上，心灵上的折磨，终日忧郁不乐，醉生梦死。他无名火起，喜怒无常，暴戾恣睢，大发雷霆，不时狂叫：“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府院上下，男女老小，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空气紧张。清醒时，他老泪纵横，又喃喃说：“我该死！我该死！”为安慰他自己那颗病态破碎的心，出资在城北大运河东岸北厂村，修建天后宫（俗称海神娘娘庙）一座，经常前去焚香烧纸，顶礼膜拜，以洗前尘之过。他出资修庙的寓意是多方面的：
  ①渡海时，没有葬身鱼腹，感激神灵的护佑。
  ②思念亲生女儿明珠，忏悔呀忏悔。
  ③祈求众冤魂饶恕，含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
  ④使孤独绝望、空虚失落的心，得一精神寄托。
  道光三十年（1850）昌伊苏在病恹折磨中死去，卒年五十八岁，葬于城东刁李贵村西南林木中。在他弥留之际，还唸唸不忘常去娘娘庙祭拜。状元府由其家族近支，一个名叫格什福二的人，遵遗嘱继承。昌伊苏之孙（格什福二之子）名彤书，年轻习武求上进，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中武举外，格什福二传四代，都是纨袴公子哥儿。
  五
  从1820年昌伊苏得中武状元，到1946年德州解放，计126年，状元府共传五代。第五代孙名王少艺（乳名小九）感到他家世代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弃家出逃，下落不明。作威作福一个多世纪的状元府，终于土崩瓦解，被历史巨轮碾得粉碎。在德州城内喧赫了五代的“武魁”和“状元府”两匾，被世代压榨而觉醒愤怒的佃农砸地稀巴烂。
  状元府对贫苦佃农及其佣人丫头的剥削和欺凌，是臭名昭著，罄竹难书的。他家万亩良田分布于城东前仓村、后仓村、十二里庄、郭家庵村、宋官屯、大杨庄、小杨庄、苗庄、刘集村、刁李贵村、大申庄、小申庄、水萝卜李村、大天罡村、小天罡村、张官屯、簸箕刘村、香椿刘村、李相庄等。二十个村庄，三百多户佃农分种，每村由一户为东家效劳的佃户头代管。租种状元府的土地清规戒律很多，还必须立下字据，如规定：东家可辞佃农，佃农不得辞东家。地租为“包租”，无论年景丰欠，佃农必须按季（夏秋）如数送缴。按土地等级不同，田租亦不同，如每亩二斗，二斗半，三斗不等。包租表面比其他中小地主田租稍低，名义优惠佃户，其实不然，佃户前来交粮，必须把粮倒入东家扇车（人工手摇木制鼓风吹净粮食的工具）内，经过吹筛，以饱满干净上乘粮为准。更甚者交租以状元府自制的量具（升斗斛）为准，状元府以大斗进，小斗出，是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状元府与佃农之间，是奴隶主与奴农之间的关系，仿佛用一根无形的绳索，把佃户牢牢地束缚住，世世代代为东家效劳。佃农来交租送粮，出入府院，不准抬头观望，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佃户之间互相交头接耳密语……等，否则如狼似虎的家丁，扬鞭抽打，辱骂不堪入耳。佃农只能忍气吞声，王祝晨先生塑像1993年10月于济南一中落成
  低头干活，如有不满或反抗言行者，轻者打骂，重者将租地收回，使贫苦佃农陷于生活绝境。再重者东家派人去州衙门送张条子，佃农即可遭到官府绳捆索绑，锒铛入狱，不堪设想的后果。
  状元府每年所收田租，数量巨大，装船运销天津卫，换回白花花的银子、银元、钞票。一百二十多年来，状元府五代人花天酒地之腐朽生活，其经济基础，就是这样建筑在广大贫苦佃农，世世代代被压榨，被欺凌之血汗脂膏之上的。
  六
  状元府的侍女丫头，都是用钱买来的，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一旦侍侯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稍不满意，辱骂、鞭打、罚跪，不让吃饭、关黑屋子等，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便饭。据德州老辈人口碑所传，这里仅记述二例，便可见一斑：①在一个蝗虫遍地，颗粒不收，人相食的灾荒年。城东刘家集村一户佃农，请求东家借银二十两度荒，条件是将其女儿送府院使佣顶息，三年银还人归，立下字据。三年后期满老佃农来府院交银领人，谁知丧尽天良的账房先生，俅五爷指着账簿硬说借银五十两，这个狗仗人势的烟鬼兼色鬼，竟把二字中间添了两笔，使二变作五了。并恶狠狠地说：“想赖账，送衙门治罪！”老实巴交的老佃农，一气之下当场摔倒昏厥过去，不省人事，由于没人抢救，老人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在府院为佣的女儿，闻讯爹爹含冤死去的噩耗，纵身投入院内水井中，可怜父女双亡。状元府制造这种惨不忍闻的悲剧，似乎小事一段，有谁去敢过问呢？
  ②再则，状元府从城东北边临镇买回三个女孩作丫头使用，由于三女不堪忍受非人虐待，思亲想家，感到日月难熬，趁一
  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逃出府院。后被家丁发觉，灯笼火把，四处追捕，三女仅捉回一人。小姑娘被打得死去活来，百搬折磨，最后惨死在状元府内。从此，每逢月黑头之夜，梆儿敲着三更，高台走着狸鼬，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飘零。阴森可怖的府院内，不时飘荡着隐隐约约，时断时续，凄惨求助的啜泣声。有时更深夜半时分，还影影绰绰，似隐似现的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跪在状元府大门口，一股阴冷的寒气四射，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不寒而栗。
  多少年来状元府虐待欺凌仆佣丫头和佃农的罪恶行径，不胜枚举，令人发指，仅就笔者撰此史料而言，亦是笔随泪洒，义愤填膺，久久不能平静。
  食人的封建制度，冷酷的阶级剥削，残暴的民族压迫，交织成一个“巨大的牢笼”，勤朴善良的劳动人民，在这牢笼里世代被奴役，被压榨，直到被吃掉。
  一九二五年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仅时隔二十一年后的德州劳苦大众，他们终于怒不可遏地起来了，以排山倒海之势，暴风骤雨般地扫荡了这些食人者，掀掉了这筵席，毁坏了这厨房，开始进入一个新生活的新天地。
  义和团首领李长水
  李长水、狮子精，
  骑着大白马，
  带着义和团的兵。
  杠子李庄打一伏，
  毙伤官兵十余名，
  县太爷吓得不得了，
  从轿里爬出来，
  趴在马上往北跑！
  这是流传在平原百姓中间，赞颂义和团首领李长水的一首歌谣。
  李长水（1851—1907）平原城南前杠子李庄人（现苏集乡），农民出身，当过木匠，开过粉房，家有二、三十亩地，并不甚穷，曾为村社武术团拳首。
  清光绪二十三年，他拜请高唐花庄人花禄财为师，在本村设场练义和拳，反抗当时洋教势力的横行。因受本村种一百五十亩地又开着酒坊的大户恶霸地主、天主教教首（里长）李金榜的欺压，李长水于光绪二十五年春暮（1899年）亲赴茌平拜请著名的神拳首领朱红灯（原名朱逢明，号天号，生于茌平，隶藉泗水）为师。朱红灯偕心诚和尚（原名杨俊典，高唐杨庄人，自幼在五龙山出家，法号本明，文武兼备，人称铜头和尚和鹅和尚，是在北京受过戒的高僧，后曾任禹城丁家寺住持）、朱启
  明（齐河朱楼人）、关东岭（茌平梁官屯人）、孙治泰（恩县人）、王子龙（即王清山，长清人）等二十七位神拳师兄，来到平原杠子李庄拳场后，立即给李金榜有力的打击，并相继举行了“拜拳师会”，朱红灯“大倡天下义和拳”，并有“无义难同群，不团不成拳”之说，各路拳首近百人共尊朱红灯为“大师兄”，李长水、关东岭、孙治泰等十余人为“二师兄”。腰站大户拳首王明镇，小屯武秀才出身的王治邦（清兵后补千总）北堤张泽一些有名的拳首，都拜入李长水的拳场“坛中”。从此，李长水和杨传文（杠子李庄人，农民拳师，当时年26岁）在拳场之中，竖起了“反抗压迫、扶清灭洋”的大旗，尊奉神拳义和拳的“尊师长，敬父母，不贪财，不恋花、尊大爱小，和睦乡里”的拳规。到了五月初，在李长水家的拳场之中，就聚起了三四百人。他们四处“反洋教”“打教首”，驱赶了来自禹城御桥韩教堂的神甫高凤仪（意大利人）。因此，教首李金榜便到县衙告李长水为“拳匪”的状。
  五月中旬，平原县署蒋楷（字则先，湖北荆门人，拔贡出身）亲率马步捕快三四十人，去杠子李庄捕剿拳众，被朱红灯、李长水率众持械将官兵打败。七月，李长水、朱红灯又率“义和团”三百余人，将陵县的官兵击败，而平原县衙的捕快则到处捕人。这样，义和团不但“反洋教”，与官府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
  农历八月十八日（公历9月22日），以教首李金榜为首，到县衙多次诬告义和团，蒋楷又带捕快班头陈德和（原清兵后补游击——副将，曾充任曹州镇署中军官、右路巡防部队第十一营营管带，平原人）及官兵百人，到杠子李庄拳场捕捉李长水。但这时的义和团已常聚四五百人，有了“编制”和行动号令，官兵刚走到后杠子李庄村前，李长水便骑着大白马，指挥着义和
  团，敲锣打鼓，一齐出击将官兵打败。但官兵却抓走了义和团中的仇被子、杜曰魁、李玉岭、李世宝、朱德顺、李兴业六人，带回县衙押入狱中，还不断派捕快拿着“捕票”到处向义和团成员们勒索金钱和财物；恶绅、神甫“助纣为虐”，官府屡动兵戈，对杠子李庄的拳场进行围剿。
  李长水，正气浩然，对洋人洋教、恶霸豪绅坚决打击，对县衙官兵也针锋相对。农历九月初七（公历10月11日），知县蒋楷又率官兵百余人，去杠子李庄进剿义和团时，李长水、朱红灯亲自指挥迎战，首先由李玉斗（杠子李庄人）、尚玉戴（南刘庄人）两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挥刀砍死两名官兵，义和团随之击鼓进军，又伤官兵十余人，官兵大败，蒋楷吓得从轿子里爬出来，趴在陈德和的马上还问：“骑马快？坐轿快？”夺路逃命而去。因此，百姓们传说李长水是个“狮子精”，各处来投的人更多了。
  蒋楷回到县衙，闷气不出，更不听义和团代表施砚田、商永和的良言相劝，于初八日亲自向省府上书请兵。山东巡抚毓贤（旗人）调马、步兵各一营，由济南太守卢昌诒，亲兵营管带（后补太守）袁世敦，历城统领秦应逵带领，于十二日先后到达平原城。十三日，卢昌诒亲带官兵马、步百五十余人向杠子李庄压去。这一天，李长水、朱红灯率义和团五百余人，机智的转移了，因此未发生战斗。
  由于官府的重兵相逼，李长水、朱红灯等十大拳首便四下传帖，约众三千，于当晚均集结在森罗殿，扬旗柯威：决不屈服。十四日早（公元10月18日）见号称八百的马、步官兵分三路向森罗殿进发，义和拳主动向官兵下了“战书”，待五六百名官兵扑向森罗殿时，义和团的前敌打探李金贵（乳名小兔子）奋勇上前，首先砍倒了官兵的门旗，随之打杀官兵数人后，
  双方混战开始。李长水骑着大白马，朱红灯头戴大红风帽骑红马，英勇指挥。双方激战五小时，毙伤官兵一百五十余人，义和团也死伤五六十人，后杠子李庄的肖长普就战死在这次大战中，他使用的一把战刀，至今还在本村保存着。义和团的首领王子龙战死，朱启明受重伤。
  官兵大败后，李长水等率义和团转移，由许桥过河西去。官兵复回后，用枪打死大芝坊村民裴锦才等三人，在森罗殿内还杀死一个和尚。而义和团则分兵数路，对周围夏津、高唐，恩县、平原、禹城、长清、齐河、在平、平阴等百里内外的教堂、教首，进行了秋风扫落叶般的打击。
  毓贤得悉后，恼羞成怒，一面于农历十月十八日（公历11月20日）签署发文，将蒋楷、袁世敦二人革职，一面令省亲兵营游击副将马金叙，带骑兵数百人去在平，用阴谋手段捕捉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并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历1899年12月24日）下令将他们在济南杀害。
