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德石敌工队，是在冀南军区领导下的一支抗日地下组织。运用机智灵活的战术和声东击西的方法，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搞得敌人顾此失彼。笔者身临其境，就记忆所及，将敌工队在德县（今德州市）一带活动的几个战斗生活片断提供出来，供史料研究者参考。不过事隔多年，记忆不全，错误遗漏在所难免，甚望知情者指正和补充。
   敌工队的诞生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蒋介石国民党不战而退的情况下，华北平原旋即被日寇垂手所得。但是，由于他们兵力不足，仅大部城镇及铁路沿线沦入日寇魔掌。所到之处，奸淫、烧、杀，其凄惨景象令人目不忍睹。
   日本侵略者从其战略地位出发，于一九四〇年修建了德石铁路，大量掠夺我国煤炭资源。他们沿铁路线挖护路沟，修建据点，并派精锐部队驻防，妄图切断我军联系，并向我解放区蚕食进攻。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冀南军区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深入敌后，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于一九四一年初，成立了“德石敌工队”。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扩大政治影响；深入敌人心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搜集敌情，打击顽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打击敌人；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使我军过往无阻。我们的活动范围是按地段划分的。我们这个小队分工的地段是从龙华至德县这段铁路线。为了加强领导，组织上派石嘉植同志来我队担任队长。我当时在龙华火车站当搬道工，以此作掩护从事敌工活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化名为“和平”；其他几位同志分别化名为和龙、和虎、和臣、和飞。简称“五和兄弟”。为了壮大力量，我们先后发展了一批敌工外围骨干，他们多数是农民、小商贩，有的在店铺里当店员，也有的从事手工编织。根据斗争需要，我们相继在敌伪人员中秘密发展和建立了一些组织。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队员们的活动都是单线联系，从不发生横的关系。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我们的工作重点已从龙华而转向了德县。有的同志化装深入敌人心脏，秘密从事敌工活动；有的以公开身分同敌人进行搏斗。我们割电线，袭据点，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坚决打击日寇的同时，还坚决打击那些与人民为敌的汉奸头子，搞得敌人闻风丧胆，惊慌失措。伪军头目听到“和平”二字，无不失魂落魄，有力地削弱了敌人向我解放区蚕食进攻的力量，导演了一幕幕对敌斗争的活报剧。
   敌工队潜入德县城
   一九四一年，在日伪统治下的德县城内外，据点密布，封锁沟墙如网，戒备森严。除驻有日本野战兵团外，还搜罗了大批汉好，拚凑了军、政、警、宪、特等伪组织。凡出入县城的百姓，都持“良民证”，先向鬼子兵行鞠躬礼，口称“太君”，经受搜身盘问后才能通行，稍有不慎便遭毒打或关押。有很多青年妇女为免遭不幸把自己打扮成已婚妇女而冒险出入县城，一些卖菜农民和小商贩无不被岗哨勒索，有的被哄抢一空。整个德县城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加之土匪抢劫，苛捐杂税繁多，农业欠收，物价飞涨，广大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敌工队为进入德县，曾进行过多次研究，同志们也提出过许多方案，总感到不够理想。