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八四〇年，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十六年后，为了攫取更多的权益，他们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这些条约中，塞进了“传教宽容条款”，即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他们以强迫捐献、盗买盗卖、低价勒索、占领垦地等方式霸占土地，延伸治外法权，包庇犯罪教民，以武力相要挟，任意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切都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从鸦片战争结束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全国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共达四百余起。
   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美国公理会在恩县庞庄（今属武城县）建立了他们在华北的第六个据点。传教士明恩博（Arthur H.Smith）和博恒理（Henry D.Porter）倚仗其本国势力，欺骗、拉拢乡民入教，巧立名目，霸占田产，干涉诉讼，终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酿成了闻名中外的德州教案。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德州人民，在德州爱国官吏的支持下，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帝爱国斗争。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德州一带发生了早灾。德州城西南十五里处第七屯的孀妇吴夏氏一家曾得到传教士的一点救济。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博恒理伙同德州的教徒吴长泰（吴夏氏的夫弟），花言巧语使吴夏氏立下字据，同意将一所宅院，三间北房、四间西房、一间平门楼和庄东二分地捐输给教会，作为本庄礼拜堂，按价银三两一钱八分五厘六毫，投报抽税，印契过割。
   此事引起当地乡民和德州知州陈嗣良的严重关注。陈嗣良，字颂萱，浙江秀水人，监生，光绪七年补授德州知州。同年八月初七日，陈知州传见博恒理，谕其照所立文约，另缮一份送至州署存案，等到查明吴夏氏捐输之事确出情愿，便为盖印。越日，陈知州见到了缮写的文约及博恒理和吴夏氏的呈文。两份呈文遣词极其相似，如同出自一人之乎。陈知州看出，捐输决非出自情愿，便下令将文约内“信仰耶稣圣教”改为“信道”，将“捐输给耶稣堂公理会”改为“捐输给七屯官义学”，将“耶稣公理会名下收”改为“官义学陆国顺名下收”。八月十六日，陈知州又发布示谕：“查外洋教士在中国传教，原载在和约，奉旨允准，概不禁止。惟习教之人，亦必须严为稽查，以防滋事生州……曾闻教士言及，凡入教之人，均系正人君子，至匪类小人，一概不许入教等语。以此论之，则外洋在德传教，亦不传于匪类，已可概见。为此，谕示阖境军民人等，并地方庄长知悉，凡愿习教者，既属正人君子，一概不禁；惟责成庄地邻佑人等，随时查明习教人名数目，赴州报名，以便稽查。”
   对知州的作法，四乡百姓十分赞同，美国传教士则恼羞成怒。博恒理将此事禀告美国公使馆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天爵（C.Hdcombe）。九月十四日，何天爵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望转行饬知德州州官，仍按原立文约盖印……并饬其嗣后格外留心，毋得自出何等意见，以致民教日久相安者，反至多事可也。”九月十八日，恭亲王奕訢答复何天爵，认为如果吴夏氏实系愿将房间捐作讲堂，按约自应照准，德州知州强令改为义学字样，办理自属未合。同时，他希望美国公使馆在此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九月二十五日，何天爵再次照会总署：“希即行咨饬该处州官，不得按此示谕办理，并饬其于中国教民如非犯法，不得有所阻挠。”