  朱红灯死后，李长水与王立言（高唐王莫庄人）联合攻打了禹城御桥韩教堂后，与杨传文在平、禹交界地带与洋教势力、外国神甫、县衙官兵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历1899年12月25日），袁世凯到达济南，第二天便接任山东巡抚之职。凭着他带来的一支“清朝新军”（洋枪装备）对义和团惨加剿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袁世凯任命的平原知县姚诗志到任后（姚诗志，字叔言，广东番禺县人，举人出身），将平原义和团首领祖五升（董路口人）、马训（马务人）、施砚田（花园人）、曹玉山、曹玉琢（锅培口人）、魏永泰、田怀德、石来法、张洛仓、明延生、于福堂、杨传文、卢希文，刘金荣、张振禄、张泽（北堤人，死在狱中）等十七人先后捕杀。因屡捕李长水不获，便将
  其全部家产没收，“赔偿”了教首李金榜。李长水因无家可归，又因寡不敌众，被迫逃往东北去从事义和团的斗争，后病故、葬于本村，如今尚有墓存。
  （平原县文史委供稿）
  义和团首领心诚和尚
  张洪杰 戚振奎 搜集整理
  甲午战争之后，失败的耻辱、民族的自尊、爱国的激情在中国人民心中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力量，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心诚和尚是鲁西北义和团的著名首领之一，他和义和团首领朱红灯、于清水、李长水、王立言、孙治泰、李开泉等联合起来，率领拳民在禹城、茌平、博平、长清、高唐、平原一带同帝国主义势力及腐败清政府的官军作艰苦的斗争，大长了人民的志气，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后人缅怀追忆。
  心诚和尚俗名杨绪露，法号本名，因为他武功很好，特别是头功很硬，“斧砍不入、刀剁不伤”，打起仗来叫他撞上一头，非死即伤，所以江湖上人称为“铜头和尚”。可是家乡人却亲切叫他“鹅和尚”，那是因为他的小名叫“鹅”。心诚和尚祖籍高唐后杨庄，生于清同治五年七月三十日（1866年9月8日），卒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2月24日），享年三十三岁。和尚有五个哥哥七个姐姐，兄弟姐妹共十三人，和尚最小，且自幼多病。父亲杨忠是一个朴实的农民，因家境贫困，无力抚养众多子女，只好把他送到禹城县梁庄（今禹城市李屯乡丁寺北梁庄）外祖母家。外祖母又因他久病不愈，同他父母商议后，将他舍到伦镇五龙寺（今禹城市袁营乡寺前李村北）当了和尚。杨绪露出家后跟法师绪魁（俗名徐燕）习文练武，白
  天诵读经文，夜晚习练武功，由于他心诚意坚，学习刻苦，几年功夫，不但治愈了宿疾，而且智体俱增，练就了一身文武双全的好本领。光绪二十年他母亲杨梁氏病逝，出殡时他自己写的一副对联，笔画遒劲，字迹清秀，村里那些饱读诗书的贡生、秀才们见了无不啧啧称奇，认为可以与名书法家媲美，对他很是尊崇。武功方面他会使刀、枪、剑、鞭……诸般武器，尤其精通剑术。他有一把护身制敌的宝剑，刻“马到成功”四字，剑鞘上刻上他的姓氏“杨”，每当拔剑出鞘，立时寒光四射冷气逼人，舞动起来，只听见嗦嗦之声不绝于耳，满眼银蛇飞腾，又如朵朵梨花撒遍全身。见过的人，无不叹为一绝。（这把剑于1984年3月被天津石桥博物馆买去，现存该馆。）
  光绪二十年间，心诚和尚由五龙寺来到丁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为丁寺的住持僧，时年30岁。丁寺原名崇兴寺，是鲁西北一所较大的寺院，始建于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距今已有五百余年。据丁寺十三世师觉平（解放后返俗，现住丁寺北街，为“五保”老人）说：当年寺里殿阁亭台，飞檐斗拱，建筑宏伟，十分壮观。殿内佛像千姿百态，有的端坐，有的横卧，有的站立，一个个栩栩如生。院内苍松翠柏古木参天，景色宜人……丁寺第一世师祖是“性”字辈，叫性常、性宽；第二世师是“海”字辈；第三世师是“寂”字辈；……至第十一世师是“本”字辈。心诚就是“本”字辈的掌门宗师。心诚为人正直，性格豪爽，有古侠之风，路遇不平就要拔刀相助，为伸张正义那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那时正值清朝末叶，政治腐败，帝国主义列强趁机入侵中国，除以武力胁迫清朝朝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外，还在中国筑铁路、建工厂、修教堂，并派出传教士来宣传耶稣基督的教义，招收信徒，进行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一些地主豪绅、流氓恶棍及无赖之徒趁机混入洋教，反
  过来又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清朝官府惧怕洋人，每有纠葛总是偏袒那些不法教民。侠肝义胆的心诚和尚那容得这等不平事，于是在丁寺设坛收徒，教习武术，成立义和团，为穷苦百姓撑腰争气。一时从者如云，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帝力量。
  平原县杠子李庄有个恶霸地主李金榜，入洋教后，一贯依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是个民愤极大的坏人。他见义和团练拳习武声势日盛，专门惩治不法教民，内心异常恐惧，便暗中纠集洋教教民，积蓄力量，同时勾结主教马天恩、平原县知县蒋楷，阴谋先下手为强，趁义和团起事不久立足未稳，来个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1899年10月11日）李金榜借故挑衅，与本村义和团首领李长水发生冲突，事态迅速扩大，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心诚和尚闻讯后，立即和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孙治泰等率禹城、高唐、茌平、长清、齐河五县义和团众上千人赶去助战。李金榜也向平原知县蒋楷发出求救信，蒋楷亲率兵马捕役连夜赶到。一场混战开始了，只见心诚和尚、朱红灯等直冲官军阵中，左砍右杀，一刹时就砍倒好几名差役，官军抵敌不住，阵脚大乱，纷纷后撤。蒋楷见势不妙，也拨马逃跑了。义和团趁势掩杀，大获全胜。九月二十五日义和团的队伍进驻到平原县的森罗殿，这可把蒋楷吓坏了，忙派亲信向抚台衙门告急。山东巡抚毓贤下令济南知府卢治，管带亲军营、补用知府袁世敦率骑兵协助蒋楷镇压义和团。他们兵分三路将森罗殿团团围住。义和团也分三路迎敌，心诚和尚骑大马，挥长鞭一路领先猛攻敌营，鞭声响处，清军纷纷落马，义和团众见势高声呐喊，趁敌混乱之机攻杀过去。清官军原是惊弓之鸟，又见义和团兵勇将猛，人多势众，个个胆战心惊，那敢接仗，虚晃一招都跑了。
  这次混战，大挫了清官军的锋芒，打击了不法教徒的气焰，大长了义和团的威风。清将蒋楷、袁世敦因兵败被革职。遗憾的是义和团重要首领孙治泰也在这次激战中壮烈牺牲了。
  打破敌人的围攻后，心诚和尚和朱红灯率众返回禹城，于十月初五日攻破苗林教堂，惩罚了不法教民王树绅等十六家，烧了他们的房屋，平分了他们的财物，以解心头之恨。初七日又攻破茌平县张官屯教堂，抓住不法教徒中的首恶分子王观杰，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树上，把尸体撩弃郊野以示警戒。随后一把火将教堂烧毁。旧历十月十三日，心诚和尚和朱红灯等数人因事路过在平县大张庄，这庄里有座教堂，也有些教民。教民见义和团人数不多，认为有机可乘，就持枪械兵器前来拦截。这可惹恼了两位首领，心诚同朱红灯策马扬鞭挥刀舞枪，率众冲杀过去，砍死数人，教民队伍大败狼狈逃窜。义和团众趁势攻进教堂，将教堂烧毁。据统计，心诚和朱红灯统辖的义和团，在光绪二十五年九、十（1899年10月、11月）两个月内共袭击禹城、茌平、博平、平原、高唐等的洋教堂十几所，杀了一批为非作歹的教会头子及罪大恶极的不法教民。义和团的义举震动了山东巡抚毓贤，他采用了“擒贼先擒王的”的办法，命令下属府县千方百计地除掉义和团的首领人物，心诚、朱红灯等都列入了黑名单。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1899年11月21日）朱红灯因故只身住在在平县的五里庄，被清军济南府防营副将马金叙知道了，连夜派兵围住五里庄，朱红灯不幸被捕。
  朱红灯是心诚的亲密好友，朝夕相处感情很深，他的被捕，使心诚焦急万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好友。10月21日心诚得知朱红灯将于当晚解往济南，他立即率马步团众四百余人，在济河的潘庄以西设伏截击。谁知等了一晚上竟没有来，原来防
  营副将马金叙狡诈异常，他将朱红灯押出走了不远，又押回去了。
  心诚营救朱红灯不成，闷闷不乐，只好带领团众，住在高唐县后杨庄自己家中。心诚有个外甥叫张山子（高唐县琉璃寺村北街人）是个无浪混，后来成了不法教民，人品低下自不待说了。这天晚上他看到心诚回家，心中暗喜，财神爷来了。他趁机溜出村去向清将马金叙告密，拿着二十五吊赏钱跑了。于是，马金叙忙会同高唐州牧、平原知县调集捕役马步队，恶狠狠地向后杨庄扑来。做为一代豪杰、义和团的重要首领心诚和尚就这样被捕了，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不久，心诚和朱红灯被一并解押到济南。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年12月24日）清政府山东巡抚毓贤在他离职的前两天（毓贤于二十三日离职，由袁世凯接任）下令杀害了心诚。
  噩耗传开，禹城、在平、高唐、平原等县的人民无不悲愤交加，更加痛恨清统治者的卖国投敌行为，深切哀悼这位义和团的首领。心诚虽然遭到杀害，使义和团运动受到挫折，但他的高大形象和崇高精神，永远铭刻在人民心里，激励着人民为反帝爱国进行斗争。
  近代武术大师尚云祥
  尚云祥（1864—1937）字霁亭，乐陵市城南尚庄人，是我国近代武林之中形意拳三大名家之一，有“铁脚佛”之称，更有“半步蹦拳打遍天下”之说而驰名中外。国内戏剧、小说、传记，有不少都取材于他。在《当代武侠奇人传》一书中，写有尚云祥“脚踢巨石”等传奇故事。《国术名人录》一书中，也载有尚云祥的事略。
  尚云祥自幼随父在京开马蹬铺。白天打铁，晚上跟拳师马天义学功力拳。十载春秋，武功卓著，但却败于形意拳名手——耿继善。于是他倾心跟武术名家李存义苦学形意拳，十年之久，已达到武艺超群的境界。其父病故后，他便关闭了马蹬铺，胸怀尚武之志，弃商从戎。当时薪饷微薄，他只有一双鞋备上操时用，平时练功，无论寒暑，均打赤脚。几易春秋，练得“踩劲”、“〓劲”惊人，拳大的砖块，他脚搓成粉；铺地方砖，过步龟裂。“铁脚佛”的美称由此而得。
  他的拳脚功夫虽称优异，但李存义对其要求很高，说他杆子功夫不足。他便杆不离手，一练就是数百下，经几年拧、抖，练得两手掌肌肉与茧子难分，已成平板之状，可见其功力之深，强劲之大了。曾有一枪法高超的人来访尚云祥，见他身材矮小，便口出狂言“枪不见枪”，要跟他比试一下武艺。但他刚一出杆，被尚云祥略一搭杆，他的杆子便撒手落地，他羞愧的折服了。
  尚云祥还深受形意拳大师郭云深的钟爱，杆子功便是他的
  精传。他家距学艺之地虽三里有余，但他为了能继承郭云深“半步蹦拳打遍天下”的绝技，每日往返，苦练“蹦拳”，并以拳代步。后与人会拳，无能敌者。有一位姓马的拳师，擅长“双跺子脚”。一般院墙，脚到墙塌，威力惊人。他听说尚云祥的“丹田灵气”练得腹功惊人，便约期与他较量。尚云祥站了个“三体式”，马拳师腾空飞足踢来，尚云祥岿然不动，当马某再次踢来之际，尚云祥挺腰运气，将他弹出丈远以外。因而尚云祥的声誉在京华大振。