五月端午节刚过的一天上午，我正在龙华火车站值班，九点四十分由德县开往石家庄的客车刚刚停下，便从火车上走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穿黑色制服，脚上穿着一双发亮的黑皮鞋，他就是“满州国”大北报社的报纸推销员赵金海，字百川，是德县二郎庙赵家的后代。他是经一位朋友的介绍专程来托我协助他推销报纸的。为了同他接近，我约他到我家中做客，由此结为好友。事后我又多次回访赵家，从而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在一天的晚上，石嘉植同志召开敌工人员会议，研究如何进入德县的问题。在会上我就把我和赵交朋友的经过，以及赵的家庭，职业等情况向大家作了汇报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以赵家这把“伞”作掩护进入德县比较理想。当时确定仍由我同赵金海进行接触。我遵照石队长的周密安排，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同我妻一起乘火车来到赵的家中，假借以我外出谋职，我妻不允，夫妻之间发生争吵，求赵给劝解为由。赵金海开始听说我要外出当官，也愿同我前往，但在赵母的阻拦之下，使他打消了外出的想法，并主动劝我也留下来同他一起经商。我按照事先的安排说：“做买卖故然好，可惜没有本钱。”我妻急忙插言道“只要你不外出，孩子他舅也愿来德县做买卖，你们合起伙来，本钱可由他垫付。”赵金海听了非常满意，我也表示赞成，随即商定前往我岳父家中，同我内兄共谋经商事宜。
   石嘉植同志系陕西省富平县盘石小堡村人，满口的陕西口音，在当地开展工作很不适应，因此，他改名冒充我外出多年的内兄马玉宗由外地返回家中。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伙同庄乡张静山卖合股线，以货郎赶集串乡做掩护进行敌工活动。因此说，石嘉植同志的真实姓名和敌工队长身分，当地群众都不知道，只知道货郎马玉宗是我的内兄。
   我和赵金海为了同我“内兄”马玉宗共谋经商事宜，便离开德县乘火车来到我岳父家中。经过我们三人共同商计，最后决定在德县赵宅开设“满州国”大北报社德县分销社，由赵金海写了呈文直报“满州国”大北报社审批。时隔半月，批文下达，随同寄来委任状和工作证，委任赵金海为社长，马玉宗为外务主任兼记者，我为记者。我们立即为报社迅速开业而做准备，为此把赵宅内三间东房整理好，刻制公章和招牌，且每人还制做了一个黄布红字的袖章。为了求得敌伪机关的支持，我们先后走访和“谒见”了日本司令部司令山口，及其直属特高查调班班长何野一郎，真勃特别行政公署专员雷恒成，伪德县县长佟昌五，以及军、政、警、宪、特机关。每到一处我们就吹嘘为“中日亲善奔走呼号”，为“皇军圣战而效劳”，从而得到日伪各机关的重视，特别是何野一郎对报社的成立很支持，并拟定报导内容以示关怀。由此，“满州国”大北报社德县分销社于七月十五日宣告成立。这不仅为我敌工队潜入德县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我们敌工工作的开展，开辟了广阔的阵地，象一把锐利的宝剑，直插入敌人的心脏。
   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
   “满州国”大北报社德县分销社成立后，我们积极走访敌伪机关和工商、文教等各界人士，广泛开展了报社经营业务和新闻采访工作。为了有的放矢地开展敌工工作，我们对驻德之敌伪组织中的上层人物逐一进行了分析，以便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工作。正在这时，龙华之敌对我有“八路嫌疑”的看法，到处缉拿于我。因此，德县城内已不是我久留之地。当时组织上决定：仍由石嘉植同志以报社做掩护留在德县城里开展敌工活动，命我公开以冀南军区联络科科长的身份，改名刘相如，化名“和平”，带领其他几位同志立即转入德县伪四区开辟阵地。不长时间我们同伪四区区长李根起建立了关系，他所管辖的六个编乡长也和我们接了头。并以个别走访，暗中串联，利用关系，秘密打入等方法同一些伪据点建立了关系。在各村都建有抗日堡垒户，并发展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秘密完成了开辟伪四区的任务。由此开始，县、区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也在这里频繁活动。相隔不久，县委在这里建立了政府机关——特七区抗日政府。