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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州国”大北报社德县分销社成立后，我们积极走访敌伪机关和工商、文教等各界人士，广泛开展了报社经营业务和新闻采访工作。为了有的放矢地开展敌工工作，我们对驻德之敌伪组织中的上层人物逐一进行了分析，以便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工作。正在这时，龙华之敌对我有“八路嫌疑”的看法，到处缉拿于我。因此，德县城内已不是我久留之地。当时组织上决定：仍由石嘉植同志以报社做掩护留在德县城里开展敌工活动，命我公开以冀南军区联络科科长的身份，改名刘相如，化名“和平”，带领其他几位同志立即转入德县伪四区开辟阵地。不长时间我们同伪四区区长李根起建立了关系，他所管辖的六个编乡长也和我们接了头。并以个别走访，暗中串联，利用关系，秘密打入等方法同一些伪据点建立了关系。在各村都建有抗日堡垒户，并发展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秘密完成了开辟伪四区的任务。由此开始，县、区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也在这里频繁活动。相隔不久，县委在这里建立了政府机关——特七区抗日政府。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我们先后在德县之敌伪人员中，秘密发展了一些组织，如“杀敌先锋队”、“古城会”、“中秋会”、“救国会”等。有些组织的名称虽然带有“江湖”味道，这是根据当时的环境和伪军的特点决定的。一些敌伪人员经过教育参加了我们的组织以后，暗中向我们传递情报，确保我敌工人员安全出入县城，保证我过往人员安全通行等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在争取这些敌伪人员的过程中，采取了打、拉并举，分化瓦解，团结利用，争取多数，重点打击的办法。如我们在争取日特马清新时，是这样进行的，马清新是日本司令部特高调查班的特务头子。他在日本人面前是一个红得发了紫的人物。因此，一些敌伪人员见了他无不奴颜婢膝地口称“马二爷”。该人之特点是热衷于吃喝玩乐，更溺于女色，人称花花公子。为了使该人改邪归正，成为我们团结利用的对象，我们对他采用了打、拉并举的办法。在一天的夜里，我们乘其在妓女院鬼混之机，即刻派三名队员化装成日本宪兵，埋伏在马家大井街路口，当马深夜走出妓女院的途中被我们捉住，借着漆黑的夜晚，顺着偏辟的小道走出了城关境界，从苏家道口乘木筏渡过运河，被押送到前枣林村进行审讯。经过反复教育，他表示痛改前非，愿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暗中向我们传送情报，立功赎罪。我们看他有悔改立功之意，同他共进早餐，和我们建立了关系。饭后我们护送他返回了县城。后来他不断向我们传送情报，并多次掩护我敌工人员出入县城，为打击和消灭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他的表现委任他为“杀敌先锋队”第五小队队长。
   我们在德县宪兵工作队中发展关系时，采用的又是另一种方式。众所周知，宪兵工作队队长吴松涛，在汉奸当中屈指可数，是一个双手占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由于他效忠日寇，残害百姓，杀害共产党，镇压抗日爱国力量有功，而爬上了宪兵工作队队长的“宝座”，成为日本宪兵队队长佐贯的得力助手。当时在德县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在家不行善，出门见佐贯”“都说佐贯孬，也赶不上吴松涛。”吴松涛不仅在社会上留有臭名，而且对其部下的控制也相当严格。所以，如果从其内部发展我们的关系非一日之功。后来，我们听说吴松涛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养子吴铁生，是皮婆屯和尚庙武修和尚的胞弟，为此，我们就确定对吴铁生进行工作。
   皮婆屯和尚庙是我们敌工队（对外称联络科）经常秘密集会活动的地方。武修和尚因经常接触我敌工人员，受到一些抗日救国的教育，思想比较进步。他是因家贫而被迫出家的，其胞弟铁生也因生活无着而被迫送给吴松涛当了养子。为了通过武修和尚对其胞弟铁生进行工作，在一天下午，我带领一名队员来到皮婆屯和尚庙。一进门武修和尚就急忙拿起两件袈裟以督促的口吻说：“快，快穿上！”我们莫明其妙地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这里离据点太近，你们白天来我不放心，为了你们的安全就得化装当和尚。”我们看到他那种惊慌而关心的表情，确实感到无限温暖和感激，只好穿上袈裟装起和尚来。接着他就为我们烧茶做饭。入夜后我们向他说明来意，他坚定不移的表示愿做好铁生的转化工作，为抗日救国出力。第二天黎明，他顾不得吃早饭，便迎着初升的朝霞，徒步奔向德县。至下午四时，他带领铁生由德县返回。铁生见到我们就泣不成声地诉说了他家中的悲惨遭遇，这说明武修和尚已经向他说明了来意。经过我们向他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之后，铁生开始表示要同吴松涛脱离关系，离开德县参加抗日。但在我们的耐心教育之下，使他认清了在敌人身边进行抗日工作的道理，表示要从吴松涛的家中获取情报，为抗日救国出力。后来他多次冒险向我们传送重要情报，并多次帮助我敌工人员在危急中化险为夷，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据根他的表现，发展他为联络科情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