  武林高手京西的冯洛正，名闻燕赵，自负怀有绝技，便与尚云祥约期比武。一交手，冯就左腿疾出，又以左手去扣尚伸出的右腕，而用右手施出“挂面掌”直取尚的面门。在这面临骨折体伤危险的一瞬间，尚云祥振臂一抖，将冯摔出一丈开外。从此二人结为至交。
  不久，尚云祥随李存义赴上海与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比武。尚未上场，就由同去的韩慕侠将康泰尔打败。
  由上海回到北方后，李存义在天津创办“中华武士会”时，大摆擂台，由尚云祥首出擂场，设擂一百天，终无一人能将尚云祥打下擂来。由此，尚云祥的名字又誉满津沽。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尚云祥不辱武林气节，不应权贵们的高薪聘请，曾说：“我不能给他们去当奴才”，宁可甘守清贫，在家授徒，以保持中华民族的豪气。
  尚云祥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当时，通州（今通县）有个大盗名叫康天心，人称康八太爷。其人武艺高超，且有轻身功夫，但因德行不正，为害甚多，官衙也对他无可奈何。尚云祥决心剪除此害。
  一天，尚云祥在某家应邀赴宴，康天心便破门而入说：“久仰大名，无缘相会，今特来领教。如能胜我，我即不再犯事”。
  二人交手，数十回合，康被击败而未受伤，当越房败走时说：“名不虚传，真好汉也。”
  此后，康八又在怀柔县作案，尚云祥又去怀柔，在东皇庄将康天心俘获送往县衙。此后有人编成现代戏《拿康八》、《大闹东皇庄》进行演唱。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北京，尚云祥磨刀霍霍要大杀日寇，其徒弟韩伯言相劝说：“应怀大义，不要轻举妄动。”因此尚云祥隐忍不发，坐待时机。
  不久，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警卫营长尚其英拜尚云祥为师，并请他任警卫营武术教官。宋哲元见尚云祥艺精品高，便命他在全军中教授五行刀术。故而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在与日军作战时大显神威。
  民国十六年（1927），尚云祥曾应聘在北京蒙藏大学任武术教师。武林的高手靳云亭、赵克礼、许笑羽、刘华甫、尹声远、陈子江、孙梦芝、孙金桐、韩伯言、李文彬、李绍武、连台湾的桑丹棨、曹连舫都是尚云祥的高足。他一生为振兴中华武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选自《德州风物志》
  王金铭传略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令》，其中有“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的句子。这就是说，当满清封建统治走到二十世纪初叶时，是武昌革命爆发和栾州起义共同敲响了它的丧钟。滦州起义和武昌革命爆发一样意义重大。而栾州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就是王金铭。
  王金铭，字子箴。山东省武城县东屯村人。其父王成，有四子三女。王金铭在四子中排行老二，1880年出生，这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
  王金铭8岁开始在本村私塾就读，刻苦而聪明。16岁到县城洪瑞钱庄当学徒工。一年后，回家帮父母料理家务，从事农田耕作。
  1898年，年已18岁的王金铭，抱着“男儿要有一番作为”的理想，徒步投奔天津小站其兄长王金镜处，并在此当了学兵，属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入伍时间不长，就被长官发现是一个有学识才干和抱负理想的小伙子，遂之让他到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让他回原队当了副目（副班长）
  1899年，为镇压“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清政府命袁世凯巡抚山东，其新建陆军（这时已改为武卫右军）也随之来到山东，王金铭被提升为正目。
  1904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武卫右军改为北洋常备军，王金铭被升迁为该军二镇（师）七标（团）某营左哨哨长（连
  长）。1905年，王金铭调任五镇十八标一营前哨哨官，驻防济南。1907年，王金铭被擢升为徐世昌统领的新编第一混成协（旅）某校一营帮带（副营长），驻防辽东新民府。
  1909年，已渐具民主革命思想的王金铭，在加强向刘瀛等革命党人靠拢的同时，又同冯玉祥、施从云一起组织成立了“武学研究会”。嗣后，又组织成立了“山东同乡会”。开始秘密从事传播革命思想、联络同志人员、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弹药等方面的活动。
  1910年9月，王金铭任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帮带。1911年夏，驻地洪水泛滥，王金铭指挥有方和抢险有功，被提升为七十九标管带（营长）。此时，全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以王金铭等人为首所进行的秘密革命活动已趋成熟，加之天津“北方革命协会”的联络指导，伺机举行武装起义的大计被提到议事日程。
  1911年9月，清政府决定于永平府举行秋操演习，王金铭等人协商于具有革命思想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认为这是举行革命武装起义的好机会，并准备在秋操演习中起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急令秋操演习停止，并急调参加演习的各路军马去南方前线，致使“秋操起义计划”受挫。导致“秋操起义计划”彻底落空的第二方面则是：参加秋操演习已抵栾州的张绍曾的二十镇并未受命开拔，仍然可以实施“秋操起义计划”，但张绍曾却执意要实施君主立宪的“兵谏”，并提出了“立宪大纲”，电奏清庭。电文发出后，致使清庭警觉异常，首先杀害了前来与张绍曾密谋“兵谏”的吴禄贞，继而又把张绍曾二十镇的七十七、七十八、八十标调到关处，并削去了张绍曾的兵权。栾州只剩下七十九标的第一、二、三营。在这种情况下，王金铭等
  人仍然恳请张绍曾不受清命，留滦革命，但最终张绍曾还是卸任离去，使“秋操起义计划”化为泡影。就在吁请张绍曾无望的情况下，为解决群龙无首问题，在栾州的革命同志一致推举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为革命领导人，担当起以后武装起义的重任。
  1911年12月，南北上海议和行将决裂，天津北方革命协会派白雅雨等人前来与王金铭会晤，决定早日发动京畿栾州武装起义，以响应南方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遂后，王金铭密约驻海阳镇的八十标的冯玉祥、郑金声、王石清三个步兵营，秦皇岛的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三个骑兵营，以及其他各地的意欲革命的队伍，等烟台民军一到秦皇岛，就举行起义，然后会师滦州，进攻天津。
  1911年12月下旬，关注滦州革命的许多革命党人陆续到达滦州，白雅雨也从天津带来“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印。
  1911年12月30日和1912年1月2日，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和被袁世凯派统栾州做安抚工作的通永镇守使王怀庆逃走。形势迫使北方革命军政府于1912年1月3日正式成立。王金铭任大都督，施从云任总司令，冯玉祥任总参谋长，张建功任副都督，白雅雨任参谋长，周文海任秘书长。滦州军宣布独立，并通电全国，布告中外各方。一面鲜艳的民主革命大旗升扬于满清统治腹地的上空。
  1912年1月4日，为先发制人，防止清政府或重点布防或大兵反扑，王金铭命全军誓师西进，直捣天津。不料原驻于滦州城内的张建功三营，却临阵反戈，以猛烈的火力阻击起事队伍。为了不贻误战机，王金铭除派少数人回击张建功外，仍率领一、二营官兵到滦州车站乘火车，向西挺进。
  当火车全速行至雷庄路段时，路轨已被王怀庆拆毁，列车
  脱轨颠覆，王怀庆率部伏击革命军。王金铭、施从云指挥部队英勇还击。酣战半夜，王怀庆鸣号停战，请示议和。王金铭、施从云等答应前去议和，并准备向王怀庆及其部众陈述利害，晓以大义。王怀庆恐怕部众被其征服，便设下伏兵，将王金铭、施从云等多名革命将士逮捕。
  1912年1月5日，王怀庆在极尽引诱、威胁之能事后，见王金铭等人不能屈服，遂请示袁世凯，将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几十名革命将士杀害。
  1912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北方革命协会，礼葬滦州起义牺牲烈士，把曾就地埋葬在雷庄车站附近的烈士遗骸移葬到故乡。
  1923年到1925年，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中山公园为王金铭、施从云树立了戎装铜像（后毁于日本侵略军之手）。
  1932年，冯玉祥在泰山主持修建了“泰山栾州起义烈士祠”，把王金铭等阵亡将士供奉于祠堂。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西山温泉和泰山分别修建了“辛亥栾州革命烈士纪念园”和“辛亥栾州革命烈士纪念碑”，并于第二年5月，为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追任王金铭、施从云为陆军上将。
  （武城县文史委整理）
  爱国将领宋哲元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市赵洪都村人，生于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父亲湘及，以教私塾为业，有三子两女，哲元居长。
  宋氏远祖河南商邱，又自商邱迁往直隶静海。到明代宋宣率全家从静海迁到乐陵宋家集，这便是乐陵宋氏的始祖。到宋哲元的祖父宋堪由宋家集分迁到赵洪都村，已是第十五世了。宋堪字子宜，先娶史氏继配贾氏，有三个儿子，长子名釜字湘及，即是宋哲元的父亲。赵洪都村累遭水淹，连年欠收，加之湘及先生不善经营农事，导致家业中落，生活贫困。湘及在外教书，沈太夫人携子女投靠后颜村沈氏娘家度日。其二弟禄留住赵洪都村，三弟过继到城南小郭家村，从此就分成了三支。
  湘及娶沈氏，生三子两女，长子宋哲元，次子宋春元，三子宋智元；长女宋淑真，嫁本县荣堂村曹镜兰，曹曾任过宋哲元的副官长；次女宋淑贞，嫁本县荆林村李武台，李曾任过张家口海关监督。湘及先生才华横溢，为人耿直，曾随广西桂林太守潘问楼当过幕宾，任过南宁府文牍，在山西教过家馆，并在北京被陆建章聘为家庭教师。
  湘及先生迁居沈家后，生活仍很贫苦，全家只靠菲薄束修难以度日，沈太夫人就日以继夜地纺线织布到集市上卖，这样仍解决不了温饱，还需要挖些野菜充饥。一天，沈太夫人携哲元到村外剜野菜为食，恰逢一富家空车路过，便央求车上人将
  菜筐捎回家。此人竟恶言恶语地嘲讽说：“我还怕累坏牲口呢！”说着扬鞭而去。沈太夫人含泪对哲元说：“孩子，看咱穷人求人多难哪！”哲元却说：“娘，不必伤心，等咱有了，一定帮助穷人。”此时年仅6岁。
  哲元方面丰颊，身材魁梧，聪颖沉毅，敦厚豁达。幼年就有卫国御侮之志。童年时就喜欢舞刀弄棒，聚童做戏亦多做布伍演阵，常折梃为刃，练步伐、摆阵势，赏罚严明，指挥有度，年大的也听他指挥。他和全家的衣服，因买不起颜色，都是用槐米染成黄色穿用。青黄不接时，家里断粮，哲元放学有时不回家，就摘把小枣代粮充饥。一次，沈太夫人赶集卖布，家中无人做饭，娘怕哲元回家吃凉干粮生病，就把菜团子放在窗台上晒热给儿子吃。这件事至今仍在乡里作为佳话流传。每到年底，哲元就刻印些家堂、神龛，裱糊些纸锞冥器等到年集上换些钱币，作度过年关之用。