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我们先后在德县之敌伪人员中，秘密发展了一些组织，如“杀敌先锋队”、“古城会”、“中秋会”、“救国会”等。有些组织的名称虽然带有“江湖”味道，这是根据当时的环境和伪军的特点决定的。一些敌伪人员经过教育参加了我们的组织以后，暗中向我们传递情报，确保我敌工人员安全出入县城，保证我过往人员安全通行等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在争取这些敌伪人员的过程中，采取了打、拉并举，分化瓦解，团结利用，争取多数，重点打击的办法。如我们在争取日特马清新时，是这样进行的，马清新是日本司令部特高调查班的特务头子。他在日本人面前是一个红得发了紫的人物。因此，一些敌伪人员见了他无不奴颜婢膝地口称“马二爷”。该人之特点是热衷于吃喝玩乐，更溺于女色，人称花花公子。为了使该人改邪归正，成为我们团结利用的对象，我们对他采用了打、拉并举的办法。在一天的夜里，我们乘其在妓女院鬼混之机，即刻派三名队员化装成日本宪兵，埋伏在马家大井街路口，当马深夜走出妓女院的途中被我们捉住，借着漆黑的夜晚，顺着偏辟的小道走出了城关境界，从苏家道口乘木筏渡过运河，被押送到前枣林村进行审讯。经过反复教育，他表示痛改前非，愿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暗中向我们传送情报，立功赎罪。我们看他有悔改立功之意，同他共进早餐，和我们建立了关系。饭后我们护送他返回了县城。后来他不断向我们传送情报，并多次掩护我敌工人员出入县城，为打击和消灭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他的表现委任他为“杀敌先锋队”第五小队队长。
   我们在德县宪兵工作队中发展关系时，采用的又是另一种方式。众所周知，宪兵工作队队长吴松涛，在汉奸当中屈指可数，是一个双手占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由于他效忠日寇，残害百姓，杀害共产党，镇压抗日爱国力量有功，而爬上了宪兵工作队队长的“宝座”，成为日本宪兵队队长佐贯的得力助手。当时在德县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在家不行善，出门见佐贯”“都说佐贯孬，也赶不上吴松涛。”吴松涛不仅在社会上留有臭名，而且对其部下的控制也相当严格。所以，如果从其内部发展我们的关系非一日之功。后来，我们听说吴松涛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养子吴铁生，是皮婆屯和尚庙武修和尚的胞弟，为此，我们就确定对吴铁生进行工作。
   皮婆屯和尚庙是我们敌工队（对外称联络科）经常秘密集会活动的地方。武修和尚因经常接触我敌工人员，受到一些抗日救国的教育，思想比较进步。他是因家贫而被迫出家的，其胞弟铁生也因生活无着而被迫送给吴松涛当了养子。为了通过武修和尚对其胞弟铁生进行工作，在一天下午，我带领一名队员来到皮婆屯和尚庙。一进门武修和尚就急忙拿起两件袈裟以督促的口吻说：“快，快穿上！”我们莫明其妙地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这里离据点太近，你们白天来我不放心，为了你们的安全就得化装当和尚。”我们看到他那种惊慌而关心的表情，确实感到无限温暖和感激，只好穿上袈裟装起和尚来。接着他就为我们烧茶做饭。入夜后我们向他说明来意，他坚定不移的表示愿做好铁生的转化工作，为抗日救国出力。第二天黎明，他顾不得吃早饭，便迎着初升的朝霞，徒步奔向德县。至下午四时，他带领铁生由德县返回。铁生见到我们就泣不成声地诉说了他家中的悲惨遭遇，这说明武修和尚已经向他说明了来意。经过我们向他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之后，铁生开始表示要同吴松涛脱离关系，离开德县参加抗日。但在我们的耐心教育之下，使他认清了在敌人身边进行抗日工作的道理，表示要从吴松涛的家中获取情报，为抗日救国出力。后来他多次冒险向我们传送重要情报，并多次帮助我敌工人员在危急中化险为夷，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据根他的表现，发展他为联络科情报员。
   大破“惠民沟”