   陈知州在人民的支持下，没有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十二月初一日（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日），他派差役执票，传吴长泰和文约同人罗大成等四人到州署，告知：抚台已定准将宅立为官义学，传你等到案，具字画押。初二日，博恒理赴州署见知州。陈知州坚决不许印契，但许吴长泰等讨保回家，并候传不在州境的吴夏氏来署听讯。博恒理速禀何天爵：“思此威逼改契，立作官义学，又势迫教民具字画押，不遵和约，不服上宪，恶狠诡诈，一至于斯，若不赶紧调处，圣会教民，祸莫测矣！”十二月十六日，何天爵致奕訢：“切请贵亲王速行设法，饬禁该州官如此紊乱行为，使其明晰轻视上宪分示，必干未便。……此后，若无别法按理结办，本署大臣自必另派委员，由本馆前往德州查办。”
   同在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美国长老会教士在济南勾结奸徒骗取民房改为教堂，激起泺源书院师生的愤怒。师生们散发揭帖，要求回收房屋，是为济南教案。次年二月，何天爵派美国驻天津领事苏氏和翻译德氏前往济南干涉，并嘱其途经德州时与德州知州再行交涉吴夏氏捐输一事。二月二十四日，苏、德二人行至德州，住进客店，一夜安谧无事。翌日，他们前往州署，并辔在街上驰骋。时值征收钱粮大忙，四乡百姓纷纷进城纳粮，街上自然十分拥挤。人们本来就因吴夏氏捐输一事，对美国传教士愤愤不平，如今见美国人横冲直撞，更是怒不可遏。当苏、德二人与知州会晤陷入僵局出州署时，三百多人围上前去，呼骂：“洋鬼子”，并抛掷以上块，发泄心中的愤懑。二人灰溜溜地离开了德州。
   德州的爱国士绅和百姓给陈知州送去匾额和万名伞，对他敢于抵制邪恶的外国人致以敬佩之情。陈知州表示：“无论有何重事，我在此一年，至以十年，必使洋人来此地不能相安。”
   三月中旬，苏、德二人逼迫济南道署了结济南教案后准备回津，陈知州致函领事苏某，请其差旋途经德州时，再商吴夏氏捐输一事。三月二十五日，苏、德抵达德州，又与围观的人们发生冲突。武德道的兵丁将百姓驱散。虽然此次会晤又因美国人蛮横仍无结果，但陈知州的态度还是温和的。何天爵也不得不承认，陈知州“函致之词，尚属近情”。然而，苏、德二人回津后，却夸大其辞向何天爵报告：“嗣于三礼拜后，由济旋德。彼时城外、城内，民人聚集无数，被其辱骂欺凌，将砖石瓦块抛击，……在此一点半钟内，被人打骂，从城南直到城北。”何天爵在四月份接连照会奕訢，由陈知州不出迎，称苏、德二人为老先生、老兄而断定：“是该委员第二次被欺凌，足见系该州调唆其民，早有定义。”他还威胁说：“诚以德州附近地方，现有洋教士数人居住，该州如此谬妄，违约办事，恐于教士之身家房产，致有危险。贵亲王想亦记忆：十年前天津府县办事之法与该州相同，是以致滋大事。如本国商民或致身家房产被饬，想本国必惟贵国是问。”“本国委员因公路经该州，系为人所共悉，究有此等不合之事，非特欺辱委员，直系欺辱本国。按万国公法之议，应惟贵国是问。……若于本国官民被欺、均由该州主谋之案，贵国弗予之以应得之咎，本国必以方法为未妥。本国大臣自再请贵亲王按向来秉公办事之法，不再迟延，以全本国之体也。”
   颟顸无能的清政府慑于美国的淫威，只得在光绪八年四月下旬（一八八二年六月上旬）将陈嗣良撤调，改由陈庆成代理知州。陈嗣良离开德州时，“以诗留别诸绅耆”。何天爵仍不满足，于四月三十日再次照会奕訢：“‘撤调’二字，是否即系撤其任，抑其撤之而调以别缺；如系因其不合而撤任，本国自必以贵国办理该委员等被欺一事为方法妥协；如系撤之面调往他州，及调补尤美之缺，本国亦必以所办为未妥。”一副洋主子的嘴脸跃然纸上。
   陈嗣良被撤调了，德州人民深切地怀念他。六年后，陈嗣良再度出任德州知州，受到德州人民的欢迎。
   在处理德州教案的过程中，德州人民及德州知州陈嗣良的斗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外国传教士一想到“不屈不挠抵御外国的德州”，便心有余悸，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把魔掌伸向此地。直至一九一六年，美国公理会才得以把庞庄的基地迁至德州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