  哲元一生简朴，直到将军高位，从不挥霍浪费。他既不抽烟，又不嗜酒。他常爱吃的主食是小米干饭，三合面（玉米、豆子、小米）窝头，馒头。菜是咸萝卜条蘸麻汁大蒜、腌鸡蛋、鸭蛋。最爱喝的是小米汤。不但平时喜欢喝，即便是行军途中，他的侍从也都用暖瓶装上小米汤以便饮用。
  哲元7岁从父读书，因买不起油点灯，早起就读熹光下，至昏黑还不忍释卷。四年读完“四子书”、诗书、《三礼》、《左传》等，不但能背诵，并通释其义。每当诵《孟子》中“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时，便铿锵激昂，愈自奋励。几年来，不但熟读了史鉴、诗文、词赋和先儒语录等，而且还涉猎了汤武、光武、明太祖及管子、晏子等古代帝王将相、历代英雄史籍，颇示仰慕，卫国御侮之志更坚。
  1900年，八国联军陷北京，哲元随父由北平返回乐陵原籍。第二年，17岁的哲元先后在前颜、后颜、李四村设馆教书。收入菲薄束修，除赡养母亲外，所余都救济穷人。此时，外侮交至，国势危急，有志之士奋起。哲元久怀救国之志，但审时度势，慨然投笔从戎，以求挽救国难。
  1907年，哲元考入北京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并补名额于北洋陆军六镇二十三标第二营。1912年春，入陆建章左路备补军任第一营前哨哨长，驻防北苑。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第一师，冯玉祥任左翼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哲元任连长。1914年至1922年期间，哲元随冯转战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历任冯部连、营、团、旅长等职。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兵变倒吴佩孚后，与孙岳、胡景翼等组织国民军，任哲元为第一军第十一师师长。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岭在滦州倒戈反对张作霖，冯令哲元率部队自察东出热河，攻奉天，以援助郭松岭。12月4日，继阚朝玺任热河都统。12月下旬，又奉令率部由热河进兵天津，攻打李景林，李被击败溃逃。哲元胜利回住热河。宋哲元主政热河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安置杂牌军，制止滥发纸币，调整币值稳定物价，澄清吏治，保护行官文物，复兴教育、修公路、造林、开矿、放垦等诸业俱举。特别是复兴教育一事，曾筹办基金70万元，兴办学校。由于政绩卓著，深得当地群众拥戴，哲元离热河时，百姓拦车挽留，车行甚缓，日行不过数十里。
  1926年4月，国民军一军在直奉联军的压迫下，退守南口，哲元亦率部从热河撤至察哈尔、多伦一带，就任北路总指挥，率韩复榘、石友三等部负责南口至多伦一线防务。5月南口大战正急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哲元改任西路军总
  司令，指挥韩复榘、石友三、方振武等部与晋军在晋北作战，7月奉军攻占多伦。8月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哲元率多伦、沽源国民军一军诸部向绥远撤退。
  同年9月，冯玉祥自俄回国在绥远五原（今内蒙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就任国民军总司令，任命哲元为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驻宁夏负责后勤供应。1927年6月，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哲元任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坐镇关中，为第二集团军筹措饷需，巩固后方。当时，陕西盗匪为患，加之土著军阀割据，各霸一方，民不聊生。为了平定匪患，统一陕局，哲元亲率部队，先后消灭了张兆钾、韩有禄、田宇洁、麻振武、党玉琨等土匪，还收服了甄士仁、张九才等地方武装。
  1928年，国民军北伐时，哲元率部参战。北伐告成，他继续治理陕政，遂与陕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并大抓建设，注重教育，提倡文化，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尤多建树。西安为周、秦、汉、唐各都城所在地，宫殿、古刹、大墓颇多。在过去军阀割据时期，由于保护不力，加之监守自盗，文物丢失严重。哲元下令禁毁、禁盗，保护了许多古建筑和寺庙的佛像壁画等宝贵文物。还多方搜集罗碑铭石刻，在原有历代留传下来的碑林处，又增建了小碑林。为丰富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1929年蒋桂战争后，冯、蒋矛盾激化。5月，晋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冯以哲元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继而冯为阎所欺骗，被困于晋祠。10月初哲元率国民军出潼关与蒋作战，因阎锡山失约，致哲元陷于孤军失利，11月退回陕西。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国民军全军组成第二方面军，哲元任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随冯对蒋作战，10月，冯、阎失败，哲
  元率部在潼关渡黄河退驻山西运城。不久，由张学良主持，将山西境内的国民军将领张自忠、赵登禹等残部编为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驻扎山西阳泉、辽阳、沁县一带。哲元以儒治军，特印发《四书新编》、《管子》等精装袖珍本，营以上军官人手一套，并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编印《新决心手册》发之官兵，以为教材，日夜训练，士气旺盛。他还非常注重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逢国耻的日子，他都要举行演讲会，并在全军官兵吃的馒头上都要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让每个官兵铭记国难家仇，立志喋血保国。“九·一八”事变，哲元首先通电主战。
  1932年2月，哲元回原籍乐陵，为湘及先生办理丧事。其间，对四邻乡亲分别馈赠面粉一至二袋、银元10至20元，以示酬谢。对过去曾资助过他家的乡亲，另有厚赠。另外，从江西景德镇、山西阳泉特烧制了一批餐具、茶具分赠亲友留作纪念。
  1932年9月，经张学良保荐，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哲元主察期间，曾监修《察哈尔省通志》，并作序：“哲元莅察次年即谋省志之创修。哲元窃以为立国之道，考旧轨，正来輶，庶政得挈，以合准绳，由百年大计立焉……。”他还主持印制了《历代创业圣哲画像》，并写了序言。
  1933年1月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后，热河告急，平津震动，张学良急调二十九军由山西开往河北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带，给哲元以华北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名义，指挥布防。3月，哲元率二十九军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的“长城战役”，在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避长攻短，挑选了五百健儿，组成敢死队，用大刀片，以近战、夜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5000余人，力挫了侵略军的凶焰，使二十九军获得很大荣誉。这是自“九·
  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军报纸曾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这次胜利，用铁的事实说明，日军不可畏，中国人不可侮。哲元和二十九军威名大震，名扬四海，举国欢庆。可惜蒋介石集团坚持对日妥协政策，长城战役以出卖大片国土的“塘沽协定”而结束。
  在长城抗战前的1932年底，冯玉祥从山东泰山来到张家口，联络各方力量准备组织抗日同盟军，继续抗击日寇。哲元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对冯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也不便公然制止，只好避居北平，派人代理察省主席，与冯敷衍。1933年8月，冯玉祥被迫结束抗日同盟军事，重回泰山，哲元才返回张家口，主持察省主席事宜。1935年6月初，发生了张北事件，日寇乘机要挟，国民党政府指派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订立了屈辱的所谓“秦土协定”，并按这个协定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省主席的职务。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为了侵略华北，又加紧拉宋。国民党政府为迎合侵略者的要求，于8月28日任命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11月底，又任宋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不久，日本煽动华北五省“自治”，谋华北愈急。南京国民党政府再一次退让迎合，同意在华北成立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下的产物。哲元想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蒋之间力求自保。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保持隶属关系，又行施变相的自主权；对日寇则在亲善名义下，进行敷衍。哲元立誓：“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为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不惜忍辱负重，
  委曲折中。在加强军事建设与部队训练上，更是不遗余力。除加强军队训练，还整训地方团队，补充地方武装的枪械弹药。在南苑、西苑举办大学生训练班，招收东北、华北流亡学生，成立军事训练团，在乐陵原籍招收童子军五百余人进行军事训练，秘密筹集了大量黄金，向捷克、德国和瑞典购进大批新式机枪、步枪、手枪、加农炮、大红头卡车等武器装备，加强了部队的武装力量。