   一九四二年中秋节过后的一天上午，伪县长佟昌五为传达日本司令部的命令，在“德县公署”小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宪兵工作队长吴松涛、伪县大队副谷裕然、伪四区区长李根起，伪行政公署专员雷恒成也参加了会议。石嘉植同志化名马玉宗以报社记者的身分和报社社长赵金海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雷恒成主持，伪县长佟昌五传达了山口的命令。他说：“近来八路军活动频繁，扰乱治安，有个化名‘和平’的小队，在这一带活动，特别是四区不断遭受威胁。为了阻止八路军来我县‘流窜’，山口司令命令，沿四区边界挖一条防护沟，北起白草洼，南至四女寺，与运河沟通放水，然后再沿沟的东岸修建五个大碉堡。为使百姓拥护这项工程，山口司令命名这条沟为‘惠民沟’。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特委派谷裕然大队副亲临五里庄坐镇指挥。”伪县长把话讲完，便开始自由发言，从发言中看出：有的想乘机勒索民财而积极拥护的；有的因患恐共病不敢走出县城而叫苦的；也有的因与己无关而说漂亮话的。而身负重任的谷裕然却是沉默寡言，另有所思。他深知四区的伪军头目已被“和平”搞得狼狈不堪，但又考虑到这是他升官进财的美差，决不能放过，便以舍命不舍财的胆量接受了任务。散会之后，雷恒成设午宴为谷饯行，酒饭后各自散去。
   石嘉植同志为了不使敌人的挖沟阴谋得逞，即刻做出了应敌部署。由于他不便走出县城，故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派我妻张竹和赵金海之妻，以下乡走亲为名向我们传递。她们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绕道从杨家圈乘小船渡过运河，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小洋村。我们接到石队长的指示后，立即发动农民抗粮、抗物、抗夫，并随时观察敌人动向，抓住有利时机迎头痛击敢于冒险之敌。
   在敌人部署挖沟任务的第五天，谷裕然率伪军八十余人倾巢而出进驻五里庄，并派小队增驻南大屯。几天来，伪军们成群结队不断地到各村抢粮、要物、抓夫、抓鸡、要蛋、逮猪、牵羊，闹得人心不安，鸡犬不宁。在他们的强行威逼之下，挖沟工程全面铺开，大片秋苗顺延工地一扫而光。恶狼般的伪军对民工打骂关押无所不为，农民们恨透了这伙暴徒。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必须采取智闯据点，当面对谷裕然进行教训的方法。这一行动如果取得成功，对于威慑敌人，维护人民利益，提高我们的威望，树立必胜信心都关系重大。为此，行动前我们做了周密的准备。
   在一天的下午，我们得知南大屯伪军已赴北八里庄敲诈民财未归，据点之内只有三名伪军留守，我们乘敌不备即刻派出五名队员，推车挑担，满载着猪肉、活鸡，内藏着自卫武器，直奔大屯据点而去。留守的伪军误认为是给他们送“战利品”的，急忙将吊桥放下，我们的队员顺桥而入。三个伪军看见猪肉和活鸡早已垂涎三尺，乘伪军抢肉抓鸡之机，我们持枪缴了他们的械。经过简短的训话，他们俯首贴耳地跟随我们走出了据点。当伪军小队返回，已近黄昏，得知留守人员已被八路军抓走，个个被吓得呆如木鸡。本想派人去五里庄向谷裕然报告，因夜幕降临，伪军们谁也不敢冒险前去，只好龟缩在据点之内警惕着八路军再来袭击。
   午夜过后，我们押着三名伪军靠近了五里庄据点，首先把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掐断，接在我们携带的电话机上，然后令三名伪军向据点内喊话：“快开门，司令部来人，有急事同谷大队副面谈！”经过一番对话，站岗的伪军信以为真，急忙开了寨门放我们进去，并有一名伪军作向导带领我们直奔谷的卧室而去。我们看见谷的屋内烟气弥漫，大汽灯照得他面如鬼色，也许是由于几天来的劳累，加之内心恐共病的发作，使他的面色显得特别难看。从这天晚上八时起，他就忙着突击审讯。因为被他们抓来的那些抗夫的所谓犯人中，有一名英俊的青年妇女引起了他的兽性发作，使他彻夜难眠，正以审讯之名进行调戏。当他听到屋门外一声嚎叫：“报告！司令部派人来求见！”谷裕然如从恶梦中猛醒过来，以战栗的声调急忙称：“请进！”我们立即进入屋内。这时谷从我们的打扮中发现来头不对，急忙把手枪握在手中；而我们的队员也立即把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接着向他宣布说：“我们是和平，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谷听到“和平”二字吓得魂不符体，即刻手枪落地，全身战栗。