  1936年，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设赌场，开鸦片馆。奸商和汉奸也乘机与外人勾结谋利，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包庇浪人，无视我国政府法令，为非作恶，横行无忌。哲元愤然下令逮捕首犯，封闭烟馆、赌场。日军在平津郊区购买民间土地建营房，办工厂，进行经济侵略。哲元闻报后，于是年5月29日深夜，召集二十九军将领会议，决定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凡私卖土地与外国人者处死刑，布告周知。天津一地主租地250亩与日人，被当局拘捕查办。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信中写道：“……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暴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立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
  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哲元阅后深受鼓舞。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日寇便又提出诸如修筑津石铁路，开辟航空线路，开发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收购华北棉花等所谓“经济提携”问题。哲元对这些问题，既不能断然拒绝，又不能悍然同意，采取推诿拖延的办法。1937年3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曾骗哲元赴宴，席间突然向他提出了“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迫哲元在条款上签字。事后哲元硬不认帐，拖而不办。日寇一再催逼，哲元在穷于应付的情况下，借回故乡扫墓为由，于5月21日避往乐陵原籍，以摆脱日方纠缠，静观时局变化。哲元回到乐陵以后，便给教师提供学习资料，把印发的《四书新编》袖珍本赠给全县教师，人手一部。并将印制的《宋氏族谱》，分送同宗各户。哲元还出巨款，延请本县耆宿，聘用撰写人员数十名，设立乐陵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和县志局，编修县志、修缮文庙、建设图书馆。县志甫成，因“七七”事变爆发，未及付印，失落。哲元还计划建设公路，致力于故里文化交通事业，皆为战争爆发而辍止。
  1937年7月7日夜晚，日军在芦沟桥附近龙王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深夜11时许，忽有枪声数响发自宛平县东门外。此后，日方故技重演，采用“九·一八”事变时谎称“丢失一名军官”的同样手法，诡称失落日兵一名，无理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企图一举占领芦沟桥及宛平县城，以便控制北平。守城士兵严守哲元“晚上关闭城门后，任何人都不予开城”的命令，紧闭城门不予理睬。后经谈判，决定“先调查后处理”。参加这次调查的中方代表是当时的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调查结果表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而且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缺少一粒。随后，日
  军这一离队士兵很快返部。日军借口已无，只有赤裸裸地向我芦沟桥进攻，并从丰台增派援兵500余人，大炮数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旅团长河边正三、联队长牟田口亲自到前沿督战，首先向我宛平城开枪开炮。我宛平城内驻军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还击，英勇杀敌，全歼进攻芦沟桥日军一百余人。二十九军驻在桥北面的一连战士，最后只剩下4个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营长金振忠负伤。芦沟桥头一声炮响，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
  战争发生后，哲元于7月11日晚由原籍返回天津，12日在天津发表谈话，幻想和平解决。19日晨在赴平途中，刚过北仓七号桥，即有炸弹爆炸，险些被害。20日又发表公开谈话，仍主张中日“互让”。21日起，日军即开始大规模行动。26日向南苑、北苑进攻，并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于24小时以内，自北平附近退尽。此时，哲元已知和平无望，立即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表示要“尽力防卫”，但事前没有固守北平的准备，京郊一夜战斗，牺牲甚大。28日拂晓，日军以倍我之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我南苑军营猛烈进犯，我军仓卒应战，作出重大牺牲。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乘车向永定门撤退，行经大红门的御河桥时，遭到敌军的伏击，被敌弹穿胸，壮烈殉国。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率教导团学生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在20多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中，佟将军头部受重伤牺牲。学生军中有一部是哲元在山东乐陵招去的娃娃兵，也大半牺牲。就在芦沟桥这块弹丸之地，在装备处于敌优我劣，兵力敌众我寡、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我二十九军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发出了“愿与芦沟桥共存亡”的誓言，经浴血奋战，支持战事竟达20昼夜之久，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但因蒋介石妥协的退让政策，下令撤退，把
  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军。
  平、津失陷后，哲元情绪惶惑，深怕南京政府向他追究放弃平、津的责任，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便给蒋介石打电报，表示向中央请罪，要求给予应得的处分，并提出辞呈。后又派秦德纯亲往南京，向蒋报告“七·七”事变经过和应变情况，请求中央给以相应的处罚。蒋介石为达到先拉后打的目的，对哲元非但不加责怪，反而慰勉有加，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委哲元为总司令。哲元奉令后，将总部从河间移驻沧州，布防于河北大城、青县、河间一线。此时霪雨兼旬，疫疠大作，河水泛滥，平地积水可行舟。而宋军匍行于雨中，肌肤均浮肿白色，裹腿几不能解，仍前赴后继，短兵相接，英勇杀敌。是年冬，韩复榘、刘湘密谋倒蒋。韩派人联络哲元，要宋部撤守潼关以西。蒋介石获悉，对宋产生疑忌，乃缩小第一集团军建制，以削弱其力量，将宋部所属六十八、五十九两军分别调往皖北、苏北，使第一集团军仅余七十七和六十九两个军。1938年1月下旬，日寇由大名向南进攻时，第一集团军总部驻新乡，后撤至中条山区。
  同年3月初，蒋介石调哲元担任有职天权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旋又将第一集团军撤销。而命冯治安以十九军团长名义，指挥七十七和六十九两军。此时哲元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对他不怀好意，终日忧郁不乐。不久，因疲劳和肝病请假赴湖南衡山休养，后辗转赴广西阳朔养病。1939年春，再转四川灌县，在此，为创办抚幼院及贫民医院捐款13000元，旋即到了绵阳。绵阳是哲元和常淑清女士于1916年1月1日结婚的地方，那时又有1939年2月从山东迁去的国立第六中学，该校有许多山东同乡，有利于宋共话乡情，排遣孤寂。哲元在绵阳养病期间，建有“山东同乡会”，并拿出2000元给山东籍人购买一块墓地立
  有碑碣，死后集中葬于此地。宋还拿出700元在绵阳建立一所中学，校内建有“明轩亭”。但严重的肝病日渐沉重，终于1940年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哲元于病危中一再嘱咐随侍的旧部及家人：“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并勉励旧部张自忠、冯治安等努力奋斗，收复失地。4月7日，国民党政府派遣秦德纯赴绵阳主持治丧，追任哲元为一级上将，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当时，国民政府在距陵墓二里许的川陕公路旁立有一座高大的“神道碑”，镌刻着国民党元老冯玉祥、于右任和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等书写的生平简历和评价文字。哲元生前曾购置山坡凹地9亩余作为坟地，另外购买了40余亩耕地，作为自愿守墓的随从副官王贵海生活用地。宋病逝后，王副官守护陵墓直至1959年病故。1975年，人民政府拨款重修陵园时，将神道碑移于陵园之内，现已列为绵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哲元在故乡时，原由沈太夫人主持娶本县大李村李氏夫人，生有一子取名彩玉，8个月夭折，李夫人一直侍沈太夫人，后病故于天津。1916年1月1日，常淑清女士由其父从北京送往绵阳，在老医师李莲孙家与宋哲元完婚。主婚人为冯旅一团杨团长和常女士的父亲，证婚人为冯玉祥。常女士的父亲亲作喜联：“画眉轶事传京兆；坦腹东床拟右军。”上联引用《汉书》中京兆尹张敞为妻画眉，在长安传为佳话的故事，表达了对新婚夫妇和睦友好的祝愿；下联籍《晋书》中太尉郄鉴选得贤良女婿王羲之的典故，表达了喜联作者选中象王羲之那样称心女婿的喜悦心情。常女士系北京人，满族，有文化，生有一子六女。子华玉、长女景昭、次女景宪、三女景文、四女景蕴、五女景云、六女景孚。景昭嫁贾成骞；景宪嫁孙湘德，现均侨居美国；景文嫁唐祖祜，现住上海；景蕴嫁邹志红，在美国银行工作；景
  云幼夭；景孚现在美华盛顿为医科专家，嫁美国农林部电子计算机中心的明道广。华玉，按生序是行四，现在美国政府工作。哲元在战时还收养了两名义子（双胞胎），取名侯纪峰、侯纪峪。他们的生父侯万山原是哲元的部下，在长城抗战夜袭敌军营时牺牲。哲元为其义子取名“纪峰、纪峪”，正是为了纪念喜峰口、罗文峪这两个重大战役和怀念在这两个战役中壮烈殉国的烈士。近几年来，哲元远在海外的子女，先后回国为其父扫墓，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及绵阳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她们看着新修扩建的陵园和保护完好的“神道碑”，十分高兴，均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宋哲元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著名将领。在1933年“喜峰口”二十九军浴血抗战时，哲元曾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来表明心迹和鼓励全军将士；在“七·七”抗战时，又曾以“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下定抗日守土决心。并编有抗日歌谣多首，鼓舞官兵抗战士气。他坚决抗日的伟大壮举，深受国人和海外华人所敬重。在他的一生中，也经历了惶惑、忧郁和奋进的过程。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1940年为病故的宋哲元将军联赠的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公允地评价了他的一生。
  （乐陵市政协文史委供稿）
  梨花大鼓名家谢大玉
  谢大玉（1890—1978），山东大鼓梨花调女演员，山东省武城县李家户乡郑官屯人。其父谢其荣系著名琴师，曾为清同治、光绪年间著名梨花大鼓女演员黑妞（艺名）弹弦，当年人们称他为“神琴手谢老华”。他自十八岁下学后便攻习山东大鼓，一面练弦，一面学唱，山东大鼓盛行一时。谢其荣掌握了黑妞、白妞的演唱风格，对女儿谢大玉学艺要求十分严格，因此大玉得到山东大鼓艺术的真传，经自己努力，造诣颇深，成为继王小玉（白妞）、黑妞姐妹之后的梨花大鼓“四大玉”（谢大玉、李大玉、赵大玉、孙大玉）之首。王小玉，即清刘鄂所著《老残游记》中作白妞，也描写了她生动的演唱情况。清末凫道人《旧学盦笔记》：“光绪初年，历城有黑妞、白妞姐妹，能唱贾凫西鼓词，尝奏伎于明湖居，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目。”
  大玉十三岁时，其父领妻、女去泰安赶会卖唱，深受群众欢迎，以一月山会唱到三月，皇帝下旨封山，她们一家回到济南，在趵突泉演出，名更噪。第二年应邀到北京、天津演出，博好评。在京津一直呆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中，每年五月至八月都去东北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一次，在东北也深受欢迎。
  谢大玉二十五岁回到济南，这时她已会七十多个段子，还会些能唱三、五天的中篇书，演唱技巧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她仍然坚持学习继承名艺人精英，并善于吸收戏曲及其他曲种的长处，丰富发展了梨花大鼓的唱腔。其嗓音亮亢，吐字清晰，表
  演传神，甚有功力。喜唱铁马金戈的“三国段”，如《单刀会》、《古城会》、《华容道》、《博望坡》、《长坂坡》、《白帝城》、《群英会》、《战长沙》等，对富有民间生活色彩的《黑驴段》、《皮袄记》等亦擅长。由于她没有文化，有的唱词深奥难解，就由其父详细讲述，她用心记忆，再用到演唱中去。春夏先在济南大明湖“鹊华居”里演唱，秋末又迁到趵突泉的“望鹤亭”演唱。在此期间，她还经常到上海、南京、开封等地演出。当时军阀混战，地痞流氓横行，女艺人时受侮辱，谢大玉非常反感，绝不屈从。谢大玉四十岁后，不愿再流落江湖，加之山东大鼓词句深奥难懂，不能雅俗共赏，渐受冷遇，她就闭门不出过了二十年。直到1956年著名山东快书演员杨立德，给她送去一个徒弟，她才重新出山，在济南市曲艺团授徒传艺，1961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选自《德州风物志》
  “老英雄”——戚夯
  戚夯（1893—1948），原名伯黎，字牖民。武城县杨庄乡戚庄村人。幼年就读私塾，聪敏过人，成绩优异，颇为师长器重。后在武城高等学堂受业三年，毕业后考入临清中学，未及毕业又考入山东法政大学。后因家境日衰，难供学费未及毕业而辍学返里，在饮马庄任教。
  1918年武城县成立“地方自治筹备会”，戚夯任主任。此后，戚夯曾任武城县财政科长、局长，平原县财政科长等职。1935年调任济宁县财政科长。其前任科长任职期间，大肆的贪污公款，为数甚巨，在交接时企图蒙混，贿赂戚夯，戚夯严辞拒绝。其前科长恼羞成怒，向国民党山东政府主席韩复榘诬告陷害，戚夯因此撤职被捕，押送济南军法处。在狱中戚夯看到那些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囚犯”们，不是交不起地租、还不起债的善良农民，就是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铤而走险的所谓“强盗”，还有些不知为什么糊里糊涂被抓的无辜者。狱中的所见所闻，使戚夯深切地感到国民党统治的腐朽，他终于觉醒了，在狱中他写有《狱中杂记》，以揭露国民党统治者。
  戚夯出狱后，隐居故里，深居简出，专心读书写作。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蒋光慈、丁玲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以及《东方杂志》、《大众生活》、《拓荒者》等进步刊物，这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作用。
  芦沟桥的炮声极大地震撼着戚夯，平静的书斋再也容不下
  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毅然走出书斋，协助爱国将领范筑先委派的武城县县长徐占奎，组建临时政府。可惜时间不长，日寇就占领了武城县，临时政府夭折。国民党军队仓皇南逃。戚夯痛心疾首，对祖国的前途充满忧虑，在其子（共产党员戚峰）的影响下，他欣然接受了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
  1938年7月，戚夯团结一批进步青年，秘密筹建了戚庄游击小组，这是武城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游击小组在戚夯等同志带领下，经常活动在运河两岸，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不久改编为分区独立营，戚夯任营长兼三区区长。
  戚夯的行动，使敌人又恨又怕。他们先以高官厚禄相利诱，戚夯嗤之以鼻，不为所动。接着又“没收”了戚夯的全部财产，并将其女儿、儿媳关进监狱，同时逼迫戚夯过去的朋友——已投敌的伪区长致书戚夯，劝其投降。面对亲人被害的危险，他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在回信中义正词严地写道“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子爰举义旗，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我之亲属身陷囹圄，任凭敌人处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尚望你早日弃暗投明，免致后人唾骂”。他于1940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民主爱国人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1941年，戚夯担任武城县代县长兼民政科长。同年12月戚夯的独生子、县大队副政委戚峰壮烈殉国。在儿子的追悼会上戚夯亲书挽联“对党对国对民族赤胆忠心，对父对母对人民尽忠尽孝”。他以高度的理智控制着自己，将国难家仇化为对敌人的无比愤恨，从此他的斗志更旺盛了。
  1943年，戚夯调太行边区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调任六专署行政科长。1945年回县任武城县副县长。1948年调往邯（郸）馆（陶）铁路办事处任会计科长。到职后他就积极参加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因年事已高，终日奔波劳碌，体力日渐衰弱，牙齿全部脱落，但他仍不懈地学习和工作。他常对同志们说：“我虽然快六十岁了，但我还要奋斗二十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赤诚，使同志们深为钦敬，大家都亲切称他“老英雄”。
  1948年4月，我军已大举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尚作垂死挣扎。他们利用反动会道门——白阳古教，于二十七日午夜，突然发动武装暴乱，袭击邯馆铁路办事处。办事人员英勇抵抗，最后暴徒纵火，戚夯年老力衰，突围未成，壮烈牺牲。
  选自《德州风物志》
  王祝晨先生年谱
  张兴廉 谢丙玲
  王祝晨，原名王世栋，曾用名王东乙，绰号“王大牛”。1882年10月28日（清光绪八年农历九月一日）生于齐河县楼王庄（今安头乡王举人庄）。
  1890年在家乡读私塾，1902年补廪生，1903年考入济南书院，1904年考入山东省优级师范，至1910年毕业。1911年3月，经北京学部复试，因成绩优异，清廷奖给师范科举人，为七品京官。
  其间，他潜心研究《公羊传》及康梁著作，相信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初步奠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1902年后，他常以同音异义字“柱臣”、“塵尘”、“助宸”等更换名字。自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遂改为“祝晨”，以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演变。
  1910年8月至1914年4月，先后任济南师范教员，临清中学监督，山东提学使司科员，山东《教育报》经理，政法专门学校教员。1914年3月，赴日本参观教育。
  [=此处为插图（王祝晨先生塑像1993年10月于济南一中落成）=]
  1914年8月至1918年9月，先后任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驻聊城）教员，省立二中（驻聊城）校长等职。
  1918年8月，自出经费，于家乡王举人庄创办私立“强恕”小学校。
  1918年11月至1919年7月，任山东省国民议会议员，曾利用该职务，增派山东省留学生名额。
  1919年8月，任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小一部主任，主张学校延聘女教师，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支持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五四”运动。
  1920年，力主推行白话文，并创办《新文化介绍》编辑“文学号”、“教育号”、“哲学号”专刊，推崇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
  1922年11月，任一师校长，为培养初中、初师师资主办专修科，聘请各地大学名教授来济讲学，并延聘俄人为艺术专科教员，推荐阅读新文化书籍。
  1926年3月，山东伪督办张宗昌以“拥护过激、宣传赤化”等罪名撤销其校长职务。同年10月又遭其通缉。11月南逃广州。先入黄埔军校参观学习，后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并有幸结识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1927年元旦，折道北归武汉。1月15日，入武昌“党义训练所”学习，聆听了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恽代英、李汉俊、李达等有关“工农运动”、“唯物历史观”及“马列主义”的讲课。因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遂于1927年3月，加入国民党组织。不久参加北伐，充任农运促进会会员。5月，被派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临时委员会委员。