正在这时，屋内电话铃响了，顿时他感到有了反抗的希望，哪里知道，话筒里却传出了我们的声音：“请和平科长接电话！”我接过话筒说：“先不要急于发起攻击，谷先生愿和我们谈判！”对话的声音谷裕然听得很清楚，他马上表示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我们向他宣布说：“一、把关押在据点之内的人员全部释放；二、把你们抢来的物资全部退还给农民；三、限三日之内把你的队伍全部从四区撤出。”谷裕然再三表示接受并愿立功赎罪。我们最后劝他说：“日本鬼子长不了，你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如果再继续作恶，别怨我们对你不客气！”谷裕然唯命是从不敢反抗，告别时他亲自把我们送出据点。就这样，我们一枪未发智闯敌人据点，当面对谷裕然进行了教训。
   屠屯村的屠风岐，系伪军密探，为向敌人通报我情，先后八次被我们抓获，经教育后释放，使他感激万分而转变了立场，同我们建立了关系，他经常以密探身分出入伪据点暗中向我们汇报敌情。为了了解谷裕然的动态，第二天我们派屠进入五里庄据点对谷进行了观察。据屠回来向我们报告说：“我上午八时去后，谷已卧床不起，当大屯据点向他汇报昨天遭受八路军袭击时，谷有苦难言地说：‘别说啦！你们那里进去了八路军；我这里进来了和平！这事暴露出去给咱哥们丢脸，日本人知道了我们的头就得搬家’。谷立即宣布把在押人员全部释放，然后装病返回县城去了。”
   谷裕然离去之后，民夫逐日减少，挖沟进度随之下降，山口得知后暴跳如雷。为了加快施工，每天出动四十多名鬼子兵，在百余名伪军庇护之下，来工地督战，对民夫打骂、惩罚，无所不用其极，百姓们无不切齿痛恨。为了对这伙鬼子进行打击，在故城县大队十九团和六分区部分战士的配合下，乘鬼子兵下午四时由工地返回的途中被我们伏击，当场打死鬼子兵六人，负伤十三人，敌人妄图反扑，只因天色已晚，不敢轻举妄动，只好集合残兵败将返回老巢。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出动了，挖“惠民沟”的工程化为泡影。
   配合主力打击敌人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为了表示效忠天皇，妄图对我解放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铁壁合围”，以此战绩作为向其主子表示祝贺的厚礼。为了反击日寇的“铁壁合围”，冀南军区做了周密部署，当时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牵制德县敌伪，以配合主力打击敌人。任务明确后，我们立即进行了准备，在故城县大队十九团部分战士和民兵的配合之下，于四月二十六日深夜，我们兵分两路，渡过运河，越过铁路，沿德县城南、城北齐向东进，貌似我大军逼近，大有拔掉各处据点，解放德县之势。敌人发现后乱作一团，到处鸣枪放炮，闹得通霄未眠。
   为了观察敌情，石嘉植同志以记者采访之名，于第二天上午八时来到伪行政公署，谒见了伪专员雷恒成。雷狂妄地吹嘘说：“昨晚八路军出动大批兵力，妄想攻入县城，在我军强大炮火压力之下，被迫东窜。”为了让报社鼓吹他的“战绩”，他又带领这位“记者”前往日本司令部请示批准。山口说：“登报的不要，我们的铁壁合围即将开始，八路军统统消灭！”石嘉植同志摸清了敌情，然后把对敌斗争方案转给了我们。接着我们就在皮婆屯和尚庙召开紧急会议传达讨论。这时吴铁生赶来向我们汇报说：“日本司令部抽调大批日伪和便衣，准备沿德石线西进。”二十九日晨，马清新急忙来皮婆屯向我们报告说：“板杉率领日军百余，在县警备队庇护下，沿德县至王瞳铁路线搜索八路军，命我率便衣十人为前锋侦察。据板杉获悉焦庄住有八路军，特命我探听实情。”当时，确有我故城县大队十九团的两个排在焦庄驻防。为了牵制敌人，我们确定采取诱敌上钩的办法，打敌人的埋伏。当时决定：一、十九团的战士们立即从焦庄撤出，诱敌向刘庄方向追击，然后隐蔽在刘庄附近打敌人的埋伏；二、由马清新作向导牵着敌人向刘庄方向追击；三、我们敌工队负责迷惑，并打击增援之敌。任务明确后，我们各自分头准备。马清新返回后立即向板杉汇报说：“焦庄八路已向刘庄逃窜！”板杉命令：“追击！”马清新头前带路转弯抹角来到窦堡店村已近中午，敌军疲惫不堪，饥饿难忍，只好就地休息用饭。这时板杉用报话机同山口联系，从其对话中发现板杉已受到山口的严厉训斥，因为他的任务是配合“铁壁合围”大战，沿铁路线“围剿”八路军，现已超出了作战范围。为了不使敌人脱钩，我们改变了伏击计划，决定在窦堡店与吴庄之间的沙河里打敌人的埋伏。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敌军也开始了行动，伪军在前，鬼子兵在后，蜗牛般地缓慢而行。进入沙河地带，鬼子兵拖着两只笨重的皮靴，行动更加困难，不多时进入我们的伏击点。我军一声令下，枪弹齐鸣，杀声震天，打得敌人屁滚尿流，乱了阵营。板杉嚎叫“冲杀！”当即中弹负伤。伪军们见势不妙，抱头鼠窜，鬼子兵负隅顽抗死伤十余人，幸存者为保活命装死不动。当敌人援军赶来，我军已无踪影，敌人只好收兵而退。