  1927年国共分裂。1928年5月，应蔡元培邀请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因观点激进，曾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通电攻击。同年
  6月回山东充泰安、肥城、齐河党义训练班教员，因“宣传赤化”，又曾屡遭国民党特务驱逐。
  1928年10月，任山东省第二师范学校（驻曲阜）教员兼附小主任，处封建文化禁锢之地。1929年6月，二师学生于曲阜演出林语堂新编独幕话剧《子见南子》，曾为支持者之一，因孔族群起状告，1929年8月，在国民党政府严处“子案”中，迫于政府压力，逃离二师。
  1929年8月至1930年1月，任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驻聊城）教务主任。1930年2月至1932年7月，任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因教育界异党排挤和国民党抓捕进步力量，他愤而辞职回乡半年整理民俗学。他把这一阶段自称是“最苦闷的时期”。1933年2月，任济南中学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自费到胶济和津浦沿线宣讲抗日意义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1937年11月，日军隔黄河轰炸济南，遂带领流亡学生徒步南迁，经河南许昌、湖北均县、老河口，溯汉水西折，经白河入陕，又经安康、石泉到陕南汉中，继登摩天岭，跋剑门关，入四川梓潼镇。其间，曾先后任武汉、成都战区教师服务团委员、主任等职——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祖国山河的壮美，都给他留下永志不忘的印象。嗣后，继被聘为国立第六中学（驻四川绵阳）教员。
  1946年10月，由中共一路派人护送离川返鲁，继任济南中学及齐鲁中学教员，因于课堂宣讲毛泽东著作和于各界集会批评国民党时政，为特务告密，遂被山东省军统局列入暗杀名单。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跃武因慑其威望，未予批示，暗杀未遂。之后，他又曾积极参与对中共地下党员王馨华（中共济南市东城区地下负责人）的营救工作。相继，他又自筹资金，
  购买盘尼西林等贵重药品，运往解放区，以救治伤员。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他积极忙于学校复课工作，仍被委为济南一中校长。1949年8月，应董必武之邀进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受到周恩来同志接见，周恩来热情地敦请他主持全国教育工作，他以年事已高婉辞。
  1950年1月，被推选为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又被推选为山东省第一、第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4年被推选为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立即着手编写各省地方志”之建议案，周恩来总理又一次热情地接见他，并对其建议案大加赞赏，指示：立即推行全国地方志工作。1955年，被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行政九级）并当选为山东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免去副厅长职务，被任命为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专事领导山东地方志工作。1958年整风反右，被宣布为“犯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并停职停薪劳教。1959年12月，因周恩来总理向山东省政府电询其身体状况，始复职发薪。
  1960年6月，去泰安疗养院疗养，身体渐得恢复。
  1963年，81岁的王祝晨回家颐养晚年。这一阶段，他广交友人，阔论时政，谈古喻今，纵论兴替，仍然关注着社会前途和国家命运。
  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漫及全国，84岁的王祝晨又遭抄家，许多名人通信、珍贵字画、大宗手稿、书籍毁于一旦。
  1967年7月中旬，重病卧床，因属“特控人员”，诸家医院不予收治。月底，由其儿媳周宝莹极力协调，始入济南市立医院治疗。在其对红卫兵串连、学校停课发出“教育断层”、“国将不国”的哀叹之际，于是年9月11日下午3时50分，他的
  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坎坷半生，劳苦一世的王祝晨先生不幸离开了人世。
  时至今日，王祝晨先生虽已作古28年，他的教学思想、教育宗旨仍对后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代名丑张春山
  蒋富林 康连和
  1956年10月的一天，山东平原县城大街上贴出了这样的海报：“全国滑稽名丑，百代公司①曾留名——张春山演出《傻子拜门》”。一时间轰动全城，人们奔走相告。此人就是应平原县委、县政府之邀，刚从北京来平原的群力京剧团团长张春山。
  张春山，原籍山东省夏津县，1894年5月出生于一个艺人家庭，从小就居北京，受家庭熏陶，酷爱京剧艺术。九岁进北京长春科班，并在成平科班学艺五年，十五岁拜名丑郭春山为师，专工文武丑戏，由名师指点，深得丑行艺旨，经专心钻研，艺技提高更快，被誉为全国名丑（绰号滑稽大王）。后先在北京鸣盛和、祥庆和搭班演戏，1920年独自组班演出。1951年顺应文艺界潮流，组建北京群力京剧团，自任团长。1956年10月，在党的教育下，他积极响应上山下乡为群众服务的号召，受平原县委、县政府邀请，经北京市文化局批准，毅然率团离京来平原，为旧艺人做出了榜样。来平原后，他亲眼看到了农村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看到了戏剧表演艺术广阔的施展天地，欣然接受了平原县政府的改编。1957年1月1日，平原京剧团诞生，张春山被任命为团长。任职期间，他以团为家，以艺为业，为繁荣平原京剧艺术和活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做出了一定贡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丰富的舞台艺术生活中，他博采众长，勇于创新，擅演
  各种文丑，刻画人物各具特色，表演滑稽，语言风趣，口白脆快，恰如其分。他在《一对好傻子》中扮演傻小子时，便利用自己圆头胖脸的特征，剃光头发，脸部和后脑部都精心化上脸谱，并倒退着登场，扮相十分真切，而观众则误认为是正面登场，等观众明白过来时，报有的只是一片掌声和“啧啧”称赞声。解放前，他在哈尔滨、沈阳、成都、重庆、武汉、北京、天津、青岛、济南等大城市演出，深得赞许，特别是在东北地区享有盛名，时称滑稽大王，擅演《戏迷传》、《花子拾金》、《花子巧报》、《傻子拜门》、《一对好傻子》、《姊妹顶嘴》、《老西发财发家》、《老黄请医》、《连升店》、《纺绵花》等。这些剧目，在中国百代公司均录有唱片。来平原后，他又编演了许多剧目，如《八十老人话今昔》、《葛麻》、《炼印》、《三不愿意》等，深受观众喜爱，且常演不衰，为繁荣农村文化生活尽了心，出了力。
  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张春山精心钻研，刻苦锻炼，艺高一筹，名噪一时，但他从不居精湛艺技而自傲，对年轻演员热心传艺，细心指导，耐心说戏，精心培育艺园幼苗，青年演员王兰根、石振泽等都曾得到他的教诲，艺技颇有提高。一九五四年，河南省豫剧团名丑牛得草，专程去北京拜当时在北京市群力京剧团任团长的张春山为师，并留下了宝贵的合影。（附照）
  1960年5月，他率团在淄博市洪山演出时，因患脑溢血去世。这位在艺坛奋斗了50余年的一代名丑最后倒在了舞台上。
  注：解放前，上海的一家灌录唱片的专业公司，当时在全国名声较大。
  津南地委书记马振华
  刘俊良
  马振华，曾化名李泽民，李之如，河北省盐山县旧县乡后韩村（当时名韩沙周村）人。生于1906年，岁在丙午，属马的；牺牲于1940年9月12日，时年35岁。
  马振华烈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文书、区委书记、津南特委组织委员，特派员，冀鲁边区组织部长，盐山县委书记，冀鲁边区特委民运部长，抗日救国军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冀鲁边区战地动员委员会总会主任，冀鲁边区一地委书记。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马振华同志的足迹踏遍津南地区，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立下了汗马功劳。1937年“7·7”事变后，马振华同志不辞辛劳地奔波组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参与创建冀鲁边区革命根据地，被誉为——边区的创建元勋。
  一
  马振华同志生长在佃农家庭里，父亲早年患病，后来双目失明，依靠母亲艰难度日。因家境贫寒，12岁才上附近的大李家小学念书，16岁到李连家上高小。马振华感到高小规定的课程“内容空洞”，“学非所用”，因此很注意课外学习。毕业后回家务农，但他始终坚持自学。从学校到务农的实践，马振华体验农村的黑暗，尝到了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马振华21岁时，与付炳翰一起，在本村办起了农民学校，专门招收穷人的孩子入学，其后又成立了“把式房”、“农民互济会”。马振华的这些朴素的革命活动，对于启发农民的团结斗争意识，摆脱地主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1933年秋，振华同志27岁，在本村任初小教员，由津南特委书记刘格平（回族，曾任中央民委领导工作）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其人生的征途上，展开了新的一页。在开展“抗税”、“减租”、“吃大户”斗争中，他充分发挥其组织、领导才能，曾在韩集集上，打得硝磺局的税警抱头鼠窜。他还领导了乡村二百多名初小教员进行反对减薪的斗争。组织“教员联合会”，在韩集召开全体大会，并进县城游行示威。这一系列活动，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的气焰，扩大了党的影响，使人民在黑暗中发现了希望之光。
  1934年秋，盐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王连璧叛变，津南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霾。振华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离开家乡，弃教鞭而专事革命活动。他积极地团结进步青年、经常利用集市、庙会等人群密集的场合，开“飞行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革命影响一天天扩大。1935年，马振华同志任津南特委特派员，活动在津南地区各县，有时扮作串书馆的笔墨小商贩，出现在学校师生中；有时担上货郎担，走街串巷；有时扮作打短的农民，出现在“人市”上或田间地头。这期间，一日一餐，衣不御寒，露天住宿，草木为伴，是他日常生活中的常事。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利用各种形式和方法接近群众，对教师、学生、农民和家庭妇女，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救亡组织——读书会、互助会、老人会、儿童团等。在