   石嘉植同志光荣就义
   谭贵忠家住沈阳，系日本留学生，在我冀南军区敌工部任日语干事，因经受不住艰苦生活的磨练而开了小差。行至德县断了路费，因在德无亲友投奔，只好用巧言向石嘉植同志骗取。通过交谈，其慌言即被识破。经嘉植同志耐心教育，谭已回心转意，表示愿重返部队，但自己又不敢独自返回，而要求嘉植同志亲自护送。嘉植同志为了不使谭再行潜逃，也愿亲自把谭送交组织。在护送的途中，不幸遭遇敌人，被当时充当日特的叛徒刘同福发现（刘只知石的八路身分，而对谭还不相识），在刘的出卖之下，石、谭二人均被捕，关押在龙华日本宪兵队受审。
   石、谭二人被捕之后，冀南军区和五分区首长十分关心，并采取了营救措施。我们敌工队也及时同龙华敌伪中的敌工内线接了头，并指定日特马春明（敌工内线）暗中对石、谭二人进行照顾并传送信息和采取营救办法。
   众所周知，日本宪兵队队长西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凡是被关押在宪兵队的人，多数是重刑后惨遭杀害，幸存者均因伤情过重而成了残废。西泽为了使石、谭二人迅速招供，首先将他们带到刑具室观看。刑具室内阴森刺骨，狼狗狂吠，里面摆放着皮鞭、吊绳、棍棒、老虎凳等。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历历在目。这一切不但没有把石嘉植同志吓倒，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痛恨的满腔怒火。他大义凛然地说：“中国人民是吓不倒杀不绝的！”但是，胆小如鼠的谭贵忠，却被敌人设置的阵势吓得魂飞魄散了。返回牢房之后，他沉默不语，思绪万千，眼泪不停的脱眶而出。审讯是分别进行的。意志薄弱的谭贵忠，在金钱美女的引诱和重刑恫吓之下，而暗中投敌，出卖了党和同志。从而使我敌工队在德县的地下组织惨遭破坏。“满州国”大北报社德县分销社被敌查封，一些敌工人员也相继被捕，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
   日本宪兵队长西泽，为了获取我地下组织的分布情况和全部敌工人员名单，便以软硬兼施的方法反复对石嘉植同志进行了审讯。当敌人问他：“在德县有多少共产党地下人员？”他义正词严地回答：“有四万（即当时德县人口总数）！”敌人说：“你们八路军破坏中日亲善是何道理？”嘉植同志说：“你们发动侵略战争，惨杀中国人民，我们共产党要坚持抗战到底！”敌人说：“石队长如能回心转意，我委任你为皇军大队长。”嘉植同志说：“我要做一个坚强的抗日战士，绝不当亡国奴！”西泽气急败坏地说：“你不招供，我用重刑撬开你的嘴！”嘉植同志说：“我宁愿为革命而死，决不向你们屈服！”敌人的审讯失败后，西泽恶性膨胀，对石嘉植同志开始了重刑威逼。什么火筷烫身、竹签刺指、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各种刑具用尽，把嘉植同志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每次重刑在身，嘉植同志不但没有向敌人屈服，反而用他那宏亮的声音高呼：“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
   敌人重刑不成，又施软计。首先派军医把嘉植同志的伤口医治好，然后派“美人”动情引诱。但在嘉植同志的强烈反抗之下，使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西泽恼羞成怒，心生杀意，把嘉植同志绑在龙华镇南街的一根木桩上，强迫群众围观进行恐吓。但嘉植同志宁死不屈，竞被日寇用刺刀刺死，时年二十六岁。慷慨就义前，他大义凛然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石嘉植同志光荣就义的噩耗传来，德县与衡水一带人民无不含泪悲伤，沉痛哀悼这位坚强的战士。