  农村，在学校，一个个党支部相继建立起来，革命的种子在津南各县扎根、发芽，奠定了“7·7”事变后边区抗战基础。
  这期间，马振华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英勇果敢的气概。
  二
  1937年5月，山东鲁北特委与河北津南特委组建冀鲁边区工作委员会，马振华同志任组织委员。“七·七”事变后，华北相继沦陷，日寇奸淫抢掠，烧杀蹂躏；汉奸、土匪猖獗，民众倒悬。振华同志痛念国土沦丧，倭寇凌虐，不避危难，各地奔走，偕同邢仁甫（后叛变）、付炳翰、李子英、崔岳南、范浦泉等津南爱国志士，在旧县发起建立救亡组织，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在宁津、乐陵、盐山、无棣等县设立十九个分会。马振华同志是救国总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他任特务团政治处主任。
  在建军中，他以贫苦农民为骨干力量，注意吸收同情革命、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参加。他亲自做一些民团的感召工作，用“国亡焉能有家”的通俗语言，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其加入了抗日救国军的行列。同时，马振华领导并指挥了盐山城南“五里铺战斗”，击溃了汉奸“自治联军”刘佩臣部，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后，他又同救国军其他领导人，共同指挥部队，取得了攻盐山，克无棣，陷乐陵，占董村的胜利。这些胜利，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日寇、汉奸、顽固势力的气焰，为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年7月15日，肖华同志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冀鲁边区，改编了地方革命武装。马振华同志
  调地方工作，先后任盐山县委书记、边区总战委会主任、、民运部长、一地委书记等职。振华同志在盐山县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领导了盐山二十三万人民，进行抗日工作，协助抗日政权的政令推行，奠定了盐山县政民工作的基础。振华同志领导全津南民运工作，建立了农、青、妇、文各群众抗日团体，在津南三百万群众中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
  自肖华司令来冀鲁边区后，马振华同志调地方工作，他不辞劳苦，不畏艰险，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动员群众，建立群众团体，发展人民武装，巩固抗日政权，大力开展锄奸、破路工作，支援边区主力部队，与日寇、伪军展开游击战。为此，他经常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睡眠不过四小时。尽管如此，马振华同志却始终精力充沛，神采奕奕，从没有说过“疲劳”，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的解放，倾注了全部心血，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程度。
  三
  马振华同志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廉洁奉公的精神品德，“国而忘家”的豁达胸怀，是人所共知的，令人崇敬的，值得学习的。
  马振华同志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无论在任何场合下，也无论对谁，他温和浑厚待人，从不厉颜厉色，有时有的下级青年干部对他发脾气，他都能耐心地和颜悦色地进行说服教育。和蔼慈祥是马振华同志一贯的对人态度。干部乐意找他解决问题，群众喜欢和他促膝谈心。边区的干部、群众尊之为“老母亲”、“老大哥”。振华同志常说，人的政治涵养要锻炼得象雄麝身上的香獐子，能包罗万物，任何尘沙蝇虫都不能影响它，而一经它溶化，却都变成麝香。他
  自己是这样做的，并常以此教育干部，锻炼政治涵养。他穿着一身蓝色粗布裤褂，乍一看，活象个老农民。他经常自己缝补衣服。公务员要给他帮忙，他总是说：“自己能干的事，不能让别人帮，帮就帮那些自己不会干的人，对工作有困难的人。”他的秘书关器说，马书记穿得衣服补了又缝，可是却把发给他的新棉袄送给贫苦的房东大爷穿了。马振华同志不愧为边区人民的“老母亲”，革命队伍里的“老大哥”。
  1940年，宁津、乐陵边界一带，因去年歉收，群众生活困难，我八路军和地方干部的生活自然也困苦，经常把欠熟的玉米稻、玉米轴磨成粉末吃。振华同志工作繁重，操劳过度，加之营养不良，患有很重的胃病。一地委秘书关器认为马书记年岁大，担子又重，这样下去不行，应该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于是，和交通科长、总务科长商量，由他给总务科开个条子，领出部分津贴费，交公务员保存，每天给马书记买上两上鸡蛋或油条。事情还没办，被马振华同志发觉了，就找关器同志说：“你们的心情我感谢，但是不能这样作。”他略一沉思，语重心长地又说：“你们知道，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群众生活有困难，吃不饱肚子，更甭说吃好的了，难道勤务员能吃好的吗？我们都在老百姓家吃饭，谁家没有老人、小孩，摆出一碟子好菜，面对老人、小孩，你能咽下去？特别重要的是，这会脱离群众，你们想过没有？它将影响革命工作的开展！”还有一件事，那是在二十一支队时代，马振华同志任特务团政治处主任时，有一天，来了几位客人，买了一盒纸烟招待，正巧客人中没有吸烟的，只有他吸烟。事后，他对管理员（那时称副官）说：“这盒烟由我自己出钱吧。”细微之处见精神，在这些生活小事上，显示了马振华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格，和廉洁奉公、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高风亮节。
  马振华同志“公而忘私”的事迹，“国而忘家”的襟怀，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他在任一地委书记时，由于工作繁忙，回家看望老父、幼子和爱妻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有一次，执行工作任务，路过自己的村庄，借机看望了双目失明的老父亲，说了几句安慰话，便匆匆走出了家门。恰巧，路过自己的地头时，妻子正领着孩子拾棉花，他怕孩子见了爸爸缠住误事，就装没看见，扭头骑着车子，紧蹬几下过去了。
  1940年春，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和季节。有一天，振华同志的爱人，为了躲避敌人对抗日家属的迫害和谋求生路，带着孩子离开家，逃荒要饭来到宁津县东部的一个村庄。时值振华同志在这里视察工作。午饭前，振华同志在村边视察地形，作伏击敌人的准备工作，正碰上爱人和孩子要饭。孩子见了爸爸，喜出望外，猛地扑到怀里叫：“爸爸！……”振华同志抱起孩子亲了亲，抚摸着孩子的头，深情地望着爱人，笑着说：“度过困难，就是胜利。赶走小日本就好了。”爱人说：“没什么，这样比较安全。”振华同志和霭地对孩子说：“快和你娘要饭吃去吧！要不，过了饭时，就不好要了。”这件事，在宁津县广为流传，并被编成歌传唱。当时，同志们批评他不该这样。他说：“这样的人多着呢！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单是我一家的事。等到抗战胜利了，革命成功了，国家富强了，人人都能丰衣足食，我的家庭问题，你的家庭问题，不是都彻底解决了吗？”同志们听了，深受感动，肃然起敬，激发了更大的革命热情。
  马振华同志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伟气魄与豁达襟怀。马振华同志被推崇为冀鲁边区的创造元勋，被誉为津南三百万人民群众的慈母，确是当之无愧的！
  四
  1940年8月下旬的一天，马振华同志对秘书关器同志说：“小关，我最近到宁津、乐陵去检查工作。根据敌情分析，宁、乐边一带可能进行连续扫荡，你和机关的同志要提高警惕。交通科、印刷科的驻地，要多转移一下，不要在一个村子中久住不走，防止敌人破坏。”他停了停，又嘱托说：“保密工作要特别注意，笔记本上不要写党员的名字，以防造成不应有的牺牲。交通科送信、送文件的同志，更要百倍的注意保密，严防丢失。具体办法，你和交通科长杨建栋同志再详细地研究研究。”由于振华同志在敌人扫荡前对各项工作想得周到，指示具体，虽然交通科有被捕的，也有牺牲的，但没有丢失过信件、文件，交通科、印刷科和地委机关，没有遭到破坏，没有受到损失。
  1940年9月10日，为了加强下层领导，了解下层情况，马振华同志带领通讯员小窦和不到一个班的小型游击队，深入宁津县检查工作，到离据点三、五里的地方进行活动。9月11日在宁津县城东北薛庄召开县区主要干部会议。开始，县委汇报当前工作情况，后由马振华同志作《关于在困难环境下坚持斗争，增强必胜信心的报告》，指出当前主要是增强抗战信心，说明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从全局来说，还表明敌人已陷入我全民武装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只要我们正确地认清形势，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革命统一战线，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振华同志的报告，大大鼓舞了与会干部的革命斗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会议开到深夜，多数同志赶回岗位，少数干部和振华同志留宿薛庄。这个情况，被柴胡店据点的敌探侦知，不幸事件发生了——
  1940年9月12日拂晓，敌人集结宁津、大柳、长官、杜集、黑魏庄（现在的大柳镇前魏庄）、孟集六个据点的三百多日伪军，分三路包围了薛庄。马振华同志发觉敌情时，已经太晚了。他镇定地指挥突围，与敌人展开殊死决斗。终因敌众我寡，除区委书记李芳林和农救会主任陈丙森二人脱险外，马振华和宁津县委书记张维明等十一名同志壮烈牺牲。振华同志倒在血泊中，手里还紧握着一把铁剪子，他一直同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口气，为国家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共冀鲁边区特委做出决定，将宁津县改名振华县，以纪念这位深受边区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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